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儿爷是深受儿童欢迎的神偶，并且与中秋拜月有关。本文从民俗学角度考证：兔儿爷与中秋庙会的关联，兔儿爷的百变造型，知名手艺人，日本企图通过兔儿爷实行文化侵略的旧事，拜兔儿爷的习俗及内涵的变化等。

紫不紫，大海茄，

八月十五供兔爷。

自来白，自来红，

月光马儿供当中。

毛豆枝儿乱哄哄，

鸡冠花儿红里个红，

圆月儿西瓜皮儿青，

月亮爷吃得哈哈笑，

今晚的光儿分外明。

这是八月中秋的北京儿歌。兔儿爷是北京中秋的主角，一种泥塑的玩具神偶。月光马是印有月神的木刻版画。道教和佛教为了抢占信仰市场，各有自己的月神：佛教的月神叫“月光遍照菩萨”，一位手捧圆月的菩萨趺坐在莲花宝座上；道教的月神是西王母或嫦娥，或者西王母加嫦娥。不过，有些人为了“平衡关系”，会将佛道诸神一起拜。大型月光马可以有一米多高，画中诸神分上中下三部：上部为玉皇大帝、西王母及风云雷雨诸神等“上层领导”，或者一佛祖加二菩萨；中部为财神、城隍、土地等“部门领导”或“社区干部”；下部为广寒宫的神职“员工”，桂花树下立一月兔，负责妇女儿童健康的“中医药师”。

北京旧俗，中秋拜月，兔儿爷是深受儿童喜爱的神偶。一九五〇年以后，破除封建迷信，牛鬼蛇神都被打倒了，兔儿爷也未能幸免。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借助春节庙会得以复活。没想到的是，兔儿爷甫一面市，就受到北京市民的热情追捧，成了春节庙会的一大亮点。

节前兔是爷，节后兔成泥

老北京的兔儿爷本来跟春节庙会没啥关系，它是中秋庙会的宠儿。

民国时期，每年一进八月初十，北京的热闹街市中，最抢眼的总是兔儿爷山。老舍一九三八年写过一篇题为《兔儿爷》的杂文，其中提到：“北平、天津、济南和青岛。在这四个名城里，一到中秋，街上便摆出兔儿爷来——就是山东人称为兔子王的泥人。兔儿爷或兔子王都是泥作的。兔脸人身，有的背后还插上纸旗，头上罩着纸伞。种类多，做工细，要算北平。山东的兔子王样式既少，手工也很糙。”

老舍说：“桂花一开，兔子王便上市。”人们把兔儿爷买回家，是在中秋夜里给小孩拜月用的。拜了兔儿爷，能保一家老小团圆，还能保佑儿童百病不生。具有神圣性的兔儿爷，往往依托庙会进行销售，陈鸿年在《故都风物》中说：“皂君庙开庙之期，唯一特色，大小摊子，除了吃食以外，净是卖兔儿爷的，因为它离中秋节近了。这种摊儿，摆起来上下分三四层，兔儿爷有大的，有小的。大的摆在最高层，一枚一个的放在最下层，远看像‘兔儿爷山’似的！”民国时期的兔儿爷跟月饼一样，也是中秋节前走亲戚的首选礼物。

天津《大公报》有位叫老A的作者写了篇文章说：“穿过小巷，街头巷尾，多有兔儿爷的尊容，我于是深深感觉到在这节届中秋时候，偌大的北平，俨然为兔儿爷所占据了。”作者为此感慨道：“想当年革命初成，雷厉风行。打倒马褂，以其为封建时代的遗物。反对封建思想，连带其遗物，自在打倒之例，虽孔二之圣，城隍之尊，皆不免游街示惩，独兔儿爷仍若大将军八面威风，屹然莫之谁何，然则，兔儿爷之威灵，又乌可侮耶？”

不过，兔儿爷的神圣地位只能保持一个晚上。中秋节前，兔儿爷是兔儿“爷”，得好好供着；中秋节后，兔儿爷的神圣地位一落千丈，成了孩童手中的玩偶，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弄脏、摔碎，免不了被遗弃的命运。北京话“没有接年的兔儿爷”说的就这事。

