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村落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式微的“个体化”现象。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公共节日也在悄然兴起，甚至成为一些乡村中新型的生活方式与发展资源。作为村落公共仪式，东北地区满族节日的重建是满族民众传承民族集体记忆、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他们建构村落公共精神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部分村落对传统节日习俗进行创新，试图将节日转化为村落发展的有效资源。作为公共仪式的满族节日重建，是社会转型时期东北地区乡村生活变迁的直接反映，也是满族民众适应外在生活变化的应对之策。

作为“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传统节日既是民众年度生活中的重要节点，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又是民众精神信仰、伦理关系、娱乐休闲、审美趣味与物质消费的集中展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转型发展，当下传统节日正面临复兴与重建的重要问题。

传统节日的复兴与重建，直接受到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等诸多外力的促动下，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甚至出现村落公共精神和公共道德式微的“个体化”现象。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公共节日也在悄然兴起，甚至成为一些乡村中的新型生活方式与发展资源。事实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正反映出处于转型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多面性与多元化特征。对大型公共性节日仪式的关注，也为当下节日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提供了鲜活个案，同时也为乡村振兴研究提供了新课题。

近年来，民俗学界开始转向日常生活研究。譬如，刘晓春指出，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要回到民俗的实践主体，探究在不同语境中，不同的实践主体传承民俗、跨媒介传递民俗、跨语境转换民俗的动机、需求与目的，且在这一过程中，民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生成了哪些新的意义。萧放和鞠熙也强调：“以实践为中心的民俗学研究，不是极其细致地描绘具体事件或个人行为，而是发现事件之中各类因素在时间与空间中的联系，并描摹这些联系变化的轨迹。这些联系及轨迹都通过身体性的行动展现出来，但同时也被话语所讲述和反思。”因此，实践民俗学要求我们通过民俗现象去倾听实践主体自己的解释，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秉承上述研究路径，本文通过对辽宁、吉林两个省份五个田野点的调查，呈现东北地区满族大型节日的重建状态，分析作为公共仪式的节日属性，探究大型节日重建与乡村生活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

当代重建的大型满族节日，按性质差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内聚型节日。这类节日重在对传统节日的传承，以神灵信仰、血缘伦理为精神核心，以本地民众为主要参与群体，形式上沿袭传统的节日仪式。二是新型的开放共享型节日。此类节日突破地域、民族限制，并在传统节日神灵信仰、血缘伦理等精神核心基础上，重点将传统节日作为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通过对节日仪式的建构，旨在将节日打造成展现满族文化的象征场域，以此推动民族文化、乡村社会的发展。

一、传统内聚型节日的现代传承

当下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转型，大量人口外流，村落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现象，加之现代科技改变了原来的劳作方式，网络信息技术又不断带来信息冲击，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村落岁时生活的重要构成，传统节日能否继续保持新鲜活力、服务于村落社会的发展呢？对此，萧放指出：“中国传统节日近代以来经历了从衰微到复兴的过程，当代传统节日处在复兴与重建的历史关口，如何使传统节日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节日的重建首先需要依赖相对稳固的村落空间。辽宁P村是一个具有300余年历史的满族村落。20世纪70年代，因当地修建水库的需要，P村整体进行了迁移。村落搬迁后，部分村民外迁，现在村子里约有住户300户，其中满族约占总人口的70%。这些满族家庭基本都是爱新觉罗·密雅纳的后裔。

满族历史上十分崇拜关帝，据邓子琴考证，满洲尚跳神，无论富贵贫贱，皆于室内供神牌，最尊处所供奉之神为观世音大士，次为关帝，次为土地，故用香盘三也。满人从前只知祭天、祭朱果仙女、祭长白山神，并不知道祭别的神。清太祖建国之后，满人向明朝要神像，明朝送来观音菩萨、关帝、土地三尊神像，满人才开始信仰关帝。受历史传统的影响，P村人信仰关帝，且没有因为社会转型、村落搬迁而中断。

