摘 要  “道德的尽头是科幻”，这体现了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科幻创作的基本理念，并生动具体地呈现在其作品《流浪地球》和《三体》系列中。如果说，西方人的道德尽头是神，那么中国人的道德尽头或者说能够替代道德的，在道德尽头所能够呈现的，究竟是科幻、技术，还是资本、权力，或者是象征民族、国家的某种神圣符号，然后变成成自证神圣的道德代理者？它们或充当救世主，或异化为道德杀手。这不仅涉及对人类文明是否值得拯救、如何拯救等问题的深入讨论，涉及对刘慈欣科幻作品的重新解读，同时也是对中国式现代性问题的再度反思。

现实很魔幻。科幻小说早已不仅仅是儿童读物，而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和现代化的副产品。

“科幻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想象力、创造力的缩影，……科幻隐喻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和感性、正常和疯狂、现实与未来交织最激烈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科幻，科技成了第一现实，同时充满前所有未有的幻觉感，乃至幻灭感”。人们对科幻作品几乎都抱有极大的赞叹和欢喜。2019 年，基于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累计票房 46.86 亿元，位列中国影史第五；2023 年，根据同名科幻小说改编的《三体》电视剧热播，读者和观众的热情从小说延伸至电视剧，话题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然而，“为什么大家都在读科幻？我们在科幻当中读什么？”戴锦华提出的问题依旧重要，我们需要关注科幻的逻辑及其展现的社会道德内容。在刘慈欣看来：“不管地球上有多么繁荣的文化，你是一个黑暗的未来。” 一方面，现实如同科幻；另一方面，科技向内发展迅速，像网络、 IT 技术这样的内向技术，智能社会呼之欲出，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普遍使用，使得人被机器化、工具化，它让我们的文化、心态越来越内向，人将面临不成其为人的道德尽头。在科技—想象—现实三者之间循环催化的强大逻辑，可能“为民族气质增加重要的一面”，可能“预见未来”，可能“塑造世界”，更可能“改变中国”。

就《三体》系列作品而言，它们能异军突起，也许是因为刘慈欣主张“道德的尽头是科幻”等思想逻辑及其实验格局，在一个极端情境中把道德消解，再来看人的道德会如何反应。这样的作品很好看，但也与现实反差极大。对此，坊间也有不同评论。有人认为，在《三体》中，是道德与生存矛盾构成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具有“文化自觉”意义；也有人认为是对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间民族主义竞争的文学解读， 但也可能是对“西奴（带路党）的隐喻式批评”，是为“独裁统治和道德丧失”辩护的“科学加社会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也有评论认为，“《三体》是一部‘思想剧’”，“遗憾的是，对于《三体》在价值观上的挑战，还缺乏足够深入的讨论”，因为“《三体》的成功，是表达了一种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化的情绪，或者更直接地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化的思想，并恰好和小说出版后也即 2008 年之后全球的思想 / 情绪的走势对接”。

对一部著名作品而言，有不同的评论本属正常，但刘慈欣以“道德的尽头是科幻”作为其基本的创作信念，不能不使其陷入一个极大的道德悖论。不讲道德的创作理念要如何在人物情节中讲求道德，进而得以使读者和观众把现实社会误解为极端情境，最终与“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行道而有得于心者”的中国道德传统相悖，反转为内得于“三体”、外得于“生存”的道德心态。如果说，西方人的道德尽头是神，那么，中国人道德的尽头究竟是什么？这其中不仅隐藏着从《流浪地球》到《三体》系列的科幻逻辑，同时隐藏着作者、读者和观众共同互动的一个中国逻辑。

一、吃，还是不吃：刘慈欣的“ 思想试验 ”

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这是所有人、所有文明都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刘慈欣科幻创作的一个基本逻辑。

这一问题，出自江晓原和刘慈欣 2007 年在成都的一场对话。在刘慈欣看来，“无论悲观还是乐观，其实都是一个表现手法的需要。写科幻这几年来，我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思想上的转变。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说“人生的目的，科学是可以解决的”。但他的解决方法是，“科学可以让我不去找人生的目的。比如说，利用科学的手段把大脑中寻找终极目的这个欲望消除”。比如在人的大脑中植入芯片，就能完成控制思想的技术。

当江晓原质疑刘慈欣“讲的是一个很危险甚至邪恶的手段，不管谁用它，都是坏的”时，刘慈欣依旧坚持他的主张：“技术可以做到把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因为现在人类的道德底线是处理不了《冷酷的方程式》中的那种难题的：死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块儿死？” 这里，他把人类是否还值得拯救的问题反转为“死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块儿死”的技术问题。技术本身以及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邪恶与否，要看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人类的最终目的不是保持人性，而是为了繁衍下去，那么它就不是邪恶的。在刘慈欣的科幻思维方式中，人类之所以纠结于此，主要是因为“传统的道德判断不能做到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判断”，而他“一直在用科幻的思维来思考，那么传统的道德底线是很可疑的，我不能说它是错的，但至少它很危险”。因此，人类的世界图景和终极目的可以被科技简化。

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刘慈欣建议和江晓原以及在座的记者做一个思想试验：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他们三个人，而全部文明只集中在刘和江两人手上，他们二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必须吃了女记者才能生存下去，会选择吃吗？对此，江晓原的回答是：不吃。因为，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但刘慈欣却认为，如果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只留一片黑暗，这当中无所谓人性或者不人性。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在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传统的食人现象是一种宗教仪式，而刘慈欣声称在绝对情境中可以吃人的道德设定，大抵是在道德的尽头。当一种生命能被另一种生命绝对控制，极端科学主义几乎等同于极端的全能控制，而控制科学技术的主体就会成为生命的神圣，成为比神还要厉害的科幻逻辑。如此观之，科幻能够造神，能替代道德、替代宗教。正是这样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及“硬科幻”创作信念，可使用技术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方法，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在这次讨论中，刘慈欣不但与江晓原的人文人性立场形成明显对立，同时充分呈现了他进行“硬科幻”创作的价值信念，即可以用技术替代人性和道德。正因道德可有可无，所以在刘慈欣的心目中，“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生存”，“没有让我恐惧的技术，所有的技术都让我振奋，我感觉，不管目前看起来多么可怕或邪恶的技术，从长远看它们带给人类的希望要多于绝望”。在某种程度上，科幻文学就是对已经变为泡影的理想的一种精神补偿，在极端的情境中如何摆脱道德的羁绊，把文明的缺陷发扬到极致就是优势。

