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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宗教与宗教工作的艰辛历程(1957-1978)
发布时间: 2014/11/14日    【字体:
作者:段德智
关键词:  新中国宗教 宗教工作 宗教界反右斗争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政治路线,是一条事关全局的路线,一条管总的路线。我国各项具体工作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总的来说,是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决定和影响的。宗教工作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尽管在195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宗教工作在有限范围内在排除和抵制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总的来说,这一工作也还是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所决定所制约的,是受到了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和严重破坏的。
 
    在这一时期里,虽然也不时地穿插有“纠左”的片段,但总的来说,“反右”是政治舞台上的主旋律。先是开展反对“右派”的斗争,继而是开展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最后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党权派”即“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斗争。而在这一系列的反右斗争中,我国各条战线事实上便推行了一条越来越左的政治路线:一条从“左”到“极左”的政治路线。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洛舍茨时,在谈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时,曾经扼要地概括说:“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①]我国的宗教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60年代初的反右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干扰下艰难地存在和延续下去的。 
 
    一、宗教界的反右派斗争:岳崇岱与马震武
 
    1957年是新中国政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年,也是新中国宗教和宗教工作历史上的一个转折年,是“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在全国范围内向宗教和宗教工作施虐的一年。
 
    这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次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不是偶然的,而是以八大精神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确定的。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基本上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和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样的国情出发,强调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鉴此,全党和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都应该转向经济建设,转向“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毛泽东提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②]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这次整风的具体内容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主要目标是改善党群关系,特别是改善党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具体的方法就是发动党外人士,利用“鸣”、“放”的形式,对党的工作进行批评。
 
    事实上,早在全国性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之前,我国的一些宗教界人士便在1957年3月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就宗教政策的执行问题陆续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时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的吴耀宗在题为《关于贯彻宗教政策的一些问题》的发言中指出:“这几年来,宗教政策的执行并不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若干地区里,还有一些教会,没有恢复礼拜”。其次,“在小城市和乡村教会中发生得较多的是房屋和家具被机关团体占用、借用的问题。”第三,“在乡村教会里,信徒的宗教生活有时也受到干涉”。例如,有的干部威胁信徒,不许他们做礼拜;有的把信徒的圣经和赞美诗拿走;有些干部对信徒的宗教情感不但不尊重,反而采取粗暴或侮辱的态度。第四,“有些机关和学校对基督徒采取一种特殊的看法:不管他们的工作或学习成绩怎样好,他们的宗教信仰往往被看作一个缺点”,他们本人在肃反后“被看作是有问题的人”。第五,一些批判宗教的出版物的内容,“有不少的部分是片面的、主观的、不符合事实的、一笔抹煞的”。例如,这些刊物对古今中外的一切宗教作出宣判:“宗教是一向替统治阶级服务,捍卫阶级不平等和剥削制度的。”“宗教是陈腐的反动思想和观念的体现者,是一切腐朽东西的支柱。”[③]时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的陈崇桂在题为《保护宗教信仰,尊重宗教信仰》的发言中对吴耀宗的意见表示支持,并且对有些干部侮辱宗教信仰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在我们辩论有神无神的时候,你若侮辱神,亵渎神的名,你若抢占礼拜堂,玷污礼拜堂,比挖我们的祖坟,给我们的刺激更大。又如一位高级干部,在一座铁桥行落成礼的时候讲话,强调这座铁桥是人力创造的,不是什么上帝的工作,他说;‘你们信上帝的人,要把你们的上帝丢在粪坑里’,像这样的亵渎神,在信神的人看来,比骂他的母亲还难受。这不是批判宗教,我们认为这是毁谤宗教。”[④]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在题为《止恶行善,离苦得乐》的发言中,也明确指出:“我们感谢政府几年来对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作了重大的努力。但是各地违反宗教政策、妨害宗教生活的事情,还是存在的,而且个别事件相当严重。”[⑤]
 
    接着,在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上,宗教界代表就宗教政策执行情况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喜饶嘉措在题为《重视藏族地区特点,慎重进行社会改革》的发言中,指出:由于一些人不重视藏族地区的特点,致使党在民族地区的改革事业上也发生过不少的“偏缺”。例如,由于“某些地区或少数干部未经过细致的宣传教育,凭着一部分人的热情,对社会主义抱着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而采取了简单的强迫命令,甚至粗暴对待,这些又或涉及到了佛教问题,再加上反革命分子乘隙千方百计地挑拨煽动,在大火上加汽油,于是引起骚动叛乱。”[⑥]伊斯兰教学者马坚在题为《回族人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发言中,批评“我们对于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宣传得不够深入”,某些回族干部有“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他援引有关材料指出:“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某些回族干部却滋长着一种脱离群众的倾向,突出的是不敢真实地反映本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加以某些汉族领导干部有意无意地抹煞回族特点,鼓励汉化,就使回族干部产生一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他们片面地认为不尊重回族的生活习惯和禁忌是‘进步’,照顾回族的特殊需要是‘迁就落后’,甚至以厌烦情绪对待本族群众;结果回族群众对他们大失所望,不仅降低了回族干部应有的作用,而且引起了回族人民对党的不满和离心。”[⑦]南京教区主教李维光和天主教徒、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胡文耀在题为《警惕右派在天主教人中寻找市场》的联合发言中指出政府在贯彻执行宗教政策方面存在的六个方面的“缺点和问题”:(1)“各级政府,尤其是县、区、乡政府,对宗教事务工作重视得还不够”。(2)“目前在工厂、学校、机关和乡村中,还有上述人,甚至干部,……仍以旧眼光来看待我们,甚至有的对我们歧视、对我们的信仰不尊重,刺激我们的宗教感情,影响信教的与不信教的之间的团结关系。”(3)“最近批判宗教的书籍有30多本,其中有些内容已超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而是谩骂和曲解,他们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4)“我们教会在全国各地有不少的财产、土地被土改了,学校医院被接管了。……有些学校医院在接管时,将教会传教士、修士、修女的住房或教堂也接管了,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还有些土地和房屋虽未土改和接管,但被人长期使用不还,这不仅影响教会经济的收入,而且也不符合政府的政策法令。”(5)“天主教内部的肃反斗争”有“极大成绩”,也有“缺点”。(6)“我国天主教会各个教区,……目前教会经费只靠房租收入和教友的奉献,实不足以适应教会今天的情况。”[⑧]
 
