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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时期关中地区高句丽移民宗教信仰与族群融合研究——以佛教造像记为中心
发布时间: 2024/4/18日    【字体:
作者:王连龙
关键词:  北朝 关中地区 高句丽 移民 宗教信仰 族群融合 佛教造像  
 


移民族群与宗教信仰是当今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二者时常交织在一起。一方面,随着宗教信仰成为族群文化,族群成员对族群际遇的美好向往,会真实地反映在宗教实践活动当中。另一方面,不同移民族群的不同宗教信仰,也会成为族群交流的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阻碍族群间的融合。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人口流动加剧,族际交流活跃,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在东北方向上,与中原王朝长期并存的高句丽政权是汉唐统治时期由高句丽族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十六国时期,三燕政权将十余万高句丽民众迁徙至今辽宁、河北等地[1]。其中,部分高句丽移民后来被北魏掠至今大同地区,聚族而居,繁衍生息[2]。还有一部分高句丽移民被前秦转移至关中地区,情况不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陕西永寿、黄陵、耀县等地陆续发现北朝时期高句丽人参与刊造的佛教造像,揭示出关中地区高句丽移民活动轨迹,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相比同一时期的其它移民族群,以及隋唐时期高句丽移民研究,北朝高句丽移民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以佛教造像记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及其它碑志史料,对北朝时期高句丽移民信仰和族群融合问题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于对古代多民族聚居区域及相关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一、移民佛教造像记的发现

 

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发现多座北朝时期高句丽移民佛教造像及题记,如北魏神龟三年(520)晏僧定合邑67人造像、西魏大统十四年(548)似先难及造像、北周钳耳㑺造像等。在这些造像活动中,高句丽移民担当“邑主”“像主”“化主”、“邑谓”、“录事”、“香火”、“邑子”等身份,或是组织者,或是参与者,与其他成员相率造像,以求佛佑,在宗教信仰上保持一致,成为造像主体。为全面了解造像记文本内容,以及据此展开论述,下文先对移民佛教造像关联对象、出土时地、造刻年代等问题进行集中探讨。

 

首先,关于这些佛教造像高句丽移民属性的认定,最重要证据是造像记中出现了高句丽似先氏身影。似先氏,《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书辩证》等谱牒志书统一载为“高丽余种”[3]。稽查史籍,有两处“高丽余种”记载值得关注:一是《旧唐书·高丽传》“高丽者,出自扶余之别种也”[4],言高句丽族之所出。二是《新唐书·渤海传》“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5],载高句丽灭亡后,部分遗民东迁,参与渤海建国。可见,高句丽族兴、国灭之“种”,皆与似先氏相关。似先氏是高句丽人当无异议。相比传世文献记载,1999年西安东郊灞桥区务庄乡出土的《似先义逸墓志》则提供了实证:“昔周孝王□□□有酷肖其先者,命为似先氏。其后或居辽东,或迁中部。”[6]“辽东”,泛指辽河之东,唐时其地为高句丽侵占。唐太宗征丽前曾言:“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7]故墓志所谓似先氏安居之“辽东”即高句丽。“中部”,《旧唐书·地理志》谓“隋曰内部。武德元年,属鄜州。二年,改为中部,属坊州”[8],地在今富县一带。“或迁中部”指十六国时期迁入关中的高句丽似先氏。《似先义逸墓志》去北朝不远,力证似先氏为高句丽人。

 

其次,接言高句丽移民造像的发现。

 

先言神龟三年(520)晏僧定合邑67人造像。该造像方形双螭首,高162厘米,上世纪8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永寿县永太乡车村,现藏永寿县文化馆[9]。晏僧定造像碑阳上有佛龛,主像泐损,以石像残留和造像记推测,应是弥勒坐像。龛下有邑子题名若干,碑阴为发愿文。今据拓本,整理题名及发愿文如下:

 