对于P村人来说，村落中最神圣的空间要数关帝庙，村民称为家庙，庙门口的石坊上写着“祭祖祠”。P村原有关帝庙，村子搬迁后，经过村民们多年的努力，现在又重新修建了一座关帝庙。该族族谱《爱新觉罗宗谱·密雅纳支》记载，家庙位于P村西北，面积约600平方米。建筑主体位于水沟边，不占耕地面积，后东殿主体关帝庙一间，西殿菩萨一间，东南角有钟楼，前殿祖先堂子一间，西间是看护舍，还有没建完的满族历史文物馆，道前建有牌坊一座，气势宏伟。这座家庙在2003年建成，主要建筑、供奉神灵与宗谱中的记述略有差异，现在家庙的东殿报恩堂里供奉关帝，西殿菩萨殿供奉华严大师、南海大士，在西殿南侧是坐西朝东的祖先堂，供奉满族八位祖先。祠堂大门外的西南方还有一个较小的屋子，里面供奉胡三太爷、子孙娘娘、十不全三位地方神。除了这些房屋建筑外，小广场上主要是钟楼和索罗杆，钟楼上悬挂的是一口已经残破但却能证明家庙二百多年历史的古钟。另外，祠堂墙外东北方有一个小庙，里面供奉着城隍、土地。宗谱中所说的满族历史文物馆目前还未建造。

这座家庙占地面积虽然较小，房屋建筑也较为简易，但这已经是肇氏族人多年努力的成果。当初，为了筹集修建家庙的经费、争取土地，以肇江耀为主要带头人的肇氏族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协调各种关系，从最初的一间房子，后逐年修建，扩展到现在的四间房子，一个小院子。对于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东北乡村来说，建造这样的家庙非常不易。庙里的功德碑上记载了历年来捐资者的名字和捐资数额，多是50元、100元和200元，捐500元以上的人很少。可以看出，这个家庙虽然占地面积较小，修建得也十分简单，但已经是倾全族之力而建造了。

家庙建筑虽然简单，且建在村外，却是最聚人气的地方。每年有三次大型活动，分别是阴历正月初五（接五路财神节）、五月十三日（祭关帝日）、八月十五日（关帝诞辰日），其中五月十三最热闹。

对于P村人来说，五月十三既是祭祀关帝的重要日子，也是肇氏族人祭祖的重要日子。每次活动之前，为了保证仪式顺利进行，村民会自发进行任务分工。主要祭祀活动都由肇江耀负责，他的儿子、侄子等年轻人帮衬。村里女性主要负责打扫院子、看护各处的香火，部分年轻女性充当司仪。近年来，他们自发从网上购买了满族服饰，女性服饰主要是旗袍、花盆底鞋和旗头，男性主要是长衫马褂，他们认为这样的服饰不仅好看，而且能显示出自己的满族人身份。来祭祖祠参加活动的人除了P村本村人外，还有很多外来人。一是外迁到沈阳、辽阳、鞍山等地的P村人，常常要赶回来参加仪式；二是周围村落的满族人，还有非满族人。在当地，人们认为关帝很灵，五月十三许愿更灵，所以大家都要在这一天来祭拜关老爷。

来祭拜关老爷首先要给关老爷献祭，即领牲仪式，这是五月十三最核心的仪式活动。目前村内只有肇江耀老人能完整地操持所有环节。按照满族传统，祭祀关帝要用猪做牺牲，且是无杂毛的黑色公猪。以前祭祀猪要由专人饲养，现在则从市场上购买，但一定要求是无杂毛的黑色公猪。仪式大致流程如下：众人先将黑猪抬到关帝庙门前，猪头朝东，肚子朝北，背朝南；猪左前腿系上红绳；助祭用笤帚在猪身上来回扫几下；全体族人跪下，由祭主领牲，即将热酒灌入猪的左耳朵，待猪用力摇动耳朵即为领牲成功；这时，助祭人恭读祭词，众人磕头行礼；领牲之后，村民将猪抬下去宰杀，等收拾完毕后，再次拿到供案上“摆件子”，即用猪头、猪蹄、尾巴等摆成猪的形状，供奉给关老爷；最后放鞭炮，村民们陆续祭拜关帝、祖先。近年来，族人创作了一首族歌，名为《长白山与布勒湖》，祭祀期间用广播循环播放。