    但是,从1957年夏季开始,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鉴于少数右派分子在整风运动中发表有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党中央、毛泽东开始考虑将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的进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标志着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虽然对于保卫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这场运动却超出了预期,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在反右派斗争之初,曾设想将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但到后来却以敌我矛盾来处理。反右派斗争之初,认为一个月时间就够了,可是实际上却用了整整一年。反右派斗争之初,全国只准备点名批判4000人,可是到最后,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 
 
    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也波及到了宗教界,致使个别宗教领袖、少数宗教界爱国人士也受到了牵连,被打成右派。岳崇岱和马震武就是他们之中的典型人物。
   
    岳崇岱(1888-1958年),山东寿光县人,道号东樵子,俗名岳云发。幼时全家逃荒到辽宁,以务农为生。1912年赴辽宁闾山圣清宫出家修道,1920年到沈阳太清宫,先任知客,后任监院。1939年曾被推选为伪满道教总会常任理事。1944年沈阳解放,经推选任沈阳太清宫方丈,成为道教全真龙门派正宗第二十六代法嗣。1956年7月,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关注道教,岳崇岱被吸收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委员。鉴于我国佛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已经正式建立了全国性爱国宗教组织,即使天主教也已经成立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惟道教仍如一盘散沙,为建立全国性爱国宗教团体,乃与全国各地区道教界知名人士联络,倡议建立中国道教协会。得到各宗派、各名山宫观知名人士赞同后,1956年11月16日于北京举行了发起人会议,成立“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岳崇岱为众望所归,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任。他肩负重任,移居北京白云观,着手筹建“中国道教协会”工作,一方面物色人才,建立办事机构,一方面募巨资修缮白云观(备作会址)。1957年3月,岳崇岱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扭转消极思想,参加社会活动》的发言。他的这个发言至少就公布出来的内容看,主要讲的是“道教的起源与沿革”以及“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一切力量”的政治表态。1957年4月,在中国道教界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岳崇岱当选为中国道协第一届会长,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接见并合影留念。岳崇岱就任会长后,便着手建立正式办事机构,延聘人才,并设计开展会务计划。1958年4月,中国道教协会召开理事扩大会,开展反右派斗争。岂料作为会长的岳崇岱竟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5月间离京返沈阳太清宫,不久上吊自尽,含憾离开人世,享年70岁。至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岳崇岱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马震武(1895-1961年),云南他郎(今墨江)人,回族,原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沙沟门宦世袭教主。曾先后任甘肃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大会代表,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1936年红军西征经过其住地西吉滩时率教众前往欢迎,赞赏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建国后,历任甘肃省政府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海固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西海固自治州州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1958年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打成“极右分子”。1958年8月17日至9月6日,在宁夏银川市专门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批判斗争会,“彻底揭露和批判了伊斯兰教界中的极右分子马震武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会上宣布撤销其担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固原回族自治洲州长等一切行政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的职务。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肃清伊斯兰教界中的败类》的社论。社论称:马震武向日本特务机关卖身投靠,阴谋在西北建立什么“清真国”。全国解放以前,马震武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者朱绍良和马鸿逵等勾结起来,并且参与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甘肃海原、固原地区回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以后又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回族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极其恶毒的欺骗宣传。全国解放以后,马震武坚持反动立场,积极利用宗教进行颠覆人民政权的活动。他不但经常造谣惑众,离间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破坏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而且还先后策动和组织了几次反革命的武装叛乱;他还想组织所谓“伊斯兰教民主党”,成立什么“宁夏地区回族共和国”。这些都足以说明,马震武是“一个作恶多端而又毫无悔祸之心的反动分子”。1961年1月29日,马震武含冤去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马震武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经过查证,1958年马震武没有公开的右派言论,划为右派分子是不对的,应予改正。他在1952年策动过西吉地区“四二”叛乱,后来因他在平息这次叛乱中协助政府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当时作了不作处理的决定。1984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决定,对原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州长、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马震武错划右派的问题予以改正。当年8月28日对马震武平反一事作了报道。据悉,至今还有不少人来到马震武的拱北前进行礼拜。
   
