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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转型:民族主义、政治精英与大众政治的出现
发布时间: 2024/5/16日    【字体:
作者:詹姆斯•L.格尔文
关键词:  奥斯曼 民族主义 政治精英 大众政治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东历史,侧重于研究大叙利亚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历史以及当代历史

 

过去20年见证了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由于新的方法论策略(methodological strategies,从世界体系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路径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批判)以及跨学科和比较研究的扩散,不仅之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被质疑,而且一些基本的类别,包括“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受到新的审视,并/或被归入之前非传统的分析框架。现阶段有关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争论中有四个方面与本书观点尤为相关。

 

第一,过去 20 年,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在处理研究对象时是持有高度怀疑的。近期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大量作品努力的方向是解构官方民族史,并打击国家支持的民族主义中的目的论倾向,它们将自己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和唯一的对民族认同的历史表达。其他学者则将霸权化进程本身及对其的抵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结果,诸如“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和“农民变成法国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这样的说法成为我们所熟悉的部分关于民族主义的学术话语。随着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不按官方历史那样对待民族主义,而是像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的那样将民族主义当作“不同民族表述相互争夺和谈判的地方”,那些对相对并不成功的和经常受到忽视的群体的民族和民族认同建构进行探寻的尝试,诸如那些在社会地位、性别、阶层、种族或信仰和地理位置上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实质上的家庭手工业(virtual cottage industry)。本书将遵循这一解构主义的分析路径。

 

第二,当前多数观察家都同意民族主义是“双头雅努斯”(Janus-faced)。就像这位古罗马神一样,民族主义有两张脸,一张回看过去,另一张望向未来。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将自己再现为对古老的和独特民族历史的继承者。为了坚持这一原则,它们重新建构(“复兴”)古老的民族荣耀、文化、符号和神话。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运动同时带有启蒙(Enlightenment)、后启蒙理性主义(post-Enlightenment rationalism)及其进步和普遍主义倾向,从而将它们自己置于全球现代主义课题中。

 

但是,需要补充一点,尽管民族主义运动包括过去和未来,也包括独特性和普遍性,但是不同的运动在对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进行结合的方式是不同的。对于某些民族主义运动,诸如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现代主义成分完全压倒传统主义成分,传统主义成分出现在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意义仅仅是为现代化努力提供一个历史借口(historical pretext)。甚至希伯来语这一古老语言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的,即区分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那些离散的犹太人中更“落后的”说意第绪语(Yiddish)的同胞。相反,其他民族主义运动,其中包括一些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强调它们的传统主义,在其过程中极力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使他们的运动成为可能的是他们自己的原则而不是传统的原则。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内部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派系通过完全不同的路径来实现“传统主义”和“现代”这两种民族主义面向之间的调和,以期能够实现建构一个独特但又一致的民族主义运动来争取叙利亚人民的忠诚。

 

第三,很多近代学者还认为身份认同是根据情况变化的(circumstantial)。换言之,身份认同不是永恒不变的(“原生的”),也不意味着对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的主张会妨碍个人主张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尽管如此,在民族危机或进行民族动员的时期,自封为民族主体与外部“他者”相分割的边界可能会暂时性地具体化,导致这些主体将民族纽带置于其他归属感之上。在后文中,我将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阿拉伯中东出现过这样一段时期。

 

第四,随着民族起源理论从原生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向,对民族的信念从认为民族是自然的和古老的实体变成认为民族在世界历史中是被创造的、而且是相对较新的一种现象。在这一转向的启发下,一些研究对民族形式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出现和传播的必要社会和历史条件进行了探索。诸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艾蒂安·巴里巴(Etienne Blibar)等人认为,民族主义属于一种特殊的用来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再生产特殊结构,是为了扩散和分配权力。为了理解中东或其他任一地区民族主义的出现,我们必须跳出民族主义叙述,将聚焦点放在那些推动社会系统从不利于民族主义向有利于这一意识形态发展转变的因素。这正是我的分析应该选择的起始处。

 

中东民族主义出现的前提条件和其他地区一样,并无区别。在 19 世纪,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的两股相互关联的进程导致其内部发生了深远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第一,帝国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区域的速度加快,尽管并不均衡,但当地市场经济正在融入更广阔的市场经济。随着商业联系和相关制度的日益凸显,很多先前为地区和国际市场生产农作物的帝国居民开始同外国工人竞争,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借入或借出高利贷以及在外贸中扮演中间人和代理商。另一个促进商业联系扩张的现象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尝试强化和实现中央控制的努力。尽管政府在伊斯坦布尔颁布的规章在各省实施时经常会出现混乱和对立(或许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 1858 年奥斯曼土地法的应用),但是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的这一过程使得政府在各个层次上扩大了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对公民的管控。此外,因为政府政策促进了与欧洲相同的制度的建立,它们有助于欧洲资本的进一步渗透,因此商业联系得以在整个帝国扩散传播。

