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国法史学界都认为，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肇始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隋唐它则牢固确立。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法律思想的产生，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则开始向着走出中世纪、迎接近代化的方向转折。但近来温习师公嵇文甫先生1934年发表的大著《左派王学》、先师吴泽先生1949年发表的大著《儒教叛徒李卓吾》等，深感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转折点，应该是从嵇先生所说的左派王学开始的。

嵇老先生认为，王阳明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位极有光辉的人物，由他所领导的一场学术运动 ，是一种道学革新运动，也就是一种反朱学运动。朱熹集道学之大成，把纲常名教等同于“天理”，解释为一种不能改变的客观规律，人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因此，王阳明的思想被称为“心学”。

王阳明的心学有三大核心思想，一是“心即是理”，“心外无物”；二是“知行合一”，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三是“致良知”，即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圣凡平等”，"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心即理”是开端；“知行合一”是实践；“致良知”才是根本目的。三者是必然的递进关系，进而形成了一个统一整体，缺一不可。那么这三大思想有何革新意义呢？嵇老先生的弟子、我的硕士导师郭人民教授生前曾经把嵇先生讲给他的见解，向我作了如下传授：

嵇先生说，王阳明的学说客观上具有思想启蒙作用，从“心外无物”这句话，人们可以推导出心之外没有什么皇帝老子、“三纲五常”，所以收到左派王学影响的曹雪芹才会在《红楼梦》第六十八回里借王熙凤的口说出“拚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心即是理”“致良知”这些话，人们可以推导出人人平等思想，王阳明以“良知”为成圣的根据，“致良知”为成圣的保证，主张圣人与凡人只有一步之隔，这种区别，就看每人能不能致得自己内心的“良知”，如果能“致良知”，即使是一字不识的“愚夫愚妇”，也同样可以成为圣人。这样，他的“良知”论很自然地便推导出“满街都是圣人”的结论。

在王阳明的弟子传人中，有右派王汝中、钱洪德等人，他们大都属于社会上层人士，思想停留在修、齐、治、平的孔孟儒学的圈子里。而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则属于与王阳明弟子中的左派，他们多来自劳动阶层，如樵夫、陶匠、农民。他们的活动接近劳动群众，反映他们的思想愿望，主张"百姓日用即道"，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包含了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者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求平民百姓"正心"的观点有着天渊之别。我想，师公称其为“左派王学”，原因即在于他们反映的多是社会下层的心声。

我的博士导师吴泽教授受到了嵇先生“左派王学”观点的影响，他在《儒教叛徒李卓吾》一书中认为李卓吾是左派王学中的杰出人物。他在叙述他为何写此书时说，我敬仰他，崇奉他。敬仰他思想的锐利，为个性自由而毅然反对纲常名教，崇奉他敢言敢行，独立特行，一贯反专制反独断，至于死，也是旷代所无的以身殉道的铁汉子。

李卓吾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社会的君尊臣卑、男尊女卑、重农抑商等，痛加批判，主张"革故鼎新"，活泼思考。

第一，李卓吾劝人不要迷信儒家经典，认为它们未必都是圣人之言，大都是懵懂弟子、迂阔门徒随笔记录的，即使是圣人之言，也只是一时所发之药石，不能成为"万事之言论"。

第二，李卓吾以民本思想批判专制君权，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

第三，李卓吾认为讲求功利无可非议，坚决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强调"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 。

第四，李卓吾主张个性解放、人类平等。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凭心自断、自为是非，不要盲从过去圣贤的是非标准。他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

第五，李卓吾主张尊重妇女，实行婚姻自由。他反对歧视妇女，批判了那种“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他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因此，左派王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早期启蒙思想家，左派王学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走向近代的转折点的开始。

嵇老先生提出的“左派王学”观点已被不少《中国文学史》教材所采用，也常被一些中国思想史论著所提及。但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引起中国法史学界的关注，作为嵇门再传弟子，我自知有不可推卸的弘扬师门学术传统的义务，故草成此文，与博雅君子共探讨。

《民主与法制时报》2023年4月20日第8版《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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