像师荔非道酉。雍州扶风郡始平县僧海,大解师南宫赵僧鸾,大解胡上□□僧定师,大邑师晏僧定□□僧定师,大解胡上赵僧建蝉师,大解师赵僧奴,在扬州何间城。邑子车……,邑子盖双。香火车双回,邑子车鸾鸟,邑子车□□,邑子孙法寿,邑子□□□。典坐盖婢玉,邑子盖伏猥,邑子车定□,邑子□道贵,邑子□□□。败匿彭猥仁,邑子彭龙猥,邑子□□□,邑子彭清仁,邑子□道□。典录车法寿,邑子车定贵,邑子盖□林,邑子车小猥,邑子胡□□。唯那盖郎仁,邑子车兰□,邑子盖周郎,邑子孙道□,邑子车□□。录事车道明,邑子盖征玉,邑子盖归生,邑子盖显达,邑子车明□。邑谓似先鲁仁,邑子车仵龙,邑子盖□洛,邑子孙僧法,邑子车令□。邑子盖模兴,邑子盖清龙,邑子车回兴,邑子彭□□。邑谓彭仵龙,邑子彭藉猥,邑子盖杨真,邑子孙安生,邑子盖□□。录事似先仵明,邑子孙道双,邑子似先䐗仁,邑子盖清□,邑子盖□□。维那盖昌贵,邑子车宕昌,邑子盖郎猥,邑子盖□策,邑子盖乱□。典录盖宦郎,邑子车□□,邑子车道生,邑子孙□龙,邑子盖伯玉。败匿盖文保,邑子车□□,邑子盖□起,邑子盖似郎,邑子盖□□。典坐盖杨猥,邑子车天生,邑子彭归郎,邑子彭伯郎,邑子彭□郎。香火似先屯郎,邑子车□郎,邑子车□郎,邑子盖龙虎,邑子刘赤奴。邑子车□□,邑子车安兴,邑子彭田正。

 

神龟三年岁次庚子年二月乙巳朔廿三日丁卯日,泾州新平郡白土县民东乡神水三原里中住师主,雍州扶风郡始平县道人,俗姓晏僧定,同子出家。邑子合有六十七人,为皇帝陛下,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并现在卷蜀,即顾雍州北地郡云阳县民荔非道酉造千佛石像一伛,四面细好铭一伛,精舍一伛,侍杂果七十余□,愿诸邑子等慈奉三宝,托刑连花,龙花三会,愿在初首,一切弟子供养。

 

在碑阳所列67名供养人中,有似先子弟4人,分别是邑谓似先鲁仁、录事似先仵明、邑子似先䐗仁、香火似先屯郎。

 

不独有偶,1978年在陕西省黄陵县双龙公社西峪村北发现的西魏大统十四年(548)似先难及造像上也出现似先氏子弟。该造像残高104厘米,首为螭龙圭形,四面造像,碑阳佛龛中,主尊为弥勒佛坐像,侧立二胁侍菩萨[10]。碑阳佛龛下有造像记若干,涉及造像由来:

 

邑子梁世珍、邑子韩智、邑子王思业、比丘僧畅。邑子似先清□、邑子似先马驹、邑子牛小平、邑子侯荣胜。

 

大统十四年岁在戊辰二月廿三日乙酉,……扶圣是能人,玄流虚寂,令知……人等,宿与妙因,遵崇邑仪,雕……国主、大承相王,祚隆无穷,下为亡父母……,普共常洛,三界四生,有……。

 

邑子似先难及、邑子似先猥文、邑子似先小胡、邑子孙小洛、邑子盖超达。邑子赵可、邑子杨清黑、邑子潘欢□、邑子阎□□、邑子似□□……斋主……都唯那……邑正盖楼……化主似先□□……邑主似先□□……邑主盖世……都邑主牛……像主似先欢□……邑师吴……石主……邑……邑子盖殿兴、邑子盖先族、邑子似先兰德、邑子盖黄苟、邑子似先毛光……

 

碑阳、碑阴及碑右侧邑子题名残泐严重,可辨识出似先清□、似先马驹、似先难及、似先猥文、似先小胡、似先□□、似先□□、似先□□、似先欢□、似先兰德、似先毛光等高句丽移民11人。

 

与上举造像一样,高句丽移民造像在北朝末期仍有出现。1987年至1991年,陕西省文物普查队和药王山博物馆收集到一批北朝至隋的佛教造像。其中,钳耳㑺佛教造像发现于安里乡韩古村[11]。该造像高66.8厘米,四面开龛造像,以弥勒佛为主尊像,龛下有供养人题名:

 

像主清信女钳耳㑺、旷野将军员外司马亡夫雷屈弱。义女雷明□、义息雷世□、义息同□像奴、义息似先法达、兴门钳耳□妃、兴息女姿女。亡姑马文珍还、亡嫜春生。佛弟子夫蒙丑默、佛弟子雷洛周、兄嫜雷兴标、亡兄嫜雷道猥。

 

