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琍

      我首先说一下我这个题目，实际上是“当代中国邪教·宗教·政治”。我有个限定词“当代中国”，因为邪教的概念，具有复杂的含义。谈起这个问题，我先说一下为什么要谈邪教问。邪教现在应当说在我们国家还是影响比较大的。我们看一个图。目前这是我们国家影响比较大的邪教，为什么先给大家展示这个呢。一般人了解邪教都是从法轮功开始的，实际上法轮功的邪教，在我们国家出现的还是比较晚的。比较早的，是在80年代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护法派，那么发展到今天，应当说在我们国家影响比较大的邪教，大概有十六七种。人数有多少呢？上百万。除了法轮功之外，人数有上百万。所以说从邪教发展来看，确实是20年来我们不断在打，但是邪教有增无减，人员发展的态势是愈演愈烈。所以说，研究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因为邪教问题和我们现在的稳定是密切相连的。为什么要研究邪教？，因为它现在确实很严重。

       第二个是想说一下我是怎么研究邪教的。应当说我研究邪教，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邪教。我本人当然是研究犯罪学，也包括从事宗教的教学研究的。在这儿我们研究邪教，不仅仅说是批判——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用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到实地去考察。我先后走了我们国家的四个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还有新疆，又选择一些重点地区进行考察。在实地考察当中，一方面考察一些场所，这个场所既包括我们所说的邪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包括正规宗教的场所，我都要对比的去考察；在这个调查当中，还要去了解访谈人们，既访谈有邪教背景的人，也访谈生活在那个地方，没有邪教背景的人，还有所谓民间有宗教背景的这样一些人。在不同的场合我都要进行访谈，同时还要到神学院和宗教事务管理局，和地方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也要和我们公安部门交流。了解在实际当中，在处理这个现象还存在什么问题，同时我们还印发了问卷。我们发了4000多份的问卷，这些问卷，既有泛泛的问卷的调查，同时还选择重点地区，比如说在某一地区比较重点，同时是在生活这一地区，我选择了100个有邪教背景的，100个没有邪教背景的，也就是说都在一个社区之内。出现这样一种变化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们所探讨的问题。这是我们研究的方式，是用实证的方式，用社区调查等等。
我的文章实际上分三个部分：一是邪教的本质与属性；第二个是谈当代中国邪教与宗教的关系；第三个是谈当代中国邪教与政治的关系，这是我谈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我谈邪教的本质以及属性。什么是邪教？应该说给邪教下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学术背景对这样的现象下的定义是不统一的，很难有一个共识。那么总体来说，世界各国对于邪教定义有这么两个方面：一个是狭义的邪教，就是认为邪教属于正统宗教以外的，在正统体制之外活动的一个极端教派，这是狭义的概念。还有一个广义的概念，在国外也用，它不仅是从宗教引发出来的，还包括其他的领域，包括邪门政治，邪门经济，等等，是一个很广泛的领域。目前世界各国尽管都在反邪教，但是真正给邪教下法律定义的，也就是比利时、法国和中国，就是有一个邪教的法律的表述。为什么美国不定邪教，不给一个法律定义，我想原因大家都知道。很多国家把这一现象作为触犯法律的行为，用法律来调整。我给邪教下这么一个定义：邪教，就是利用宗教及其他文化形成反社会的学说，并以此作为对他人精神控制的手段，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极端团体。这是我给邪教下的定义，就是综合了其他定义的说法。在这儿我想表达三个意思，一个是说，邪教它利用了宗教和其他文化，不一定完全是宗教，还有其他的文化；第二个它利用这种学说，来作为精神控制的手段；第三个要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这一点很重要，它实施了行为。这是我们给邪教下这样的定义。所以我们说的邪教是这样一个框架下面的邪教。邪教它的属性有三个，一个是政治性，一个是相对性，一个是危害性。所谓的政治性，就是说对于什么是邪教，不同的政治集团，有不同的界定。相对性是指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发展状态下，同样一个所谓邪教，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咱们说法轮功，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有1700个案例，自杀，他杀，大家可能也注意了。在国外，法轮功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说自杀，他杀，在国外相比较，没有像国内出现这么多。也就是说，同样一种现象，在不同的文化系统当中表现不一样。这是我们所说的相对性问题。还有我们过去说解放初期的会道门问题。我们打会道门，实际上会道门在国外比如说在东南亚，这几年发展是很活跃的。这是相对性。第三个是危害性，危害性不用说了，危害人的生命，危害政权，危害社会。我想确实邪教有这么三个本质的属性。