虽然在 2011 年的一个访谈中，刘慈欣明确指出了《三体》系列的创作意图：“《三体》想说的，就是人类目前的道德体系和大灾难来临时人类自救行为之间的矛盾。”所谓“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如何与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共存于一个宇宙中？宇宙中有无共同的道德准则？面对三体人的入侵，是坚持现有的道德标准，还是生存第一？这些由科学幻想驱动的人类道德命题构成了《三体》系列的主线。可是在《三体》里，刘慈欣的创作信念被读者浓缩成一句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从此信念出发，刘慈欣说：“只要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人类就有光明的未来。就这一个条件，不需要别的条件，什么人的道德提升啦、人有精神寄托啊，都不需要，只需要这一个条件，就够了。”就此而言，《三体》中出现的“思想钢印”就毫不奇怪。对于迷茫的人、绝望的人、畏惧徘徊的人，只要给他的思想打个钢印，就能把焦虑、失望反转为乐观、自信，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这就不得不使人们为此困惑，难道真的就像刘慈欣所说的那样，“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难道只有消解了人类道德的思想试验，才能获得读者的喜爱和沉迷，大家都希望做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没有道德底线，按照黑暗森林法则，生存是第一目标。难道名震遐迩的《流浪地球》和《三体》，就是基于这样一种道德心态的思想试验？

二、抽签定生死：从“ 流浪地球 ”到“ 三体 ”

在《流浪地球》热映之后，一位考生将以大国意识为主题的科幻电影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考核中，老师给考生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电影《流浪地球》中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大都违背固有规则，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考生的回答是：规则不好，就应该破除。老师再问：如果象征着地球文明的基本规则，都能随便予以破除，那么，破除规则和创新的异同在哪？考生无言以对。另一个使考生沉默的问题是：如果你是没有被抽中的 35 亿人之一，只能在地下城外面等死，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很有价值，还是一钱不值？

这位考生的困惑，也是无数读者和观众的困惑。《流浪地球》影片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故事背景设定在 2075 年，讲述了太阳急速衰老膨胀，将在短时间内将包括地球在内的整个太阳系吞没。为了自救，人类联合提出一个“火种计划”，延续人类文明。至于“流浪地球”这个逃离太阳系的计划，为的则是延续人类本身。这是电影《流浪地球》中最具道德悖论的一个问题。主角刘培强选择了“流浪地球”计划，在地球即将被木星引力捕获并毁灭时，他驾驶空间站撞向木星，拯救了地球。联系今年春节刚上映的《流浪地球 2》，作为《流浪地球》的前传，讲述了人类在地球流浪之前的挣扎与无措，以“流浪地球”计划的产生再次强调地球流浪的神圣性。有意思的是，影片中要选择 300 人自愿去月球执行任务，最后的做法是 50 岁以上的飞行员集体出征，这与《流浪地球》抽签进入地下城、决定生死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但把抽签改成由领导决定，个人生命瞬间反转为他人的赌注。

看过电影的观众都能体会到《流浪地球》的火爆，因为它讲的是家，而这个家是超出国家的地球之家，同样火爆的《战狼 2》讲的则是国。把地球视为自我的家园，契合了中国人的家庭情结。所以，地球尽管流浪，但自己能够说了算，影片把“家”主题及主角的父子情感无限放大到整个地球，其在情感上带来的巨大震撼完全掩盖了道德逻辑上的不足，却把中国的道德心态在当下的展现和狂热做到了极致。

然而，一些观众也有另一种解读方式。在地球面临绝对灾难时，刘培强的优先想法是通过“道德特权”保住自己的家人，而不是协助救援小队完成拯救杭州发动机的任务。同时，电影没有区分家园和家人的界限，结局之所以会改变“火种计划”而选择流浪，也多因为片中角色违反规定。比如，从小就被身为航天员的父亲刘培强抛弃的儿子刘启，因对即将从空间站回来的父亲不满，违反地下城规定，带着妹妹韩朵朵偷偷跑到地表，并偷开外公韩子昂的运输车，结果遭到逮捕。韩子昂为救出外孙、外孙女，想贿赂看守人员而被一同关押。因为地球此时进入了木星轨道而导致行星发动机停转并引发了地震，被关押的三人才趁混乱驾驶运输车逃走。在途中，政府工作人员强征运输车执行重启行星发动机任务，三人得以进入拯救地球的主线剧情。至于刘培强这个角色，开始也没这么伟大，他似乎就是在救儿子。他起初也没想要炸空间站，是当刘启和韩朵朵、韩子昂失联后，韩朵朵的呼叫让他知道刘启还活着，父子感情促使他最后决定用空间站撞击木星。

最令人困惑的情节是，人类 70 亿人口中只有 35 亿人口能进避难所，而能够决定幸存的办法就是抽签。二分之一的概率决定是能活下来还是，只能在地表的严寒天气里等死。虽然小说和电影的表现方式不同，但与小说中每三对结婚的夫妇中只有一对能通过抽签拥有生育权的逻辑基本一致，同时也与作者关于“吃，还是不吃”的道德信念完全一致。很明显，刘慈欣的思想立场是作为整体符号的人类，绝非一个个生命个体。所以，在面临生存选择时，他拒绝基于单个生命的道德考虑，只服从于他设定的绝对理性。他总是喜欢描述人类某一天突然面临某个非常宏大的危机，全部人类必须围绕一个伟大的工程项目转动。当这个工程完成时，它获得的赞誉也必须是世界级的，工程的制定者、执行者获得了拯救全人类的殊荣或者悲情。这就难怪会使人觉得这种逻辑和手法类似电影《战狼》，刺激盲目的民族荣誉感。仅凭一个计划就可以让“无用”的生命消失，而一个英雄为了家人就能导致整个固有计划的失败，换言之，一个极端情境就能把“牺牲他人以实现伟大目标”的意志和权力正当化和神圣化。

