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展演互动，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传播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其意义的有效传达，伴随着传播制度的不断变革，传统仪式经由修辞实践所构筑的媒介时空与现实时空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变化着，对比不同关系之下传统仪式修辞实践的效果差异便不难得出，借由视觉修辞完成对其意义的传递是传统仪式结合自身特性在时代背景之下所做出的一项必然性选择。裕固族传统仪式中各类视觉符号自身意义的生成，完全依赖于符号所处的生成语境，理解和把握互文、情境与文化三种语境各自特定的符号意义生成规则，不仅有助于区分与识别视觉符号在传统仪式中的意义所在，还能进一步厘清催生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变迁的根源与力量。

裕固族传统仪式的外在景观是由视觉符号固化形塑的，传统仪式的内在意义同样也需要借助视觉符号来向外释放，视觉符号凭借自身良好的形象性成为了接受者识别、认知与理解裕固族传统仪式最重要的符号载体，因此，对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传播的研究需要先从认识视觉符号入手。在有关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的传播实践中，最关键的任务便是如何将仪式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通过视觉符号传递出去，相较于漫无目的的传播行为，传统仪式的视觉传播更看重自身传播行为的动机性和目的性，而这正是视觉修辞所强调的。所谓视觉修辞，是指强调以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事件文本为主体修辞对象，通过对视觉文本的策略性使用，以及视觉话语的策略性建构与生产，达到劝服、对话与沟通功能的一种实践与方法。作为一种过程性质的图像事件文本，通过对裕固族传统仪式修辞演进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媒介空间里视觉修辞所能产生的功能效应会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身处互文、情境和文化语境之中，符号意义会因语境各自特定的释义规则而有所不同，只有区分清楚符号生成的各种语境，才能对符号意义及其生成机制做出更加准确的思考与理解。

一、在场、脱离与重返：裕固族传统仪式的修辞实践

“人类行为有交际性的、有非交际性的，交际性行为又有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修辞正是人类的一种语言交际行为。”裕固族传统仪式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交际的场所”，有关仪式的语言交际行为和非语言交际行为都集中发生在传统仪式举办的现实时空内，传统仪式寄希望于通过各种修辞手段在仪式现场实现劝服、对话与沟通的目的，因为只有“在场”才能更好地完成各类修辞实践。所谓“‘在场’，指的是由特定的大众传播制度及相应实践所构筑的媒介时空中的一种‘结构化’存在及其象征意义，”从裕固族传统仪式传播方式的演变轨迹来看，由于传播制度的改变，传统仪式经由传播实践所构筑的媒介时空在不断变化着，传统仪式自身的修辞实践也因媒介时空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作为一种以视觉形象为主要文本的文化展演，裕固族传统仪式更强调以视觉为中心展开视觉传播，尤其是在可视化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修辞实践的视觉转向是裕固族传统仪式在现代化进程中做出的理性判断与现实选择。

（一）在场：重叠媒介时空下的仪式修辞

裕固族传统仪式是族群内部所开展的一种集体性质的行为活动，举办仪式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参与者提供一个可以展开面对面交流互动的现实空间，传统仪式最原始的传播制度决定了参与者必须在仪式现场完成对传播实践所需要的媒介空间的打造，仪式程序的流动性、仪式行为的即时性、仪式互动的现场性，都是传统仪式原始传播制度显现出的传播特点，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所有的参与群体都能够在实时感受传统仪式现场氛围的情形下做出有关仪式意义的接受、分享与处理，此时，传统仪式视觉修辞产生作用的媒介空间与现实空间是完全重叠的。在仪式现场，包括动作、服饰、器物、道具、图像在内的所有的视觉符号都不能被单纯视为一种记号、装饰或工具，因为身处仪式现场的视觉符号集体被赋予一个强制性的意义，一旦有了象征意义，视觉符号便产生了修辞功能。裕固族传统仪式的举办场域并非纯粹的地理空间，还包括存在于参与者想象之中的神圣空间，对神圣空间的感知需要参与者在仪式现场通过对各类视觉符号的观看、触碰与理解，建立起与“无形”的神圣空间之间的“有形”对话，重叠时空之下的视觉修辞便不再只是一种孤立、静止的修辞实践，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视觉传播行为，拥有象征意义的视觉符号具备勾连时空、促成对话的多重功能，通过对“在场”视觉符号的观看，参与者便能在现场体验与借形想象的共同作用之下实现对传统仪式内涵的深层解读。