    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打成右派的并不限于道教和伊斯兰教中的爱国人士,其他宗教的爱国人士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例如,《人民日报》在其发表于1957年7月31日的一篇题为《爱国的天主教徒反击内部右派分子不许梵蒂冈教廷干涉我国内政》的通讯稿中就非常严肃地指出:“中国天主教内的右派分子,同社会上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利用最近举行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预备会的机会,秘密串连,散布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老调。他们攻击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公开为梵蒂冈的反动政策和干涉我国内政的种种罪行辩护。”在这篇通讯稿中,受到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就有四川南充教区王文成、河北献县教区赵振声、浙江杭州神父王克谦、北京教区神父尉宝山、上海教徒朱孔嘉等。他们的主要罪状分别为:王文成反对人们揭露梵蒂冈的反动政治面目,认为这是“挖天主教会的命根根”;赞同梵蒂冈处罚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和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神职人员,认为“有罚就有效”,“要无条件服从”。赵振声提出教徒“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自愿”,“成立爱国会要经梵蒂冈批准”,而且梵蒂冈是“爱中国的”。王克谦认为“天主教主张私有制,这是人的秉性,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是取消私有制的”,这是个“根本问题”。尉宝山引用教会“法典”为外国传教士辩护,反对教徒揭露和控诉他们的罪行,并且说:“即令教友们知道他们的罪行,也不能向政府揭发和控诉,否则就是犯了大罪,应当受教会的絶罚”。朱孔嘉为龚品梅等辩护说:“龚主教不让教友参加土地改革,不让教友参加抗美援朝,不让教友靠近政府,是为了使教友不受无神论的影响,其动机和立场都是好的,政府若不释放他们,如何能搞好和天主教会的团结呢?”他还强调说“要团结这就是关键”。[⑨] 
 
    需要提出来特别予以注意的是,1957-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给新中国各项事业带来的严重后果不仅在于有5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更为严重的恶果还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发生了严重的左的偏转。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一方面强调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可是,于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反右派斗争高潮中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却修正了八大的政治路线,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⑩]这就把中国各项事业逐步引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道路上来,最终酿造了后来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给包括宗教工作在内的各项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宗教工作领导层的反右倾斗争:李维汉与班禅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左的思想和路线不仅体现在反对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的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方面,还突出地体现为在中国共产党内所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方面。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右倾的斗争早在反右派斗争的后期就已经开始了。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不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且还提出了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问题。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批判对1958年产生的“左”倾错误持批评立场的彭德怀,指责彭德怀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随后,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11]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致使三百几十万干部党员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不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重申八届八中全会的“左”的路线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提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反对国内修正主义的问题,强调了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和天天讲,[12]而且还以彭德怀、习仲勋和邓子恢为靶子,错误地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指彭德怀要求中央重新审查自己问题的“八万言书”)和“黑暗风”(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致使“左”的思想和路线更见系统。宗教工作战线的反右倾斗争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展开的。
 
    在宗教工作战线的反右倾斗争中,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李维汉(1896-1984年)是中国共产党内一位杰出的资深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与毛泽东、蔡和森相识,并一道组织新民学会。1922年底,经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湖南省委书记、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曾任临时中央五常委之一,担任八七会议主席。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陕北公学校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等职。1946年底,担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周恩来为部长)和部长。1948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直至1964年底。建国以后,李维汉除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外,还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届、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李维汉不仅在长期主管的党和国家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中比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和抵制“左”的思想和路线,而且在他长期主管的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中比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和抵制“左”的思想和路线。例如,他在1953年所写的《关于党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初步检查》中,就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一些人企图“削弱宗教”和“消灭宗教”以及用行政命令办法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简单急躁”的“错误做法”,强调了宗教的群众性和长期性,初步提出了宗教五性的思想和观点。[13]1957年以后,尽管他所主持的中央统战部也难免犯一些“左”的错误,但是,总的来说,李维汉及其所领导的中央统战部是在尽力贯彻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比较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在坚持纠“左”方面,其态度始终是比较积极和比较坚决的。例如,1957年4月,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的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即强调指出:“现在,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除个别地区外,宗教矛盾已经从既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又是敌对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基本上不是敌对阶级的矛盾。”[14]在这篇讲话中,他还特别地强调了宗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说道:“宗教界方面的问题,……目前是突出的问题。问题有这样几个:(1)信仰自由问题。(2)宗教场所即寺庙教堂等被占用的问题。(3)宗教界的出版问题。(4)一部分宗教界上层人物的生活问题、安排问题。(5)部分民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宗教职业者、宗教徒、寺庙经费的处理、安排问题。(6)各种宗派和教派间的问题。(7)宗教团体的工作问题。(8)宗教徒参加学习的问题。(9)我们的宣传问题(科学知识、唯物论、无神论)。(10)宗教的国际关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放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之内来解决,目的是为了尊重人们信仰自由,遵守宪法,调动宗教徒的积极性。教条主义和粗暴行为,对信仰问题采取行政手段,必须坚决纠正;但是也要防止和纠正机会主义。”[15]李维汉的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强调了我国宗教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具有“左”的倾向的问题;二是他重点强调的是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和粗暴行为而不是右倾机会主义。1957年以后,在宗教工作中逐步滋生了“左”的思想和苗头:“有些同志认为经过整风、反右和改革宗教中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宗教很快就可以消灭了,可以不再认真宣传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了。有些同志怀疑党提出的宗教具有五性(国际性、民族性、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是否正确。有些同志提出当时可以在教徒群众中广泛进行无神论的教育和辩论。”[16]1958年12月18日至1959年1月7日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批判了上述带有“左”的倾向的思想和苗头,重申了宗教五性的提法,强调了它所具有的“可以防止和克服用行政命令或强迫禁止的办法来对待宗教信仰的偏向”的实践功能。[17]
 
