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2016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原创剧本奖的Spotlight（港台译为《惊爆焦点》），改编自真实事件：二十世纪末叶，波士顿当地媒体《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Post）揭发天主教圣职人员在当地任职期间犯下的性侵害罪行。

 

 

 

2015年年底，此片于美国上映。美国天主教当局如临大敌，上映前一个月就着手预备面对影片可能引发的后果。新墨西哥州的总主教（Santa Fe Archbishop John Wester）提醒该教区的圣职人员与信徒，此片极可能引起受害者与肇事者的伤痛回忆，而圣职人员需要随时预备辅助有需要的信众。艾奥瓦州的总主教（Archbishop Michael Jackels of Dubuque）则警惕圣职人员，“这是一部叫人心痛的影片。”他继而鼓励神父去看，并接受此片的提醒与挑战，“它会不断提醒我们，到我们修正所有的错误为止。”  

 

其实，在波士顿教会丑闻曝光之前半个世纪，偶有受害者向教会或警方当局举报，也有人尝试透过新闻媒体公布性侵者的暴行。可是，因为天主教会圣职人员及信徒领袖，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铺天盖地，他们雇用极负盛名的律师，软硬兼施地说服控方或受害者于庭外和解。警方与媒体经常因资料不足，或社会权贵施加压力予媒体，或记者个人维护教会的情结，而刻意不予彻查那些案件。

 

从教会与社区的纪录，枢机主教只藉无关痛痒的理由，将肇祸的神父调派到另一社区教堂，但往往导致性侵的悲剧重複上演。虽然如此，当人人选择缄默的时候，许多性侵事件被掩盖、尘封，然后不了了之。受害者一辈子活在疑惑、罪咎、逃避、自我麻醉，甚而有的选择自杀。叫人心悸难受的是，那些仍然活着的，称自己为“幸存者”。

 

此一震撼全球的教会案件的引爆点，是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组成《焦点》专栏的五位记者，在新任主编指导之下，负责追查波士顿城裡十三个犯下性侵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在搜寻肇事者与受害者的口供过程中，记者团队发现，单单在该城的肇事者，居然是本来人数的八倍！从当事人层面，到司法运作，到教会体制，到社区领袖，最后到更高层的教廷领导，逐步调查之下，这团队揭露了他们始料未及的真相——个别的性侵案是体制性操作的结果。

 

影片叙事手法叫人折服的地方是，它以记者的专业精神，採取极度自制而客观的调查方式，去描述受害者的心灵世界，诉诸教会信徒、社区成员、司法人员与各界领袖的道德挣扎及价值判断。整体故事不採譁众取宠或鞭挞教会的煽情批判路线。不过，片中一些对白，仍然叫人不寒而慄、揪心难过。

 

其中一名记者引用俗话，说：“培养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力量；同样，摧毁一个孩子也因全村的共犯。”另一记者的对白则是：“如此不幸的性侵事件，若发生在这个社区，受害者可能是你，可能是我。”

 

不论观众或舆论界对这部影片评价如何，承受波士顿性侵案件最大冲击的，莫过于天主教当局。2002年以后的一年内，当地教区赔偿五百多位受害者，金额高达八千五百万美元。波士顿事件后十五年来，全球不下十个教区因性侵讼诉案宣告破产。总计过去半个世纪因圣职人员犯下性侵案的法庭费、和解费及各种赔偿费，天主教已付出不下五百亿美元的代价。             

 

2002年以后，教廷多次召开议会检讨教制、拟定对策、整肃内部、加强纪律、辅导受害者，透彻整顿内部与对外道歉的次数，可说是天主教绝无仅有的行动。教廷发出全球调查与统计显示，约有百分之四的圣职人员有性侵行为，而受害者多半是少年人；对比之下，受害的幼童或儿童则为数不多。

 

