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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龙民俗与“龙”神话形象考察
发布时间: 2024/9/13日    【字体:
作者:蒋雨珊
关键词:  烧龙;应龙;烛龙;祝融;龙神话;火崇拜  
 


 

烧龙传说中“龙”的神话形象并不固定,根据当地历史上的旱涝、瘟疫、战乱等灾害,既可能是除恶行善的守护神,也可能是作恶的孽龙。它的神话原型是接近主司降水布雨的应龙与民间信奉的火神、灶神(即烛龙、祝融)的融合体。烧龙是火崇拜与龙崇拜的高度融合,集中体现了先民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朴素心愿,同时,烧龙神话对龙的穿越海陆空三重空间超凡能力的塑造,也是人类超越自身局限的更高精神追的具体体现。


烧龙,又称舞火龙、炸龙、炮龙等。巴金《家》中详细描写了高家大年初九做花炮、看舞龙、用鞭炮烧龙的年俗,小说对“龙”的制作工艺、形态  细节、活动流程描绘得详尽生动,不难看出四川烧龙民俗对巴金创作的影响。各地民间关于烧龙的传说故事不一而足,祭祀唱词等文化素材也相当丰富, 但目前对“烧龙”的专门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体育健身的大型活动,其民俗仪式背后“龙”的神话符码内涵亟待发掘。

 

一、烧龙传说中“龙”形象考

 

烧龙主要流行于中国广东、广西、湘西、四川、重庆、贵州、湖北、赣南客家、台湾苗栗客家族群、香港等南部地区。各地流传的民间传说中,龙的形象游走于善恶两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人类英雄所弑杀的妖魔,一类是保护一方居民的守护神。

 

()除恶行善的守护神

 

烧龙作为节日祈福的重要活动,其“龙”多以救世救民形象降临。赣南客家流传的民谣“火龙在,瘟魔除;火龙旺,子孙兴;火龙游,兆丰年”,体现了龙的神力重在祛除旱灾、瘟疫,保佑当地风调雨顺。赣南客家的烧龙传说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清朝光绪年间,某年南岭村瘟疫横行,中秋之夜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两条赤色火龙。火龙与作恶多端的瘟神在天空中激战到天明,最终击败了瘟神。随即瘟神落荒而逃,火龙也随之消失于天际,化为绚丽的朝霞。另一版本则是传说有火龙神降临当地,教人们如何祛灾治病,改善贫瘠。方法之一便是在中秋节举行大型的舞火龙的祭祀活动,来获得神明保佑。赣南客家传说中的“龙”是积极的守护神,它主动出现,不仅与瘟神缠斗,还现身教会人类如何生存。以主动意志守护人类的还有重庆铜梁的“龙”。传说伏羲、女娲死亡后,随手丢弃在昆仑山的手杖化为巨龙。巨龙继承主人遗志,大战妖魔,神话形象尤为英勇。

 

虽然都是一地的守护之神,这些传说中“龙”的行为特质也有区别。同样是天灾背景下突然飞来的火龙,在丰顺埔寨的传说中,龙在莲花山布雨,当地人便自发组织以舞龙来模仿火龙兴云布雨。在广东韶关南雄的民间传说中,龙却不是以现身的方式直接拯救世人,而是托梦。相传康熙年间,某年大旱,蝗虫肆虐,瘟疫流行。村中老人梦见村边响水塘飞起两条金龙,所到之处灾害尽除,醒来后去水塘边察看,却只发现两堆干稻。老人便让村民用稻草扎成两条草龙,在龙身上插满燃香,舞着香火龙在村里游走,驱灾祈福,从而获得安宁的生活。在四川达州石桥镇的民间传说中,一位老道士教人们在门前备好香、蜡、纸、火炮和烟花,然后到挑水河边施法,召出河中火龙,顿时大雨滂沱。在这些传说中,龙作为神的无私普度世人的形象相较更弱。

 

较为特别的是重庆中敖的烧龙。当地流行两种传说,一说是南宋平倭英雄赵昴发以身殉国,家乡人每年烧龙纪念他。人们用烟火喷、礼花烧,再现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战场,舞龙者赤膊上阵,模拟当年鏖战的惨烈场面。龙口喷吐的烈火,则喻示着赵昴发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抗争。另一说是起源于周朝,一位叫赵州官的当地人为保护皇帝战死,人们为了纪念他而烧龙。总之两种传说都是为了纪念忠臣。中敖烧龙中的龙,是当地英雄的化身,同样象征着对当地人民的英勇保卫。

 