为此，人们很有理由怀疑，这是否是“战狼”仗着“硬科幻”飞上天上演的传统中国天人合一的现代版。科幻作品能够“超脱和疯狂”，使作者拥有极大的空间和理由，尤其当科幻作品以“种族形象”取代个人形象，“世界形象”作为整体出现，人类就成为一个技术型种族的象征，个人、人性、生命也就被消解。为此，《流浪地球》与当下热播的《三体》电视剧中任何一个人物，实际上都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只能象征着现实中的一个观念、一个类别、一个种群或一个文明类型。

也许，这就是刘慈欣认定的，科幻作品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对于宇宙本源的追问，可以用宏大替代细节。相比传统文学作品，科幻小说能凸显三种新的文学形象：“种族形象”取代个人形象，“世界形象”作为整体出现，以及无所不在的“科学形象”。“……为了保存下来人类文明的后续种子，建立起一种高度集权的高度集体主义，能够决定谁去死、谁去生的这么一种体制”，用所谓的天理表达个人欲望？！对极端情境或超级灾难，“可以坚持民主体制大家一块死，也可以是另一种选择”。

这种令人恐惧的价值信念，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张艺谋电影的美学风格，每一部电影都集中于总体替代个人的宏大叙事。若一个人敲鼓太乏味，那就来一万人；一朵菊花太单调，那就来一万盆；一箭射来看不见，那就漫天飞箭。区别只在于，聪明的张艺谋不会因一个“英雄”太孤单，让全国人都做秦始皇。当年《金陵十三钗》上映时，就连余华未成年的儿子余果都看不下去，关了电视，就跟爸爸余华说：“这是什么价值观，女学生的命是命，妓女的命就不是命？凭什么用妓女的命换女学生的命。”

在这些作品里，整体、数量、结果就等同于人性、道德、正义。对此，刘慈欣一再强调，他自己写的东西里面，人类还是作为整体出现的。作品中的人物不是个人，只是作者用以表达作者意图的符号，从而把个人的命运隐藏在地球和历史中一个很小的小数点里。这种强调并突出整体和种群，消解否定人的生命价值的做法，并非罕见。因为个人一进入群体里面，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利益认同，个人很愿意并很容易抛弃道德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共同打造出以专横和偏执为特质的共性。在这一点上，刘慈欣的逻辑与张艺谋很像：是否要吃一个人的问题很麻烦，但在极端情境中死很多人就顺理成章。所以，电影《流浪地球》开头出现的 35 亿人因抽签而无辜面对可能的死亡这一情节很轻易地就被观众忽略，因为“读者认同了我（作者）的这种选择。套用康德的一句话：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

就此而言，刘慈欣还是很讲道德的，且很有道德自信。不过他讲的是“群体道德”、种族的道德、技术精英的道德。从群体心理学角度来看，“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下”，“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的群体的共性”。一旦进入，就很难出离。正因如此，从“流浪地球”到“三体”，其固有的道德逻辑反转了好几次，喜好违规的行动反转为“黑暗森林”法则，谁都可能是文明的持枪猎人；地球危机反转为地球文明的危机。其中，唯有一个逻辑始终如一，如同《三体》中的“青铜时代”号在得知自己将永远流浪太空后，随机建起一个极权社会。这时，作者通过舰上少校史耐德的话说：“当人类真正流落太空时，极权只要五分钟。”这意味着，流浪后的地球危机更加严重，威权的专制制度效率将会更高，人被一个种族、一个世界的道德绑架的程度也会更深更牢。倘若把这种因地球流浪产生的道德逻辑归纳一下，即：一个人吃掉另一个人，可能是邪恶；但一个种群吃掉一个人，也许就是文明。

三、叶文洁：知识分子的原罪象征

当视角从“流浪地球”转向“三体”，地球文明遭遇三体文明，促使地球文明中人性的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界限和冲突反转为零道德的宇宙和一个有道德的地球文明的冲突，如读者所说，《流浪地球》原著是一个黑暗、残酷的故事，其中人类暴民的形象和气质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三体》中，故事的主角也从电影中的刘培强变为叶文洁。

毫无疑问，《三体》的灵魂人物是叶文洁。正是在“地球往事”篇章中叶文洁个人的悲惨遭遇才引发她之后的背叛、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的遭遇、黑暗森林法则和宇宙社会学的建立。作者注重种群、整体，以人类替代人的的创作信念，促使他用“人类的恶”替代了巨创深痛的“地球往事”，进而把它悬置起来，予以抽象化的处理。这不仅严重忽略了叶文洁本人的生活和命运，并用一种近似漫画笔触的写作方式展开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冲突，从叶文洁的罪恶开启《三体》中的“人类文明”。即便是叶文洁通过阅读《寂静的春天》而对此稍有一点道德自觉，也会被解读为“借助人类之外的力量”来背叛地球。“中国”概念在这里成为一个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甚至有读者把它理解为作为知识分子叶文洁的心灵史，认为其与 1840 年以来“落后文明遭遇先进文明”时不少中国“西化派”知识分子何其相似。尤其是叶文洁后来为了三体文明降临，谋杀了亲夫、导致女儿死亡……这都成为叶文洁无法卸下的原罪。而关于《三体》作品的不同评论几乎都与此相关，在遗忘“地球往事”的同时，尽情鞭笞背叛者，一味赞颂救世主。

经历“地球往事”的这一代学人，有消沉，有消失，有以当年苦难为道德资本，也有埋头从事曾被中断的事业。所谓的“苦恋”、大墙文学、伤痕文学……乃至那些“从劳改队这个社会垃圾箱里挖掘出的‘埋如粪土’的‘闪光金子’”，表现了这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和始终不变的道德良心。他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曾经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中进步、正义、真理的化身。而曾几何时，他们过时了，叶文洁这样的“背叛者”也出现了，杀死他们身上的道德信念的秘密武器究竟是什么呢？是内向发展的科技所致，还是道德判断力的变异结果？这个问题，凡是接触《三体》的读者都难以回避。