过去十馀年，教廷议会在多次、多方检讨之后，列出以下几点圣职人员性侵行为的主要原因：一，教会体制未能重视问题的严重性；二，教会各方过度提防丑闻；三，给圣职人员的性辅导或治疗不够全面；四，错误引导的饶恕方式；五，各个阶层的问责机制与执行不力。

 

然而，教会向谁负责？教会由谁问责？可换个角度提出此问题，即：“教会内部事务需要向教外司法制度负责吗？”，又或：“教会按照属灵原则行事，为何需要接受教外世俗的（非属灵的）原则，进行监督？”或许，从历史角度理解教会的法治运作，可以提出另一思考进路。

 

 

 

中世纪的天主教认定，教会体制按照“教会法”（Canon Law）制定问责机制。教会法本于上帝的恩典、圣经的诫命、使徒的传统、教父的教导以及圣灵的启示，在属灵事务的判断标准，全然凌驾于世俗理性、人道为本的“民法”（Civil Law）之上。故此，教廷授权各个教区的“教会法庭”（church court），按教会法审视与判断一切有关圣职人员、信徒以及与教会有关的人。在欧陆的天主教世界，也就是历史上通称“基督教国度”（Christendom），不分男女老少、宗教族群、社会地位、朝野上下的行为，只要被看为与教会信仰或属灵事务相关，都可以是教会法裁决的事务。

 

教会法与民法分别是教会圣职与世俗政权的两大法治系统，分别审断教内行为与教外行为之合理性（rationality）及合法性（legitimacy）。但因为部分的教会法与官方民法有重叠之处，所以前者可以涉入后者的范围，处理执政者以及他权限范围内的事务，可以想像在中古时期两者在处理政治事务与民生问题所面对的张力。

 

历史上，十六世纪初的英格兰君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是一个重要的个案。当时，君王亨利八世因皇妃不能生育，为延续王位，欲罢黜婚约另娶。但他的要求遭罗马教皇按教会法反对，导致英国朝廷与英国教会联盟对抗罗马天主教的改教运动。这是英国圣公会（Anglicanism）至为重大的教会事件。改教运动其中一个最大的修订案，除了赋予君王崇高的宗教权力之外，就是重新制定教会法与民法两者的范畴、功能及权力。当时英国教会依据教会法修订给教内订立的法律，称为“教会法规”（ecclesiastical canon or ecclesiastical law）。但教会必需得到君王的允准（royal assent），才可执行教会法规。故此，上述修订案奠定了教会由司法问责的运作机制。

 

与此同时，欧陆德国亦点燃了宗教改革运动。修士马丁路德在1517年公开指出天主教在福音信仰上的错谬，强烈争取教会信徒的自由，脱离教皇暴政及圣职人员施予的霸权，更要挣脱教会法带给良心的枷锁。路德区分福音与律法，说明救恩来自人对福音的信心，并非靠着行律法而得救；所有人都个别在上帝面前得到恩典，并非靠赖圣职人员代求；人人都领受上帝的恩召，忠于自己的工作岗位以事奉上帝，并非由圣职人员垄断事奉的荣耀；教会是圣徒的团契，不是制度化的组织体；所以，教会与信徒的良知由圣经指导，不受人间传统或制度统治。

 

路德按以上的福音神学原则，抨击天主教会的教会法，主张“教皇、主教或任何人，在没有得到基督徒个人的许可下，无权加诸任何法律要求在他身上。”路德进一步指出，“智慧的统治者，只要有圣经在旁，就是法律了。”与当时的法学家（jurist）辩论时，他激烈地反驳道：“所有法学家都是基督的敌人。”如此一来，是不是就可断言路德神学在本质上就是政教分离？也就是说，教会内事务不必由教外司法问责？路德的改教事业之所以成功地改革教会，在于他的神学原则也可以改革社会，以致教会与社会能以和谐共存。

 

