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共识传媒集团总裁）： 
    去年5月，我到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和哈佛大学访问。当时我给美国人提了两个意见：第一，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都很有学问，但是岁数太大，满眼看去全是白头发;第二，美国学者到了中国以后得了“中国病”，他们在美国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视官方、重视官员，但到了中国以后，都是围着官员转，而很少跟民间接触。中国跟美国有很多不同，美国有“旋转门”制度，今天的民间明天就是官方。中国的民间和官方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民间就是民间，官方就是官方。美国民间和官方的语言相对是比较一致的，中国的民间和官方语言却有很多的不同。所以不了解中国的民间也就不了解整个中国。我非常高兴，能够请到美国军方或有军方背景的几位，到我们这样一个民间的环境和中国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反恐这样一个热门的话题。  

    克里斯·塞波（美国全球接触研究所总裁）： 
    中美反恐会议的讨论背景有以下三点：一、没有任何单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能够独自应对今天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用学术语言说，如果政府间对话是“一轨”，民间对话是“二轨”，那么我们之间的对话就是“一轨半”;三、中美不进行合作，很多国际性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中美共治（G2）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前提。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不能讨论战争，只能讨论合作，对宗教和恐怖主义问题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这两个问题天然就是全球性的。如果一个国家在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时，只处理在自己国界线内的事宜，则必将面临失败。因此，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由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 
 
    我的发言基于一种特定的情感，那就是二战时期中美两军的军事合作。我强调两点：第一，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但是我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种建立在日本天皇神权基础上的宗教极端主义。第二，当时美军飞行员轰炸了日本国土之后，需要寻找一片在中国的安全降落地点，由于中国平民敢于支持并帮助美国飞行员，使得不少中国人遭到日本的迫害，经受了很多苦难。我们永远都无法忘记中美合作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历史以及两国军民之间的精神联系。  
  
    9·11事件之后，我们意识到“硬实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它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美国有一句谚语：“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你就会把所有问题都看成钉子。”我们现在已经把铁锤做得更大了，但却仍没有找到其他工具。邓小平先生有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说因为使用黑猫而导致了更多老鼠，那么我们就需要让白猫来平衡一下。也就是说，如果把黑猫——硬实力的过度使用造成了恐怖主义的泛滥，此时就需要白猫即软实力或者社会政策的介入，需要这两种力量的综合运用。

    下面我将详细阐释宗教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的五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我曾经在美国海军部担任特邀助理三年，当时的海军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O. Work）现在是美国国防部的二号人物。关于9·11袭击有三件很讽刺的事情：第一，9·11发生的时候，即使是航空母舰在港，也无法阻止恐怖袭击;第二，袭击美国的是非国家行为体，而非传统的军队;第三，恐怖分子攻击美国的动机是基于他们对宗教的理解，而我们当时认为在国际事务中宗教因素早已消逝。所以，在我们政策中要谈论“宗教与政治”问题非常困难。

    在9·11十年之后，现在我们在这些政策文件中还是无法找到宗教、信仰、伊斯兰这些词汇。在《美国国务院研究回顾》这样的文件中无法找到宗教自由、宗教接触这样的字眼，在《美国国防评估报告》中也一样。我们有《关于女性、和平和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这里面也找不到信仰的字眼。这与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关，因为过去读的都是像基辛格的《大外交》这类的书籍，在基辛格800页的书中你看到过几次宗教这个词汇?答案是零。但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却是这样的，84%的人相信精神领域的东西比他们的生命重要。中国在南苏丹派有维和部队，如果说中国驻当地维和司令官不懂宗教，那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宗教问题正是引发南苏丹问题的关键所在。

    再说说亚洲地区穆斯林的情况，对一些巴基斯坦人来说，无法找到生命的意义，他是应该收听美国电台或者自由欧洲之声吗?不，我们不知道该向他们传播什么消息。他们应该向当地的穆斯林阿訇求助吗?也不是，因为阿訇为政府所管理。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接受当地宗教极端组织的渗透，极端组织用简短又深刻的语言告诉他们人生的意义。正是这些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被恐怖分子选来发动恐怖袭击;正是这些人，把自己的家人带到叙利亚，参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如果不探讨这个问题，就永远找不到解决方法。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原则，即关系和信任对于信仰中的敏感，这问题非常重要。