钳耳㑺佛教造像年代,题记无载,近有学者从造像风格及服侍特征角度论证为北周天和年间(566-571)刊刻[12],当为可信。同其他似先氏子弟一样,造像记中的似先法达也是高句丽人。

 

二、佛教造像与移民迁徙

 

迁徙是移民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多族群共存,通常由迁徙形成。所以,在移民族群融合研究中,迁徙往往成为分析研究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现状及其演变过程的重要切入点[13]。系统梳理已见高句丽移民佛教造像,可以发现:在时间上,造像从北魏延续到北周,历经北朝。在空间上,造像集中见于永寿、黄陵、耀县等地,分布关中。时空交错的佛教造像,形象地勾勒出十六国及北朝时期高句丽移民的迁徙轨迹。

 

关于关中地区佛教造像记中高句丽移民的来源问题。目前,学者多主张北魏天兴元年(398)拓跋珪迁徙高句丽民众至平城,到西魏时期,这些高句丽移民又由平城辗转迁移至关中地区[14]。这种观点难以成立。按《魏书·道武帝纪》载,天兴元年春正月,拓跋珪攻取后燕中山后,“辛酉,车驾发自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畤宫,更选屯卫。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15]。笔者曾据传世文献和碑志所载,证明拓跋珪将高句丽移民安置于平城南之繁畤,即今山西省朔州市应县边耀乡一带,分地定居,发展农业生产[16]。从距离上来看,长安距离繁畤近两千里,定居的高句丽移民难于两地之间自由迁徙,史籍也未见相关记载。即便是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迁都洛阳,聚居繁畤的高句丽移民后裔也应该同往洛阳,而不是西至长安。至于大量北族鲜卑杂胡入关,主要在东、西魏分裂前后。即建义元年(528)尔朱天光率贺拔岳军团和侯莫陈军团入关镇压关陇起义,及永熙三年(534)孝武帝元修率禁卫军进入长安。此外,河西、陇东部分北方镇兵和牧民在起义失败后也被编入关中[17]。比较之下,鲜卑杂胡多是平城北六镇士兵,与平城南繁畤高句丽移民无涉。而且在时间上,建义元年(528)尔朱天光等未入关之前,永寿县已经出现神龟三年(520)晏僧定合邑67人造像,也证明这些高句丽人并非来自北魏平城。

 

关中地区高句丽移民既然与北魏移民无关,则应该再向前追溯。宏观考察高句丽发展史,在其灭国之前,大规模移民输出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曹魏“正始中,(毌丘)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18],迁徙百余户高句丽移民至荥阳(今河南荥阳)一带。二是十六国时期,三燕政权对高句丽的移民。3世纪末至5世纪初,高句丽加大西进扩张的步伐,势力逐渐渗透到辽东地区,进而与辽西三燕政权直接接触。这一时期,前燕政权与高句丽围绕辽东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且伴有战争移民发生。太兴二年(319)十二月,“高句丽将如奴子据于河城,(慕容)廆遣将军张统掩击,擒之,俘其众千余家。以崔焘、高瞻、韩恒、石琮归于棘城,待以客礼”[19]。以一家5人计算,此次慕容廆俘获高句丽人数在5000人以上。咸康八年(342),慕容皝以南北二路讨伐高句丽,“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20]。关于这次高句丽移民安置地,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不过,《资治通鉴》卷109《晋纪》安帝隆安元年(397)条云:“(慕容)宝以高云为建威将军,封夕阳公,养以为子。云,高句丽之支属也,燕王皝破高句丽,徙于青山,由是世为燕臣。”[21]可知,咸康八年的5万余高句丽移民被迁徙至青山。至隆安四年(400)二月,慕容盛率军3万攻伐高句丽,连克新城、南苏,散其积聚,迁徙5000余户于辽西[22],此次俘获人口约在25000人左右。仅就这几次大规模战争移民来看,三燕前后迁徙近10万高句丽移民入辽西。如此众多的高句丽移民进入辽西地区,聚居于青山、棘城等地,即今医巫闾山西麓大青山复兴堡及义县西南砖城子一带[23]

 

进入辽西的高句丽移民定居未久,便随着前燕都城的变易,从义县,经龙城,迁徙至蓟城及邺城地区,进而与关中发生关联。太和五年(370)十一月,前秦军队攻陷邺城,俘获慕容暐、慕容评等,“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于坚”[24],前燕灭亡。随后,苻坚徙“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25],又“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26]。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关中移民出现“关东”“杂夷”民众。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习以“东夷”“杂夷”称呼高句丽来看,被迁入关中的15万户移民中应该包括大量高句丽移民。当时关中地区移民聚居情况,车频《秦书》有着形象描述:“苻坚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晋人为之题目,谓胡人为侧鼻,东夷为广面阔颊,北狄为匡脚面,南蛮为肿蹄方。”[27]其中,东夷即指来自辽东的高句丽等移民。