刘慈欣本来想写一部以“文化大革命”为主题的小说，毕竟他在那个时期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后来他发现读者对“文革”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80 后”“90 后”，于是他把它淡化成了故事背景。在《三体》英文版的后记中，刘慈欣说：“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文革’武斗、光年、洪灾……这些相距甚远的东西混杂纠结在一起，成为我早年的人生，也塑造了我今天的科幻小说。”但作者对“地球往事”的理解，只在于其“疯狂和荒诞比《1984》要科幻许多”，于是就用科幻消解或反转了自己和读者的道德判断力，把地球往事中道德与非道德的冲突转换成为中国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冲突，把叶文洁塑造为背叛人类不可饶恕的元凶。

叶文洁作为《三体》的女主人公，作者从来就没指望读者能喜欢她。《三体》中地球三体组织的拯救派以叶文洁作为精神领袖，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对现代文明和人类道德产生失望乃至绝望，希望通过三体世界引入更高级和先进的三体文明来拯救和规制人类文明。诚然，《三体》整个系列作品中，叶文洁的人物形象是最复杂和最难评价的。她是一位典型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又是地球三体叛军的精神领袖，并且比汪淼更具“道德反思”和“牺牲精神”。因此，如何理解和评价叶文洁对人类的“背叛”，是分析“地球往事”与“黑暗森林”，重新梳理三体与地球文明冲突的奥秘所在。但她在作品中又只是一个符号和情节工具，读者只要把“人类”表现为一个整体，把“文明”分成敌我内外即可，她个人的道德反思在作者这里似乎很不重要。刘慈欣给出的解释是，“忠于心中道德的人其实是最自私的，他（她）为了自己的良心可以什么都不顾”。这就意味着作者在其科幻作品中已把叶文洁工具化，进而把相关道德中性化，完成他在科幻作品中没有道德责任的主观设定。

然而，作者又在《三体》中安排一切秩序和设想，期待读者或观众来加以道德判断。尤其是在有道德的地球文明与零道德的三体文明之间所设定的冲突，大多数被理解为中国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冲突，促使其作品成为科技崇拜、消解道德责任的机器，造成道德主体的无所适从之后再分边站队。换言之，如果“在只能以技术的、工具的理性对之进行评价的行动资源中把目标群体分类”，那么，《三体》中的知识分子、社会大众以及降临派、拯救派和幸存派之间的分类，无不出自技术和工具的要求，没有任何独自存在的意义。每一个人在其作品中都是道德中立者，不用承担任何道德责任，也不需要道德判断力，即使作者本人的道德意识也被悬置起来。

处于道德尽头的科技设置，只要动动按钮即可统治世界。就如当年犹太人被大屠杀就像完成产品制造程序一样，执行者被中立化，站在道德之上或道德之外，完全看不到死者的痛苦，他们只是在完成计划。这就犹如读者身处另一个时代回视“地球往事”，或许已把情感、道德高度中立化，内心对此关闭。甚至叶文洁本人在打通与三体文明的联系之后，她其实也不是很明确这是否是一件毁灭地球文明的事情。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去道德化的总体结构，使得无人会感到任何个人命运的可怜可悲，最后从叶文洁身上剥夺了她所有的人性和品格，达到“毁灭你，与你何干”的目的。

这就是大规模体制所设定的共生结构。由此看来，叶文洁是施害者或受害者的界限已经不重要了，其他人都是在执行一道程序或官僚命令而已。他们的共同敌人，就是人的生命，把对自我的情感反转为对科技、结构的情感。叶文洁和《三体》中的其他所有人物都处于这个结构之中，都是这个共生结构的一个构成部分、命令者、行动者、执剑者。他们都有完全而强大的控制欲，也有完全的屈服欲，表面上对立，骨子里共谋。换言之，在生存本能与破坏本能之间，叶文洁代表后者，其他人代表前者。两种本能都被高度对立化，必以一种压倒另一种，没有中间余地。可是，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如此具有破坏本能呢？是地球往事，还是三体文明？读者和观众没有追究，只要结果正义。在混同了虐待者与被虐待者的道德差别之后，再将其视为文明的背叛者。为此，我们才说这是一个共生结构，相生相克，由此延伸出来的冲突，只能是野蛮和文明的冲突，而不一定是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之间的冲突。叶文洁在道德上被判处死刑，是因为其他人需要这样的行为动机，才能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补偿自己的生命无能感，而这种无能感是种群化的、总体制约的。

再说到中国社会的道德创伤，并非先进与落后的冲突，而是权力之间的争夺、精英和底层大众在道德意识层面的冲突，神圣与背叛的冲突。只因《三体》中的个人都是同一个种族，是总体信念的符号被转换成为人类的结果，人们便把这种创伤误以为是人类的。在这其中，“虐待性的人是屈服者，是懦夫。……虐待者之所以虐待，是因为他觉得无能，没有活泼泼的生命力。他想弥补这个缺陷，用的方法却是控制他人，使自己由一只无能的虫变成一个神。……这种屈服的需要，深深根植在被虐待中。虐待症与被虐待症在行为上看来来虽然相反，实际上却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它们共同的根基即是致命的‘极严重的’无能感”。

因此，叶文洁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恰好就是“虐待者与被虐待者都需要另一个生命来使自己‘完成’。虐待者把另一个生命变造成自己的延伸物，被虐待者则把自己变造成别人的延伸物。两者都需要共生性的关系，因为他们内在都没有一个中心”。他们相辅相成地建构了“地球往事”及其共生结构，虐待者不得不依赖自己的牺牲品，否则这种关系无法存立。

四、良知反转：负心多是读书人

叶文洁的苦难根植于“地球往事”之中，但不被理解也不被谅解的苦难却是时代的苦难。底层大众与精英的隔离，源自于那个时代，强化于当下。这种误解在三体作品中表现为社会大众的道德判断力的基本丧失，既丧失了自我拯救的能力，亦把自己的道德责任主动上交。

“文革”期间，家人之间相互“背叛”的情况不仅仅发生于知识分子群体，普通劳动百姓之间同样存在。但是能够背叛抽象观念者唯有知识分子。社会大众只能局限于自己的生活领域，服从于抽象观念，所以才有底层人的观念和上层人的利益都是不能触动的说法。可是，知识分子只固守自己的信念和知识良心，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故而才有“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偏见。