    不仅如此,1962年5月,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比较敏感的右派分子问题旗帜鲜明的表态,把反右称作“不得人心的事”,强调要把右派分子的工作安排问题“摆在首要地位去抓”。[18]其后,在中央统战部所呈报的《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做好对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甄别平反工作”。该报告指出:“1958年以来,各地在历次运动中错误地批判、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例如,在整风交心运动中,根据人家自己交心的材料,对一部分人给了处分或者划为右派分子。在‘拔白旗’运动中,把不少知识分子当作‘白旗’拔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有的单位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这些错误,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同党的隔阂。”据此,中央统战部认为:“(1)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当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2)对在1958年以来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当坚决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3)对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建议由党的各级监委主管,统战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加以配合。”[19]在1957年以后随着“左”的思想和路线的强势发展,党内和社会上民主空气越来越淡薄、人们越来越难讲真话的情况下,该报告不仅原则上强调“在党内坚决地同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进行斗争,教育党员干部养成民主作风”,[20]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革新的建议。例如,为了鼓励人们讲真话而提出了“三不主义”(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该报告写道:“各级党委要主动创造条件,鼓励党外人士敢于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积极代表他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合法利益和要求;要乐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以至于听逆耳之言,真正做到‘言者无罪’、‘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对他们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要认真对待,认真处理,决不可敷衍应付,不能解决的,也要说明理由,对不正确的意见,要耐心说服教育。”[21]再如,为了形成“自由辩论”的空气,提出采取“神仙会”的方法。该报告写道:“在学习方法上,不论是离职或者是在职的学习,都要贯彻自觉自愿、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的原则,采取‘神仙会’的方法。思想改造只能逐步提高,决不可操之过急。”[22]不仅如此,该报告还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提出了“当前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写道:各级党委要“认真总结经验,检查政策,改进作风,纠正一切‘左’的或者右的倾向,当前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23]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做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然而,正是由于李维汉对当时盛行的“左”的思想和路线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抵制,李维汉和他所领导的中央统战部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便受到了一连串的不公正的待遇,多次受到批判斗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有人批评中央统战部,说“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会上,李维汉表示对统战部的一些错误,“要回到部里进行检查”。与此同时,李维汉还在会上通过书面发言,“对自己在历史上参加反邓、毛、谢、古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24]八届十中全会于9月27日结束,9月29日,毛泽东在阅读中宣部《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时看到,国家机关党委曾确定几个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他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25]毛泽东的批示的最后两句耐人寻味。从当时的情况看,他的这个批示很可能针对的是中央统战部于5月上报的《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及随后中央批转这个报告时所加的批语而言的。6月14日,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的上述报告,转发各地。中央在批语中指出:“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忘记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年来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许多重要指示和规定;有的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情绪。”[26]想必正是中央统战部报告中关于应当主要纠“左”以及对右派分子“甄别平反”的说法和部署以及中央批语中对“宁‘左’勿右的情绪”的批评了,激怒了毛泽东,以致毛泽东得出“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的结论。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到1964年期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央统战部对李维汉开展了两场批判,给他加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罪名,颠倒了理论政策的是非,使统战工作和宗教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更加发展。第一场批判从1962年10月开始,在所谓政策思想检查的名义下,在部务会议范围内进行。对1956年以来李维汉在政策研究过程中提出过的一些理论政策性意见,如争取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简称五年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简称社会主义政党)和使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左派在政治立场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简称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我国各民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等,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作为这场批判的结果,是1963年5月27日将《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简称专题报告)报送中央,而告一段落。该报告不点名地批判了李维汉,说他“长期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主要是阶级观点不够明确”。毛泽东审阅了这个《专题报告》,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作了具体修改,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说得更长了,把几十年改为“甚至几百年”的时间。1964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并要求各地加以研究,检查近年来统战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至1980年11月20日中央书记处同意撤销此文件)。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和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讨论了反修防修问题、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问题。会议提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毛泽东提出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内容,刘少奇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在于上层。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中央统战部。他说:“统战部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定了五年计划,软绵绵地软下来了,就是要向资产阶级投降。”[27]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批评,中央统战部从8月开始,召开部务会议,对李维汉进行了点名的第二轮批判,给他扣上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罪名。在第二次批判期间,李维汉在部务会议上作过两次检查。为了保住党籍,最后被迫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严重错误。1964年12月25日,中央决定撤掉李维汉的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由时任副部长的徐冰接任。中央统战部于1964年12月26日向中共中央呈送了《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同志的问题的报告》,给李维汉罗列了八条罪名,说李维汉“坚持一条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向资产阶级和封建农奴主投降,严重地损害了党的事业”(该报告至1979年撤销)。后来,在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三届人大和在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召开的四届政协会议上,撤掉了李维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的职务。
 