“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的理性要求人们要以理性的方式——劝说（通过说理、辩论）——取得影响和制约。”尽管裕固族传统仪式的修辞实践并不以说理、辩论见长，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传统仪式对于自身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的向外传递就是一种理性与感性共同编织的视觉劝说行为。首先，在仪式现场，传统仪式可以借由仪式程序的严谨性与规范性，实现对所有参与群体的理性劝服，尤其是在“在场”的仪式情境之下，依靠个体表演和集体展演所营造的仪式氛围，可以使沉浸其中的视觉符号对事实的描述和对观点的表达更具说服力；其次，传统仪式还可借由参与者在仪式现场的情感互动，实现对所有参与群体的情感说服，个体成员对情感的需求可以使其敏锐地捕捉到仪式现场所有有关情感的视觉信息，仪式既定的情感基调同样会对个体情感的生成产生影响；最后，通过在仪式之中的交流互动，参与个体会在仪式之中形成对自我与他人的认知，由此建立起个人满意且稳定的关系网络，传统仪式便会借参与者在仪式现场所达成的信任关系，实现人品劝服。在传统仪式现场，所有劝服效果的实现并非纯粹依赖于语言交际行为，个体自我的深度表演以及参与群体的集体展演，都是促成修辞实践得以成功开展的关键所在，视觉符号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符号都更加具有“在场”的感觉，在重叠的媒介时空之下，具有象征色彩的视觉符号便可或理性或感性的达成对参与群体的多重劝服。

（二）脱离：单一媒介时空下的仪式修辞

利用印刷媒介和录音技术将传统仪式中可以用文字和声音记录的内容保存下来，并经由大众媒介进行传播，会对传承保护裕固族传统仪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文字符号和声音符号的理性运用，大大增强了传统仪式修辞实践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同时也使得族群成员经历口语文化时期所形成的交流习惯开始发生改变。伴随着印刷媒介的普及和录音技术的进入，裕固族传统仪式的传播目的不再只局限于为了满足族群成员的内部需求，仪式传播的目标受众开始向外扩散，特别是经由传播制度变化所导致的媒介空间的变化，使得传统仪式的修辞实践开始脱离“行动的场域”而单独存在。“修辞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不是以追求语言美为目的的，而是追求语言交际有效性的行为。”在传统仪式的修辞实践中，不能简单地认为通过对语言的修饰便可完成对传统仪式的修辞实践，而是需要追求一种意义传达的有效方式。裕固族传统仪式在视觉传达方面所具备的自身优势，决定了针对传统仪式做开展的修辞实践务必要以视觉形象为中心，但如果仪式自身的视觉符号没有被看到，仅凭语言所“描绘”出的视觉形象则不具备完整的修辞功能，“语言和图像二者不可通约”，脱离了传统仪式行动场域的修辞实践，自然无法借用视觉符号的象征意义来完成对传统仪式的立体展现。

从“行动场域”的意义上来理解，无论是印刷媒介还是录音技术，对裕固族传统仪式的修辞实践都已离开了传统仪式举办的现实空间，而是延伸到了通过传播实践所建构起来的“媒介的权力网络”之中。对于仪式中一些可以用文字符号或声音符号解释的内容，自然可以通过印刷媒介或录音技术的完整记录而再现于媒介空间之中，但对于承载意义本身的方向、运动、空间、氛围、情绪等较为抽象的仪式要素，则很难通过文字或声音搭建起来的通道做出形象的描述与还原，尤其是脱离了传统仪式发生的现实空间，受众便无法借由具体可感的视觉形象来感知和体会传统仪式中的神圣空间，传统仪式自身所蕴含的象征权利在语言活动所铺设的修辞实践中则很难发挥作用。作为一种过程性质的图像事件文本，裕固族传统仪式符号体系中所有可被纳入视知觉范畴的携带意义的符号形式，都有将开展视觉修辞变为现实的“潜在可能性”，“事件文本则形成了一个参与结构（Structure of engagement）”，结构之内所有的修辞实践都无法脱离人的行动而展开，一方面传统仪式的修辞性需要参与者具体行为的激发才能被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传统仪式中的所有符号文本要想具备修辞性，也必须假定一个修辞实践的接受者，才有可能产生修辞效果。脱离了“在场”语境的修辞实践，无论是修辞行为的发出者，还是修辞效果的接受者，都只存在于由文字符号和声音符号所建构的媒介空间内，二者既不会参与到传统仪式的活动中去，也不会就传统仪式的修辞实践产生互动交流，脱离了人的阐述和使用的语境，这种单凭语言文字所实现的达意传情，终会因脱离母体、缺少互动又失去观众而只能获得一种孤掌难鸣的效果。