路德的改教运动吸引了不少贵族、地主、诸侯、官员及各个阶层的百姓，大家纷纷脱离过去旧教传统的教会法，在各个社区成立路德式的教会与各种社团。问题是，这些新兴社群的领袖与群众，对教会讲台、祷告、礼仪、圣礼、丧礼、圣日及教牧的责任等，应当如何执行，感到非常困惑。此外，社区中的产业、各个行业的管制、罪案的审理、婚姻的罢黜、产业的继承等法律问题，也让新社群感到棘手。再加上孤儿、寡妇、私生子、学生、游民、难民等，过去有牧区的照顾，如今却如孤魂野鬼，无依无靠。     

 

1530年代，为了应对全新的社群需要，路德一派在各个社区设立牧区教会，由脱离天主教的修士与圣职人员负责牧养社区的工作。同时，他们也成立地方性的司法机关，授权给当地德高望重的领袖，成为该社区的行政长官（magistrate），处理社区内的司法事务。而此时有不少法学家加入路德阵营，汲取路德神学的原则，全面地制定司法制度，在改革教会之外，继续改革国家与社会。史学研究指出，这三十年间，由路德宗作家书写与司法改革相关的文字着作，充斥新成立的路德宗大学、教会与司法机关。由此可见，宗教改革不只是神学的革新，更是司法上的革新与落实，如此才可能带来政教两方的革新！

 

 

 

到底路德的政教观有何特点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借鑑？众所週知，路德在改教中期所倡导的“两个国度观”（two-kingdom theory），即基督徒同时住在地上的国与天上的国，同时拥抱属灵的与属世的责任——公义与正义、真理与知识、政府与秩序。但这两个国度也有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基督徒活在天上的国，在福音裡的良心全然清洁，按上帝的话语行事为人；但地上的国却因罪恶而堕落，所以人必需按照律法而生活。

 

这裡要说明的是，路德一方面认同教会传统观点，就是世人生于地上的国，即便人性在罪中堕落，仍然有着不变的自然法则所制定的法律，规范与指导人在世上的行事为人；另一方面，路德反对天主教传统所教导的阶层式国度观，即上帝创造不同阶层等级的人与事物，教皇是最高层，然后是圣职人员，以后才是君王、王侯、贵族、地主、农民等。在此国度的每个人，都有其阶层内的角色、功能与权力。人人必须附属于上一层，如教皇高于君王，圣职人员高于平信徒，而且无人可以越界。

 

路德的两个国度观指出：（1）神学方面，因上帝与世界全然不同，所以地上的国度至多是天上的国的面谱，人惟有透过信心才可能进入天上的国。（2）本质方面，“人人都是祭司”，所以任何人与任何组织在上帝面前都是同等的，教会的圣职人员与社会的成员一样，都要承担公民的责任与义务。（3）权力方面，上帝赋予家庭、教会与国家三个机关有基本的、平等的权力，不过在地上的教会没有政权，只有国家才有。教会不应当有教会法，因为它没有立法的权力，国家才是立法又执行法律的机关。路德派法学家关注的是，教会不能过问司法事务，又如何确保国家的法律符合圣经的道德原则？

 

路德认为，教会是天上的国在地上的代表，教会牧师必须全力培养社区的行政官长，让他们接受圣经真理的培育，按照上帝的心意服务社区成员与家庭。教会赋权给地区行政官长，视他们为基督的祭司、社群的父亲以及立法的摄政。为了预防官长陷入专权的危险，路德建议其人必须接受社区委任的代表（civil retinue）、教会及家庭的监督。以后的路德派法学家，依循路德的政权观，认定行政官长为天上的国在地上的国之立法者，其人必须学习法律与神学；不但如此，还要掌握民法与传统的教会法。法学家进一步认为，既然路德宗所改革的民法可以等同传统教会法或教会法规，传统的教会法庭既可由地方法庭替代，那麽行政官长的职权就可延伸至教会，以此强化其属灵上与法治上的权力。当然，这也意味着教会领导必须向行政官长负责。教会由政体问责的机制业已形成。