    对李维汉的这两场批判把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李维汉在主持起草文件过程中对统战工作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和新见解,统统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批判涉及的问题很多,归结起来就是所谓“五社一短”,即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社会主义民族、所谓社会主义宗教和短期消灭资产阶级。这“五社一短”也就是李维汉的“修正主义的纲领”。事实上,“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等提法,虽是由李维汉最早提出的,但当周恩来指出或本人觉察到理论上的不完整后,就放弃使用了。李维汉虽曾在1957年底起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过程中,提出了“在5年或者5年多一点时间,实际上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的想法,就是为了使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与1962年取消定息时的要求相适应。应当说,这个想法并没有错。至于“社会主义民族”,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是正确的。至于“社会主义宗教”,李维汉从来没这样讲过,完全是批判中强加于他的,他只是在1962年民族工作会议上说过宗教,即宗教界的人士、宗教工作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话。这样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此外,他也提出过“团结、教育、改造宗教界人士”以及“培养红色神职人员”的问题。但这些与“社会主义宗教”并不是一回事。
 
    那时,在宗教工作领导层中受到反右倾斗争牵连的除了作为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外,还有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两大教主之一。1943年被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往青海省塔乐寺供养。1949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其为十世班禅,并于同年8月10日派员赴青海塔尔寺主持坐床大典。1949年9月,班禅派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1951年5月23日,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1954年,与达赖喇嘛联袂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先后被选为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副主席。1956年4月,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贵族发动叛乱后,出任代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取得了重大成绩,赢得了西藏僧俗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但在改革后期发生了“左”的偏差,主要是扩大了打击面,甚至提出了“有寺无僧”的口号,强迫喇嘛还俗等。对此,班禅不仅提出了坦率的批评,而且还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例如,他曾提出寺庙改革的五条办法。这就是:放弃剥削;民主管理;执行政府法令,宪法进庙;搞生产;对老弱和专门念经的喇嘛,生活要由政府包起来。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接见了班禅,对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予以肯定:“我们一起搞了这样久,从1959年以来,在平叛、改革等大政方针上,我们都是一致的,始终一致合作。”“我们信任你,信任和你一道做事的那些人。”毛泽东还鼓励说:“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他们讲。听说你有这个作风,很好。你所想的他们不知道不好。工委给我们汇报说他们满意,觉得你讲真话,有时你同他们开个座谈会,把你的牢骚也发出来,双方一讲就通了。”[28]1962年5月,班禅额尔德尼视察西藏和川、青、滇藏区后,将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写了一份题为《西藏总的和具体情况以及以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苦乐和今后的希望要求的报告》(后来习惯称之为《七万言上书》),系统地、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他对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其后,周恩来召集习仲勋(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李维汉(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张经武、张国华、平杰三、夏辅仁、刘春等人,并请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参加,同班禅进行商谈,坦诚交换意见,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研究,产生了四个文件,即《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培养和教育干部》、《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和《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这几个文件如能贯彻执行,势必对西藏今后的工作带来积极的影响。
 
    不幸的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左”的指导思想逐步在全党占了主导地位,导致了1964年9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点名批判了班禅额尔德尼,“七万言书”被说成是《反动纲领》,与彭德怀的《上书》相提并论,扣上“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三顶帽子,撤销筹委会代主任职务;在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撤销其副委员长职务,在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召开的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又撤销其副主席职务,仅保留政协常委职务。“文化大革命”中,班禅同习仲勋和李维汉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受到了严重迫害,身陷囹圄九年(1968-1977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班禅被彻底平反,中央陆续为其落实政策。最初是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79年7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班禅又与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一道当选副委员长,从此重新走上了国家领导人岗位。用他自己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话说就是:“(他的)职位的安排和恢复也是逐步升级的”。1980年8月,他恢复工作第一次去藏区前,邓小平约他到家里,亲切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你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1989年1月21日,十世班禅在扎什伦布寺主持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合葬灵塔祀殿——班禅东陵南捷开光典礼后,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终年51岁。1989年2月3日,西藏自治区僧俗各界1500多人在拉萨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名誉会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主持。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胡锦涛在会上致悼词。2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阿沛?阿旺晋美题为《深切怀念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的署名纪念文章。2月1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追悼会由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致悼词。万里在悼词中,称赞班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杨静仁、汪锋、平杰三、阎明复、江平的题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班禅大师永垂不朽》的纪念文章。2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习仲勋的题为《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的纪念文章。1990年国家拨款七千多万元人民币修建十世班禅灵塔礼殿“释颂南捷”。1993年8月15日顺利竣工,8月20日十世班禅法体在法号声和诵经专用中被迎往灵塔祀殿,进行了法体入塔仪式。 
 
    三、极左思潮下的宗教冬眠:赵朴初与喜饶嘉措
 
    如果说1957-1958年宗教界的反右派斗争给我国宗教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局部的话,则1962-1964年宗教领导层的反右倾斗争则传达了一个信号:宗教领域的“极左”思潮从此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了。[29]从全国范围讲,“极左”思潮之占据主导地位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就意味着,“极左”思潮是提前了一个节拍降临到宗教领导层、宗教管理层和宗教组织的。
 