一九二九年，北平市政府为了破除迷信，曾经发过一纸布告，严禁商家生产和销售兔儿爷。到了一九三〇年，禁卖之令废除，结果厂家来不及赶货，有些商家存着些往年没卖完的旧兔子，略加修饰，得以高价售卖。结果距离中秋节还有十几天，市面上就断货了。据说兔儿爷的泥胎春天就得做好，到了七月十五以后开始上色售卖，没法临时赶工出货。

老北京的兔儿爷花样多，有布扎的、纸糊的，但主要还是泥塑的。至今北京还流传着一些关于兔儿爷的歇后语，都是嘲笑其泥质和空腔：兔儿爷掏耳朵——崴泥，兔儿爷洗澡——泥了，兔儿爷拍心口——没心没肺，兔儿爷打架——散摊子。

兔儿爷的百变造型

兔儿爷的造型是相对固定的，大致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

一是体貌特征。首先是白色，无论兔儿爷穿红穿绿，底色一定是白；其次是长耳朵，兔身和耳朵一般是分开制作的，兔身用模具压成，上好颜色之后，才将预先做好的耳朵插上。所以兔儿爷不能倒着拿，担心一翻个儿，耳朵掉下来。

二是月宫捣药者身份。这一身份最迟在东汉即已确立，山东出土的许多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座下都有只玉兔在捣药。明清以来的兔儿爷无疑承袭了这种身份，其右手总是握着一根黑漆漆的捣药杵，如今捣药杵多以金色为主（杵短的时候，看起来像个金元宝，大约取其双关之意）。兔儿爷是要给儿童保平安的，至今山东儿歌还唱着：“天蒙蒙，云蒙蒙，玉兔捣药出月宫，瘟魔入户驱赶走，布医施药显神通。”北京的《嫦娥奔月》《唐王游月宫》等月宫戏，玉兔以捣药杵为兵器，总是鞍前马后地围着嫦娥姐姐上蹿下跳。

三是衣着华丽。兔儿做了爷，自然得顶戴花翎，可头上两只耳朵太大了，清朝官帽是扣不上的，只好将那爷味往下整，把衣服给整气派了。总之是身穿金甲，或者紫金色大袍，有时还弄个披风，脚蹬朝靴，怎么威风怎么整。最后把兔儿爷整成一个文官兼武官的舞台戏子。到了民国，兔儿爷形象更加多样，甚至派生出了小货郎、剃头匠、缝鞋匠、算命先生、卖油郎之类的平民兔儿爷。

四是以神兽为坐骑。兔儿成了爷，自然也得有个高高的底座，才能把他的领导地位从各色月饼瓜果中凸显出来。早期的底座就是个单纯的座桶，后来开始在桶上加些花饰，变身为莲花座、牡丹座、芙蓉座之类，再后来，人们又把座桶换成了坐骑，于是，小小兔儿一成爷，就骑上了老虎、狮子、麒麟、神鹿、大象之类。一句话，这些威风的坐骑，都是用来衬托兔儿“爷”身份的。尽管如此，市面上却很少有骑龙或骑马的兔儿爷，据说还是因为级别不够，暂时不能享受骑龙骑马待遇。

五是背插靠旗。越到后期，兔儿爷周身的饰物越多，基本照着戏曲舞台的“爷”形象来装扮。开始只在左后侧插一面小靠旗，后来增加到左右各一面，再后来，左右各两面，俨然雄赳赳的舞台急先锋。形式日益多样和繁复，大概也是民间艺术的一种发展规律吧。

接下来，就得给这身古怪装扮编个故事，要不孩子们问起来，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据说有一年北京闹瘟疫，月光遍照菩萨（王母娘娘或嫦娥也行）派玉兔下凡行医。可是，由于玉兔一身素白，人们认为不吉利，谁都不敢让她进家门。玉兔郁闷地来到一座小庙，看见庙里神像穿着一身将官铠甲，就借来穿上。玉兔不辞辛劳为人治病，为了加快行程，不断更换坐骑，一会儿奔驰、一会儿宝马，直到跑遍全城，把各种坐骑都骑了一轮，把全城人的病都治好了，这才得以回宫。后人感其恩德，每到八月十五，家家给她摆上美味瓜果，感谢她给人间带来吉祥安康。