烧龙的祥瑞寓意,源自对龙形象的积极想象。龙作为虚拟形象,集合了马首、鹿角、蛇身、鱼鳞、鹰爪等海陆空多种生物的特性。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拥有百般变化。龙的形象自诞生起,就被赋予强大的力量。这是由于先民面对洪水、旱灾、瘟疫等自然灾难时,深感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无力。由于文明发展程度有限,人们只能寄托于形而上的对抗,用想象借力,创造出几乎无所不能的强大力量,并希望它能帮助人类对抗灾难。烧龙中“龙”的积极形象,其实是一种原始的精神力量———超越人力的神力信仰。它集中反映的是先民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早期面对自然与变化的心态体现。

 

()为害一方的孽龙

 

据《北梦琐言》载:“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烧起一龙,四面风雷急雨,不能扑灭,寻为煨烬,而角不化,莹白如玉,向氏宝而藏之。湖南行军高郁酬其价而强取,于时术士曰:‘高司马其祸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诛。”可见,烧龙在宋代被视为不祥之物。

 

龙作为邪恶妖兽,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据传很早以前,一条火龙来到丰顺地面,此龙浑身喷火,致使禾苗焦枯,田地干裂。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居民凿山引水,渠成水到之时,火龙赶来破坏,烧死了年轻夫妇,烧干了水源。年轻夫妇的儿子继承父母遗志,外出学法三年,归来后和火龙苦战三天三夜,终于以神火将火龙烧死,自己也力尽而亡,从此这一带风调雨顺。这与四川泸州、湘西的烧龙传说几乎完全一致。

 

相传,古时候有条孽龙,浑身喷火,兴妖作怪,烧得分水的土地干裂,禾苗枯死,农民们心焦如焚。这时,有一对年轻夫妻挺身而出,带领大家凿山引水。然而,水引来后,火龙又张开血口,喷出烈火,烧死年轻夫妇,烤干了水的源头。后来,这对夫妇的儿子到峨眉山求仙学法归来,与恶龙苦战三天三夜,用神火将恶龙烧死在分水岭乡大南村龚湾,为民除害。

 

一条火龙降到耳城东乡,浑身喷火,所过草木如焚,庄稼尽毁。一对年轻夫妇带领百姓凿山引水,火龙将这对夫妇连同水源化为灰烬。夫妇的儿子张共立志为父母,为百姓报仇,前往峨眉山学法。3年后的正月十五,小张学成归来,用神火功同火龙斗法。死战无数回合,最后,火龙被灭于山洞。同时,小张也气竭身亡。

 

除了火龙降临的地名不同外,火龙作恶、英雄夫妇的牺牲、儿子烧龙报仇的情节都相吻合,儿子学法的地点也都是峨眉山。这或许与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因素有关,在移民的过程中,习俗、传说也有传袭相通。

 

在丰顺埔寨流行的另一种传说中,东海龙王的第21个孙子浊龙更加无恶不作,甚至故意堵塞河道,使当地的灾情更加严重。香港大坑地区的传说则是一条蟒蛇侵入村内,因偷吃家畜被村民打死。而蛇是龙王之子,龙王为子复仇,给村里降下瘟疫。一位老汉声称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灵告诉他:“水火不合,海龙王最怕火龙,中秋节连续三晚舞火龙就能消除瘟疫。”而铜梁火龙的传说颇具《西游记》色彩。传闻蟠桃老祖的手镯化作了玉镯龙,玉镯龙在长江掀起波浪,洪水频发。雷公一个闪电把手镯龙藏身的石包炸飞,于是龙又躲到瀑布后的水帘洞里。蟠桃老祖便祭出神火,洒出铁水。不久,瀑布后便滚出火圈似的火龙来求饶,从此铜梁风调雨顺。因此,铜梁烧龙要用篾圈扎成龙身,耍舞火流星,打出飞溅的铁水花。铜梁火龙传说中舞龙的具体仪式与故事情节的结合更为具体。上述恶龙的作恶行径也基本都与制造民间的旱涝灾、瘟疫相关,这是由于民众在早期对自然、医学知识匮乏的情况下,对于灾难的阐释,只能归结于某种作恶的凶兽。

 

根据各地流传的诸多烧龙传说,我们发现龙的形象特征并不固定。甚至在同一地区,传说的版本不同,龙的善恶也各异,但都与当地某一时间段遭受的旱灾、洪灾、瘟疫等灾难有关。所烧之龙的神话形象虽呈现两极化倾向,但可以看出各地烧龙仪式的出现都是为了祈福,希望通过这种仪式保佑居民的生活。人们对所烧的“龙”,既崇拜感恩,又仇恨惧怕,其中凝结了先民对自然现象的初始想象和探索,以及对人类力量的歌颂。