    就中央统战部来说,至少从1964年起,极左思潮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其正常工作可以说从那时起就基本上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前,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即是在1963年5月25日至6月18日召开的第十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而这次会议的工作与其说是推进包括宗教工作在内的统战工作,毋宁说是中止包括宗教工作在内的统战工作。这次会议的根本任务就是贯彻“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开展对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李维汉的批判。从1950年开始,中央统战部差不多每年都要主持召开一次全国性统战工作会议。1950年3-4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51年1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52年6月,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53年7月,主持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54年3月,主持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56年2-3月,主持召开了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56年10-11月,主持召开了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57年4月,主持召开了第八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57年12月,主持召开了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58年7月,主持召开了第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58年12月至1959年1月,主持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62年5月,主持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63年5-6月,如上所述,主持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而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则是在1979年8月召开的。这就是说,从1963年6月到1979年8月这16年间,中央统战部实际上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了。而且,1962年和1964年对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批判,既然如上所述,关涉到我国统一战线和宗教问题理论政策的大是大非,则必然造成我国统战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极大混乱;而随着这样一种批判之推向全国,便使许多统战、宗教、民族干部受到株连、迫害,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使党和国家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宗教、民族工作遭受到严重损失。有人把对李维汉的批判视为“文化大革命”在统一战线工作系统和宗教工作系统的“预演和前奏”,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说从1963年开始,极左思潮开始在包括宗教工作在内的全国统战工作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话,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统战部的业务工作则全面陷于停顿。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首先向中央统战部发难。他们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成绩,诬蔑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执行了“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是“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的复辟部”,并将统战部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为他们蓄意破坏统一战线、摧残统战部门制造借口。随后,广大统战干部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徐冰(1903-1972年),原名邢西萍,早年参加学生运动。1923年赴德国留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在中共中央秘书处任翻译。曾任上海反帝大同盟中共党团书记,并在中共中央职工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1937年初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周刊编辑。曾与成仿吾合译《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49年,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接管谈判工作,后任北平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1964年12月接替李维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64年12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徐冰虽然身为中央统战部长但却没有任何作为也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遭到围攻和揪斗,后被关押,1972年在狱中含冤死去。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的统战干部有许多,也像徐冰一样,被关押、劳改,甚至被迫害致死。各级统战部门和民族宗教部门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
 
    与中央统战部的遭遇相类似,作为国家宗教管理部门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如前所述,早在1950年8月,政务院就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了宗教问题研究小组,后来又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了宗教事务处。1954年11月,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原宗教事务处也改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由何成湘任局长和局党委书记。1961年5月,中央统战部设立宗教处,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在政府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在党内为中央统战部宗教处,由肖贤法任处长兼局长。肖贤法(1914-1981年)是江西省万安县人。1927年即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员。1945年后,历任中共代表团重庆办事处电台台长、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干部处处长等职。1961年5月起,任中央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2年5月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临时领导小组组长。1975年5月30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竟被撤销。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作为宗教领导部门的中央统战部和作为宗教管理部门的宗教事务局陷于瘫痪状态或半瘫痪状态,而且全国性的宗教组织也都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极左路线和极左政策而几乎全部被迫停止活动。
 
    1953年5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率先成立。1956年12月,中国伊斯兰教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委员会。1963年10-11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听取并通过了包尔汉主任代表第二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了第三届委员会。包尔汉当选为主任,达浦生、丹彤、马玉槐、张杰、伊敏·马合苏木、马腾霭、李恕、言木力哈·木甫提、白寿彝、沙梦弼、刘品一等11人当选为副主任。秘书长由刘品一兼任。中国伊斯兰教第四次代表会议是在1980年4月召开的。这就是说,从1963年到1980年这17年期间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国性代表会议。
 
    中国佛教协会是在1953年6月正式成立的。1957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于1962年2月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并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居士代表第二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和新的领导人。班禅额尔德尼、应慈当选名誉会长,喜饶嘉措当选为会长,阿旺嘉措、噶丹赤巴·土登贡嘎、赵朴初、能海、松留·阿嘎牟尼(景洪)、噶喇藏、巨赞、周叔迦、悟古纳、嘉木样当选为副会长,由赵朴初兼任秘书长。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是在1980年12月召开的。这就是说,中国佛教协会在从1962年到1980年的这18年间没有召开过一届全国代表会议。
 
    中国道教协会是1957年4月成立的。1961年11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听取和通过了中国道教协会代理会长陈撄宁关于第一届道协理事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道教协会第二届理事会,推选陈撄宁为会长,易心莹、孟明慧、乔清心、蒋宗翰、黎遇航为副会长。中国道教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则是在1980年5月召开的。这就意味着,中国道教协会在从1961年至1980年的19年时间内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筹备委员会1954年7月召开了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领导机构。1960年11月至1961年1月,中国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听取并一致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吴贻芳代表上届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推选吴耀宗为主席,陈见真、吴贻芳、丁光训、邓裕志、丁玉章、谢永钦、贾玉铭为副主席。而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则是在1980年5月召开的。这就意味着,在1961年1月至1980年5月这19年时间内,中国基督教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国会议。
 