 

与大规模移民记载相印证的是,关中地区高句丽移民个体在传世文献中也有发现。《魏书·贞女传》载:“泾州贞女兕先氏,许嫁彭老生为妻,娉币既毕,未及成礼。兕先率行贞淑,居贫常自舂汲,以养父母。老生辄往逼之,……(女)遂不肯从,老生怒而刺杀之,……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28]兕先氏,《北史》作“儿先氏”,形近而误,应以“兕先氏”为正,亦即“似先氏”。上举神龟三年(520)晏僧定造像中,似先鲁仁等4人即来自泾州新平郡白土县,今咸阳彬县白土村一带。与之相符,《贞女传》中贞女兕先氏也是泾州人,二者同属关中高句丽移民族群。此似先氏见载于北魏太和七年(483)之前,不仅早于建义元年(528)尔朱天光入关,也早于北魏都洛阳,所以不可能来自天兴元年(398)拓跋珪掠至平城的高句丽移民,而是前秦移民三燕迁徙邺城等地区的高句丽人。此外,今延安富县有寺先镇,下设有寺仙村,南临西魏大统十四年(548)似先难及造像碑发现地黄陵县,名称应该来自于似先氏。关中地区羌姓与羌村存在密切关系,多一一对应,寺仙镇一带当为关中高句丽移民似先氏聚居地。

 

三、佛教信仰与族群融合

 

从十六国到北周,历辽西至关中,北朝时期高句丽移民造像在时空轨迹上形成一个完整的线索链。对于链条中的主体——高句丽移民:基于个体信仰基础上,祈求美好生活的造像宗教实践,可以视为纯粹的宗教性行为。与此同时,集体参与的造像活动中,不同族群成员的全面参与和角色担当,又打破了族群的地域界限和文化界限,引发族群关系的变化。就此而言,移民造像活动与族群关系变化存在密切关系。

 

史载,高句丽人“常以十月祭天”[29],崇拜自然和鬼神。4世纪中后期,佛教开始传入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大学,教育子弟。……四年,僧阿道来。五年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30]。高句丽建筑寺庙,开设道场,标志着佛教开始大规模流行。前文已言,高句丽移民进入辽西义县大致在太兴二年(319)至咸康八年(342)之间,当时高句丽并未出现佛教。比较之下,慕容皝在永和元年(345)“立龙翔佛寺”[31]于龙城,慕容儁在永和十一年(355)于常山寺得璧圭,“以太牢祀之”[32],寺庙及僧众已经广泛地存在于前燕都城和统治区,佛教也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与这个时间相契合的是,高句丽移民已经被迁徙至辽西。所以,有理由相信高句丽移民在辽西接触佛教,并信仰佛教。及苻坚将高句丽移民迁徙并安置关中之后,崇信佛教,邀请道安等高僧到长安,宠命优渥,广收门徒,译经传法,形成关中地区普遍信仰佛教的风气。高句丽移民在如此浓厚的宗教氛围中,继续保持佛教信仰,也是自然之事。

 

如上文所言,造像活动是基于个体信仰基础上的集体性宗教实践。作为组织者和参与者,高句丽移民个体在造像活动中与其他族群成员接触和交流,逐渐打破族群的各种界限,促进了族群融合。

 

首先,拟制血缘关系的发生。在原先的族群关系中,族群成员间保持着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但在参与佛教造像等宗教活动之后,不同族群成员间开始出现拟制血缘关系。在上举诸造像记中,高句丽移民普遍身份是“邑子”,即佛教义邑成员之一。这种团体一般称为“邑”“邑义”“法义”“义会”等,通常由寺庙僧尼与地方信众组成。关于佛教义邑的形成,一方面基于宗教因素,即这些“邑主”“邑子”等成员等都信仰佛教,进而在寺庙僧尼,也就是“邑师”的组织下建立。另一方面“邑”在形成过程上,在佛教因素之外,也有世俗因素的参与,“香火结义”形式也使这种团体具有结义组织的色彩[33]。在结社中,男为清信士,女为清信女,彼此称法义兄弟姊妹。如北周钳耳㑺佛教造像中,高句丽移民似先法达的身份就是“义息”。就此而言,这种结社在共同佛教信仰基础上,又建立起拟制血缘关系。此外,从结社的范围来看,造像记中有高句丽人,也有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反映出这种拟制血缘关系具有广泛性。