 

二、烧龙的原型:“应龙”与“火龙”的融合

 

烧龙、舞火龙,表面上看应该追溯到“火龙”,但从上述民间传说来看,烧龙仪式多与旱涝之灾有关。《月令纪古》记载:“六月二十四日,平湖小圩地方大风雨,有火龙一条,紫火绕身,经过田禾一带,数百亩为之烧焦。”记载中火龙虽然与农作物焚毁有关,但伴随而来的气象不是干旱,而是风雨大作。再如前文提到《北梦琐言》所述,“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烧起一龙,四面风雷急雨”,其中烧起的龙也伴随有雷雨现象。因此烧龙之“龙”,源头更接近主司降水布雨的龙。《山海经》记载的“应龙”,更为符合烧龙民俗中“龙”的最初神话原型。《山海经》中共出现三处“应龙”: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大荒东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大荒北经》

 

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魅。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魅,雨止,遂杀蚩尤。魅不得复上,所居不雨。

 

——《大荒北经》

 

《大荒北经》中的两处记载,都提到应龙有调水布雨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明确体现了人们模仿应龙的形状祈求降雨的仪式起源。《天问》中,屈原曾言“河海应龙,何尽何历”,王逸注曰:“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大禹治水时,龙以尾画地,助禹解决了洪水之患。在现存的一些烧龙仪式中,还可以看到其与祭禹的结合,比较典型的是丰顺烧龙中的“烧禹门”。“禹门”高六米,宽十余米,安置有各式烟花,装点成龙宫宫门,门下有各类鱼虾遨游,以表现大禹治水后的太平盛景。还有四川安居的“出龙仪式”,扎好龙后先不点睛,要先将龙游到龙王庙点睛,祭拜大禹后才可出行。四川、重庆等地烧龙,更有演员装作旱魅被群众追打,捉旱魅的活动进一步佐证了烧龙与祈雨之间的联系。

 

汉代王充发展了“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的土龙祈雨说。他还提出“同类相动”理念,认为“见雷电发时,龙随而起,当雷电[]树木()之时,龙适与雷电俱在树木之侧,雷电去,龙随而上,故谓从树木之中升天也。实者,雷龙同类,感气相致”。受此影响,作土龙、舞龙成为汉代祈雨的主要手段。《后汉书》记载的请雨礼为:“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皂,兴土龙。”雩祭仪式中的应龙,正是后代烧龙祈雨仪式的源头。

 

到唐代,土龙祈雨已较为普遍。《旧唐书》记载,高宗显庆时,“京师孟夏以后旱,则祈雨,审理冤狱,赈恤穷乏,掩骼埋岗。先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出云雨,皆于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庙,每七日皆一祈。不雨,还从岳渎。旱甚,则大雩,秋分后不雩。初祈后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杀,断伞扇,造土龙”。从书中记载的祈雨祭祀程序可知,造土龙已是较高级别的祈雨仪式,在旱情严重时举行。而唐代宗时期的京兆尹黎干,为祈雨“造土龙,悉召城中巫现,舞于龙所,干与巫现更舞”,与元和年间“偶泥而龙,歌钟弹吹。诞搜祀庙,牲繁祀。威巫虔祈”,二者记载的祭祀流程与歌舞仪式,已初具后世烧龙活动雏形。

 

后世祭龙祈雨由泥塑转向火烧形式,也与丰衣足食的祭祀目的有关。龙崇拜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龙山文化出土的蟠龙陶盘龙口中便衔有谷穗。在中国哈尼族的传说中,龙是民族农业的起源。根据传说,一位老阿妈生了三个儿子,长大后分别变成了豹、风、龙。老阿妈寻找自己的儿子,但豹子和风都不愿回去和她一起生活。只有小儿子龙给了她三个包袱,里面分别装着金黄的稻谷,泥塑的猪、牛、羊等家禽,以及三对夫妻。本想从中破坏的二儿子让一阵风吹来,包袱里的稻谷却长成了遍地的谷穗,泥塑的家禽也都活了。因此每年农历十月第一个属龙的日子,被哈尼族人称为“迷色扎”,也就是“龙日”。

 

在烧龙文化盛行的峡江地区,唐宋时期也多用烧畲的耕种方式。烧畲既可以清除杂草,减轻虫害,以草木灰为肥料也更有利于来年农作物的生长。陈舜俞《野烧》诗“急烧山上草,莫顾山下木。烧草得地美,欲种来岁粟。……栋材已灰烬,着意规饱腹”即是对烧畲的记录。峡江地区“烧畲下种”与“焚山击鼓”的祈雨仪式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前者是农业活动,后者是尚巫之风的继承。但杜甫《火》诗“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与刘禹锡《畲田行》诗,都可以看出烧龙致雨神话的隐喻。《畲田行》开篇“占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就将烧畲与巫卜相结合,后文“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两句描写的火光之中蛟龙腾飞的场景,与杜甫“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已非常接近。