（三）重返：多重媒介时空下的仪式修辞

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视、互联网等强调视觉的媒介形态开始进入裕固族传统仪式的传播实践中来，并以互动性更强、形态更多元、时空概念更加灵活、更具现场感和拟真感等优势逐渐开始占据裕固族传统仪式传播实践的中心地位。视觉符号是裕固族传统仪式中最直观易感的符号文本，相较于文字符号和听觉符号，人脑对视觉符号的处理速度明显要快于前者，同时通过视觉所观察到的仪式场景也更容易被记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参与者更倾向于通过视觉观看的方式来感知传统仪式。裕固族传统仪式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视觉性，仪式空间、程序和路线的流动性以及仪式动作、情绪、氛围的现场性，都是文字和声音所无法传达的，而对这些“在场”要素的还原则可以通过对视觉符号的再现来实现，仪式中运动的个体、外显的服饰、复原的道具和静止的图像等各种视觉符号都具有修辞功能，借由视觉符号可以实现对传统仪式信息的视觉化记忆、保存与传播，相较于文字符号和听觉符号所构建的脱离现实的单一媒介空间，视觉传播实践则能够尽可能地将传统仪式的现实空间再现在观众面前，尤其是随着AR/VR等沉浸式技术的发展，接受者甚至可以获得近乎真实的“虚拟在场”体验。摆脱了时空限制的视觉传播实践，则为传统仪式的传播与传承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从语言修辞到图像修辞的再次回归，也使得裕固族传统仪式借由多重空间所生成的仪式意义可以被生动形象地传递出来。

在视觉文化语境下，各种视觉化的符号、形式、经验主导了现实世界的符号景观和话语形式。传统仪式的现实空间具有较强的视觉性，可视化技术通过接近和把握视觉符号在传统仪式修辞实践中的角色和功能，利用再现的方式让接受者可以“拟态重返”传统仪式现场。尽管通过可视化技术的运用并未实现对现实空间与媒介空间的真正融合，但由于可视化技术“持续不断的动态图像延续着戏剧而非印刷品的传播情形，重现了早期受众的现场（Located ness）接受方式……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民众一起分享相同的、经媒介传播的情感和学习体验。”通过可视化技术对仪式场景的再现，传统仪式的修辞实践得以再次“重返现场”，传播者对于视觉素材的采集制作必须完全置身于仪式场景之中，对于仪式过程的全程参与可以让视觉事件文本的处理更具现场感；而接受者对于修辞结果的接受虽然仍处于视觉符号所建构的媒介时空之内，但由于传统仪式的视觉传播不仅会对其重点关注的视觉符号予以再现，还会对符号所赖以存在的周围环境一同予以呈现，包括神圣时空在内的传统仪式的时空观念都能通过传播实践被接受者所感知到。

在可视化媒介打造的媒介空间里，所有诉诸视觉实践的符号形式都被纳入到裕固族传统仪式的视觉修辞中来，视觉修辞的对象开始从纯粹的视觉符号向传统仪式现场所有可被看到的视觉性符号延伸。视觉传播全息呈现的方式，可以带给参与者丰富的“场信息”和强烈的情感体验，从而使接受者可以通过对传统仪式的“观看”而感受到传统仪式的意义指向。“随着时间的‘逝去’和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交织在一起。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在这种交织的关系之中，也都是通过这种交织关系而得以构成的。”作为一个充满着象征权利的现实时空，裕固族传统仪式要想在现代媒介环境下完成对传统仪式的修辞实践，就需要借由在场信息与不在场信息共同编织建构起一个契合传统仪式意义体系的媒介空间，而对传统仪式媒介空间的建构则需要呈现出较为清晰的仪式意义指向，经由“视觉之维”的符号文本所创建的意义管道，正是通过对仪式时空概念的重构而使裕固族传统仪式的意义体系得以全面释放。