当然，故事也可以编成这样：玉兔姐姐送药到人间，为了让大家抓紧用药，她就变成一个唱戏的，不停地更换舞台服装，用唱戏的方式招徕大家前来领药；为了让那些不能前来领药的病人用上药，她就扮作快递小哥，骑着神兽走街串巷，送货上门；为了哄小孩吃药，她有时扮成小货郎，有时扮成剃头匠，有时扮成小姑娘。市面上找不到笑着的兔儿爷，就是因为她心忧疫情，笑不出来。

兔儿爷杨与泥人张、泥人刘

一九三二年，中秋前六天的《大公报》上有一篇《中秋的儿童玩具首推兔儿爷，杨张两姓独得秘传，除此以外粗鄙不堪》的文章，重点介绍了两家兔儿爷生产商，一家兔儿爷杨，一家泥人张。

（一）兔儿爷杨。系住在广渠门外沙子口地方，专以制造兔儿爷为业。家中积存制作之黏土，竟有十数年以前者，盖其家人有秘法将土焙制，而能使制成之兔儿爷泥胎，永不破裂。且其彩绘，亦甚精细，故所制作者，均属上好之品，售价亦贵。全家无论男女老幼，均能制造，终年操此业，以供中秋之销售，因此人咸呼之为“兔儿爷杨”。闻杨姓先辈，独得焙制黏土秘法，绝不传授他人，成为无形中的专利。

（二）泥人张。住在齐化门（即今朝阳门）外大街，全家以制作泥人玩具为业。其所制泥人，无论男女老幼，均能惟妙惟肖。据称其先人乃塑佛像而享盛名之刘蓝塑高足，故有此家传精巧技能。其制作法亦不宣示于人，每年中秋节兼营制造兔儿爷，约可获利数百元。

（三）普通手工制作泥人模型者。此类人系专制作各项小儿玩具泥人等物，中秋节前，兼制兔儿爷。惟比较杨张两家出品，显然粗劣。惟此类兔儿爷，均销于较贫人家之子女，盖其价极低廉也。

这里的北京泥人张不是天津泥人张。北京泥人张自称传自刘蓝塑，刘蓝塑是元代人，而天津泥人张清代末年才从浙江绍兴迁到天津。

据民国《燕都丛考》记载，刘蓝塑本名刘蓝，以善塑神像而闻名，人称刘蓝塑：“刘蓝者，元朝人，以塑神像著名一时，故都有刘蓝塑胡同，即其旧居，地以人传也。刘蓝塑像中在传神，往余在平，观某关帝庙，有刘蓝塑之关公像。关公之目视周仓，而周仓目眦视马夫，马夫之目则视其马，故其神气如生，盖刘蓝塑所塑也。”

其实，刘蓝本名刘元（又称刘銮），活跃于辽代到元代初期。据《元史》记载：“（刘元）尝从阿尼哥（尼泊尔人）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今天津宝坻区）人。……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抟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鬼妙合，天下称之。”一个搞泥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居然能够名列《元史》，可见其必有非常之能耐。

刘元带了许多徒弟，京津泥人行之所以出名，据说都是刘元传下来的。其实，即使不是刘元弟子，手艺人为了自抬身价，也得说成刘元弟子。姓刘的“泥人刘”，就更得溯一溯家族史了。一九三四年，《大公报》又刊登了一篇题为《兔儿爷以祖传泥人刘所制者最著》的广告软文，这次着力推介了“泥人刘”的兔儿爷。

北平兔儿爷的产地，在东郊广渠门外垂杨柳地方，全村居民，多以制造泥人为专门职业，该处所以又叫泥人村。兔儿爷就是该村著名出产之一，外间人是不易仿拟制造。据说该村泥土性黏，制成泥人物品后不易迸裂的，现在该村以泥人为业的很多，其中以所谓“东刘”者三家为著，亦称之为“泥人刘”家。泥人刘是比较有历史渊源的一家，其自称此业前祖已五辈于兹，名闻故都。

七月十五日以后，兔儿爷才动手制造，这一季全村可出货大小五万件以上，价值二三千元，因为历史悠久的关系，以刘家独占大宗。北平小商人等集资由彼处贩来，即在街头、市场、庙会中设摊零售，每只二三角不等，依大小而分定价之高低。

