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4日，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亚太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等共同主办了2016年中美国际反恐学术研讨会。会上，中美与会者围绕全球趋势、宗教与意识形态、媒体与通信、多边伙伴关系、信息分享等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下文选取了部分参会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马晓霖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让我们对比一下电视时代、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恐怖主义不同的策略和方式。

先说基地时代，从1998年东非炸毁美国大使馆开始，到2011年本o拉登被击毙，我认为这是基地的鼎盛时期，这段时间电视依然扮演着最重要的传媒角色。本·拉登靠的就是电视传播，他的宣言、大量独家消息，甚至某些战斗指示，都是在特定的场景下保密拍摄以后，寄给半岛电视台，然后向外传播。

当然随着电视传播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也利用了互联网，偶尔在某些论坛和极端网站发表言论和主张，甚至是去做恐怖袭击的动员。但是，那时候的网络传播非常有限。

重要的原因是本·拉登那代人岁数比较大，而互联网是西方国家的发明，是最新的技术；再加上后来他们发现，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它就有可能被跟踪。所以，本·拉登这些人不敢再使用新的介质了，而是更多地依靠原始方式进行传播。这就大大降低了他活动的效率，也为"基地"组织逐步衰退、被伊斯兰国取代埋下了伏笔。

后来崛起的伊斯兰国弃用电视，主打网络。在这段时期，移动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新媒体、个人媒体、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电视逐步凋落。

伊斯兰国比前辈厉害之处在于，通过移动IP、虚拟IP等技术，他们的互联网活动不怕被跟踪。而且，如今伊斯兰国可以凭借技术攻击美国官方网站，直接破解布莱尔的邮箱，把上千个重要人物的信息公之于众，还通过互联网进行煽动、招募、筹资。这些都是"基地"组织做不到的。

由于互联网信息方式的改变，传播的东西也不一样了。像伊斯兰国的电子杂志，用非常时尚的东西包装恐怖主义内容，迎合了今天的年轻人。它还对受众进行了细分，对脸书、推特的用户做调研，在传播材料中使用多种语言，这些也是"基地"组织做不到的。

我们现在所有的反恐的东西，它全部可以掌握，导致双方陷入了对峙或者胶着的状态。它现在通过电子通信系统试图冲击大的要害部门，比如说核电站、铁路系统、机场航线控制系统、银行系统；通过扰乱影响公共和国家安全的大型设施，来制造经济、社会、安全方面的恐慌。这也是"基地"组织做不到的，也是新的通信方式和互联网带来的麻烦。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不一样了。这代人来自100多个国家，不是前面说的十几个国家，而且还有许多来自西方，受的都是欧美的教育，甚至很多是工科出身，懂技术，是专家。互联网时代，恐怖主义势力非常强大，这也是导致越反越恐的一个客观技术条件。

此外，从反恐的角度看，这个时代我们的报道被大量的恐袭、反恐的新闻所充斥，客观上会不会助纣为虐？不断地报道恐怖主义与反恐，使得恐怖主义成为了新常态，由此传播了恐慌情绪，对投资、旅行、贸易、货物运输、安全等，都造成了一系列打击。”

苏海勒·汗

美国全球接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恐怖主义势力正在上升，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在利用媒体进行传播和招募，反恐也需要从媒体的角度来进行。这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媒体在反恐过程中的作用。

这些合作伙伴包括教师、家长、宗教领袖和社区领袖，以及媒体。以前媒体指的是期刊、电视、广播和报纸，但今天它还包括推特、社交媒体、YouTube等。

在美国，我们经常将媒体称为第四项权力，媒体对普通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一个人只要有了手机，就成为了媒体的一部分。与前几年相比，每位公民都有了更大的力量。实际上，阿拉伯 之春的发展，正是由于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来进行协调和组织，反对政府滥用职权，进而推动了社会变革。

恐怖分子也意识到了社交媒体的力量，他们也在利用社交媒体传播信息，将杀戮的场面放到媒体上，同时还传播一些激进的、极端的思想。我们还发现他们在西方招募所谓的"独狼恐怖分子"。恐怖分子非常有效地运用了媒体来鼓动个人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如果说媒体既能够发挥正面的作用，也能够发挥负面的作用，那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一问题？

以美国为例，传统媒体应该宣传穆斯林群体和其他美国人友好相处的典型事例，应该强调他们的重大贡献。媒体不应该做什么？首先，不应该把穆斯林群体妖魔化，不应该将少数极端分子当作整个穆斯林群体的代表。此外，不应该传播伊拉克监狱里虐待囚犯的照片，这会被恐怖主义所利用。

同时，不是仅有媒体负有责任。美国的穆斯林群体尤其应该反对社会对他们的一些错误印象，同时也要反对暴力的极端主义分子。比如说美国的穆斯林应该在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介绍和宣传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以及对于国家的捍卫。

公众应当了解美国穆斯林也在和恐怖主义做斗争，也应当向美国穆斯林群体强调，他们可以而且将继续成为美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充分地融入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保护自己的祖国。”

杰夫·戴维斯

美国肯塔基州前众议员

“在军队和商界的经历使我明白了真诚的领导力能够起到典范作用。真诚能够跨越文化的差异，能够克服很多困难。

我要跟成千上万的人交流，有时候是正式会见，有时候是非正式会见，要向他们解释我们所在地区与更大经济框架及世界有怎样的联结。现在我们所居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美国的穆斯林民众人数越来越多。在我所居住的地区就有很多新的清真寺。这是一个有用的例子。

在9·11之后，美国许多民众对伊斯兰教不理解，因而当一群当地穆斯林想购买土地盖清真寺时，政府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否决了他们第一次的要求。

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历史上许多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也有发生。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强调美国是一个没有国教的国家，人民享有集会自由、言论自由，不需要恐惧，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身为代表74万3千公民的众议员，我必须以身作则。我经常上一档有30万听众的当地电台晨间节目。

电台主持人问我对于当地穆斯林建清真寺的争议有何看法。我回答他们，首先，作为国会议员，我发誓必须遵守并维护美国宪法。根据宪法，宗教自由是赋予美国国民的权利。所以，从这个基础来说，他们有权利来建造新的清真寺。

其次，我不以国会议员的身份，而是以基督徒、耶稣追随者的身份来回答你的问题：基于上帝所说的话，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就像上帝爱我们。我应该爱我的兄弟。如果我享有一条法律的权益，也应该允许别人享有相同的权益，这也是基督教的精神。

整体来说，我应用了领导力、治理的正面原则、法治甚至是我自己的信仰来解决这有可能成为更大问题的事情。这也可以被多方应用在反恐及反暴力极端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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