 

市场经济的蔓延和国家权力的扩张导致了种种有据可查的后果。例如,这两个进程改变了城市的规模和性质。经济模式的变化和移民导致沿海城市和城市以外市区的扩张。国际贸易的增长导致贝鲁特从 18 世纪最后 25 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 6 000 人的小镇在 20 世纪初成为一个拥有12 万人口的城市。尽管缺乏明确的数据,大马士革的人口在 19 世纪中叶至 1917 年间似乎增长了 60%100%,甚至有可能更多。新到城市的移民通常定居在那些有庇护关系的街区(例如大马士革的梅丹[Meydan]和阿勒颇的卡拉萨[al-Kallasa]),哪怕庇护关系很薄弱。城市建设和重建(有时就像开罗和伊斯坦布尔欧洲沿线的一些区域)以及城区改造(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期间大马士革所进行的改造)改变了城市空间的性质,促进了以居住地为基础的忠诚(quarter-based loyalities)的崩溃,创造了公共空间。在这些公共空间中,将会产生一些仪式,因而会加速历史学家格尔奥格·L. 摩瑟(George L. Mosse)所说的“大众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此外,城市化及商业联系的扩张和强化促使了报纸、文化沙龙、私人俱乐部和咖啡馆的扩散,通过它们,新闻得以散布,信息得以交流。在奥斯曼政府通过宣传官方的世俗和以宗教为基础的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重新构建其合法性基础的协助下,文化沙龙和政治俱乐部将政治新手改造成为政治活动家;报纸头条新闻在贝鲁特、大马士革和其他城市街头被大肆宣扬;以及为咖啡馆创作和表演的说教性戏剧作品,这些都有助于提升政治氛围和一个不断扩大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叙利亚的出现。正是在这一新兴的公共领域内,一小部分叙利亚人(人数一直在稳定增加)在世纪之交开始就各式各样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行争论,其中包括各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商业联系的扩散和在整个奥斯曼帝国推行一套统一制度机构的努力共同导致了先前区分国家和市民社会边界的重新划定。国家强加了新的责任,诸如令人憎恶的征兵政策,并以不同程度的承诺和投入接管了之前不属于国家的职能,包括教育和特定类型的公共事业。政府甚至在所有层面上监管着各种福利政策,诸如提供贫困救济和农业援助、向寡妇和孤儿支付津贴。政府司法管辖在范围和程度上的扩大,以及其对与现代政府相关责任的承担,促进了地方性忠诚的瓦解,再次用摩瑟的话说,这有助于使“政治行动进入人民自己可能共享的戏剧”。

 

最后,奥斯曼社会的转型,尤其是 19 世纪后半叶的转型,对本土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作用和构成都产生了影响。在诸如贝鲁特这样的沿海城市,所谓基督教资产阶级在规模和经济实力上迅速膨胀,这主要是因为欧洲政府从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了贸易上的优惠条件,并为其客户争取到了特权。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叙利亚的一些小城市,那些同时从土地投资和同伊斯坦布尔奥斯曼中央政府良好关系中获得财富的家庭(上文中提到的那些缺席的地主—官僚精英)的地位和特权也有所膨胀,让那些仅有某种单一优势的家庭黯然失色。与此同时,由业务娴熟的专业人士、纯文学创作者、公务员(尼采将他们恰如其分地称作“无家的国家游牧者”)和受过培训的军官组成的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他们的技艺既是商业联系和行政机构扩张的结果,也是它们继续扩张的必要条件。

 

根据多数传统叙事,将上述一类或多类精英吸引到阿拉伯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早期文学/文化复兴(cultural revival,之前提到的阿拉伯文学复兴)之中的是对“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内在诉求、源于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教育或使中东精英同欧洲精英连接在一起的经历的选择性亲和关系,抑或是对外国人(例如土耳其人和欧洲人)操控的本能的厌恶。毋庸置疑,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来自社会不同类别的人确实将自己归入不同的民族主义潮流中,但是仅基于有目的的选择和本能的反帝主义的解释是不充分的。这些叙述没有考虑到的是,民族主义并不是在意识形态菜单上可以自由选择或拒绝的食物,尽管选择性关系经常会强化中东精英与西方精英以及与派生民族主义信条之间的关联,但是这些关系自己本身只是辅助性的。

 