      第二个说当代中国邪教与宗教的关系，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说。我们在批判法轮功的时候，说了很多邪教和宗教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邪教和宗教是密切相连的。有这么几个方面来说明，一个是当代中国的邪教与传统宗教有着文化渊源关系。刚才大家看那张表可以看出来。实际上这么多邪教，从文化上渊源上来说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佛教，还有一个是中国民间宗教。应该说从文化上来说，不管说附佛外道也好，不管他怎么歪曲也好，从他宣传内容来说，和这个确实有联系，这个不再多说了，主要是依托这么三个。和宗教有联系的第三个方面，就是邪教模仿了宗教的运行机制运作。包括它有一套理论，有一个完整的机构，有完整的规范，有相应的仪式。就是说目前的邪教，它既有理论体系又有实践体系，两者是结合的。比如说全范围教会，它有一个信仰总纲、有建教会总纲、有信徒行为规范，还有礼仪。比如说它有圣礼、洗礼、圣餐礼、接受礼、聚会之礼等等，完全按这个模式。说它和宗教有关系，就是邪教信徒绝大部分是以宗教信仰的形式而存在的，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说，邪教上上百万，当然很难理解——这么多人跟我们政权相对立。实际上深入信徒，你会发现，在一个宗教，比如说主神教的绝大部分信徒，并不知道骨干层有一个纲领，比如说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等等。而作为信徒来说，他真是不知道。我感觉从我们国家邪教结构来看，是明显的二元结构，有骨干层和信徒层，这两者之间差异非常大。信徒更多的是以信仰宗教的形式而存在的。

      和宗教联系的第四个方面，就是正统宗教的弱化，或者与时代发展不协调，是邪教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什么意思呢，目前现有的宗教和时代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无论从内容和形式，还是手段，都和时代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说邪教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发展的原因，就是有它的布道团。布道团成员是没有工作的，女性的，没有结婚的。它给工资，而且它要求很规范，先培训，要求女人具有什么很好的素质，比如说不怕吃苦，非常忠心，能够帮助人，对人非常和善，很多条件的。一般来说，在边远地区，正统宗教部门涉及不到那一部分。确实正统宗教的弱化是邪教产生、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是和宗教的关系。

       第三块是邪教与政治的关系。我们说邪，确实，邪教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它有明确的政治取向，有对现政权的一种攻击。比如说刘家国主神教，召开了比较大的全国性聚会十次，其中五次全国性代表大会。那么就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所谓的“一大”要推翻当今社会人的国，建立主神的国；以主神为核心的领导地位，各代表要紧紧团结在以主神为核心的周围，看起来很眼熟。我也走访过主神教骨干的家，进行访谈，我也到湖南湘潭那个法院看过主神教完备的案卷。所谓的一大会议的文件，看起来也特眼熟，很多话语跟毛泽东农民运动时候的话语很相象。最后我在衡山调查的时候，他们说我再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到毛泽东当年写农民调查运动那个地点，他们有一个纪念堂，我们一看我发现，我走的地方，就是当年农民运动发动的地方，就是那样一种状况。我当时就感想，现在还是和当年一样，谁去发动他，他就跟谁。现在有很明确的政治取向。

      第二个方面和政治有关系，当代中国邪教发展，不同政治集团相互对立，为邪教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这里面就提到在西方的政治问题。我也有举证的材料，但是没时间说了。这部分很关键，这是外部环境。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政权体制、全民体制、腐败现象是邪教产生与发展的催化剂。我们看到邪教严重的地方，恰恰也是腐败严重的地区、农民负担群体实践比较多的地区。还有和政治关系、当代中国邪教产生关系的，是基层组织的弱化。实际上我看到，邪教在边远地区发挥的功能，很多应该是我们基层组织去做的，我们没有做，别人去做了。

       第四，政策法律的矛盾与缺失，是邪教出现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我们稍微说两句，矛盾就不说了，主要说缺失。现在这个邪教很难办，实际上很多的是大量不正不邪的，没人管。公安要进入很难管。所以，我们在干什么？等他邪，邪了之后，好收拾。完了之后，不邪的，宗教部门不管。你看三圆寺，它的跨度从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非常典型。刚开始它是中性的。所以我说，我们就是等它邪完了再打，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包括很多政策。

                                    （本文为作者2002年12月在“宗教与政治”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