    第三个原则，所有的宗教都是地方性的，恐怖主义在当地就已注定输赢。
 
    曾经有一位巴基斯坦阿訇对我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里的犹太人发动了9·11，我当然拒绝接受他的这种偏见。但是后来，塔利班对他进行了两次刺杀，因为在他传道中是反对塔利班的，说塔利班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所以在反恐中，我们也需要听那些不同于我们人的意见，和他们合作。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害的第二天，我们在利比亚班加西与萨拉菲派开了个会。萨拉菲派是利比亚的一个极端派别，他们中的暴力分子杀害了美国大使。当时我问自己，谁更容易接近基地组织?是像我这样的美国基督徒，还是利比亚现在非暴力的前萨拉菲派人?答案当然是后者。

    第四个原则，如果宗教是问题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应该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2006年我第一次到巴基斯坦的部落区，当地所有的山谷都有自己的电台，这些电台传播极端思想并招募恐怖分子。我和美国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去核实这件事，我问他们，你们有什么计划来应对这种招募?我得到的答案是，对这个电台进行更大功率的干扰，让他们无法收听。我说，这个方法可能只是奏效一时，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大功率的干扰器，而是给当地人讲一个更好的故事。宗教中只有最善的坚定信仰，才能击败最恶的那部分。

    最后一个原则是，要和当地占大多数的信仰者站在一起。

    我讲几点我们可以建立互信、共同合作的建议：

    第一，首先我们要共同探讨恐怖主义的定义以及造成它的根本原因。在共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对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做出设计，比如面临什么样的威胁，这需要明确的界定。

    第二，共享我们的最佳做法。第一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案例分析，哪一种案例最适合我们，是最好的。第二步是要共同讨论我们汲取到了哪些教训。只有通过这两步，我们才能逐渐建立理论和概念，逐渐使合作向伙伴关系发展。并在这样的合作框架下，我们进一步分析哪些情报可以共享，哪些技术可以共享，才可以讨论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共同培训和教育。

    我所讲的建议并不一定是线性的发展，而是可以同时进行。在达成一定的共识之后，我们就可以向前推进，讨论具体的细节。

    朱成虎（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原主任）：  
    最近几年，中国在面临恐怖主义威胁问题上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基本上是一个免遭恐怖主义袭击的乐土，但今天已经成了恐怖主义袭击的重点对象，或者说成了恐怖主义袭击的重灾区。恐怖主义袭击给中国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政治稳定受到严重挑战，社会进展在一些领域也遭到严峻阻碍，宗教和谐也被破坏了。从目前的情况看，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能会有增无减。 
 
    中国现在的反恐问题，总结一下有这么几条：第一，恐怖袭击发生的频率在不断增加；第二，恐怖袭击的强度也有所增加，主要表现在死亡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第三，恐怖袭击的范围已经由过去的民族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基本上扩散到了全国；第四，中国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网络化趋势开始明显；第五，中国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国际化的趋势非常显著；第六，中国应对恐怖活动的难度空前增加；第七，中国反恐维稳的费用是史无前例的；第八，在反恐问题上，中国政府和国际上的合作尽管有一些，但还存在严重的缺失；第九，相比而言，中国应对恐怖主义的手段，包括侦查探测、情报处理、武器装备、技术等，还相对落后；第十，中国应对恐怖主义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对于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组织不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打击，老百姓不答应。另一方面，中国实行的是独特的社会制度，如果采取坚决的措施打击恐怖主义，那么国际社会就会说三道四。

    关于中美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我认为第一个合作领域就是情报共享。有效反恐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可靠的情报。在这方面，美国具有很大的优势，当然中国在一些领域也有优势。但在中美两国互信赤字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情报共享是需要研究和探讨的。

    第二，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一轨半”框架内就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恐怖主义组织达成共识是非常重要的。中美两国在什么是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比如说中国境内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美国政府实际上是不认同的，当然最近这段时间有变化，这是值得欣慰的。