因为所谓基督教资本家、地主—官僚精英和中间阶层的产生都是由于外围资本主义(peripheral capitalism)的扩展及统一治理制度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推行,所以具体某一类别群体和某些类别群体的组合中的个人在组织他们的世界、建立社会秩序时会自然与大都会中的主导文化相一致,甚至有时会复制主导文化。不同类别的群体所支持的各式意识形态在根本上具有相似性,例如奥斯曼主义、阿拉伯主义、腓尼基主义等,最终何种意识形态能够存活并得以传播则取决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一些因素(意识形态的制度化程度、意识形态支持者可运用的资源和意识形态间竞争所处的政治环境)。作为结果,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并没有使奥斯曼主义者与阿拉伯主义者相分裂;相反,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奥斯曼主义者、阿拉伯主义者及他们的同类与其余的社会群体相分裂,那些其余社会群体的转型及整合要么并未彻底完成,要么其转型经历并不美好。例如,根据历史学家詹姆斯·赖利(James Reilly)的描述:

 

工程师是一个新的公务员精英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生活优渥,享有高收入……这些精通于现代技术的工程师和在古塔(Ghuta)使用传统工具每日收入近 3.5 比索的农业劳动者之间的显著差别,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开始生根的发展不平衡,最终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乡差距,并在 20 世纪叙利亚政治和经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将看到,在后奥斯曼时期许多埃米尔费萨尔阿拉伯政府中的民族主义精英开始认识到这一分裂的核心性。他们不仅在话语和意识活动中将叙利亚人民分为那些适合统治的一群被挑选出来的贵族和来自中间阶层的一个自我认同的群体,即所谓“文化人”等和仅适合被统治的绝大多数,而且他们提出的对叙利亚未来的描述中反映出他们所秉承的实证主义(comteanism)和技术官僚的务实主义:

 

(展望未来)我看到……人们正在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建立学校和大学,直到任何一个村庄都有一所优秀的小学。我看到兴旺繁荣遍及全国,铁路联通了人口稠密的村庄和农场。我看到农民正在利用最现代的农业技术、广泛的贸易和繁荣发展的工业。呈现在我眼前的大马士革是建设得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柏油路面的街巷,巴拉达河(Barada River)就像塞纳河一样从东向西穿过城市。河岸旁是滨河大道,高楼耸立。我看到在阿勒颇,运河将幼发拉底河的水引来,滋养着它的花园和公园,使那无水沙漠焕发光彩……工厂在整个王国被建立,使我们不再需要西方的制成品,相反还会将制成品出口到中国、印度和非洲。人民变得富有,国家实力得到了提升,进入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一对未来叙利亚的抱负与许多其他态度一致,包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颂扬“自我成就的人”(‘isāmiyyūn)和“共和国母亲”,埃米尔费萨尔阿拉伯政府中的民族主义精英在讲话和宣传的印刷物中谴责工人的懒惰和娱乐。根据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的描述,对于活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精英,“独立意味着被欧洲国家平等接受,意味着废除不平等条约(Capitulations)给予外国公民的司法特权,意味着被国际联盟所承认;现代意味着拥有类似于西欧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但是因为这些民族主义精英将诸如“进步”和“世俗主义”这样模糊的概念融入他们的话语,以及其话语所代表的狭隘的利益范围,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仅呈现出“进口的”和“模仿的”特征,而且很难让许多叙利亚人产生共鸣,许多叙利亚人更容易与他们(指埃米尔费萨尔政府中的精英)在民族主义趋势中的竞争对手的话语产生共鸣。

 

当然,前面提到的精英并不是唯一受奥斯曼社会转型影响的社会阶层。在整个 19 世纪,尤其是 1873 年进入大萧条后,帝国境内的非精英群体日益发现他们自己受到市场和国家的摆布,通过采取对抗行动——逃避征兵、移民、公开叛乱——来发泄他们的愤怒。大马士革熟练织工经常通过罢工来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他们受到的威胁不仅仅是实际工资减少,还有行业协会及行业协会资助的福利项目的削弱、无产阶级化、失业或是受雇于血汗工厂。叙利亚大马士革南部的粮食生产区浩兰(Hawran)在 19 世纪90 年代开始更多和更加高效的征税,当时国际小麦市场严重低迷,土地所有制正在重建,耕作权也在重新谈判。结果,农民放弃了他们的收成,抵制交税,甚至与派来该地区平息骚乱的奥斯曼军队展开激战,在其中一场战斗中至少有 600 多人伤亡。

 

罢工、抗税和大规模弃离村庄属于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反应性集体行动”(reactive collective actions)。这些行动是为了捍卫传统社会秩序或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既缺少政治纲领,也没有能够大规模和长时间动员参与者的组织结构。但是,也正是这些激起叙利亚反应性集体行动的因素预示了有计划和复杂动员所需条件的出现。“商人和国家制造者”影响力的扩大及随之产生的政策促使乡土性和垂直性(verticality)的瓦解,这两点之前被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中东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主导模式的特征。与此同时,由于人口流动和之前提到的身份革命等诸因素,庇护和血缘这样的传统纽带变得脆弱,这促进了横向和社团性关系在叙利亚民众中的出现,他们之间的界限划分基于最广范围的地域市场关系和非正式移民路径。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例如阿拉伯政府在大马士革建立后的第二年,这些重塑后的关系开始与那些不能适应转型后的社会和经济格局的狭隘纵向关系相竞争,吸纳它们,甚至取代它们。