二、语境铺设与规则锚定：视觉符号的意义生成

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意义的生成，完全依赖于符号自身特定的生成语境。“作为文本实践的发生环境与底层语言，语境确立了文本的释义规则，其功能就是对释义行为的锚定。”在裕固族传统仪式中，经由不同语境所建构的领悟模式会对参与者识别符号意义的共享行为做出引导，经由不同语境所制定的框架规则会对参与者区分符号意义的认知行为做出限定，只有将视觉符号置于裕固族传统仪式特定的语境关系中，才能完成对其意义的诠释与建构。因此，对裕固族传统仪式中视觉符号意义生成的分析，可在互文、情境、文化三种不同维度的语境之下做出不同层面的区分与识别。

（一）互文之维：视觉符号互动的关系逻辑

对裕固族传统仪式中视觉符号意义及其生产方式的认知，主要取决参与者对传统仪式本身的认知方式，裕固族传统仪式首先是作为族群内部沟通交流的仪式活动所出现的，那么对视觉符号的意义解读就应先从人际互动的理解维度出发，进而展开对符号释义关系逻辑的建立与诠释。在裕固族传统仪式的视觉符号系统之内，不同类型视觉符号之间构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这种符号相互之间的互文关系搭建起了考察符号释义规则的互文语境。裕固族传统仪式是动态存在的，对话与互动是传统仪式保持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关键所在，而互文性的本质就是文本之间的对话，因此，建立在裕固族传统仪式自身人际交流与符号对话基础之上的互文语境，是分析视觉符号意义生成语境的第一重维度，对互文语境下修辞生成原则的把握可从以下三个层面逐一展开。

1.连接：系统性的视觉符号认知

裕固族传统仪式景观是由各种类型的文本通过“拼图”、“连接”等方式共同组成的，在裕固族传统仪式的符号系统内部，身处同一现场的视觉文本都不是彼此割裂的，对任意符号的解读也不可其视作单独的个体，而是要从整体性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如何更加全面地完成对符号意义的解读，看似毫无关联的两种视觉符号会因为“共处一室”而产生伴随关系和逻辑关系，对其意义及生成方式的解释就需要从系统认知的层面来展开。

如下图所示的祭鄂博仪式景观，包括了写有汉字的玛尼石、身份不同的参与者和围观群众、蓝天白云等自然环境、五色彩旗、幡杆、哈达、手机、摄像机等各类文本。其中：写有“汗顶格尔”四个字的玛尼石，是对仪式场景的文字性介绍，“汗顶格尔”的发音是对裕固族语的普通话翻译；聚集在石头周围的人群都在等待仪式主持人下达祭鄂博仪式正式开始的口令；画面中聚集的人群，有穿裕固族服饰的本族参与者，也有手持相机的外族游客；在画面远处还能看到蓝天白云和戈壁沙漠等自然景观。

在此场景之中包含了多组存有明显“认知冲突”的视觉符号，例如画面中身穿裕固族服装的本族参与者与手持相机的外族游客，从其身份、外形、态度都很难找出二者之间的关联，但如果从裕固族传统仪式在现代化语境之下所发生的改变来分析，就会对二者的共同出现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裕固族传统的祭鄂博仪式已经不再只是一项针对族内人的仪式活动，在现代社会，祭鄂博仪式也有许多旅游、参观、学术考察、影视拍摄的成分在里面，处于鄂博仪式现场两种不同身份的参与者，在内在勾连的作用之下，共同构成了现代化语境之下祭鄂博仪式的视觉景观，这种看似冲突的视觉表象在系统关系的连接之下便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

2.联想：伴随性的视觉符号认知

在裕固族传统仪式中，许多视觉符号意义的产生都会偏移人们对其的惯有认知，而借由参与者在观看过程中的联想关系产生出一种全新的释义，这种释义方式的出现主要依赖于参与者在仪式现场的联想，而这种联想发生的起点便是处于不同意义体系之中的两种视觉符号在视觉形式与构成上所呈现出的相似性。裕固族传统仪式中的许多视觉符号会与其他意义体系中的视觉符号在色彩、形状、运动、空间等视觉特征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参与者可以依据这种视觉认知上的相似性在符号之间产生联想，再通过联想完成对符号的释义。这种通过联想完成符号释义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对视觉符号伴随文本的主动召唤，一旦符号自身的伴随文本被成功唤醒，视觉符号便能与其伴随文本建立起双向互动的联想关系，此时参与者便可通过对比处于并置结构中的符号关系来完成对视觉符号的准确释义。