    第三，中美可以合作研究一下恐怖主义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大家认为意识形态可能是恐怖主义发生的根源，我想这可能远远不足，你问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所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深究很有必要。

    第四，打击恐怖主义方法上的合作。在打击恐怖分子或者恐怖组织问题上，中美两国有不同的做法。美国好像更主张军事打击，而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在新疆实际采取的是人民战争的办法，当然军事打击也不失为一种手段。

    第五，中美反恐技术合作。中国在反恐技术上是落后的，美国有着先进的技术，如果中国能够从美国采购一些反恐的技术设备，一方面这不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还可能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六，中国和美国在各区域的反恐合作。比如说阿富汗，这块土地实际上已经成了恐怖主义滋生和发展的老巢，美国人打了那么长时间，我想绝对不会就此住手。同时，阿富汗又是中国的近邻，事关中国国家安全，在这个地方如何消灭恐怖主义，我想中美两国有很多事可以做。此外，为了防止整个中亚地区成为第二个阿富汗，中美两国也有必要进行合作。还有就是在非洲，中美两国也都有着巨大的利益。在联合国框架内，中美已经合作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进行护航，但实际上受海盗威胁的不仅仅是索马里海域，几内亚湾存在的威胁一点都不比索马里海域小。当然了，对一些全球性的恐怖主义组织，中美两国也可以合作打击，比如塔利班、基地组织等。 

    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我真诚地希望美国在对待中国境内的一些恐怖组织与境外支持它们的流亡组织问题上，能和中国配合。它们今天好像是对中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没准哪一天也会对美国构成挑战和威慑，因为恐怖组织的目标不是固定的。比如说你们曾经支持的一些人，等到了基地组织的时候，它们就成了美国的敌人。所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是希望美国朋友能够有更远的战略眼光，在对待恐怖组织问题上能够坚持一贯的原则，特别是不能搞双重标准。
 
    约翰·加拉格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特别助理）：  
    这里我所陈述的是个人观点。首先，我会对当前恐怖主义威胁的严峻形势和复杂性做一个详细讲解;其次，我会讲美国在反恐领域遇到的困境，以及十三年来为走出这种困境所付出的努力;第三，我还会试着讲讲对未来的展望;最后，谈谈中美之间如何合作的详细举措。

    刚才朱将军提到中方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呈落后态势，我想说，其实我们都是落后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威胁，其适应性和变化性非常强、非常快。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敌人，他们人数不多，却很容易获取实施暴力的工具和技术，他们可以即刻联络、转换信息，作出精确命令并且在全球迅速行动。这些敌人倡导一种来世的理念，并将其转换为暴力行动，这种极端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持续性的世界宗教的一部分，比任何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非暴力的组织都更具破坏性。这些人大多数处于贫困或无能为力状态下，极端组织传播的理念让他们相信这样一个远景：只要足够虔诚地致力于此，就能摆脱贫困和无力的现状。他们就被这样的希望和所谓的正义所激励，正是这种激励一直给极端主义者持续的、广泛的支持。

    在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的过程中，我们的方法有限，所以要更具创造性。这是我在与阿富汗宗教部部长的交谈中得到的结论。他说很清楚除非能找到一种方法强化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伊斯兰规范，否则永远不可能胜过极端恐怖分子。他甚至希望让宗教领袖参与到扫盲运动中，通过与教育部门的合作，在阿富汗教科书中加入温和的宗教观点来建设现代化的伊斯兰。他希望从美方获取资助，帮助他买复印机买纸张完成这项努力，但是美方的回答很犹豫，因为我们不想过多参与到宗教中去。 
 
    之前我曾提到，美国以前对于世俗主义有强烈偏见，曾经有阿富汗领导人向我们抱怨说，美国声称自己采取一些行动来重点关注阿富汗人民，实际上你们却没有与阿富汗宗教领袖、部落首长以及前自由斗士等这类可以把人民带给你们的人进行更多接触，“你们已经忽略我们十年了，但我们是可以帮助你们的”。2009年，美军针对阿富汗的反恐提过一个口号，就是“干扰、瓦解、击败”的政策，实际上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区分，区分那些不是我们的敌人——温和穆斯林和那些怀有敌意的、需要我们更多关注的极端主义分子，并在其中找到能够驳斥极端分子的观点，并削弱这些观点。