日本人的文化侵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也开始进入兔儿爷市场，借助商业营销实施文化侵略，市面上出现了大量日本制造的兔儿爷。这些兔儿爷加入了现代工业技艺，形态多样，制作精美，有的还会拉小提琴，座下有转盘，上弦之后能够转起来。一九三五年二月，有一位化名“英”的汉奸文人写了篇《晓市访问记》，文中极力夸奖日货，贬损中国传统工艺。

这都是日本货，价钱贱——小件只用三两个大枚，大件只用四五角便可买得——货色高，所以人们像抢似的，争先恐后的购买。日本远在重洋，他把货物用船用车，辗转运输，过关进口，来到中国，曲曲折折，最后送到小商人手里来，卖给小贩，这末本利核计起来，该很是一个数目了吧？谁想，他的卖价是那末低廉，听了他们的吆喝价钱声，直使我咋舌。

再有那货物制造的精美，意识方面的注重，更使得我们敬佩！转过眼，看旁的摊上，摆着什么升官图、骰子、骨牌、大铁饼……这是我们自己作的儿童玩具，真有点冷水淋头的难受！还有日本铅笔卖二十四枚一打，第一次听见这样价钱。糖果摊上日本货则是金花花银花花，鲜艳艳的色纸包裹着，中国货则是大盒子二盒子，接风迎土的在那直冲天排列着。还有用木匣子装着桃干、杏干、苹果皮、红果……和糖汁和好的东西，脏油油的用铁勺舀着卖。这幸亏不是夏天，真有些大碍卫生呢！糖果也是日本货利市好！甚至连卖包东西用的废纸，也都是日本货，我连看了五六个卖废报纸、废杂志、废书……的摊子，净是些日本东西。据说好多人都愿意买日本废纸包东西，因为日本纸特别厚。

许多人可能会问，相对于现代制造业来说，这种蝇头小利的兔儿爷市场，连中国资本家都没有惦念的兴趣，为什么会引得日本制造商如此兴师动众？这里面不仅有逐利的商业因素，还有深刻的文化动机。日本人进入兔儿爷产业的目的有四：一是抢占文化市场，切分传统文化产业的利润蛋糕；二是借助一切机会宣传日本现代文化、商业文化的先进性，让中国人从商业上依赖日本货，从心理上适应日本理念；三是贬损、丑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理念，激起民众的求新、求变心理；四是打破平衡、扰乱市场、制造传统手工艺人的生存困境，加剧社会不稳定。

抗战胜利之后，日本制造的兔儿爷迅速退出了市场。一九四五年中秋节的兔儿爷市场虽然未恢复到战前的兴旺局面，但是，造型和工艺却基本回归传统。一九四七年，有位笔名叫雨人的作者写了一篇《兔儿爷与月光码儿》发表于《现代知识》，简单介绍了战后兔儿爷的生产和销售状况。

中秋节以兔儿爷及月光码儿为主要人物，二者皆为供奉对象，而兔儿爷更有另外意义。盖儿童常以玩物视之，往昔升平之世，儿童人手一个，以为戏耍。目下百物昂贵，兔儿爷每只动辄盈万，儿童不敢问津，只得望兔儿爷兴叹！

女拜月光马，童拜兔儿爷

中秋拜兔儿爷的习俗大概形成于晚明时期。有个叫纪坤的诗人于一六三〇年写了首中秋诗，诗序说道：“京师中秋节，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而拜之。”（《花王阁剩稿》）我们能找到的明代记录就这一条。

晚明的“儿女拜兔儿爷”习俗应该还在形成之中，同期甚至稍后的明代文人著述中，说到中秋拜月，均未提及兔儿爷。成书于明亡之年一六四四年的《北京岁华记》也说：“中秋，人家各置月宫符像，符上兔如人立；陈供瓜果于庭，饼面绘月宫蟾兔，男女肃拜烧香，旦而焚之。”可见明末的玉兔主要还是平面形象（月光纸），其立体形象（泥抟兔形）还没有成为主流。男女都要肃拜烧香，第二天早上再把月光纸烧掉。