五月十三的最后一个高潮是集体聚餐——吃福肉。按照满族的传统，祭祀猪的肉必须吃掉，不能卖掉，否则是对神灵的不敬。所以人们要做福肉，大家一起分享。人们相信只有吃了福肉，才会得到关老爷、祖先的庇护，一年福顺安康。有时，为了让远来的族人能够早点吃上福肉再返程，祭祀仪式在清晨三四点钟就要开始。以前，聚餐的菜品没有特殊规定，主要是吃福肉。近年来，为了突出满族特色，聚餐的菜品改为满族八大碗。

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并不是受特定的物质条件决定的，相反，人们对生活的看法（即人类学者眼中的“文化”）决定着人们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方式。在社会发展中，尽管外在的生活环境会发生种种变化，但是作为一种传统，节日习俗会比较稳定地被人们不断重复实践着。其在现代生产生活空间中得到传承，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功能，以新的方式和途径进行再生产。作为村落公共仪式，重建后的五月十三基本活动都是对传统的沿袭，杀猪祭神、祭祖的节日仪式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整个过程也都是村民自发组织和参与，没有受到过多外部力量的干涉。对于P村人来说，五月十三是他们祭神、祭祖的大日子，对神灵的信仰和强烈的伦理意识，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一传统延续下去。五月十三的主要活动就是祭祀，虽然近年来也增加了穿满族服饰、跳满族舞蹈、播放满族歌曲等新的活动，但是祭祀活动无疑是这一天中最神圣的仪式。中国传统节日的精神核心是神灵信仰与家族伦理，这是传统节日的魂灵。正因如此，五月十三才能在中断之后，克服重重困难顺利重建，并继续对P村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同时，对关帝、祖先的信仰，也是P村人处理现实生活问题的一种历史资源。P村人相信关帝、祖先十分灵验，生活中遇到问题时会来祈求保佑。这种“民俗性”的思维方式，不仅在P村内部得到了传承，即使是那些已经外迁的人们，也会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处理他们的生活问题。在长达300余年的村落发展历史中，曾有大量族人外迁，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村落搬迁时，外迁的村民很多，但是这些人在五月十三还会回到村里参加活动。在他们遇到困难时，会去关帝庙许愿，等愿望实现后，他们会非常高兴地出钱购买祭祀猪，自己作为祭主，参加领牲仪式，向关老爷还愿。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言：“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是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对于P村村民来说，作为公共仪式的五月十三是他们祭祀关帝、祭祀祖先的重要节日，重建五月十三就是他们的“社会表达”，他们正在进行自己的文化再生产。在当下P村村落生活中，五月十三的重建具有延续历史记忆、凝聚族人、增强个体身份认同、促进村落和谐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同时也是P村人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应对现实生活的重要支撑力量。

二、开放共享型节日的建构与发展

当下满族节日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即将传统的节日打造成极富满族文化特色的开放共享型节日，突破原有的民族与村落限制，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中推动满族传统节日的重建与发展。

（一）村落空间中的开放共享型节日

村落是节日仪式举行的重要空间，满族节日也成为很多满族村落寻找自我发展道路的重要选择。当下，民俗传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资源。开展乡村集体活动是增强乡村团结的重要方式，也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手段。如果一个乡村没有集体活动，没有公共活动，它不可能凝聚起来。合理发掘传统节日资源，可以促进乡村社会发展，也能助推乡村社会治理。

1．传统节日的转型发展

Y村是传统的满族村，也是辽东地区唯一的爱新觉罗后裔聚居村，被市旅游局批准为满族民俗旅游定点村，也是第四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该村满族人口占全村人口总数的95%以上，肇姓（爱新觉罗氏）人口最多，约占总人口的40%，还有佟姓（佟佳氏）、富姓（富察氏）、关姓（瓜尔佳氏）、那姓（纳喇氏）、李姓（李佳氏）等满族姓氏。

Y村历史悠久，1686年，与努尔哈赤同宗的爱新觉罗·阿塔受命从北京回永陵任职，途经Y村时，将随行的六个儿子安顿在此定居，后来子孙后裔不断繁衍。Ｙ村从阿塔六子自康熙年间落籍于此，历经300余年，始终以肇姓为主。他们目睹了清王朝的兴衰盛败，经历了荣耀与没落，是关外满族以及清皇族发展变迁历史的活见证。