在一个封闭单一的权力框架中，精英者之所以容易背叛，是因为精英始终垄断着解释的权力，解释天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治乱兴衰，分分合合，解释韩非式的仁义道德如何成为天下秩序。但他们都不过是皮上的毛，稍有差池，就有被拔掉的危险。庶民大众同样也始终处于这种共生互虐的权力框架之中，从来就没有也无法想象自己的责任、道德和天下秩序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农民起义，农民是主体，精英是谋略家，但成功之后农民依旧是权威的服从者。他们始终是共谋者、同路人，唯一所求就是在道德等级中分出你我，从中分得一杯羹就心满意足。要说背叛，何其难也！

为此，叶文洁背叛地球这种事的发生，就能说明越是层次高的人越愿意参与其中，不然为什么选择知识分子而非在位官员呢？社会普罗大众在三体文明入侵时则能更忠实地拥护地球。科幻作品被读成了舞台剧，不知这是作者的腹中设定、人物命运控制，还是大众自己解读的结果？尽管作者给了叶文洁一个忏悔的结局，但中国人似乎没有忏悔的习惯，只要一个结论。选择了叶文洁来象征中国知识分子的背叛，就只能是将错就错，再次深化、强化了普罗大众对知识分子的偏见。

所以，明代诗人曹学佺的名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近年来在中国大众文化里特别流行。每隔一段时间，但凡在某个新闻、故事或文艺作品中出现一个无良读书人角色，它就会被重复一遍。哪怕读书人和非读书人里都有很多仗义的人，也有很多负心的人，其中的相对比例应该和读书没有直接关系。《三体》在网络走红之后，因为叶文洁对地球文明的背叛，这句话又被经常提起，并又肆意泛滥。这句话在非读书人和读书人群体里都有很多信徒，而且这些信徒都可以依据它做出以下两个推论中的一个或两个：（1）非读书人都是好人，我们一定要善待之；（2）读书人都是狗，应该被揍，被屠。前者似乎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后者则多少有点奇怪，认定了读书人要么蠢（自虐，相信因此被虐的会是或应是自己），要么坏（相信因此被虐的会是或应该是别的读书人）。

且不说读书人的“蠢”和“坏”都出自于一个共生互虐的权力结构，它对于《三体》作品来说，有几个问题值得梳理。第一，是背叛地球，还是背叛某个特定的权力；第二，为什么背叛某个特定权力的实例在中国历史上如此之多；第三，读者和观众为什么会轻易上作者的当，混淆了地球和当权者的界限，以某个特定权力格局或地球往事替代了地球文明，然后把自己的道德判断也交由作者代理。

自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汤武革命”之后，朝代的更迭总是伴随着天命和道德的反转，并首先从道德的改变开始。而新的朝代建立之后，对于新朝代的忠诚往往要由读书人来重新设定和解释，从而使中国读书人始终处在道德信念的变更当中，很容易被冠以背叛的罪名，万劫不复。然而，使劲咒骂读书人的大众百姓，虽然心底在骂，行动上却是信誓旦旦地要读书做官，就怕自己或本家后代做不成被骂的读书人。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再穷也要让孩子读书。因为想要出人头地，还是要读书、做官。问题就在于，大众百姓只敢骂读书人，骂官场失意的读书人，但不敢骂正在做官的读书人。说明白点，这只是一种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即道德等级和身份序列中不同道德心态的表现。一方面是学而优则仕，期盼读书；一方面是礼不下庶人，权威服从。换一个身份，道德心态就会截然相反。正如 1918 年鲁迅在《我之节烈观》里一针见血地说道：“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而上下共谋的家国框架则喜欢人人处于道德的尽头。

不过，依韩非式道德判断方式，大众群体中也藏有“背叛”动机。比如，“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韩非子·五蠹》）。电影《流浪地球》中的英雄主角刘培强、《三体》中拯救地球的罗辑、汪淼，最初无不出以家庭或私情，此当为韩非所要否定的“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的道德“背叛”。如从中国历史来看，从陈胜、吴广开始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开始，几乎在每个朝代的反转当中，越是底层的众生百姓就越是急于改变自己的苦难命运和现实状态。那么，这是背叛还是反抗？是否需要依据《三体》的阅读心得给予重新定义？

所以，《三体》中的叶文洁活该被骂啊！假设她后来当官，也就不会背叛“地球”。诚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三体》中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的冲突，其宇宙社会学本质所表现的即中国文明与三体文明的冲突，因为“黑暗森林法则”本来就出自作者对于“中国往事”和他在“娘子关发电厂”的黑夜中的个人情感体验。

据相关信息透露，《三体》中“黑暗森林”的假设源于刘慈欣本人的生活经历。2007 年左右，娘子关火电厂面临关停，厂里职工面临着相同困境和不同的选择，人事纷扰，斗争暗涌，敏感的刘慈欣便把当时的感受融进幻想，建立了宇宙社会学的黑暗森林法则。在这个以黑暗森林作为现实关系的投射之中，恐怕还有作者自己对那段史无前例历史的特殊体验和敏锐感悟。这种投射的结果，便是把“黑暗森林”观点套用在对待国际文明或宇宙关系中，以为整个世界乃至宇宙就是这样一个弱肉强食、不讲任何规则和道德底线的“黑暗森林”。在此，作者异常完美地进行并完成了逻辑反转，把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和冲突设定为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的矛盾，非常狡猾地塞给大众一个潜台词：如果没有外人过来，我们的生活就会好得多。

这个可怕的投射和替代，把中国人地面上的事情拿到天上去说，然后反转为宇宙文明中的魔幻冲突，就必须在《三体》文明中分出降临派、拯救派、幸存派等派别，使叶文洁与其他三体派同处于一个施虐和受虐的共生结构里，同谋而相生相克于一个家国框架。这种创作手法，实际上是在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中分出敌我对立，隐喻着中国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的对立，让读者和观众在其中对号入座，彼此批判，并且本能满足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自我神圣。

与此紧密相关，《三体》的读者和观众只要进入这个极端情境，就会丧失其可能拥有的道德主体的整体性和独立性，失去主体经验，难以用自己的心、自己的情感去感受世界和人性的变化，进而一味听任于作者的思想试验，但求分出敌我和胜负。这就使得读者的道德判断力成为科幻的工具，使作品内化为读者的道德困境，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由施虐和受虐整合起来的共生结构，相互依赖而彼此满足。所以，人们往往会在这样的科幻作品中植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太多无能感，从而获得满足，表现为自我神圣般的控制感和全能感。倘若放在政治态度上来看，这种人就是极权性格（权威性格），他们在现实社会里总是展示着虐待—被虐待的性格：对凡是低于自己的人他就要加以控制，对高于自己的人则卑躬屈膝。