 

前文所述诸多传说都明确描述了舞动的火龙形象,说明烧龙不是应龙与鞭炮、香火等燃烧物叠加的单一演变。除了风调雨顺,烧龙祈福的另一大主要诉求是烧送龙归天,保佑当地人衣食无忧,与民间送灶的习俗非常相似。综合来看,烧龙的原型也与烛龙、祝融有关。

 

《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又有郭璞《山海经图赞》注解烛龙“天缺西北,龙衔火精”,《海外南经》则记载了乘火龙的祝融。姜亮夫《楚辞通故》中提出“烛龙”是“祝融”神话的分化,他认为“烛龙”“祝融”发音相似,“古人束草木为烛,修然而长,以光为热,远谢日力,而形则有似于龙。龙者,古之神物,名曰神,曰烛龙”,用草木做成近似龙的形状点燃,与烧龙中“龙”的制作工艺也相符合。杨宽认为祝融与烛龙乃同一神话的分化,根据《淮南子》“日为阳火之精”,他认为日神兼做火神,加之烛龙居钟山,祝融居崇山,“钟”“崇”发音也相似,闻一多也认可烛龙即祝融一说。祝融作为民间信奉的火神、灶神,主要保佑民间五谷丰登、丰衣足食。《吕氏春秋·四月》高诱注“祝融,颛顼氏后,老童之子吴回也,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官之神”,《淮南子》许慎注“祝融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与《周礼正义》贾公彦疏“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都可用以考据民间祭祀祝融为灶神的传统。

 

综上来看,烧龙习俗中“龙”的形象,实际上是在以保佑五谷丰熟、饱食安居为核心的信仰需求下,将应龙与烛龙、祝融,水神与火神崇拜两相融合的产物。应龙与祝融、烛龙虽然看似水火不通,但并没有严格的“神职”区别。从张九龄《奉和圣制烛龙斋祭》诗:“六月徂暑,四郊愆阳。……蔚兮朝云,沛然时雨。雨我原田,亦既有年。烛龙煌煌,明宗报祀。于以助之,天人帝子……”,张说《奉和圣制喜雨赋》“东渐出日之表,西被无雷之外。南穷火鼠之译,北尽烛龙之会”等文献都可看出在唐代烛龙也被视为降雨神。因为从源头出发,烧龙的“龙”凝结的是先民基本生存需求的朴素信仰,行云布雨的龙可保佑农业生产,司火主灶的龙包含人类对食物信仰的火崇拜的投射。

 

三、浴火归天的空间超越

 

各地烧龙仪式最后往往都有“送龙”环节。从神龙现世人间,到施展神通布雨调水,最后送龙,在烧龙仪式中,对龙的水、陆、空三栖能力有一系列完整的展现。贵州毛南族烧龙仪式中最为庄重的一环是“请水”,也就是请龙王出水,其设坛祭拜,说明该民族的庇佑之龙是从海而出。而侗族烧龙吉利词“黄龙来得闹沉沉,玉皇差我下凡尘。今日来到这团地,特为主家开财门”,与恩施烧龙的“开喉辞”——“一条金龙下凡来”,都表明当地的龙是从天而降。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探索》指出,龙“早期的神话表现功能在于升天入地下海的三栖穿越能力,成为兑现东亚人类升天入地梦想的最主要的超自然交通工具”。

 

烧龙是火崇拜与龙崇拜的高度融合,也是承载东亚文化中人类实际生存需求与超越自身局限的更高追求的具体体现。如前文所提及,火崇拜是源于火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到照明、取暖、制作熟食、驱赶野兽等的重要作用。恩格斯《反杜林论》认为,“就世界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得人类掌握了支配自然的能力,从而最后与动物界分开”。同时,火也具有使人畏惧的强大破坏能力,因此火崇拜广泛存在于世界许多民族之中,它既可以成为时间的穿梭通道,也可以成为空间的传送之门。

 