在鄂博仪式中，参与仪式的众人渴望能够与天界的神灵对话，这也是他们参与祭鄂博仪式最主要的目的。与神灵对话是存在于人们脑海之中的想象，参与者只能寄希望于现场可观可感的实物来暗示自己可以在仪式现场与神灵进行对话，鄂博仪式中的幡杆则被人们视为“连接”现实与天界之间的重要桥梁。在图1中可以看到在五色经幡中耸立着一根用柏木制成的幡杆，这根幡杆在外形上与裕固族族人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爬梯极为相似，牧民在生活劳作中会使用爬梯登上高处，在祭鄂博仪式中，人们正是借由幡杆与爬梯在外形上的相似建立起了一种联想关系，人们渴望通过幡杆实现与神灵之间的“对话”，而对幡杆的释义也需要从裕固族传统仪式的并置结构出发，通过对比幡杆与其伴随文本在外形上的接近和功能上的相似来完成。

3.隐喻：替换性的视觉符号认知

裕固族传统仪式通过具象化的视觉符号连通了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在仪式现场，参与者可以通过观察和体验来完成对世俗世界的认识，但对于无形的神圣世界则只能依靠人们的想象来感知，对于神圣世界的想象不是凭空进行的，它需要参与者在仪式现场依据视觉符号来完成“替换”。通过跨域映射的工作原理，参与者可以借助属于其他领域的视觉符号来认识和体验仪式现场的视觉符号，“当两个视觉文本共享了某种认知图式，我们便可以沿着喻体图像来想象本体图像。”

在上图所示的鄂博仪式现场，以幡杆为中心向四周挂满了五色经幡，这些经幡并不是族人为了美化仪式现场而随意悬挂的装饰物，对经幡颜色的认知也不能从五种颜色的视听语言属性出发去分析，此时，如果从人们惯有的思路来解释经幡的意义便会陷入一种难以自圆的困境。裕固族族群的信仰体系里有各种各样的神灵，在祭鄂博仪式现场，族人寄希望于参加仪式来祭拜所有保护族群的神灵，这些不同颜色的经幡则指代着各种不同的神灵。“经幡中的蓝色代表阿阉佛（不动如来），白色代表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红色代表阿弥陀佛（阿弥陀如来），绿色代表不动成就佛（不空成就如来），黄色代表宝生佛（宝生如来）。”五种颜色在裕固族宗教文化中象征着五方佛，参与者对五色经幡的理解可以从裕固族宗教信仰体系的既有符号系统出发，用神灵来“替换”五色经幡，进而沿着裕固族宗教文化中对于五色的解释来接近并把握五色经幡的意义系统。

（二）情境之维：视觉符号流通的社会逻辑

在裕固族传统仪式的现场，会有许多“边界”明显的情景语境，仪式中的各类视觉符号通常会在仪式举行的过程中穿梭于其中，当同一种视觉符号出现在不同情境中时，符号本身的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仪式中的不同情境会有各自特定的意义生成法则，要想掌握视觉符号如何在不同的情景之中生成意义，就需要立足于视觉符号发生修辞实践的既定情景，开展对于视觉符号所依托的仪式场景及其情景语境的行之有效的考察与分析。传统仪式中的视觉符号之所以能够成为仪式场景特定的表意符号，正是因为符号本身与其所处的情境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直接且作用明显的内在关联。在视觉修辞实践中，器物道具、图像动作、服装配饰等符号文本之所以能够成为承载裕固族传统仪式意义的公共性视觉符号，也正是因为各类符号自身所依托的情境语境被成功激活。作为一种话语空间，在视觉符号意义的生成方面，拥有不同语言结构的情景语境会有各自不同的释义规则，只有立足视觉符号发生作用的问题语境，掌握不同情境之中符号意义生成的内在规律、本质要求、生产机制和现实逻辑，参与者才能通过对仪式情景“边界”的识别与确认，从而真正接近视觉符号与传统仪式之间的结构基础与作用方式。

在裕固族传统婚礼中，新娘在宴请酒席开始之前，始终要用三角饰或头巾遮面，直到沙特仪式结束才可取下遮面以示众人。“新娘遮面”这一典型的仪式聚像，因为凝缩了裕固族传统婚礼的视觉印迹和民族精神的视觉意象而成为了一个流动于传统仪式现场的“凝缩符号”，在传统仪式中，身处不同情境之中的新娘遮面会因时空系统不同而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具体可从以下三种“边界”形式来把握“新娘遮面”这一动作符号在不同情景语境中的意义实践。