 

其次,族际婚姻关系的出现。移民族群的婚姻关系,最初都是建立在族群内部,即族内婚,随着族群交流和融合,逐渐出现族际婚。因为宗教主题因素的限制,造像很少能出现反映婚姻关系的内容,不过邑子题名却可以提供婚姻关系范畴。上引《魏书·贞女传》载泾州贞女兕先氏许嫁彭老生为妻。前文已证兕先氏,即似先氏,系高句丽移民。彭老生,史籍无载,事迹不可考,但“彭”非为高句丽姓氏,其人应为卢水胡。换言之,高句丽兕先氏与卢水胡彭老生的婚姻关系属于族际婚。与之相符的是,在神龟三年(520)晏僧定合邑67人造像中,在似先氏之外,还出现10余名彭氏。这显然不是巧合,说明在佛教结社中,族群交流加强,不同族群成员间开始出现通婚。

 

再次,移民社会身份的改变。统计关中地区造像记,高句丽移民在“邑子”之外,还担任“邑主”“化主”“像主”“邑谓”“录事”“香火”等。这些身份虽非职官,但明显高于“邑子”,属于地方佛教信仰团体中的领导层。其中,以“邑主”地位最高,系佛教义邑首领之一,也是义邑发起者,负责团体活动。其次的“化主”,执掌义邑成员教化,及义邑经费筹集。至于“像主”,功用更多体现在钱财方面,是为义邑功德主,造像活动的出资者。此外的“录事”“香火”等都是造像及礼拜活动的管理者,各有职事,非一般邑子。作为外来异族,初期高句丽移民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北魏安定王妃高句丽高氏也被唤作“高丽婢”[34],即是明证。但是到了北朝后期,内迁的高句丽人已经逐渐褪去“东夷”移民的族群标签,凭藉佛教信仰,结义成社,与其他族群成员互称兄弟姊妹,还成为义邑首领和出资人,身份地位和社会财富都发生了变化。

 

最后,聚族居住区域的打破。通观高句丽移民安置情况,三燕时期迁徙至青山、棘城、龙城、邺城等地,北魏初聚居繁畤,前秦至关中,均保持聚族而居的状态。上举关中移民造像记中高句丽移民佛教徒多来自永寿、黄陵、耀县等地,其中,似先鲁仁等高句丽移民具体居住于“泾州新平郡白土县民东乡神水三原里”。显然,这种大聚居、小杂居的居住格局还留有高句丽移民族群早期聚族而居的影子。但也要看到,民东乡神水三原里居民并非都是高句丽似先氏,还有赵、盖、车、孙、彭等汉胡之族,已经处于杂居状态。从形成原因上来看,北魏施行离散部落的编户政策,打破族群原聚集地,编入不同的行政区划之中,固然是重要因素。但不容忽视的是,以造像等宗教实践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佛教义邑,出现跨越行政区划的组织构成,即来自不同县乡的佛教信众结社。尽管这些宗教信仰团体规模大小不一,存在时间长短不齐,但对于部族群体,特别是高句丽移民族群,它的出现往往代表着移民族群的逐渐破坏,不同族群的进一步交流,最终实现族群融合。

 

结语

 

高句丽是由高句丽族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自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朱蒙建国,至唐高宗总章元年(668)灭亡,国运700年。自建立伊始,高句丽政权就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宗藩关系,接受册封,成为中原王朝朝贡体制下的一个重要成员。在与中原王朝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高句丽也有大量的民众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及唐代被迁徙至今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关于高句丽移民问题研究,目前学界重点探讨的是唐代高句丽灭国后移民情况。本文关于北朝时期高句丽移民族群活动轨迹的考察,以及笔者早前关于十六国时期高句丽移民问题的梳理,在弥补相关研究不足的同时,力图完善高句丽外迁移民史研究的序列。

 