    曾经有些错误政策，包括过于强调保证阿富汗领土的安全与稳定，而忽略了极端主义分子是有可能渗入这块领土的。过去我们曾过于关注某个恐怖组织领袖，但却没有想到即使这个人去世，他的影响仍旧存在。还有，我们曾过多寄望于阿富汗政府，我们投入了大量金钱去支持这个政府，结果它很腐败，我们与这类政府曾经的伙伴关系最终使得问题更加恶化。

    我们还曾经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看待极端主义分子的时候，取的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方式，没有意识到在我们和敌人之间，还有无数的人民比我们更加希望恐怖分子消失，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这些人，和这些人一起除掉我们的敌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以前我们的战略文件中都是使用“基地组织”这个名称，没有区分他们的名字、宗教等等，而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改名为伊斯兰国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改变了对这个组织的称呼，那如果说他们把自己称为是“注定会赢的上帝选民”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按照他们的方式去称呼他们呢?

    以下是第三个问题，即基于以上经验教训，在未来我们可做出哪些改进。未来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个问题：合法性和伙伴关系。一般来说合法性都是当地的，通过建立信任、互相尊重、对话等彼此达成共识，以此来使得对方自发地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这种合法性本身也通常具有宗教色彩。在阿富汗大选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对阿富汗领导人说，他们应该很高兴能够有此机会进行一次大选，因为人民能够获得自己国家的主权，他们可以在不远的未来制定自己的法律。但是阿富汗人却这样回答，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主权从真主那里移向人民吗?也就是说通过大选使人成为其他人的主人，用人制定的法律替换真主的法律吗?这是不可接受的。此时，只有当一些宗教领导人站出来，说这个大选实际上是为了给予阿富汗真正的信仰者一个机会实现真主的旨意，而塔利班要破坏大选是因为他们看不到、也不了解真主。只有这样，人们才愿意去参与大选。

    最后我想简单总结一下美国和中国合作的前景。我认为中美两国一定要进行通力合作，才能解决世界稳定所面临的威胁。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所面临的威胁天然具有宗教性质的时候，在政治上非天然具有宗教性的国家例如中美就应该建立伙伴关系。在此，对于中美之间的关系，我愿意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非传统盟友，非传统盟友关系总是会存在一些共同利益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我们应该致力于建设共同利益领域的共同基础。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不希望中美进行合作，他们希望中美进行竞争，但是中美两国只有从战略高度去看待这一问题，去思考、去行动、去增进联系，才可以应对这种共同威胁。 
 
    刘澎（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我说三点想法。第一，应当重视反恐与宗教的关系。美国的反恐经历了从单纯使用硬实力打击到软实力和硬实力综合使用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国的反恐也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中美两国的反恐经验和教训说明了一个问题，恐怖主义可以有地区、国家、民族、表现形式、程度的变化，但是恐怖主义的“合法性”、道德制高点不变，这就是一定要有源自宗教教义上的正当性。

    因此，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反恐都不应该忽略宗教的基础作用。要想去掉宗教恐怖主义的道德制高点和宗教恐怖主义动员群众的大旗，就必须一方面实行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实行宗教法治。

    宗教自由和宗教法治是不可分割的。宗教自由涉及到人权，宗教法治涉及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都需要反思自己过去在这方面的政策，需要相互借鉴和学习。

    第二，反恐要去掉冷战思维。恐怖主义是不分国界的，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是中美两国共同的敌人。所以在反恐斗争中，中美双方都要去冷战思维，去意识形态化。用冷战思维对待反恐，是一种观念上、思想认识上的落后。这个问题不解决，中美无法实现反恐合作，反恐也不可能取得胜利。 

    第三，应该变对抗为合作。中美两国的文化不同，历史不同，传统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要想没有矛盾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有矛盾并不等于不能合作，事实上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中美的分歧，关键在于我们是要扩大分歧还是要增加合作。习近平主席7月9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说，中美应该共同对付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他的话为未来双方处理反恐问题指明了方向，中美双方在反恐斗争中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
 
本文转载自：共识网2014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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