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是传统宗教的缺陷之一,传统宗教相关联的道德同样具有这一缺陷。就传统而言,宗教生活——姑且这么说——乃是灵与神之间的对话。顺从神之意旨,即为美德;此为个人之举,而几乎不必考虑社会情形。新教教派发扬了“皈依得救”(finding salvation)这一观念,但基督教教义中向已有其存在。在历史上的某些阶段,单一灵魂的个人主义自有其价值,然而在现代世界中,我们更需要一种社会性的而非个人性的福利观念。在本篇中,我将论及我们关于美好人生的观念如何受其影响。
基督教兴起于罗马帝国那些与政治权力彻底脱节的人群之中,他们的国族已灭亡,就此融入泯灭个人人格的巨大集合。在基督教时代的前三百年间,皈依基督教的个人无力改变他们所依存的社会或政治体系,尽管他们深知体系之害。在此情境之下,他们很自然地接纳了这样的信念:在这不完美的世界里,个人可臻完美,而美好人生与这世界毫无关联。我这话的意思,比照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许更好理解。当柏拉图想要描述美好人生时,他描述的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而非个人;他这是为了定义正义,而正义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概念。柏拉图对共和制下的公民身份习以为常,并将政治责任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随着希腊式自由的丧失,斯多葛主义崛起了,不同于柏拉图,而更像基督教——关于美好人生,他们秉持一种个人主义概念。
身处伟大的民主制之中,相较于君主专制的罗马,我们应能在自由的雅典找到更为恰当的道德观。在印度,政治环境酷似基督时代的犹地亚,我们看到甘地在传布一种酷似基督所宣扬的道德观,并因此受到罗马总督彼拉多的基督教版传人迫害。然而,较为激进的印度国族主义者不满足于个人救赎:他们想要国族救赎。其间,他们接纳了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观点。我想指出几个方面,其中这一观点因受基督教影响,尚不具备足够的勇气与自觉,却仍囿于个人救赎的信念。
如我们所想,美好人生需要诸多社会条件,否则无法实现。我们说,美好人生启以爱,导以知。此间所需知识,仅当政府或富人投入其发现与传播之时,方可取得。譬如,癌症的扩散令人惊恐——我们该如何是好?当前,由于知识的匮乏,这一问题无人可解;而且,不通过资助研究,很难获取相关知识。话说回来,科学、历史、文学与艺术方面的知识,应当对一切有意获取的人开放;这就需要当局出面详尽安排了,而改宗换派并不能做到这一点。随后是海外贸易,舍此,则大不列颠有一半居民要忍饥挨饿;如果我们在忍饥挨饿,就不太可能拥有美好人生。种种案例,多说无益。重点在于,在美好人生与不幸人生的一切区别之间,世界乃是一体,那些假装独立过活的人实为寄生虫,无论有意或无意。
个人救赎的理念为早期基督教徒所用,以对其政治上受支配的状态进行自我安慰,一旦我们摆脱了那种关于美好人生的极度狭隘理解,这一理念就不再成立。在正统的基督教观念中,美好人生即美德之人生,美德在于顺从神之意旨,而神之意旨又借良心之声示于个人。整个观念在于:人类受制于外在的专制主义。除美德之外,美好人生还涉及诸多因素,例如智力。而良心是最虚伪不过的向导,因其得自关于幼年所闻训诫的模糊记忆,故此绝不会比持有者的保姆或母亲更高明。要在最完满的意义上实现美好人生,人们必须拥有良好教育、友情、爱情和子女(如有此求),一份足以免于渴求或极度焦虑的收入,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不至于无趣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并为政治事件所协助或阻碍。美好人生应当在美好社会之中发生,否则无法达成完满。
此即贵族理想的根本缺陷。某些美好事物,诸如艺术、科学、友谊等,在贵族社会诚可蓬勃发展。它们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存在于希腊,也以剥削为基础而存在于我们之中。然而,表现为同情或仁慈的爱,却不能自由存在于贵族社会。贵族阶层总会说服自己:奴隶、无产阶层或有色人种是用下等泥土捏成的,这些人的苦痛不值一提。今时今日,文雅的英国绅士鞭笞非洲人时用力之狠,竟致他们历经数小时不可言说的极度痛苦后身亡。即使这些绅士都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艺术修养,兼且善于言辞,我也无法认同他们拥有美好人生。人性之下,同情固有所限,但绝不该是这等程度。在一个倡导民主精神的社会里,也只有疯子才会如此行事。贵族理想所具有的同情之限,恰是其受谴责的缘由。救赎实为一种贵族理想,因为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理想。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个人救赎的理念无论怎么解释或加以扩展,都无法为美好人生下定义。
救赎的另一特征是产于灾变,例如保罗归信(1)。雪莱的诗篇为这一观念于社会之应用提供了注脚;当所有人改信之时,那一刻降临了,“暴君”纷纷逃窜,而“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开始”。(2)或许有人会说,诗人微不足道,其观点无关紧要。但我确信,大部分革命领袖的观点与雪莱所持者极度相似。他们以为,一切苦难、残暴与堕落都源自暴君、神父、资本家或德国人,一旦推翻这些罪魁祸首,人心就会为之一变,我们也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只因心怀此念,他们一向乐于“以战止战”。那些遭遇失败或死亡的人相对而言还算幸运;那些不幸取胜的人在他们的辉煌希望惨遭破灭之后,反而陷入愤世嫉俗或绝望的深渊。这些希望的终极根源,正是将灾变改信视为救赎之道的基督教义。
我不愿妄言革命绝无必要,唯愿指出革命并非通往千禧盛世的捷径。无论在个人层面或社会层面,都不存在通往美好人生的捷径。要建设美好人生,我们必须在智力、自控和同情方面都有所积累。这是一个数量问题,涉及逐步改进、早期训练和教育实验。盖因急躁不耐,才会相信骤然改进有可能发生。真正可能发生的逐步改进及其得以实现的方法,是未来或可解决的问题。但我们眼下也并非无话可说。在尾声中,我将对此试述一二。
乾元国学
注释:
(1) 保罗起初认为耶稣是违背犹太教传统信仰的异端。后来他在往大马色迫害门徒途中受日光照射而目盲,其间听到耶稣的声音,受到启发并重获光明,决定改信基督,遂成为后世所知的外邦人使徒。详见《圣经·使徒行传》。——译注
(2) 语出雪莱长篇诗剧《希腊》(Hellas),49/1060行。江枫译文参见《雪莱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卷,第72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