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 宗教团体
 
祆教、景教、摩尼教之东渐
发布时间: 2023/4/28日    【字体:
作者:廖靖靖
关键词:  祆教 景教 摩尼教  
 


在中古时期的唐朝,宗教与社会密不可分,影响着国家的礼仪祭祀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佛教和道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宗教,它们不断发展变化,传承至今。与此同时,三夷教也传入了中原。三夷教听起来很陌生,仿佛笼罩着神秘的色彩。这些宗教的流行程度、信众数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各不相同。接下来,我们结合历史事件、社会生活来观察宗教与唐朝各阶层的互动关系。

 

首先来看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唐代可以说是道教的辉煌时期。经过东汉的创立,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改造,在唐代,道教已经趋于成熟。为什么道教在这一时期成为全民性的宗教,并且位列儒、释、道之首?李唐王朝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

 

唐朝建国后,皇帝自称为老子后裔,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诏在京城和地方各州建立玄元皇帝庙。这里面包括两个要点和一个目的:要点一,从统治者的角度确立道教至高的地位;要点二,为道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场所。目的是什么?唐初崇尚道教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尊奉老子来神化李唐王朝,抬高皇族地位。换而言之,就是利用宗教来满足政治需求。这与南北朝时期皇帝降生时的“神迹”现象是共通的。了解南北朝历史的人应该知道,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变化,政权更迭迅速,如何让民众相信皇帝是天选之人?很多时候就要靠预言和神奇现象来营造舆论。于是我们可以在文献中看到,很多皇帝出生时,红光满屋,白气从天而降;紫气满屋,夜里忽然天明;白光满屋,空中黑云如同车轮。这些虚笔,就是为了将统治者神化。李唐皇帝推崇道教,与此有相通之处。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唐代的道教主要采纳并发展了道家哲学,得到文人士大夫的赞赏,又因为夹杂着鬼神方术,可以消灾解难,其世俗性深受民众欢迎。兼具哲学性与实用性,使道教进入全民的生活。

 

皇帝在长安、洛阳修建大规模的道观,公主们以修道为风尚,甚至要放弃身份,成为女道士。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长生不老。尉迟敬德晚年笃信仙方,在家修炼金丹,服食云母粉;李德裕在大山名川中求得丹砂丸,长期服用。上层社会服食道教丹药现象蔚然成风,私下修炼的人也很多。暗中结交道士,最后自愿弃官隐居的,也大有人在。在如此风气下,道观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文化活动与社交活动的重要舞台。

 

上至皇室成员,下至基层民众,都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教风尚的表现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道观林立,道士们往来匆匆,街谈巷议;公主、大臣们入道修行;传奇故事里,主人公有仙人和仙女。道教思想成为唐代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融入治国理念,唐太宗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就是要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这对太平盛世的构建有重要指导意义。进一步,我们要思考,道教如此兴盛的同时,为什么佛教也可以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佛、道两家是互相对抗,还是平衡共荣、各自发展?

 

佛教的本土化:武则天与“净光天女”

 

佛教与道教从来源上看完全不同,研究角度和方法也有所差异。道教有一个要点,就是“本土宗教”,它是在汉文化土壤中生长,一出现就与中原地区的现实状况紧密结合。佛教则不同,它是外来宗教,首先要解决“落地”问题。怎么立足?怎么获得信众?就是要走向人间。

 

一种宗教进入中国,想要长盛不衰,就要实现“中国化”。其中重要的两个难题是王权问题和伦理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乎生存,因为在中古时期,皇权始终是绝对主导,如何界定皇权和神权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皇帝对这种宗教的态度。想简单地提出神权第一,就等于向皇权宣战,结果可想而知。第二个问题关乎信众,伦理上,孝道为先,如何处理神权和侍奉父母的关系,是获取认同感的切入点。佛教能走向人间,得到各阶层的认同,就是因为较好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政治上为统治者所用,生活中逐渐世俗化,不与传统儒家思想直接对抗、交锋,满足民众渴望进入天国的需求。

 

唐初,佛教的地位并不高,被排在道教、儒学之后,发展很缓慢。改变这一局面的重要人物是武则天。她的成长、崛起与佛教有怎样的渊源?首先,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笃信佛教,对她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武则天年少进入后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之后的曲折故事被反复讨论,多次影视化。其中重要的情节就是唐太宗驾崩后,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为尼,受苦受累,从涉世未深的“小白兔”转变为苦大仇深、工于算计的野心家,然后唐高宗把她召回宫中,封为昭仪。关于感业寺的位置和真实性,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大部分学者认同武则天曾经入佛门,成为尼姑这一史实。可以推断,这一时期,武则天对佛教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当她逐渐走入权力核心时,依靠佛教为自己制造舆论就显得顺理成章。李唐皇室尊崇老子,以道教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现在,武则天要取而代之,一方面学习他们的方法,另一方面又要另辟蹊径。游走在信仰与权力之间,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同时也为了给新政权找到依据,武则天需要从佛教中得出一套新的理论。于是,《大云经》出现在武则天及其谋臣们的视线中。关于《大云经》的真伪,学者们各有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是伪造的,《旧唐书》记载“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另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大云经》出自天竺,并非中国人伪造,薛怀义等人只是加以新的解释。经文大致是说有一天女,曰净光,在王舍城听佛宣说《大云经》,佛告诉她“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而且“实是菩萨,为化众生现受女身”。“净光天女”做皇帝是上天的安排,她会拯救苍生。武则天借此理由,改国号为周,称圣神皇帝,完成了她的宏图大业。执政后,武则天对佛教给予了大力支持,优待僧侣、建造寺庙,推动佛教出现了前所罕见的鼎盛局面,并影响后世。

