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385-433）是刘宋时代的著名文学家，他是晋车骑将军谢玄之孙，世称谢康乐。谢灵运幼时好学，博览群籍，工于书画，文章郁美，纵横俊发。历任太尉参军、永嘉太守。后遭诬告，被流放至广州，后被处死，时年四十九岁。谢灵运信仰佛教，深入经藏。他与庐山慧远、慧琳诸僧结交甚深。一般认为，谢灵运的《辩宗论》主要是用来阐述道生顿悟之说的。他也与慧严、慧观等僧人一道将北本《涅槃经》（四十卷）加以修治，编集而成南本《涅槃经》（三十六卷）。另撰有《金刚般若经注》，已散佚。其所撰文章，收在《谢康乐集》之中。

作为当时极负盛名的诗人之一，谢灵运笃信佛教，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佛教的典故和思想。谢灵运常常说：“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①

《辨宗论》收入《广弘明集》卷十八，其实这是一系列对话：与诸道人如法朂、僧维、慧驎、竺法纲等的论辩，是在竺道生提出“顿悟”主张并在佛学界引发了顿、渐之争后，谢灵运表达了对“顿悟”新论的支持：主张顿悟成佛义。这一系列的论辩一开头便论述了其核心思想：

同游诸道人，并业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务寡，颇多暇日，聊申由来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不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一极。有新论道士，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一极异渐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虽合各取，然其离孔、释远矣。余谓二谈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说。敢以折中自许，窃谓新论为然，聊答下意，迟有所悟。②

谢灵运在《辨宗论》中明确指出以往的渐悟派人士所主张的积学、受教是“假知”而非“真知”，而道生的顿悟“新论”打破了渐悟派的传统观点。谢灵运的《辨宗论》一文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地位之彰显是在 1945 年汤用彤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谢灵运〈辨宗论〉书后》之后的事情。③

曾在长安受教于鸠摩罗什（344-413），并被称为罗什门下四杰之一的道生（355-434），在 5 世纪初的时候主张“顿悟成佛”说。在道生看来，顿悟即是寂鉴微妙，不容阶级，一悟顿了，与真理相契无间的豁然大悟。他破除了佛教的十地阶梯，借助于儒家学说的“一极”达于之理，认为真理湛然常照，本不可分，悟入真理的极慧，自然也不允许有阶级。以不二的极慧照不分的真理，豁然贯通，涣然冰释，这叫做顿悟。如《大涅槃经集解》卷一载：“道生曰：夫真理自然，悟亦冥符。真则无差，悟岂容易？不易之体，为湛然常照，但从迷乖之事，未在我耳。”④

《辨宗论》尽管只有 200 余字，却是有关“成圣”“成佛”之道的重要论证文章。谢灵运指出了儒家学说和佛教学说之不同，并对道生的“顿悟成佛”的新论予以了积极的肯定，认为这一学说可以取佛教的“能至”和“儒家”的“一极”，将之调和。

在文中，谢灵运对“新论道士”（道生）“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按照汤用彤先生的说法，汉代以来，儒家便有“圣人不可学不可至”的主张，⑤因此一般的人只能“学圣人之能，学圣人之迹”，能够“齐贤”却不能“达圣”：“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但佛教却不同，其修持的目标即是成佛：“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不应渐悟”。谢灵运折中孔释之说，“闭其累学”而“取其能至”，创造了“圣人可至不可学”之说。而其理论基础在于道生佛性论中“理体”不可区分之义，即所谓“宗极微妙”。⑥谢灵运认为，“凡夫滞于有”，应当以“无”来对治“有”。凭“无”可以伏“有”，即处于“伏累”之状态，最初众生会有意识地以“无”来派遣“有”，累伏日久，则会在无意识状态下入于“无”境，也就是达到顿悟灭累之境界。因此，对这一“理”之体认只能以顿悟的方式，而非渐悟的方式来进行，根本没有所谓的渐修之谈。

谢灵运并不否认“积学”的重要性，但他依据道生的理论认为，“积学”的工夫仅仅是一种准备而已，并不构成使人“成佛”的必然条件。“成佛”就像是越过鸿沟一样需要在瞬间完成，或者一跃而到达彼岸，瞬间成佛，或者依然处在凡夫俗子的层面。⑦

汤用彤先生认为：

康乐承生公之说作《辨宗论》，提示当时学说二大传统之不同，而指明新论乃二说之调和。其作用不啻在宣告圣人之可至，而为伊川谓“学”乃以至圣人学说之先河。则此论在历史上有甚重要之意义盖可知矣。⑧

谢灵运对儒家和佛教传统的调和，其实也是通过道生对佛教“成佛”理论的创造性理解，对儒家学说进行的补充。⑨正是在对中印民族的精神类型的比较中，谢灵运认识到中国人能够迅速“悟理”而成佛，从而开辟了一条迥异于渐悟之路。“见性成佛”也成为后来禅宗的根本思想之一，即无须繁琐仪式和长期修习，一旦把握佛教真理，便豁然觉悟。并且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宋明理学，汤用彤先生认为，伊川先生——北宋理学家程颐（1033-1107）“学以圣人之道也”⑩的基础当然来自谢灵运。

乾元国学

注释：

① 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杨佛故事》，《太平御览》“释部·卷一”。

② 《与诸道人辨宗论》，收入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0-224页，此处见第220页。此文原名为《宋明帝槃中书侍郎陆澄撰法论目录序》（简称《法论目录序》），一般记为《辨宗论》。

③ 此文收入《魏晋玄学论稿》，见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汤用彤论著集之三），北京：中书 局，1983年，第288-294页。

④ 《大涅槃经集解》卷一，《大正藏》37册，第377页中。

⑤ 如《汉书·人表》称圣人为“生而知之者”，《论衡》也认为“圣人不学自知”，而“卓绝与悬殊 也”。（东汉）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二十六《实知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第1069页。

⑥ 方立天将谢灵运之“理”的意义总结为四项：真理、法性、本体以及佛性。方立天：《中国佛教哲 学要义》（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86-787页。

⑦ Cf. Fu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Editedby Derk Bodd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S. 250.

⑧ 上揭汤用彤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1983年，第294页。

⑨ 16世纪后半叶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适应政策的基础之上提出 “易佛补儒”的策略，在排斥佛教的同时，也对儒家学说予以完善。这一策略后来也得到了包括徐 光启（1562-1633）在内的中国奉教人士的支持。

⑩ （宋）程颐、程颢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