1.议题情境之下的仪式展演

裕固族传统婚嫁仪式是一场以新娘为主角的有核心议题的仪式展演，议题内容就是通过对族群文化规约的沿袭，在个人表演和集体展演的形式之下，遵照裕固族传统婚俗仪式程序举办一场传统婚礼，婚礼中“新娘遮面”这一仪式动作在此情景语境中也拥有符号固定的仪式意义。按照族群传说，婚礼当天的新娘会成为整场仪式的焦点，为了不引起前来参加婚礼的妖魔鬼怪的注意，新娘要一直用面纱遮面以躲避不祥之物的追赶。遵照这样的传统说法，新娘遮面成为了族群成员共同认可的标志性动作，在整场婚礼推进的各个环节中，正是因为“新娘面纱”这一凝缩符号的“出场”，使得人们更易识别传统仪式中的各类关键信息，包括婚嫁仪式进行到哪个环节、新娘是否在场、新娘身份是否已经完成转换等。如组图中的第一幅画面所示，裕固族传统仪式通过对“新娘遮面”这一凝缩符号的制造并挪用，实现了对传统仪式的话语建构和意义表达，当处于正式展演中时，所有的参与者要按照议题设定的仪式程序完成各自的表演，此时议题情境的边界就是要将仪式情境与现实时空对立起来，让参与者能够在视觉符号的连接之下进入到神圣空间里，由于没有具体可感的有形事物作为参照，参与者只能凭借想象建构起另一个时空，在此时空之内的“新娘遮面”这一仪式行为便会脱离其遮羞的工具属性和装饰的审美属性，完全从议题设置好的情境出发显示出视觉符号自身的神秘属性。

2.话语情境之下的个人对话

在裕固族传统婚礼的正式环节中，新娘和新郎几乎没有可以独处的时间，作为婚嫁仪式最重要的角色，二者的言行必然会受到其他在场宾客的密切关注。话语情境是属于新娘与新郎独处的私人场域，尽管在此阶段依旧不允许新娘摘下面纱与新郎对话交谈，但由于此时的情境是独立于帐篷外的仪式空间的，帐篷成为了“分割”二者与室外仪式场景的有效边界，身处帐篷之内的新娘可以与新郎进行私人对话，此时“新娘遮面”这一视觉符号便会回归其视觉形式层面所携带的实际功能，面纱会被视为新娘在婚嫁仪式中对自己的一种装饰，遮面也会被当作新娘遮羞的一种动作。如组图2中的第二幅画面所示，新娘之所以在此环节会摘下面纱，主要是因为在此之前二人始终处于传统仪式的议题情境之内，族群既定的文化规约不允许新娘做出此类有违仪式程序的错误行为，但在此时的话语情境中，新娘不需要考虑仪式程序所带来的限制，“正常出场”的“新娘遮面”会因为情境边界的重新划分而被赋予新的意义，这一裕固族传统婚嫁仪式的“凝缩符号”在话语情境中则变成了对新人亲密关系的一种生动诠释。

3.空间情境之下的文化冲突

在裕固族传统婚礼仪式中，新娘作为最重要的角色，其身份由少女向已婚女子的转换是婚礼仪式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新娘遮面”的动作符号就是其身份转换的重要象征，当新娘通过特定仪式环节示其身份已由少女转换为已婚女子时，此时的新娘便不再需要遮面，这一动作的结束昭示着新娘身份的转换已经完成。但在整场婚礼的仪式环节中，象征传统的新娘面纱在现实世界与仪式世界的对照之下，也需要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凝缩符号”的内在含义。裕固族传统仪式在现代化进程中已呈明显的衰退之势，仪式中许多器物道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早已难寻踪迹，这些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传统习俗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只是在传统仪式的展演行为中才会再次“出场”，此时符号意义的边界划分不是局限在神圣与世俗、集体与个人之间展开的，而是需要从继承传统和面对现实的层面生发开来。身处传统仪式议题规定的情境之内，所有的参与者需要按照仪式展演所生产的符号释义规则为“新娘遮面”赋予意义，可一旦超出了议题情境的边界，参与者便会参照个人对现实与传统之间文化冲突的理解来做出符合个人意愿的选择。正如组图中的第三幅画面所示，新娘明知身处仪式现场不允许摘下面纱以示众人，但长期生活在现代环境之中的个体无法将自己完全置身于一个仅靠想象才能到达的想象世界之中，因此，一旦离开了仪式展演的议题情境和个人对话的话语情境，回归现实时空概念的参与个体，便会继续在个人既有的空间情境之下做出对视觉符号近乎一致的判断与理解。