Y村是一个农业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村落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近年来，为了谋求Y村的未来发展，村委开始着手进行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其中一项活动是举行大型清明祭祖活动。因为Y村是阿塔后裔的祖居地，又是历史文化名村，拥有特殊的历史资源。清明活动由村委会和沈阳市满联联合举行，并通过微信群、公众号等媒介，发出邀请函，广邀各界人士齐聚Y村，共谋村落发展。

清明节是满族的大节，主要活动是上坟插佛托。Y村清明节祭祀的对象是Ｙ村的三位重要祖先，即阿塔、阿塔的父亲龙锡及哥哥阿哈。为了让祖先得到更好的祭祀，也为了将清明祭祀活动办得隆重，有影响力，肇氏族人于2013年清明节集资将龙锡、阿哈、阿塔的墓地培修完整。2014年清明节，族人又为龙锡立碑。之后，又陆续为阿塔、阿哈立碑。作为举行清明祭祀仪式的空间场所，肇氏族人首先要对祖先的墓地进行修整，然后在此举行祭祀仪式。

2019年清明节祭祖活动分成两个环节。前一天是不允许外人参加的肇氏族人祭祖，第二天是公祭活动，允许并邀请众多其他姓氏和民族的人前来参加、观礼。其中，公祭仪式主要包括两个环节，先在村委会的广场举行的纪念活动，由负责人主持，并邀请喜登萨满进行祈福。之后，前来参加活动的满族人拿着佛托，到墓地祭祀。到了墓地之后，人们将佛托插上。肇氏族人先向族人讲祖先历史，主要是阿塔的做官经历；接着宣读祭文，讲述祖先的丰功伟绩，表达族人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最后再行跪拜之礼。

祭祀队伍从山上墓地回来之后，开始进行下一个仪式环节——分享福肉。仪式的最后是聚餐，品尝满族传统特色美食——传统酿酒、自制大酱、酸菜、黏火勺、苏耗子、驴打滚、黏豆包、酸汤子、杀猪菜、满族八大碗等。

在Y村，传统的清明节没有集体祭祀活动，都是村民以家庭为单位自行上坟插佛托。现在，转变为由村委会和满联一起组织大型集体祭祖，参与群体除了肇氏族人外，还有很多其他姓氏及民族。Y村是历史文化名村，村委有意把清明节打造成为一个开放共享型的新型节日，将节日作为该村的一项文化资源予以开发，希望借此机会提高Y村的知名度，发展旅游、招商引资，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对于Y村村民来说，清明节有历史传统，是他们一直在过的节日。但是，近年来的公祭仪式对他们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有了公祭仪式，村落历史得以重现，民族身份更加被重视，仪式确实产生了实际影响。但是与组织者的初衷相比还相差较远，清明节外来参与群体的数量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也没有给村子的发展带来显著的效果。对于未来的清明节要如何举行，Y村人也较为迷茫。

上述现象反映出节日的重建不仅是仪式和物质层面的重建，更重要的是精神内核的重建。具体看来，阿塔、龙锡和阿哈是Y村肇氏族人的祖先，对祖先的祭祀能够起到慎终追远的作用。但是对于非肇氏后裔，尤其是非满族人来说，阿塔、龙锡和阿哈只是历史人物，并没有太多的特殊意义。插佛托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可以被观看、消费，但是参观者无法体会里面蕴含的祖先信仰、血缘伦理的深刻内涵。因此，初次的新鲜感过去之后，他们很少会再次选择来这里过清明节。从Y村清明节的建构可以看出，当下节日的建构需要重视精神核心的有效传递。

2．传统节日的展演式发展

在传统社会，节日属于具体的一个村落或数个村落，具有鲜明的内聚性，节日的传承以满足村落内部民众的需求为直接目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下满族节日正在逐渐发展成为全体满族人回忆过去、重拾民族身份的一种仪式行为。

J村是传统的满族村落，近年来被市民委批准为少数民族村、满族文化传承保护区，正在参加建设满族特色小镇。为了彰显满族村落特色，J村在村内修建了一处神堂。这个神堂不同于某个家族用来祭祖、祭神的神堂，里面供奉着所有新旧满洲各姓氏各家族的祖宗、神灵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按照满族传统，神堂原来只是皇族的祭祀场所，而J村的神堂是所有满族人的祭祀场所。