火对于物质形态的改变和消亡,阐发了人类关于生死的联想。火燃于大地,化烟升天,灰烬复归土地,因而被视为沟通天地的媒介,这一循环也符合轮回时间观对于生命来路与去处的解答。彝族的火把节又称为“星回节”,其名有季冬之月“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天象轮转,时间更替之意。土家族地区有“火熄我死”的咒语,将自己的生命与火类比。在民间习俗中,湖南苗、侗等地有“死不离火”的丧葬传统,“人死后尸体边要点上香油灯,日夜不熄,直到出殡。死者生前用品未烧的,须从火上抛过才能使用”。广西都安、上林、马山一带壮族地区,人死后将出殡时,“要在棺材的一头烧一堆火,然后当着死者的灵位牌,将其生前用过的东西从火上拿过(有些甚至要烧掉)。出殡时,由大女儿点一把用稻秆扎成的火把,走在棺材前面。因为当地民间认为,死者面前漆黑一团,不知该往何处,所以需要亲生女儿点火把在前面引路。……到了墓地,棺材放进挖好的墓坑埋葬后,火把就放在死者脚的这一头”。更广为流传的凤凰涅槃传说,则是对“火”意象可以超越时间的集中体现。

 

火的空间穿越能力集中体现在烧龙之“龙”上。龙作为交通工具,焚烧则是一种超越空间的启动仪式。人们认为通过焚烧的方式可以送龙上天,让它及时地兴云布雨,实现人们的祈愿。各地烧龙祭祀的表演程序虽然有细节差异,但大致按照“请龙——游龙——舞龙——烧龙——送龙”五个环节进行:

 

广东丰顺埔寨:请龙——火龙出海——烧禹门——烧火龙——回龙(回祠堂祭祖)

 

广东揭阳乔林:请龙——游龙——舞龙——烧龙——送龙回祠堂

 

重庆铜梁:请龙——游龙——出龙拜庙——舞龙——焚烧送龙

 

重庆中敖:开光点相——街头游龙——出龙祭祀——次日焚烧送龙四川石桥:扎龙——请水——游龙——烧火龙——清宅——罢龙

 

湘西凤凰:起龙——跑龙——接龙——祭龙——扫渣送龙

 

江西赣州龙南:出龙——拜厅祭祖——游龙——放龙——焚烧送龙黔东南仡佬族:开光——请水——烧龙——化龙(焚烧送龙)

 

广西宾阳:开光——舞龙——鞭炮炸龙——钻龙肚——抢龙珠——焚烧送龙享龙粥

 

湖北恩施花坪:点睛出龙——开喉祭祖——拜年——扫瘟——烧瘟——圆灯(元宵节焚烧送龙)

 

台湾苗栗:糊龙——祥龙点睛——迎龙——珍龙(跟着龙走)——炸龙——化龙返天

 

从请龙到送龙,各地的烧龙都已具备一套完整的仪式流程,大部分地区最后都有专门的焚烧送龙回天环节,而送龙的地点,大多选在水边。侗族的传统是正月十五在江边烧龙,并唱吉利词“五瘟百怪龙带去,黄龙带下海中存”。仫佬族村寨舞完龙后就把龙拿到河边去烧掉,说是把它送到“龙王”那里,祈求龙王保佑。湘西吉首在次日的清晨,将前一晚烧剩的灰渣扫入水沟送龙回天,也有把烧完的龙骨架丢入河中,高喊“老龙归大海,你去我发财”。香港的烧龙最后会将龙送入铜锣湾避风塘的海水,表示“龙归沧海”。川渝一带的习俗最后也是在江边焚烧龙身归海。不过由于环保意识的增强,香港近些年不再将龙身扔入水中,而是深夜用货车送到焚化炉,称之为“飞龙在天”。

 

无论最终是送入祠堂、海中还是焚烧炉,烧龙的整体仪式都体现了龙在天、地、海之间自由来去的超凡能力。而烧龙仪式中另一个重要的元素——火,承担了激活这一交通工具的引擎角色。我们可将“烧龙”视为列维-施特劳斯提出的某种压缩后的“小模型”。“烧龙”将中国乃至东亚人的普遍心理结构压缩至一场特定时间的盛大狂欢之中,它是双重愿望的结合,一是对求雨禳灾、美好生活的祈愿,二是对于天空、土地、海洋三者之间交通的想象。承载这两重愿望的“烧龙”神话一方面带有功利化的现实主义色彩,与当地人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又富有超越自我的浪漫主义色彩,将先民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极探索环扣其中。龙的神话形象是人类复杂的生存、发展需求的集合,它承载着同一生存环境下的族群对土地、宗族、历史文明的多重情感。通过烧龙这样的特定节点的大型仪式,人们可以超越时间,链接先民曾经经历的种种生存苦难,唤醒遥远的族群记忆,达成新的共同认知。

 

《烧龙民俗与“龙”神话形象考察》原载于《神话研究集刊》第十集,巴蜀书社20247月版

神话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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