 

路德派的政权观，经过后人诠释与转化，具体落实在德国路德宗教会的体制，形成国家教会（established church）的问责架构：教会的牧职与领导直接向国家政府负责，而国家政府直接供给牧职人员薪俸及其他福利。问题是，国家教会是否还能保持其福音本质，与地上政权分别，继续宣扬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监督并批判执政者与执法者？

 

三个世纪后的1930年代，德国新任的纳粹政府要求教会牧者领袖签署无条件支持政党条约，承认党主席希特勒是行政长官，拥有政权、军权及属灵权柄，所以是教会的元首。当时的德语教会，不论新教或天主教，大多赞同并签署，不少神学家与大学教授，甚而为纳粹主义公开背书。只有极少数的新教教会领袖与神学家，如卡尔巴特、潘霍华成立“认信教会”（the Confessing Church），制定《巴门宣言》（the Barmen Decla ration）重申“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由此可见，国家与教会之间的问责机制一旦失衡，会导致何等严重的信仰及道德危机。

 

《惊爆焦点》一片爆破教会的问责制度之缺欠，即教会一旦独立于任何教外司法的监督，就难保教会内部的问责机制是否健全。不过，以上宗教改革的政教关系给我们后续的反思，若有人认定教会应该由社会的司法体制问责的话，试问教会如何保守其福音本质与身分，而不至沦为民间社团或国家机器？对持守福音信仰的群体而言，这是教会生死存亡的本质性问题。接下来，让我们转向另一“惊爆焦点”，从近年发生在新加坡的康希审讯，进一步思考教会的福音见证与问责机制两者的关系。

 

若有人认定教会应该由社会的司法体制问责的话，试问教会如何保守其福音本质与身分，而不至沦为民间社团或国家机器？

 

 

过去五年来，新加坡官方调查城市丰收教会（City Harvest Church）自2002年开始推动的“跨界计划”（Crossover Project）。此计划本意是要使用女牧师何耀珊的歌唱和音乐，来接触未听闻福音的人群和地区。然而，教会领导使用教会建堂公款项目的大笔资金，资助“跨界计划”，从政府主管单位角度而言，教会在财务运作上有失信及滥用公款之嫌    。

 

事情发生在2010年5月底，新加坡慈善机构总监和商业事务局正式调查该教会的金融交易、建堂公款及跨界计划三者之间的资金运作。共有12人接受商业事务局的问话，包括教会主任牧师康希，也就是歌手何耀珊的夫婿。以后2012年6月，该教会的五名管理人员遭警方逮捕，分别是城市丰收教会董事会主席（康希）、副主席、时任管委会成员、教会前基金经理和财务经理。一个月后，教会前财务主管成为本案第六位被告。

 

往后三年，此案可说是该国的新闻焦点，更是网友热切追踪、讨论、辩论的热点话题。每当开审前后那几天，民间对审案的讨论几乎给主要的社交媒体“洗版”。此案终于在2015年11月20日判决。该教会六位领袖罪名成立。其中教会主领康希牧师受判入狱八年，而其他成员则服刑21个月至5年之间。

 

从该地司法界而论，康希案件绝不是当地宗教领袖遭控的惟一案例。此案从开审到判决为期140天，被称为该地历史上审讯最长的案件，其中涉及二千六百万新币的公款失信，也是该地宗教讼诉案涉及最大笔的失信款项。

 

审案判决后，当时辩方随即提出上诉，预计还有些时日才可能定案。可是对当地以及海外的教会，即便在宗派传统、信仰表达与领导模式存有差异，许多人的情绪、感受、疑问仍或多或少难以平息。个人就在演讲、教学，甚或讲道的场合之中，多次听见信徒提问“到底教会应如何看待康希案件？”又“教会内部使用资金推动传教事业，需要向司法部门负责吗？”又或“到底教会的内部运作，需要由司法界问责吗？”等类问题。