遗憾的是，依作者设定，《三体》里的人类在宇宙高级文明面前不堪一击，最后宇宙灭绝了，人类灭绝了，《三体》要讲的道理就是，无论精英还是大众，迟早都会灭绝的：“‘死神永生’就是这个寓意，不管你多么宏大，看似坚若磐石的事物，都有个尽头。”叶文洁和其他所有角色同处于一个共生结构之中，相生相克，皆为一个尽头——道德已死。此时，韩非式的道德判断，还有用吗？这才是“你要人性，我要生存”的主旨呈现。

五、人物群像：如何组成“ 道德杀手 ”

不同于现实主义文学，《流浪地球》和《三体》中的人物描写大都性格单薄，这更归因于刘慈欣思想试验的主旨在于种群和人类，绝非独立自在的个体生命。作品里的人物不仅是推进情节的工具，更是他设定的绝对理性的象征和代理。然而，仔细梳理作品中主要人物的互动关系，不难发现他们所构成的人物群像中，有一个忽明忽暗的逻辑贯穿始终。这个逻辑主要通过叶文洁和史强的对立关系呈现，经由其他相关人物整合，最终形成群体性的道德杀手。

就《三体》而言，第一部中叶文洁的背叛凸显了一反一正、基于汪淼视角的知识分子叙事；而关于道德私情的促动，则有第二部《黑暗森林》中罗辑的英雄叙事，庄颜和孩子的到来，让原本毫无社会责任感的他明白了责任；最悲怆的是第三部《死神永生》中表现道德无能的程心叙事。然而，在所有这些人物的背后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中国警官史强，他象征着结果正义，代表着行政权力在场，具有贯穿整体情节的地位和功能，推动文明冲突走向下一环节。

身为三体故事中的关键人物，史强是罗辑“面壁计划”的安全负责人，抓获叶文洁的是他，提出“古筝行动”、截获三体人信息的是他，甚至最后给丁仪、汪淼重塑信心的还是他。如读者能看到的那样，《三体》前两部中，正是因为有了史强，人类才有了希望；第三部中，史强消失，人类就露出了败象。在《三体 II：黑暗森林》中，史强最初承担“面壁者”罗辑的保卫工作，几乎就是罗辑的保护神。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在电脑病毒控制的多次刺杀中一次次挽救了罗辑的性命，获得了罗辑给他的“魔鬼”称号。在罗辑行动能力低弱之际，史强一直对罗辑抱有信心，甚至能够满足罗辑的情感需要。因为罗辑对地球的爱和责任，绝大多数来源于庄颜和孩子。史强曾经是罗辑依赖的道德力量，同时也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在场。在推动罗辑的自我破壁和计划执行上，他也提供了很多帮助。要是没有史强，罗辑连说出“黑暗森林”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可以说，史强是第一个听到罗辑说出“黑暗森林理论”的地球人。

在《三体》人物群像之中，刘慈欣比较认可罗辑，他说：“从我的价值观来说，肯定是罗辑。”罗辑作为《三体》的主角，是《三体 II：黑暗森林》和《三体 III：死神永生》的重要角色。就其人物形象而言，他可谓是没有固定形状的水，率性、肆意，有理论，但行动意志脆弱。他曾经被整个世界绑架，但也手握能毁灭地球和三体两个文明的太阳核弹链的起爆开关。他有无数机会证明自己的正确，并让所有人为他陪葬，所以他一度被世人奉若神明，证明了自我如何从一个普通人、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学教授，摇身变为一个救世主。在史强的帮助下，罗辑把守长达 62 年“黑暗森林”威慑的控制权，换来人类 62 年和平发展，拯救家人的同时拯救了世界与自己，打破了那个时代的道德底线。

与罗辑稍有不同，在汪淼的角色行动中，史强在汪淼眼中的形象经历了从低到高的过程。汪淼受史强邀请参加一个会议而与他结识，作为科学家的汪淼起初对史强很是反感，因会议上史强体谅汪淼对杨冬心存的情感所做的帮助，令汪淼不胜感激。在汪淼受到精神打击之后，史强一直跟踪保护着汪淼，从而成为汪淼心理上的依赖和支柱。史强通过“天塌下来照常生活”的现世生活态度告诉汪淼：人比神鬼重要，生活比科学重要，现世比永生重要。这也使把科学视为信仰的汪淼深感触动和反思。

当汪淼和丁仪因发现三体危机而陷入极度绝望中时，史强反其道而行之，用他特有的嘲讽和讥诮成功激起了汪淼的愤怒与好胜心。史强带着他们到华北平原去看铺天盖地的蝗虫，并指着遮天蔽日的蝗虫告诉他们：人类与虫子的斗争已经过了几千年，人类找到各种各样杀死甚至使它们绝育的方法，也没能消灭它们。虫子不可能被真正战胜，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技术，而就在于生命本身的力量。他告诉这两位博士：人类对于三体人，就好比虫子对于人类。

小说描写的史强是一个非常善于察言观色、能够“读心”的警官。在科技越来越向内发展，芯片能够左右人的内心甚至植入人体成为思想钢印之际，这个能够读心的警官及其非同小可的角色功能，似乎是一个隐喻、一个暗示。他执行的不仅是外在的国家权力，同时也是支配心灵的象征权力。事实的确如此，汪淼和丁仪两人听了他的话之后，内心如同被史强阅读了一遍，彻底从浑浑噩噩中醒悟过来，觉得像蝗虫一样就能活下去，不用技术，无需道德。结果，依靠汪淼和史强的默契与配合，他俩联手战胜了反叛人类的地球三体组织。

