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已把自东汉以来，历代政府对佛教的规范有关史料，尽量胪列清楚；俾有较完整的了解。惟此种方式迹近流水帐，又只偏重于历朝的“敕令”，较少涉及正式的“法律”；故为更深的了解，应由本章去从法的观念作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节 历代法律规范宗教之规则

      作为中华文化原本结构的儒家思想，讲究的是人伦规范乃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佛学的说法，亦即偏重在“世谛”。如孔子所云：“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故类似印度或西方人的宗教观念，在中国原本文化思想里是没有的，由是呈现着一种“宗教真空”状态，遂使汉以后中国人能接受外来的或者自创任何宗教信仰。例如景教（天主教的一派）于唐太宗时首次传入中国，贞观十二（公元638）年七月诏准建“大秦寺”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1），这几句话，实在是中华文化对宗教态度的深刻写照。不管称为“玉皇大帝”也好，“佛”也好，“天主”也好，“耶稣基督”也好，“阿拉真主”也好；统论是“道”，是“圣”；“教”不妨有多色多样，目的则一——无非是与人为善，利济民生。

      此种思想，表现在历代政府对各种宗教的态度上，总起来说是宽容的。单以佛教来说，虽然有过五次“教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及唐武宗的“三武之难”及后周世宗的废佛寺器物、宋徽宗的变佛为道，其性质多属佛道二教在朝廷的争庞问题，实际的损害也不太严重，比起西方的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简直不成其为“难”了（2）。

     至于历代法律对佛教的规范原则，撮其要者有五：

      一、要求其接受中华文化中一些基本观念，例如四维八德等精神。
      二、要求其接受中华文化基本观念所衍生的一些方式，例如拜祖宗、孝敬父母、尊敬王者等。
      三、对真正信仰者多宽容，对假冒为善之徒则加重处罚。例如各代法律大皆允许寺院“自治”之原则；但若犯奸盗重罪，即使遇赦免其罪刑，仍不许再过出家生活，强令还俗。
      四、历代法令大抵以僧、道二教为一体的平等对待。自唐朝以后，虽有多种宗教传入中国，如景教（天主教一支）、袄教（波斯教）、回教、犹太教等。但在中原地区，还是以佛、道二教为主。自南北朝以来，二者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既有互补作用，也有竞争关系。表现在朝廷所颁的法令规范中，虽然不时有偏袒现象，但总的来说，二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而且法令往往二者兼摄；凡规定“僧”，大抵必规定“道”，故律今常常僧道并称。
      五、清朝以前，历代政府对佛教的规范可以说相当自由，着重规范者只有二件事：一为限制出家的人数，二为限制寺庙的修建。之所以限制出家的人数，这与出家人可免税役有关，与农业社会型态更有关，所谓“一夫不耕、一妇不织”是很严重的问题。不过，以政府发“度牒”制度来贯彻对出家人数的限制，很快便变了质，朝廷在艰难时期，往往以出售度牒为财政的手段。此事起自唐代安史之乱期间，直到清初，可以说是历代管理宗教的最大弊端秕政。至于限制寺庙的修建方面，自古有道：“天下名山僧占多”、“可惜湖山天一好，十分风景属僧家”，历朝对寺庙的兴建之律制是否有效，令人怀疑。况且，许多名山大川有了寺塔，不但有助于地方文化教育的兴盛，更成了中华河山的特有风光；这种风光在世界其他国家荒山野地是没有的，实在是文化的宝藏。故从历史与人文地理观点，限制寺庙的兴建其实并不必要。

      总之，中国历代对任何宗教都是宽容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宗教战争，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值得自傲的一大特色。这种宽宏大量的精神，从历代法令对佛、道二教的管理，可以看得更具体、清楚。虽然历代对宗教问题的处理，也免不了有秕政存在，但仍是瑕不掩瑜。

本文原载：《佛教戒律学》，转载自：佛缘网站。http://www.foyuan.net/article-29092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