在具体研究中,本文以佛教造像记为中心,运用社会学范畴的族群理论,对北朝时期关中地区高句丽移民信仰与族群融合问题进行系统探究。北朝时期,高句丽移民被安置于固定区域内,聚族而居,以原有的社会组织为纽带,在语言、宗教、习俗等共同客观文化基础上,与其他族群交流融合中,对族属产生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进而形成高句丽移民族群。在以佛教造像等宗教实践活动为代表的族群交流中,高句丽移民与其他族群成员结义成社,离族杂居,建立了拟制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实现族群融合,最后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相关研究情况表明,族群理论能够较好地解决中古时期高句丽移民族群形成、交流及融合等问题,对于其它时期移民族群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两汉之际,佛教东传,逐渐兴盛。至南北朝时期,兵祸日炽,民生荼毒,相率造像刻铭,以求佛佑,成为这一时期佛教实践活动的重要特征,造像记数量也随之急剧增加。造像记作为不同社会阶层祈盼美好生活的真实记录,保存有造像时地、造像者身份、宗教信仰、祈愿内容等信息,可适用于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众多研究领域。与中古高句丽移民族群有关的是,北朝时期造像记中多出现高句丽人身影。这些造像记既存在传世文献的记叙性特点,又兼具考古资料的文物属性。加之,时人记事,可以与传世文献形成互证,在提供新史料同时,也为中古高句丽移民族群问题研究开辟了新角度和新思路。就此而言,本文通过造像记来探讨北朝时期关中地区高句丽移民信仰与族群融合问题,意在方法论角度的尝试,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共鸣。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石刻文献著录总目”(项目编号:19ZDA288)阶段性成果。[1]王连龙:《十六国时期高句丽移民族群研究》,《唐代史研究》21号,2018年。后收入《王若曰:出土文献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217-255页。

 

[2]王连龙:《北魏平城时代高句丽移民史事考略——以<申洪之墓志>为线索》,《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5期,第91-96页。

 

[3][]郑樵撰:《通志》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册第475页;[]邓名世撰:《古今姓氏书辨证》卷22,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

 

[4]《旧唐书》卷199上《东夷·高丽传》,[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册第5319页。

 

[5]《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册第6176页。

 

[6]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14-215页。

 

[7][]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197,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册第6331页。

 

[8]《旧唐书》卷38《地理志》,[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第5册第1401页。

 

[9]陈根远、罗小幸著:《三秦碑刻英华》,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页;金宪镛、李健超:《陕西新发现的高句丽人、新罗人遗迹》,《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第59-71页;李健超:《“败匿”考》,《碑林集刊》第十一辑,2001年,第211-212页;罗宏才著:《中国佛[1]道教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2页;宋莉:《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杜莹:《<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未收北魏碑刻整理与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曾晓梅、吴明冉编:《羌族石刻文献集成》,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第250页;魏宏利著:《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10]靳之林:《延安发现一批佛教造像碑》,《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第32-45页。李静杰著:《石佛选粹》,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第21页;韩理洲编:《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672页;邵正坤编:《北朝纪年造像记汇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7页;魏宏利著:《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90页。

 

[11]陕西省文物普查队:《耀县新发现的一批造像碑》,《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第45-58页。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

 

[12]宋莉:《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第314页。

 

[13]马戎著:《民族社会会——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6页。[14]金宪镛、李健超:《陕西新发现的高句丽人、新罗人遗迹》,《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第61页;苗威著:《高句丽移民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3-56页;魏宏利著:《关中造像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3页。

 

[15]《魏书》卷2《道武帝纪》,[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册第35-36页。[16]王连龙:《北魏平城时代高句丽移民史事考略——以<申洪之墓志>为线索》,《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5期。

 

[17]马长寿著:《关于关中羌村羌姓的札记》,氏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051页。

 

[18]《三国志》卷28《魏书·毌丘俭传》,[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册第762页。

 

[19][]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91,第7册第2923页。

 

[20]《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822页。

 

[21][]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109,第8册第3503页。

 

[22]《晋书》卷124《慕容盛载记》,[]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册第3103页。

 

[23]王连龙:《十六国时期高句丽移民族群研究》,《唐代史研究》21号,2018年。后收入《王若曰:出土文献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217-255页。

 

[24]《晋书》卷113《苻坚载记》,[]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893页。

 

[25]《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858页。

 

[2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3,第7册第3243页。

 

[27][]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363,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册第1672页。

 

[28]《魏书》卷92《贞女传》,[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6册第2147-2148页。

 

[29]《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6册第2399页。

 

[30]《三国史记》卷18《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高丽]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1-222页。

 

[31]《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825-2826页。

 

[32]《晋书》卷110《慕容儁载记》,[]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册第2839页。

 

[33]郝春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90-105页。

 

[34]《魏书》卷21《北海王详传》,[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册第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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