（三）文化之维：视觉符号共享的系统逻辑

裕固族传统仪式是裕固族文化的集中再现，包括服装配饰、器物道具在内的物质文化，仪式程序、族群制度在内的制度文化，和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在内的心理文化，都会在传统仪式中有所体现，身处传统仪式中的“形象的观看者在接受知觉讯息的时候也接受文化讯息，”因此，对视觉符号意义及其生成规则的理解就需要置身于裕固族文化的系统之内才能完成。“文化语境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语境形态，它‘以文化的方式’确立了一种基础性的释义系统。在文化语境中，图像的释义规则必然受制于文化的概念、语言与逻辑。”在族群共享的文化语境之下，裕固族传统仪式中的视觉符号以族群共同约定的规约逻辑实现了对符号意义的再现，同时，作为一种具有族群普遍认同基础的文化符码，视觉符号也得以在传统仪式的视觉修辞实践中被现实征用。

1.约定俗成的文化规约逻辑

裕固族文化是裕固族族人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借助于族群内部多样的表现形式，裕固族文化可以沟通族群成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族群内部的个人意愿和集体规则，同时，作为一种可以独立处理各类信息的系统，裕固族文化还会以自身法则对发生在族群内部有关文化的展演、保存、传播、传承和记忆等活动形成限定与指导。在裕固族传统仪式中，包括仪式体系的建构、仪式程序的设置、时空概念的建立、表演规则的制定、互动关系的生成、服饰道具的设计等传统仪式核心内容的生成与确立，都会受制于裕固族既定的文化法则，视觉符号是对传统仪式核心内容的具象化呈现，作为镶嵌于裕固族文化底色之中的符号形态，仪式中所有的视觉符号会集体携带裕固族文化的特定内容和共同特征，在修辞实践的过程中，视觉符号之所以能够在仪式现场对裕固族文化做出及时且准确的回应，正是因为视觉符号意义的生成是在族群约定俗成的文化框架之内最终确立的。

作为裕固族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最直接、最有效的外显载体，视觉符号在传统仪式传播实践中会进入到裕固族文化的元语言系统，所有的视觉符号会按照裕固族族群成员共同约定的文化法则获得各自的含蓄意义或象征意义，许多在“像似性”和“指示性”上相同或接近的视觉符号，会因为身处不同的文化语境而携带了不同的规约信息，由此获得的意义也会各有不同。前文讲到裕固族祭鄂博仪式中经幡的五种颜色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指代，参与者需要沿着裕固族宗教信仰的认知体系来完成对颜色意义的准确解读，对于五色经幡中各种颜色的前后次序，裕固族传统仪式也有着极为严格的排列要求。“在鄂博仪式的现场，五色经幡的最顶端为蓝色幡条，因为蓝色可以象征蓝天；蓝色幡条下面是白色幡条，因为白色可以象征白云；白色幡条下面是红色幡条，因为红色可以象征火焰；红色幡条下面是绿色幡条，因为绿色可以象征河水；最下面的幡条是黄色，因为黄色可以象征大地。”

在裕固族族人看来，裕固族这一民族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灾难延续至今并日渐发展壮大，正是得益于大自然的恩赐，反映到裕固族文化中则表现为族人对自然万物的无限敬畏与感激，裕固族传统文化要求族群成员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必须严格遵守大自然中的一切法则，不容许族人随意更改或破坏自然万物既有的规则与秩序。将这一族群成员共同认可的文化规约作用到祭鄂博仪式视觉符号意义生成的实践之中，便可将经幡颜色的排列顺序视为对大自然物质存在立体排列形式的遵照与展示，五色经幡不同颜色的排列顺序就如同大自然中天地不容颠倒一样，五种颜色也不容错位。