    1957年7月,中国天主教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选举成立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领导机构。1962年1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并通过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皮漱石所作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四年来的工作及今后任务》的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委员会,皮漱石当选为主席,杨士达、李伯鱼、李维光、赵振声、董文隆、李德培、曹道生、张家树、李君武、王良佐当选为副主席。1980年5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就意味着,从1962年至1980年这18年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没有召开过一次代表会议。
 
    由此看来,我国五大宗教的全国性组织,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1961-1963年)就相继逐步停止了工作,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几乎完全停止了工作。这种状况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统战部门从60年代初开始受到冲击其后其业务工作逐步陷于半停顿甚至完全停顿的状况差不多是同步发展的。
 
    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不仅使全国性的宗教组织相继陷于半停顿或停顿状态,致使它们的领导人不可能有任何作为,而且它们的领导人中有许多也因此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受到严重迫害,即使像赵朴初和喜饶嘉措这样长期担任协会领导职务的人也未能幸免。
 
    赵朴初(1907-2000)早年曾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1938年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1945年,与马叙伦、林汉达、周建人、雷洁琼等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1949年任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副主席,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委。1949年9月,作为佛教界民主人士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0年后,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华东民政部、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5月,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上,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此后,在1957年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和在1962年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又连续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秘书长。与此同时,他还相继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誉副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赵朴初为人不仅廉洁,而且耿直。如前所述,赵朴初解放后曾担任华东民政部副部长和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因此曾经手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质。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时,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只“大老虎”,但经查证,他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质,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无一笔糊涂账,周恩来因此而将其称作“国宝”。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与其讨论《金刚经》时,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解释“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说这是先肯定、后否定,再否定之否定。赵朴初当场回应说:“不是。是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后来毛泽东提到赵朴初时,称赞说:“这个和尚懂得辩证法。”尽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肯定,文化革命开始后,赵朴初也还是和许多别的宗教领袖一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当时,中国佛教协会的牌子已经被红卫兵战斗队的各种牌子所替代,赵朴初本人则被下放到广济寺监管劳动,做检煤核、制作煤球、送煤、劈材、扫雪、倒脏土等杂务。
 
    赵朴初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但他受到的冲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小的。许多宗教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比他严重得多。例如,原青海省副省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就受到极左路线的严重迫害。喜饶嘉措(1934-1968)生于青海省循化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04年,前往拉萨哲蚌寺学经,并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曾受十三世达赖委托,主持校勘编订著名佛学大师布顿的著作《布顿全集》、德司?桑杰嘉措文集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1936—1937年期间,国民党中央政府聘请他到内地的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讲学。1939年,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派喜饶嘉措赴青海,视察各大寺院及土司头人,发动僧俗团结抗日。1943年再次奉命赴藏,去宣传祖国统一的主张,但被西藏地方拒斥,返回四川。因喜饶嘉措在维护祖国统一的事业中尽心尽力,国民党政府封他为禅师。1948年,喜饶嘉措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949年青海解放后,喜饶嘉措出任青海省第一届政府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3年8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喜饶嘉措担任第一副会长。1953年10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代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1957年3月举行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喜饶嘉措再次当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1962年2月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喜饶嘉措又连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六十年代,随着全国性“左”的倾向滋长漫延,喜饶嘉措受到不公正待遇,从北京遣返青海。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受到严重的冲击和迫害。造反派不顾他年老体弱,进行批判游斗。这位学贯藏汉,才高八斗的佛学大家,终因不堪残酷的折磨于1968年11月1日含冤逝世,终年85岁。1979年10月7日,喜饶嘉措的追悼会在西宁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李维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政协全国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等有关领导机关,送了花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乔连生,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唐醒民由北京到西宁参加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省委书记、青海省省长张国声主持,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扎西旺徐致悼词。悼词肯定喜饶嘉措为“我国著名的宗教界爱国民主人士”。
 
    极左思想和极左路线给新中国的宗教和宗教工作带来的危害还远不止这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遭到根本歪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工作的正确方针遭到根本否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肆意践踏,大量的像喜饶嘉措那样的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广大信教群众被迫停止了宗教生活,宗教教职人员被强制还俗,全国各地的寺、观、教堂及其相关财产等被关闭、被占用或被破坏。
 