如此一来，史强在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的冲突对决过程中的意义就显得格外突出和重大：汪淼曾经是人类大规模进入太空的奠基者，史强则象征着支持这块基石的土地；而罗辑是拯救太阳系和保留人类种子的救世主，史强就是这个救世主的保护人。对此，有评论以为汪淼与大史的合作，暗示着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共同对抗异质文明的合作，汪淼也因此成为新一代学人楷模。之后，当罗辑将威慑控制权交给程心，立刻遭到世界灭绝罪的指控并被拘押接手调查，五分钟后便响起了水滴打击的警报，最后，这场波诡云谲的文明冲突就在一种极端的遗憾中结束。

至于隐喻着文明冲突结局的人物程心，是一个代表人类普适价值观和道德的符号，但这个符号一出场注定就不讨人喜欢。“她在每个关键时刻做出的选择是每个正常人会做的选择，符合普世价值观和道德取向，但恰恰是这种选择把人类推向了灭绝。” 基于《三体》提供的价值判断方式来看，她这是在以善之名行恶之事，凡事选择让自己内心安宁，只要程序正义而不要结果正义，结果就是亦步亦趋地把地球文明推向毁灭。因为程心的道德单纯，只会用人类道德体现个人私心。虽然她如“圣母”般充满爱心、人性和道德感，为了维持道德准则不惜牺牲人类本身，但在作者看来，这种道德感背后却是极度的自私。为了实现神圣的个人道德感，她不惜牺牲人类文明。为此，程心的角色行动象征着《三体》中人类文明的最后一名道德杀手，再次说明人类道德走到了尽头。

《三体》的宇宙终极想象，依旧和电影《流浪地球》一样充满家人情怀，如罗辑、汪淼。但这种情怀大都在史强的帮助下才被激活，他们的使命都要在史强的帮助下才能完成。一个表面上粗鄙无文的职业警察，能干但不精明，粗鲁但不粗俗；做事的方法总是出人意料，工作中从不进行道德判断，只强调服从命令；有时不择手段，结果正义就是其唯一目的。特别是他观察力敏锐，善于抓住他人性格中的弱点，察言观色的能力几乎完美高超到能够读心、治心、支配人心的程度。对于史强的认同和评价，一种观点认为他才是人类的保护神，是一个被忽略的救世主；与之不同的看法是，史强只是一个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警察，但前提是他认为目的或结果是正义的，这很符合传统中国人的观念“成大善者不拘小恶”。

不过，这些推动关键剧情的人物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了结果正义，可以忽略程序正义。正如小说中托马斯·维德说的：“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在体现结果正义的过程中，作为道德杀手象征的人物群像消解了道德，而在其中发挥核心功能的史强，表面上表现的是个别人物的情感、行动方式，实际上已赋予他种群化、归因式的大国心态。他所象征和实践的思想试验，当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警察 + 技术”的国家话语方式，即不仅民主无用，道德同样无能。

六、代理者心态：韩非式的道德尽头

毫无疑问，《三体》的内容和它的形成过程具有相当清晰的中国的现实语境的烙印，带有十分清晰的中国历史的潜台词，对中国思想、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人文学者构成了一个广泛的冲击和影响。然而，一场需要整个民族全方位反思和灵魂拷问的文明冲突，对于地球文明体系却没有半点反思，最终只是大骂地球出了一个叶文洁这样的叛徒，激活并重组了外来文明非蠢即坏的道德心态，建树了一个近似于救世主的警官史强，营造了一个为了家庭情感而拯救地球的悲壮结局。而读者和观众也终于找到可以辱骂的对象，终于可以倾吐自己的焦虑、愤怒，反而站立在史强提供的道德制高点，指点江山，拥有了所谓传统的自信来抵制外来文明。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道德的尽头应该是天命或天理。如果这个传统能够为刘慈欣及其读者和观众所理解的话，那叶文洁就不是背叛，而是“革命”。因为基于天命和天理所发生的“汤武革命”或“替天行道”，“中国”就会转为一个地理空间概念，而非文明的象征，“三体”冲突或“流浪地球”便会失去自以为是的中国文化依据。遗憾的是，在《三体》中展示的道德尽头或是在经由《三体》人物群像及其行动逻辑所杀灭的道德遗体之上，读者和观众反而会一头转进黑暗森林，成为抵制外人的猎枪手，不顾对传统文化的真实了解，更非自信和自觉。《三体》彻底体现了时下对人性、权力、道德等魔幻般的道德心态。在具体道德被消解之后，不见灵魂拷问，但有权力框架与总体叙事，这也说明《三体》确实呈现了某种深切的道德意识。《三体》三部曲的“宇宙社会学”纠集了神圣与背叛、道德与零道德、极权与人性、吃还是不吃的道德悖论，更为直接地呈现了一个“中国式现代性”难题。

问题在于，面对着这一难题，人们怎么会如此轻易地交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责任？就此而言，我们要感谢刘慈欣，他成功地打造了一个如同心理丛林般的黑暗森林，完成了几乎是覆盖了所有读者和观众的思想试验。这实际上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心理学测试，观察人们在极端情境中如何放弃自己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恰好如刘慈欣所说的那样，鉴于“主流文学受自身局限，只能讨论已有的道德，而科幻可以尝试未来的道德。我并不是道学家，无意在小说中树立什么道德规范，我写到道德只是为了做思想试验，看看在特殊的情景下道德会怎样改变” ，他展现了当下芸芸众生在魔幻情境中如何表现其权威服从、道德被代理的心态特质。

深究起来，刘慈欣的思想试验有两个基本逻辑，充满中国特色却深藏不露：一个是韩非式的秩序要求，一个是孟子式道德中心主义的膨胀和变异。这两者相互整合的结果，一方面，是泛道德主义对宇宙文明的设定及其所有世界与人物关系的道德化，导致宇宙自然与万物之自在的丧失；另一方面，把外在秩序植入内在心灵之中，如思想钢印那样，强调 “国事务先而一民心”（《韩非子·心度》）。如同在貌似平平常常的生活方式中，闲情逸致，内心深处却是韩非式的道德心态。但这是需要以巨大灵魂为代价的思想体操和思想试验，那就是从历史和内心深处再度激活并重新证实了一个韩非式的本我，用孟子式的道德主义炼成一个文明的道德杀手。