 

此案在教内引发的言论呈现一幅光谱：有的毫无保留地捍卫康希等人的清白，认为他们一心传扬福音，无意滥用公款，纯属教会对外传教的策略；有的认为教会与司法是两种体制，有不同原则，应各自运作，不该混为一谈；有的认为该管理层在财务管理方面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应该可以帮助决策者避开利益冲突的严重后果，犯下如此大错难辞其咎；有不少认为此案有不少难解的细节与内情，最好不要断论，交由上帝判断即可；更有的教会领袖主张，教内人士有维护教会的责任，尤其是教会领袖的名声与权威，因此选择缄默⋯⋯。    

 

但是，以上回应教会案件的方式，与波士顿天主教会丑闻在揭发之前的应对有何差别？康希案件需要今日基督徒冷静反思这事件折射出的教会治理问题，到底教会领导是否需要问责制度？为了保持教会在社会的福音见证，教会内部的问责机制真的无需司法制度的监督？还是教会为了有效地见证福音，除了需要在内部制定完整的问责机制，也应“谦卑地”全面接受教外司法制度的监督？

 

记得康希案件判决前的一年，报界记者约我简短访谈，希望我以基督教神学教育者的身分针对审讯表达看法。我先声明，以下不是针对康希本人或任何一家教会的发言，而是对所有宗教团体与非营利机构说的，他必须同意我如实报导。记者答应了。之后我在报章上读到：“针对时下教会的管理问题，谢博士提出三个原则：用财要透明，用权要民主，凡事要问责。”两个月后，我受邀主讲一堂有关新加坡霸级教会带给华人教会的借鑑。会中有一个牧师提问：“您提出教会管理要有问责原则，那岂不是要教会俯首于政体吗？”这问题或许点出了教会面对政体当有的人格特质——谦卑。

 

 

 

基督教向来以“属灵国度”与“属世国度”，或“两个国度观”，又或“政教关系”的神学框架来思考，往往把宗教与政治先予二分，进而界定两者之间不同的志趣、关注与目的，随后寻求两者并存的辩证关系。然而，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之下，基督徒政教身分的有机性严重分裂。基督徒看见政教之间的差异、张力与冲突，却不见政教两者同样本于上帝的恩赐与赋权，正是基督徒政教身分定位的基础。

      

在罗马殖民时代宣告“天国福音”的耶稣以及祂的门徒，展现在政教之间的双重身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釐清基督徒当有的社会责任。活在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地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五至七章所记载祂对门徒讲解天国真理，也就是着名的《登山宝训》。我们可以从中看见，天国子民的身分落实在现世生活的智慧。

 

耶稣以“八福”说明天国子民入世的生活态度（太五1∼12），之后祂提出门徒在世上做盐发光的功能，“你们的光也该照在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来颂讚你们在天上的父亲。”（太五16）天国子民的行为必然顺服上帝的律法。

 

然而，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只是按照摩西律法的字面意义而生活，而是与世俗司法和宗教条文全然不同的生活法则。已故的斯托得牧师诠释《登山宝训》的生活法则：

 

《登山宝训》是新约圣经中给基督徒反主流文化（the Christian counter-culture）最完整的界定。从这裡看见基督徒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宗教生活，以及对金钱、理想、生活、人际关系的态度，与非基督徒世界全然不同的标准。反主流文化的基督徒生命正是天国的生命，一个活在上帝治理下的完整的人性。（斯托得，《基督教文化的挑战：登山宝训精研》）

 

诚然，耶稣教导门徒以律法为本，却超越律法条文的生活法则，直接颠覆了当时的两大主流文化，一是以摩西律法为本的犹太文化，二是以罗马法律为本的殖民文化。但是，斯托德诠释耶稣的《登山宝训》为反主流的基督徒文化，问题是，难道基督徒文化必然对抗非基督徒文化或世俗世界的主流文化？若是如此，耶稣论及给圣殿纳税的责任，为何祂直言“纳！”接下来，耶稣提醒门徒，只有“外人”才需要纳税给君主，“儿子”却不需纳税。紧接着，耶稣纳了殿税。（太十七24∼28）