泥兔子兴起之后，大概与纸马兔子一起长期共存了好长时间，而且都被称作兔儿爷。清末《大公报》刊登一篇《戒拜兔说》，提倡移风易俗，文中说道：“我们中国人，每到中秋节，家家必拜月亮。摆上些月饼鲜果，对着月光磕头，当中供的纸马，也是画个月光，光内画个兔子，还有甚么梭罗树、广寒宫。兔子也不叫兔子，称呼他为‘兔儿爷’，至于那大月饼模上，也必刻上个兔子，哎呀，我们中国人，怎么愚到这个地步呢？实在可笑。”

明清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市民阶层的信仰需求也在不断分化，相应地，神灵体系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兔儿爷的日渐盛行是与祭月仪式中的性别分流、年龄分层相应变化着的。

首先是男人从祭月仪式中退出。月亮属阴性，月亮神是太阴星君，男人拜月，易致阴阳不谐。到了清末已经形成“惟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师谚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燕京岁时记》）的习俗。据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慈禧太后在逃亡路上也没忘记拜月祭兔。慈禧逃到忻州，恰逢中秋，就在当地贡院举行了拜月仪式。据《宫女谈往录》：“晚饭后，按着宫里的习惯，要由皇后去祭祀太阴君。在庭院的东南角上，摆上供桌，请出神马（一张纸上印一个大兔子在月宫里捣药），插在香坛里。由皇后带着妃子、格格和我们大家行礼。”

其次是儿童分流。清代妇女继续拜月光神马，儿童则另拜兔儿爷。正如方元鹍《都门杂咏》所写：“儿女先时争礼拜，担边买得兔儿爷。”这样，在儿童世界中，玉兔就从月光纸上的次要角色转变成独角戏中的唯一神偶，作为主神的月光菩萨从兔儿爷身边退隐了。很显然，这是一次“神职下放”。

从一些清代年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儿童祭拜兔儿爷的情景：月光马和兔儿爷都摆在月出的方向，月光马挂起，兔儿爷则高坐案中，前面摆着月饼、西瓜、石榴、桃子、莲藕、鸡冠花等物什，儿童焚香燃烛，对着月亮和兔儿爷的方向屈膝行跪拜礼。“那对鸡冠花儿，算是月亮里的娑罗树；那两枝子白花藕，是兔儿爷的剔牙杖儿。”（《儿女英雄传》）

兔儿奶奶的加入

玉兔与月亮同属太阴，具有女性特征。这一点，从民间婚俗中的“蛇盘兔”，以及有色婚联“喜对良宵玩玉兔，笑同佳婿赏金龟”就可以看出来。可是，兔儿一变“爷”，其阴阳属性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像凤一旦配给龙，就只能由雄性变雌性一样，兔儿一变成爷，就有好事者给他配上一个兔儿奶奶。

这好事者，大概就是兔儿爷的营销商。因为对于那些纸马店来说，多一个兔儿奶奶，等于将兔儿爷的销量翻了个番。

兔儿爷与兔儿奶奶

清中叶以后，北平的拜兔儿爷习俗非常兴盛，道光年间杨静亭的《都门纪略·中秋》说：“莫题旧债万愁删，忘却时光心自闲。瞥眼忽惊佳节近，满街争摆兔儿山。”这股兴盛劲一直持续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商业文化的不断发展，商家产品不断花样翻新，不但有兔儿爷、兔儿奶奶，甚至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兔儿家族。一九三五年的一则《兔儿爷上市》新闻中说：“现距中秋节，不过半月，在十余日前，市上即已发现兔儿爷上市。如茶食店、鲜果局所制之兔子，商场玩意儿摊及街上小贩所卖之泥兔子、蜡皮兔子、纸糊兔子。卧者、立者、单个者、成双者、两兔作捣状者、群兔争食月饼者，五颜六色，充斥市面。”

当时还有许多花样翻新的兔儿爷。比如，有一种“刮打嘴兔儿爷”，上唇可以活动，里面黏着一根线，只要在底座下面扯一扯这根线，上面的兔唇就能活动。这类新式兔儿爷兴起于民国时期，很受市场欢迎。

如今，拜月习俗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兔儿爷跌下神坛，沦为空有华丽外表的工艺品，虽有“爷”名而无“爷”实。没有了信仰支撑的兔儿爷，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花哨的工艺品，中看但没用。热闹的春节庙会就像一个大箩筐，把各节各会的各种玩意儿一股脑儿都装进自己筐里，虽然展出了外在的兔形，却早就没有了内在的月魂。

文章来源：《随笔》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