 

由于移民的涌入或人口的迅速增长,市区的垂直庇护关系格外脆弱,甚至不存在,这使得市区经常成为持续政治动员的中心。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马士革梅丹街区日益成为来自浩兰的谷物和移民的集散地,该街区容纳了大量的新移民和流动人口,他们通常会用在新的城市环境建立的联系替代他们与农村内地的联系。正因为此,在法国入侵叙利亚内陆前的几个月内,梅丹的民众为开创无中介的政治动员组织提供了可靠和热情的支持,他们在大马士革接受训练和武装,然后加入游击队。诸如在拉谢亚(Rashaya)和哈斯拜亚(Hasbaya)周边活动的德鲁兹派领导的(Druze-led)队伍和马哈茂德·法乌尔(Mahmud Fa’ur)在戈兰高地领导的骑兵中队,他们反复对占领滨海地区的法国军队进行袭击。法国外交官们将梅丹标注为“革命郊区”(faubourg révolutionnaire),在其他多数大马士革街区的反法抵抗活动被“平息”(pacified)后,梅丹的反法抵抗活动仍在持续,而且该街区的居民在 1925 年叙利亚大起义中作用突出。

 

因此,在 20 世纪初的头几十年,叙利亚多数地区存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使持续和主动的政治动员成为可能。1919 年秋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席卷了费萨尔政府统治下的叙利亚,这使得来自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反政府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中的很多人声称对一个受外人控制的政府感到愤懑,所谓外人诸如汉志人[Hajazis]、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社会中下层宗教界要人和商店店主、当地混混、保守显贵、纺织和谷物商得以团结在一起组成各类人民委员会,诸如高级人民委员会、高级人民委员会的地方分支机构、各类国民防御委员会,它们成功地促使非精英群体积极参与政治。通过对密集的家族、市场和地理网络的动员,这些组织不仅向其成员提供了一个能够适应叙利亚彻底改变后的环境的政治共同体模式,而且准许了不同职能市民社会的任务再分配,包括保证谷物价格的“合理”以及召集志愿民兵来加强国内安全和国防保障,这些职能之前是交由政府或那些与政府有联系的显贵履行的。七月起义或许可以被视为这些委员会动员和宣传工作的自然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这些出现在费萨尔时期叙利亚的人民委员会呈现出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和历史学家埃里 克· 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所描绘的伴随 19 世纪末欧洲政治大众化出现的“大众政党兼运动”(mass parties-cum-movement)相同。与欧洲类似,叙利亚人民组织的结构呈金字塔状,街区委员会处于底部,城市和地区委员会处于中间,人民委员会处于顶端。这种结构不仅有助于加快大规模组织成员的动员、活动协调和民主参与(虽然是在受控的条件下),而且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地方问题转移到了国家领域。因此,像其他大众运动一样,叙利亚的大众动员“粉碎了过去本土化的和地方的政治结构,抑或将它推向边缘,抑或将它整合”进一个更为广阔的情景之中。

 

此外,通过替代和吸纳(co-optation)相结合的方式,这些人民委员会(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看到,早期在费萨尔政府的帮助下,它们在不同的理由下不知不觉地开启了这一进程)打破了地方精英对政治权威的垄断,老一代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作为一方、人民委员会作为另一方,开始共同分享城市中的政治权力,尽管双方都感觉到不自在。因此,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随后发生的政治国家化部分改变了传统本土显贵的角色,他们现在不得不与隶属国家政治机器的新贵“老板”达成妥协(modus vivendi)。

 

最后,这些大众组织是意识形态化的,为其成员提供了一套“全面的世界观”。这使得这些组织可以利用多元复杂的忠诚纽带来吸纳成员,这些忠诚纽带包括家庭的、市场的,以及由空间产生的,结合了纵向和正在出现的横向联接的网络,这一空间网络有助于整合一个新形式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形态也赋予了这些组织较那些单纯的压力集团和特殊利益群体更强的符号生产和符号获取的能力。

 

因此,除了为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和之后出现在阿拉伯中东的政权提供丰富的、源源不绝的神话创作源泉(mythopoetic wellspring)外,费萨尔时期的叙利亚最为持久的遗产是这些人民委员会的形成。这些委员会不仅是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叙利亚所经历的社会和政治转型的缩影,而且促进了大众政治的出现。

 

 

本文选编自《分裂的忠诚: 帝国末期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

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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