 

这里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佛寺的多元功能。我们在前面讲过长安的城市形态和生活,皇城、宫城之外,有里坊,有市场,有宽阔的朱雀大街,可是并没有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除了居住和进行贸易,他们去哪里娱乐社交?佛寺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这一职能。从唐到宋,我们可以看到民众聚集在佛寺里听僧人讲佛经、看戏,热闹非凡。

 

 三夷教的传入与流行:祆教、景教、摩尼教之东渐

 

和佛教相比,同为外来宗教的三夷教则显得小众,受到“冷遇”。三夷教是指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它们由外来移民传入,信奉者大部分是外来民族。进入中原后,三教表现出不同的传播特色,并受到当时政治势力的扶持或限制。尽管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宗教,信众较少,但祆教、景教、摩尼教的传入和发展是唐代多元化信仰格局的体现。首先,我们来揭开三夷教的神秘面纱,了解它们的来源、教义和特色等。

 

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宗教,所以也可以称为琐罗亚斯德教。该教主张善恶二元论,以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为经典,崇拜阿胡拉·玛兹达,他是至高之神。其祭礼过程是在露天的祭台上燃放圣火,通过崇拜圣火与神沟通,所以也称为拜火教。

 

陈垣先生在《火祆教入中国考》中谈道:“善神清静而光明,恶魔污浊而黑暗,人宜弃恶就善,弃黑暗而就光明,以火以光表至善之神,崇拜之,故名拜火教。因拜光而又拜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祆。”“祆”字右边看似“天”字,因此如陈垣先生所说,中国人以为祆教拜天。唐代时,信奉祆教的胡商经丝绸之路来中原经商、定居,长安、洛阳的坊市中有了祆教信仰者的身影。胡商信仰者们还经常举行一些具有幻术的活动,比如“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之后一个祆教祭司拿出一把锋利无比、寒光闪闪的刀刺向自己的腹部,刀从背后穿出,鲜血直流。现场围观群众惊恐大乱,他再喷水在伤口上,念咒语,身体恢复原状,展现了西域的幻术。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祭祀表演热闹非凡,有具有异域风情的舞蹈,还有神奇而令人惊悚的魔术。但是,这并不符合传统的儒家教化风俗,所以祆教的传播与信仰只允许发生在胡人之间,相关的宗教活动也被禁止公开进行。

 

景教是西方基督教教派的一支,即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是教派创始人的名字。该教公元5世纪产生于东罗马,因遭排挤,教徒多迁徙到波斯,受到波斯统治者的保护与支持。到阿拉伯征服波斯时,其教徒纷纷逃到中亚,该教又在中亚一带流行开来。景教在唐代的传播情况,可以参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是备受重视的石刻史料。碑文里记载,约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传入中国内地,教徒主要有波斯人和中亚人。景教的流传范围较广,在长安、洛阳以及地方各州都有寺院。开始时,其寺与祆教寺庙同被称为波斯寺,后唐玄宗下令将各地景教寺院改称为大秦寺。景教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借助佛教的外衣。具体而言,为了让汉地民众易于接受,景教文献大量借用佛教的概念和表述方式来诠释其经典。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一种二元宗教。其根本教义和世界观是“二宗三际论”,“二宗”是说世界的本原是光明和黑暗,“三际”是指世界发展的三个过程,分别是初际、中际和后际,表示过去、现在和未来。武则天时,允许摩尼僧留下刻经,表明她对这种宗教并不排斥。摩尼教在同一时期也进入漠北的回纥地区,并盛行起来。摩尼教刚传入中国时,虽然略有传教的自由,但并不敢公开建立庙宇。安史之乱后,回纥援助唐王朝有功,摩尼教借助回纥的帮助,进入河南府和太原府,建立摩尼寺。后来回纥势力收缩,洛阳的摩尼教寺院及其财产都被朝廷没收了。

 

晚唐时,以上三种宗教受到朝廷的直接干预。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景教和祆教的3000多信徒被强制还俗。自此,三夷教受到重创,在中国走向衰落和灭绝。

 

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唐代长安等地流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及佛教等并不是纯粹来自西亚、罗马、中亚的宗教,而是在东传的过程中,受到中亚等地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的宗教。而且,这些带有中亚风格的宗教来到中国后,又受到政治和主流文化的影响,有了中国文化色彩。

 

历史与秩序


【把文章分享到 推荐到抽屉推荐到抽屉 分享到网易微博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搜狐微博
推荐文章
 
李光耀如何促进新加坡宗教和谐 \圣凯
摘要:李光耀深刻地理解宗教安顿人心的社会功能,试图让国民用自己的宗教信仰去接受和…
 
欧洲“永久和平计划”研究(14世纪-18世纪初) \米科霖
摘要:和平是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对于欧洲人而言,和平意味着在一定的边界之内消灭战…
 
僧侣遗产继承问题研究 \黄琦
摘要:僧侣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其身份具有双重属性。从宗教的角度讲,由于僧侣脱离世俗…
 
新教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汪健
摘要:美国政治是在自身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其中宗教,特别是基督新教从美…
 
从习惯法价值谈法律信仰 \于红
摘要:伯尔曼曾经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但是这一观点近年来遭遇了…
 
 
近期文章
 
 
       上一篇文章:宗教融合与教化功能——以宋代两种华严净土信仰为例
       下一篇文章:耶稣会文化适应策略源头之考察——论沙勿略时期“同宿”身份的形成
 
 
   
 
欢迎投稿:pushihuanyingnin@126.com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13-2014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Pu 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声明:本网站不登载有悖于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公共道德的内容。    
 
  京ICP备05050930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