2.超越像似的文化再现逻辑

在裕固族传统仪式视觉符号体系内，有一部分视觉符号的意义指涉很难从其外在的视觉特征出发做出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对其符号意义及生成机制的理解就需要从其母体文化语境出发去考虑。在其它语境中，传统仪式中的视觉符号可以通过与其他事物像似性的找寻，或是对其他事物的有意模仿来实现视觉符号的意义建构，但在文化语境之下，视觉符号在传统仪式现场的传播实践则完全依赖于再现的修辞逻辑。再现不是对事物原封不动的照搬或复制，而是依照约定在不违背现实的情况下，对裕固族文化所做的具体刻画或模拟。正是在裕固族特定的文化规约之下，视觉符号进入了裕固族传统仪式既有的指涉结构之中，并成为了一个具有裕固族文化意义的视觉表象。

皮尔斯认为：“每一个规约符都或多或少地通过一个指示符去指称一个实在对象。”在裕固族传统仪式的文化语境中，视觉符号与对象无法通过像似性建立联系，但在裕固族文化规约性的解释系统中，视觉符号则可以超越惯常意义上的视觉像似逻辑与对象产生内在勾连，利用裕固族文化语境的规约系统，传统仪式中的视觉符号被置于超出传统仪式之外的一个更大的文化语境之中，这就使得对视觉符号的解读便不再是因为它“‘看上去如此’，而是因为它‘看上去具有某种平行表达的潜力’”，即皮尔斯所说的“再现一个再现体的再现品质”。

“‘斯勒玛盖勒’是裕固族传统婚俗仪式中娘家和婆家专门为新娘准备的白色小帐篷，新娘从结婚前几天开始，就要一个人住进父母为其准备的帐篷里，在婚礼当天到达婆家后，新娘也不能直接进入男方家的主帐篷，而是要先在小帐篷里休息，待正式的婚礼仪式结束后才能同新郎一起进入男方家为其准备的新房里。”为了节省开支和节约时间，现在的婚礼仪式已经简化了新娘在“斯勒玛盖勒”内的相关流程，在娘家时，新娘只是在仪式之前进入小帐篷休息，到婆家后，婚礼仪式一旦结束，“斯勒玛盖勒”也会立马被拆除。作为一种典型的视觉符号，“斯勒玛盖勒”在传统婚俗中并没有因为其功能的弱化而被遗弃，而是会作为一种文化符码予以保留，对其意义的阐释也有许多种说法。有说法称之所以会在婚礼中设立“斯勒玛盖勒”，应沿着宗教信仰的既有认知将其视为一种保护新娘的象征性手段，因为在婚礼中新娘会沾染上不祥之物，在“斯勒玛盖勒”内可以辟邪；也有说法称，“斯勒玛盖勒”纯粹只是一种为了供新娘休息的工具性符号，并没有特殊的符号意义。事实上，“裕固族现存婚俗中的‘斯勒玛盖勒’起源于古老的从妻居母权制婚俗，即它是‘帐房戴头婚’的直接产物。”在1954年之前，裕固族实行的是“帐房戴头婚”制度，女孩父母会在女儿成人之后，在自己家主账房旁边为其举办成人仪式，此后，女孩便拥有和男子交往的权利，遇到自己心仪的男子，女孩可与其一起居住在“斯勒玛盖勒”内，如果之后双方无法继续生活，男子便可离开帐房，但同居期间双方所拥有的共同财产则归女方所有。在“对偶”这种婚姻形态中，“斯勒玛盖勒”是母系氏族家庭婚姻制度的一种有力象征，尽管今天的婚姻制度早已取缔了对偶婚的这种婚姻形态，但“斯勒玛盖勒”的存在实际上是对裕固族族群文化中“母权观念”的一种延续。作为一种裕固族族群共享的符号形式，“斯勒玛盖勒”并不是嵌入裕固族传统仪式表层的一种视觉表象，而是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融入了裕固族文化本身的建构之中，最终演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视觉符号，因此，“斯勒玛盖勒”在裕固族传统婚俗中的“意义内涵是象征性的，是规约性的，因而承载着历史叙事或文化表征的修辞功能。”

结语

利用视觉信息进行传播已成为当下裕固族传统仪式传播的首要方式，视觉传播带来的信息共享，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仪式再现，还包括在传播过程中对传统仪式的再创造。视觉符号凭借其自身优势成为了传统仪式传播的核心载体，在当下媒介融合的数字化语境中，对视觉符号修辞功能的发挥与应用，应将其置于一个综合的体系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裕固族传统仪式的传播实践能够在全新的理念和技术之下孵化孕育出更多新迹象、新样态与新功能。

文章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