 

以后在受难週期间，敌方试探耶稣，问及给凯撒纳税的责任。叫人惊讶的是，耶稣没有耸恿跟随者或门徒抵抗罗马政权和司法制度，而是要门徒把“凯撒的归给凯撒，把上帝的归给上帝。”（太二十二15∼21）从这两个事件可见，耶稣并非反对犹太宗教的缴税义务，也没违抗殖民政府的缴税制度。耶稣言行反映出一种合理又合法的政教关系，门徒不但需要持守，更要超越基本的政教责任或义务，才能够活出上帝的儿女或天国子民的身分。

 

耶稣言行反映出一种合理又合法的政教关系，门徒不但需要持守，更要超越基本的政教责任或义务，才能够活出上帝的儿女或天国子民的身分。

 

这一点正是使徒保罗劝腓立比教会的劝戒：“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裡，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腓一27）这裡的动词（politeuesthe），字根为“公民”（polities）。换言之，“行事为人”原来指的是“成为公民当有的行为”。

 

这一希腊词汇只在新约圣经出现两次，另一次出现在保罗在公议会上的发言。保罗被逮捕后，在议会中定睛看着千夫长和祭司等人，说：“各位弟兄，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一向都是凭着良心的。”（徒二十三1）罗马公民在公议会上使用这词汇（politeuesthe），要指出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罗马公民的身分。换言之，藉着合法或合理的外在行为显出内在纯正的动机，以此说明了个人的身分定位。

 

这合理又合法的政教身分与行为，也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及十三章所教导的。首先，基督徒全然献上自己为活祭的人生，不效法世俗世界的价值观，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而活。其次，基督徒必需善用上帝恩赐的种种才干、能力、资源，在教会中以爱心彼此服事、互相接待、以德报怨。最后，基督徒按上帝的旨意，在社会上合理又合法地行善，服从掌权者的权柄，尽上一己的公民责任。

 

由上文可见，政教关系最理想的融合是人格养成——天国子民在地上国度展现的敬虔生命与社会责任。故此，我认为，历史上政教二分导致基督徒的政教身分的不和谐，不是神学推展而得必然的结论，而是历史的偶然条件下促成的结果。当然，这不意味着宗教改革五百年来主张的“政教分离”违反了圣经真理，而是指政教关系不能单纯以为“分离”只有一种解释的角度，以致只有一种实践的方式。

 

我们从耶稣与保罗的言行看见“政教分离”之意义与实践，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而是圣经智慧在不同处境下的践行。在教会以福音真理的培育之下，基督徒政教德行逐步养成，在日常家庭、教会与社会生活之中，以具体的谦卑人格，见证临在凡尘世界的天国真理。

 

教会是谦卑的政教身分，按照圣经真理实践神国子民在地上国度的公民责任，致力于实现合理又合法的治理体制，谦卑地接受教外司法制度的问责，同时勇敢地面对自身的不足、缺乏或错误，努力寻求改进与变革。如此，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的教会，愿意顺服地担负基督的十字架，成为腐朽社会裡的盐、黑暗世界中的光。

 

我相信，谦卑的基督教会促成政教两方在合理合法之间可“跨界”，藉此向世人见证基督的福音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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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木水，生于马来西亚，定居新加坡。英格兰艾克塞特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新加坡神学院华文神学系教务主任，目前是候任院长。立志终生为基督做仆人，为教会做神学，为社会做关怀。研究兴趣多元，有神学伦理学、二战时期欧陆的犹太问题、现代犹太基督教对话、宗教暴力及后现代神学思潮等。

 

本文转自台湾《校园》（2016年5、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