在终结了现实道德规则之后，《三体》系列作品便以其抽象的种群、人类概念去解释宇宙文明及其冲突，构成其宇宙社会学内涵。于是，韩非式的道德本我及其秩序要求被三体文明所激活，很容易为社会大众所共情、共识、共享。以科幻造势，道德反被权力、情节构成权术，这种出自韩非的新型法、术、势三体构成了史强的治心之法，使他获得了读者近似于救世主的认同，并在极端文明冲突的情境下延伸到罗辑、汪淼和程心一类的家国心态。由此观之，与其说《三体》系列作品是“人类中心主义元气满满”，还不如说是借助于“硬科幻”作品及其吸引力打造出来的“中国中心主义”“中国天下主义”，充斥着泛道德宇宙论，致力于打造一个在科技幻觉中体验天下宇宙的神圣超我。

试想一下，如果只敬畏星空，但不敬畏道德，将会是何等道德心态、何等秩序的天下宇宙？“假如你不是生活在阴沟里，而是生活在一片广阔的天空之下，那么星空对你而言也就不稀罕了。”也许在科技崇拜之中，一个人会把真实的焦虑、无聊和恐惧都赶到天上，如同“战狼”进入宇宙中，在科幻中变得越来越自私、狭隘、懦弱，缺乏并放弃自己的道德判断力。也许，沉迷科幻的“他们不太适合中国现实，但是理想主义，沉湎幻想，迷恋科技，孤独，寂寞，喜欢仰望星空，处理社会复杂问题和人际关系的能力较差，容易产生逃避感和挫折感……”他们的道德幻觉也许能够如同地球流浪，远至其他星系，却始终看不见现实社会中的苦难和真实。

刘慈欣曾经设想，技术可以做到把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保留整体。然而，在《三体》系列的悲怆结局中，道德底线已经消失，精英和大众却没有找到合适中国人的组织方式，唯有泛道德主义充满的天下宇宙和神圣超我，表现出韩非式的本我。这就是科技崇拜引发的全整式力量崇拜所能养成的道德幻觉，非常神圣，如同一个现代性高度技术化的理性牢笼，可以把自己的身、心、灵都陷进去，还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子孙传统都安排妥当。这种情境和幻觉就会像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位黑人囚犯所说：“我告诉你，这些围墙很有趣的。开始，你恨它们；接着，你适应了它们；时间长了，你开始离不开它们。”

科幻引发的道德快餐及随之而来的魔幻般的欢愉之中，中国心态的巨大裂隙以及人们面对魔幻现实的无奈挣扎被遗忘了，尤其是放弃道德后的星空仰望，会在“你把宇宙的终极奥秘告诉我，然后毁灭我”的极端情景中，始终期盼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遥远的宇宙文明，促成当下的救世主情结。这时，谁是救世主似乎并不重要，即便魔鬼替代了救世主，也可能出现道德心理替代的神奇效应。

余论

最后，本文借助于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代理状态”概念 ，以讨论《三体》作品中反复呈现的“道德代理心态”。《流浪地球》和《三体》系列小说及其衍生影视作品的火热带来的影响，促使多数人更加着迷于如同科幻一般的抽象理念、极端情境中的某种精神与主义，远胜过珍惜现实生活具体之人及其生命，或把活泼泼的生命主动交给他们崇拜的、代表着崇高理念的人物和符号去代理。

在这种道德代理心态中，道德已经中性化，抽象化，而非自主状态。被代理者不再认为自己的判断和行动是出于个人的目的，完全进入另外一种心态或理想世界。这个时候的道德判断，只能是出自于整体、总体、种群一类抽象的道德对象，而个体不见了。他们所依赖、服从的权威由此也经常被看作是一种抽象的力量，非人格化的权威，其支配能力大大超越了人的愿望和欲望，拥有了神圣超人的特征。而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身份和装束也会成为权威目标。就此心态而言，走到尽头的道德没被杀死，只是被代理了，代理者能够反转为道德规则。

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种道德代理心态还会发生代理反转。其中最大的可能和现状就是代理者对象征权力的盗用，从一个世界盗用到另一个现实世界，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说成是宇宙的事情，把自己的问题说成是其他文明的问题，把一个共生结构里的冲突反转为水火不容的对立。这种现实中的“道德代理”和科技崇拜中的“道德死亡”，发生在单一、狭窄的社会空间中，它们的边界几乎不存在，铺天盖地，弥漫渗透到灵魂深处，更容易与某种意识形态混淆。每当进入时代变迁、社会焦虑、情感恐惧等不确定情境，此类现象尤甚。而处于道德代理心态中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绑定在一个固定角色中，很难预计自己的行为，却乐此不疲。

刘慈欣把科幻作为一种思想试验，而在道德代理或消解社会大众的道德判断力方面何尝不是一场心理实验。身处这个由硬科幻打造的瑰丽奇绝的极端情境中，道德已被严格中性化甚至虚无化，人都成为技术工具。即便一个人拥有完全的道德能力，他的心理世界也会来一次全面重组，自动呈现道德代理现象，把自己的道德判断交出去，同时交出责任和信任。这种向内走的当代科技，如智能、 AI、算法甚至 ChatGPT……已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心理诱导机制，同时还深度纳入了强大的资本和权力要素，能够对人的身心重新组合甚至实施道德等级排序。但凡进入这个系统的个体，其身心很大程度上难以使自我像在现实中那样自由运作，常常会依赖一个更高级别的科幻型极权系统来代理其道德判断。当下科幻作品读者群由小众变为大众，很可能与此心态紧密相关，大体呈现近似于科技崇拜而走向一致的威权取向。然而，那个掌控该系统的最高主角却能具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代理者神圣心态，不需其他任何法则来定义或解释。

倘若读者和观众跟着作者一头栽进这个“道德的尽头”，很可能就会局限于科幻诱导的道德幻觉。因为《三体》中的各种极端情境很容易把人炼成某种道德极端，使其成为韩非式法术或暴力象征符号的代理人。虽然决定地球命运或文明和野蛮之冲突者，根本上还是一个文明的规则、制度以及民族性格和大众道德心态，但《流浪地球》和《三体》系列所形成的道德思潮及其影响，它们到底能够呈现出什么样的世态人心，激荡表现于当下的现实世界？这个“思想试验”仿佛还未有尽头。

《文化艺术研究》2023年第1期第20-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