    在文化大革命中,宗教学院也未能幸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推进宗教神学研究,我国先后组建或成立了一批宗教学院。例如,1952年11月,金陵协和神学院成立。该院由三一神学院(宁波)、中央神学院(上海)、中国神学院(杭州)、中华浸会神学院(上海)、江苏浸会圣经学院(镇江)、明道圣经学院(济南)、金陵神学院(南京)、华北神学院(无锡)、闽南神学院(漳州)、福建协和神学院(福州)及齐鲁神学院等华东11所基督教神学院联合组成,时任全国“三自”主席的吴耀宗被公推为学院董事会主席,丁光训牧师被聘请做第一任院长。1958年,重庆神学院、广州神学院和上海灵修院等三所基督教神学院也并入金陵协和神学院。1953年4月,北京五所基督神学校燕京宗教学院、北京神学院、华北联合女子圣道学院、北平圣经神学院,联合成立了燕京协和神学院。1953年9月又有沈阳东北神学院、河南开封浸会华内神学院、圣洁教会圣经学院加入燕京协和神学院。其后又有湖北滠口信义会神学院、湖南长沙圣经学院、神召会真理学院、北京香山灵修院等先后加入了燕京协和神学院。1961年,按照中国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会议的决定,燕京协和神学院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合并,燕京协和神学院部分过往南京,留京部分教职员工组成了金陵协和神学院北京研究室。除基督教组建金陵协和神学院和燕京协和神学院外,其他宗教也相继成立了一些宗教学院。1955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执行副主任马玉槐(1917-2010)出任第一任院长。1956年9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兼任第一任院长。该学院设置汉语系学习班、专修班、本科班、研究班,1962年9月又增设藏语班。1962年9月,中国道教协会也在白云观正式举办了第一期“道教徒进修班”。然而,所有这些宗教院校或“进修班”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而停办了。
 
    诚然,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和文化大革命前一样,左的思潮和左的路线虽然一时也能在新中国的宗教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也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抵制和纠正。所不同的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东西显得更为猖狂,持续得更为持久,而对左的东西的抵制则显得更为软弱和更其难见效果。
 
    就中央统战部来说,虽然自1962年之后就差不多形同虚设,文化大革命后一切几乎全部由“中央文革小组”做主,中央统战部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完全陷于瘫痪。但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的暴露和被粉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而给全国的统战工作和宗教工作带来了一线生机。 
  
    1973年6月,中央决定由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三人负责中央统战部的工作,由刘友法牵头。刘友法(1922-2007)1940年参加新四军。1952年,任海军基地后勤部政治委员。1953年,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干部部部长。1955年任东海舰队干部部副部长,舰队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66年3月任海军舟山基地政治部主任。1968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军代表,1969年任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组长。1973年至1975年11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当时,由军代表负责所在单位或部门的工作也是当时人事安排的一个惯例。1975年11月,中央任命李大章为中央统战部长。李大章(1900-1976)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次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青岛临时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刘少奇秘书、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太行分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牡丹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四川省省长、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等职。李大章于1976年5月病逝后,中央又任命乌兰夫为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1906-1988)是蒙古族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参加组建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开展地下革命斗争和武装抗日斗争。1941年,调赴延安工作,先后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担任新成立的绥蒙政府主席。1947年至1949年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书记、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又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绥蒙分局书记,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他又先后担任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党组书记、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身为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的乌兰夫即被当作资产阶级当权派被打倒。 
 
    1967年,康生等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制造了“新内人党”一案,致使内蒙古自治区34万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一万六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在“草原遍地都是内人党”“内人党都是乌兰夫的暗班子”的口号下,乌兰夫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5月22日,中央专门发出文件,内蒙古自治区对“新内人党”的“挖肃”运动才得以制止,而乌兰夫所蒙受的不白之冤才得以逐步洗清,开始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与中央统战部的上述人事调整相呼应,出于外事工作的需要,从1973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也恢复了其一定的活动。例如,1973年5月,赵朴初就以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的名义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负责人肖贤法一起接待了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访华团。1977年7月,赵朴初又以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的名义第二次接待了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第二次访华团。与此同时,中国天主教的活动也得到了极其有限的恢复。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干预下,以外交工作需要为由,首先使位于北京宣武门的南堂部分地恢复了宗教活动,成为当时全国惟一一座有弥撒活动的宗教场所。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宗教和宗教工作领域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的施虐的重灾区,宗教领导部门和管理部门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各宗教组织的活动基本上全部停止。这种情况只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才得到根本的改观。
 
  
  [①]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
  [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6页。
  [③]罗广武编著:《新中国宗教工作大事概览(1949—1999)》,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第134—136页。
  [④]同上书,第144—145页。
  [⑤]同上书,第138页。
  [⑥]同上书,第152页。
  [⑦]同上书,第154页。
  [⑧]同上书,第158—159页。
  [⑨]《爱国的天主教徒反击内部右派分子,不许梵蒂冈教廷干涉我国内政》,《人民日报》1957年7月31日。
  [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5页。
  [11]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长,张闻天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黄克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07页。
  [13]参阅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85—187页。
  [14]同上书,第325页。
  [15]同上书,第335—336页。
  [16]同上书,第380页。
  [17]同上书,第383页。
  [18]同上书,第398页。
  [19]同上书,第413—414页。
  [20]同上书,第418页。
  [21]同上。
  [22]同上书,第419页。
  [23]同上。
  [24]李维汉:《两场错误的批判》,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第424—425页。1933年,临时中央批判抵制王明左倾冒险路线、为毛泽东军事路线进行辩护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和古柏,打成“反党小组织”。当时,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长。
  [25]毛泽东:《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1962年9月29日),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710页。
  [26]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第394页。
  [27]参阅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6-577页。
  [28]《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217—218页。
  [29]1963年8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召集全国性宗教团体的宗教人士550多人作动员报告,要求把“揭开宗教掩盖下的阶级斗争盖子”作为宗教工作的指导方针。
 
本文原载段德智:《新中国宗教工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9—124页。转载自:爱思想网。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2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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