神堂建好之后，在村民NY带领下，J村逐步恢复了满族传统节日，按照时间序列，依次是春节、正月十六放偷日、填仓节、二月二引龙、清明插佛托、五月节、乞巧节、八月节、颁金节等，且对每一个节日习俗都进行了重建。如2019年五月节共有十余项民俗活动，折艾草、绣荷包、剪葫芦窗花、挂葫芦、系五彩线、包苇叶粽子、撞蛋、骑马射柳、斗草、拉地弓、投壶、捕鱼、祭祖、歌舞、品尝六套碗等。这些活动一部分在神堂里面举行，另一部分在村落周围的场地进行。参与的人除了十几位村民外，还有前来采访的电视台记者和高校调研团队。据NY讲述，他以前也不知道五月节有这么多活动，平时家里只有包粽子、折艾草、挂葫芦等几项民俗活动，后来经过查阅文献资料，向学者咨询，才发现满族五月节节俗活动丰富。经过细致查找资料之后，加之电视台要来拍摄五月节活动，他们便开始着手准备，要举办一个活动丰富的五月节。

J村村民主动恢复传统满族节日习俗，在重建满族节日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对外宣传方面，通过报纸、电视台等媒介，J村已经被打造成为典型的满族村落。但是从村落内部的参与人群方面看，目前仅限于以NY为首的少数村民，其他更多的村民并没有参与到节日当中。即使是对参与的村民来说，这些节日都是发生在神堂或其他公共空间，而不是发生在自己家、墓地等节日的原初空间。尤其是当很多外来人在观看他们的节日仪式时，他们自己就成为仪式的表演者。虽然他们自身都是满族人，但是对很多满族节日活动并没有生活体验，而是通过书籍、网络等方式获取节日知识，然后再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行为。

J村重建满族传统节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节日重建能够为满族民众提供记忆历史的场域，有利于满族民众增强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也能彰显J村的村落文化特色。但同时，由于空间的替换、仪式的移植，一些传统节日的精神核心还没有被实践主体所领悟、深植于内心，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更多的是作为民族文化标志的物质符号。因此，在现代生活中，传统节日需要现代转型，也需要被更多的人关注，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节日的精神核心还需要精心呵护、培养和传承。

（二）都市空间中的新节日——颁金节

在满族节日序列中，颁金节是一个新的节日，但是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颁金节”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三日。“颁金节”源自满语“颁金札兰”，“颁金”满语为“生”“生成”的意思，“札兰”满语为“节日”“喜庆之日”的意思。“颁金节”还有“诞生日”“命名日”“纪念日”等多个名称，是庆祝满族族名诞生的节日。这一节日称谓最早始于1989年。当年在辽宁丹东召开了中国首届满族文化学术研究会，会上学者倡议将农历十月十三日定为满族的诞生纪念日，源于皇太极在1635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发布谕旨，正式改族名“女真”为“满洲”。从那年以后，每年农历十月十三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天津、北京、新疆等满族聚居地区，满族民众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颁金节庆祝活动，至今已有40年的发展历史。

从节日内容上看，颁金节时满族民众欢聚一堂，通过举办满族传统祭祀活动、传统娱乐与竞技活动，品尝满族传统饮食以及举办满族书画艺术展活动，重温自己的民族文化，增强对满族文化的认同和喜爱。

按照参与群体分类，颁金节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以满族精英为主体的大型庆祝活动。如2017年11月12日，长春市满族第23届颁金节庆祝活动在长春市吉食吉宴酒店举行。2018年11月18日，来自多省地的数百名满族人齐聚长春，共同欣赏了长春市第二十五届满族颁金节文艺演出，主要有满族歌曲《子孙万代歌》，满族舞蹈《祈福中华》《满风神韵》，还有旗袍秀等节目。二是以普通满族民众为主体的体验式庆祝活动。如吉林市满族博物馆举行的颁金节庆祝活动。该馆从2015年承办了满族颁金节380周年活动之后，每年都举行满族颁金节主题的活动。活动都在博物馆内进行，主要有满族文化历史讲解、满族说部讲唱、满族服饰展示、满族文字书写、满族剪纸展示、满族歌曲表演、满族游戏体验以及萨满祈福活动。活动的表演者主要是博物馆工作人员，还有部分外请的非遗传承人。在一些地方，也有将两者进行融合的形式，如2016年新宾满族颁金节既有喜塔腊氏（图氏）祭祖仪式，也有满族传统秧歌展演、满文书法笔会和新宾满族自治县2016年颁金节联欢会。

对于满族民众来说，颁金节是不是传统节日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仪式化和制度化的节日活动，民族曾经辉煌的历史能够得以追溯，民族身份得到确认，民族认同得以加强，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可以说，举行颁金节仪式活动，不仅唤醒了参与者的民族意识，也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而节日现场的满族文化因子和活动展演中的满族文化元素更强化了他们的深层记忆。所以，节日内容是否具有传统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节日中所体现的民族情感与象征意义。

结语

在社会转型时期，节日研究要回归日常生活。回归日常生活的节日研究要求将节日实践主体的生活诉求作为节日问题讨论的出发点与终点。我们应从节日实践主体的角度出发，理解当代节日重建的动因、具体实践的过程以及作用，还要总结节日重建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这或许可以为理解“个体化”时代里作为公共仪式的大型节日活动的存续动力提供一种合适的思路。

通过调查发现，在“个体化”时代，一些东北满族村落正在积极推进作为公共仪式的节日重建。在村落精英、村民、村委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下，P村、J村和Y村等已经陆续开始了传统节日的重建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究其原因，一是节日传承惯性的推动。近年来，随着外在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民俗节日传统得到重建的机会。在拥有节日传统的村落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利用已有的节日传统，延续自己的生活。二是彰显民族文化特色。为了凸显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满族民众会主动地选择过满族节日，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三是谋求村落发展的直接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村落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难题，满族村落需要找到可以发掘的资源，服务于村落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具体的节日重建过程中，主要是恢复节日习俗，并增添一些具有满族文化特色的物质符号，如旗袍、马褂、旗头、花盆底等满族服饰，还有驴打滚、萨其马、八大碗等满族饮食。这些传统习俗、民族符号是满族民众传承民族集体记忆、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方式，因此会得到满族民众的选择。在当下村落生活中，大型公共集体节庆仪式的重建过程还是村落公共精神培育的过程。诚如王霄冰所言：“过节既费事又花钱，从平日的生活逻辑来看一点也不经济实惠，但节庆活动所取得的公共效益和文化效益却是不可低估的。过节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为了物质的增值，而是为了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了统一人们的礼仪规范与道德价值观念，为了建立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环境。”清明祭祀祖先，告诉人们要重伦理、守孝道；五月十三祭祀关帝，告诉人们要忠勇、仁义；春季填仓，告诉人们要感恩自然……正是通过这些传统节日的重建，伦理孝道、忠勇仁义等村落精神才得以再现，并为“个体化”时代的日常生活提供绵绵不断的精神动力。

尽管当下东北满族传统节日重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传统节日要想在当下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必须遵循节日发展的内在逻辑。当下节日的重建，既是历史传统得以传承的过程，也是不断自我创新发展的过程。传承与创新无疑是当下满族节日发展过程中的两面性。在社会转型时期，节日重建需要注重三个主要方面，即节日物质体系、节日仪式活动和节日精神核心。当下，满族节日重建，人们将重点放在了外显的物质体系和仪式活动的重建方面。其中，在物质体系重建方面，满族旗袍、马褂等民族服饰，八大碗、萨其马等满族饮食已经成为节日的必备要素；在仪式重建方面，清明插佛托祭祖，端午包粽子、挂艾叶，春节杀黑猪祭祀……可以说，物质体系已经在节日重建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仪式活动也按照传统的方式得以恢复。与之相比，节日精神核心的重建与发展却较相对滞缓。信仰和伦理是传统节日的精神核心，如何将其与现实生活结合，是当下满族节日重建的一个难题。尤其是那些脱离了原来的生存环境的开放共享型节日，如何让实践主体深刻理解节日的精神核心，并让外来的参观者也了解、体会传统节日的核心精神，而不仅是参观、消费外在的物质体系和节日仪式，尚任重而道远。因此，作为公共仪式的东北满族节日重建，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经验，寻找更加合适的方式，实现节日精神核心的有效传承与发展。

《节日研究》第2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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