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现代性的观念体系中，仍然存在着东西方价值观与世界观的二元对立。直面相邻国家的信仰体系和民族性格之间的关系，能减少东西方文化和信仰交流的束缚和偏见。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宗教影响研究是俄罗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外传宗教与本土多神教的结合影响着民族的宗教信仰。

　　一 俄罗斯宗教信仰现状分析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历史久远的民族，就目前而言，俄罗斯存在着主要的三种基本宗教信仰体系，分别是东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

　　俄罗斯是一个拥有140多个民族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族制度的国家。因为俄罗斯疆界较广，所以其民族涉及到包含了鞑靼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少数民族在内的跨界民族、离散种族、境外俄罗斯人、境外同胞和境外俄罗斯人等众多民族。在俄罗斯境内众多的教派中，东正教是对俄罗斯民族信仰产生影响较大的宗教。在基督教的三个主要分支中，东正教教徒人数最多。除东正教之外，俄罗斯境内人数较多的是伊斯兰教徒。佛教是俄罗斯的第三大宗教，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藏传佛教徒。从《三海行记》掀起伊斯兰世界的面纱开始，伊斯兰因素在俄罗斯文豪的作品中不断涌现。普希金的《模仿古兰经》、索洛维约夫的《穆罕默德：其生平和宗教学说》、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都与伊斯兰文化息息相关。佛教是俄罗斯的第三大宗教，其中人数最多的是藏传佛教徒。从文学中可以看到佛教融入俄罗斯的印记，如维·佩列文的小说《夏伯阳与虚空》。

　　2 俄罗斯民族文学中的宗教信仰分析

　　了解俄国人的灵魂的人，都称俄国人为“上帝的使者”或者上帝的追求者。可见，宗教对于俄罗斯的重要影响。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现实的反映，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着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同时也体现了宗教信仰。

　　在当今俄罗斯的诸多宗教派别中，东正教不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是俄罗斯的第一大宗教。东正教精神也作为一种稳定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通过受到极高评价的俄罗斯文学得到体现。

　　19世纪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时代，俄罗斯拥有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等一批天才作家，他们的创作也深受东正教的影响。其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强烈的东正教思想。安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女生，在她还是个少女的时候，由她的姑妈做主，她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大官卡列宁。卡列宁和安娜的性格完全相反，他冷漠、自私、思想僵化。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安娜和他维持了八年的婚姻。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巨变，安娜勇敢起来，发出了“我要爱情，我要生活”的呼声，为争取自己的自由行动起来。安娜要求离婚的行为无疑违反了当时的宗教教义。东正教的教义认为，婚姻是神圣的，是上帝的旨意，婚姻双方不能离婚。显然，安娜的抗争是悲剧性的。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中也体现了自己对于东正教的看法，他坚信宗教的学说，却反对传统的宗教，坚持用自己的理性来检验宗教，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以宣扬善于爱，道德的自我完善以及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在《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书中，托尔斯泰也将自己的宗教观念融入进去。

　　伊斯兰教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宗教，在俄罗斯民族文学中，带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文学作品数量和质量也不容小觑。商人费多特·科托夫的《波斯王国旅行记》、旅行家瓦西·莫南的《瓦西·莫南回忆录》、叶戈尔·迈恩多夫的《从奥伦堡到布哈拉》等。在俄罗斯历史上，俄国许多大文豪笔下的作品也深受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

　　普希金被俄罗斯人喻为“俄国诗歌的太阳”，他的许多作品都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巴赫奇萨赖的泪泉》。这首诗中写道

 

　　他在王宫幽僻的一角

　　建起一座大理石喷泉，

　　纪念命运悲惨的玛利亚。

　　在喷泉上竖起一座十字架，

　　把伊斯兰教的新月庇护。

　　在那个地方，这古代的故事在年轻的姑娘中流传。

　　她们都为这凄凉的纪念物

　　取了个名字，称它为泪泉。

　　这首诗虽然纪念的是可歌可泣的爱情，但伊斯兰教的思想也深深地渗透在这首诗中。普希金在南方流亡的岁月中，不仅接触到了很多俄罗斯的穆斯林，还慢慢地理解了他们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普希金用他的文采，歌颂穆斯林山民的性情，歌颂他们的勇敢和强悍。

　　说到俄罗斯民族文学中的伊斯兰教，我们不得不提到俄罗斯的“文坛盟主、诗人魁首”果戈里，他也有十分浓郁的伊斯兰情结，1835年他在圣彼得堡写作并出版了《果戈里文集·阿拉伯卷》的单行本，在书中，他盛赞被三大块陆地围绕着的蓝色地中海，讴歌尼罗河哺育出的古埃及文明，赞扬金字塔的庄严宏伟和木乃伊的神奇与神秘。

　　（3） 俄罗斯民族文学中的佛教

　　佛教是俄罗斯的第三大宗教。佛教对于文学产生的影响或许不如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大，但是也实在值得我们关注。如佩列文的长篇小说《夏伯阳与虚空》就很好地体现出佛教对于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影响。

　　《夏伯阳与虚空》中写道：

　　“我明白了一件事，”我说。自由只有一种，“那就是你从理性所建立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这种自由叫‘我不知道’。您完全正确。您知道，有这样一种说法——‘思想一经言说就会出错’。”这一段话可以说是佩列文对《金刚经》中“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的解释，虽然佩列文对于禅宗的理解还过于简单化，对于东方思想的评论也有很多误区，但是佩列文作品中的佛教思想却无比鲜明。他在上面那段文字中写出了语言的局限性，认为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但同时，禅宗又必须利用语言引导弟子到达智慧的彼岸。

　　另外，布宁的短篇小说《奇兵少尉叶拉金案件》中也渗透出许多佛教的思想。布宁笔下的主人公玛丽娅酷爱东方女人的装束，东方的神秘主义深刻地影响着她。她还酷爱摘抄一些哲理句子：“人只能理解那些置他们于死地的痛苦；人是否知道那些他所想要的？是否相信他所想的？”通过玛丽娅摘抄的这些句子，我们可以看到她已经看透了世间的空虚和狡诈，也懂得世间没有任何人是真正理解她的。虽然在文中没有明显的佛教用语，但小说显然是受了佛教影响的。

　　宗教的主要元素包括情感、意识、经验、行为、组织等。这些宗教元素深深影响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宗教性主要表现在俄罗斯民族的宗教观念及信仰中，直接体现了东正教的相关教义和观念，东正教构筑了俄罗斯民族对整个世界的观念和对自身民族角色及性格的定位。

　　1997年，俄罗斯杜马通过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强调“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俄罗斯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自公元1988年，东正教由弗拉基米尔大公带入俄国之后，推动了俄国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传统文化等的深度演变，东正教已经融入了俄罗斯民族的血液里。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白银时代作家笔下的耶稣基督形象，《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对苦难与救赎观念的阐释，《切尔卡什》、《贼》对小偷的怜悯等文学内容中可以看到，东正教在俄罗斯民族的宗教信仰中，为俄罗斯民族塑造了一套完整的行为模式和信仰体系。这套行为规范体系就是从上帝到基督、从基督到圣徒的信仰行为规范，这些宗教中的形象深入到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人格深处，同时将东正教中的博爱、忍耐和宽恕等良好的教义深深根植于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体系之中。这种规范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在《俄罗斯民族》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俄罗斯民族拥有善良、舍己、忍耐、禁欲及虔诚等良好的精神特点。”但是，也正是东正教教义指引人们改变对苦难的态度，使俄罗斯民族自身的性格特点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改变，因而，苦难在俄罗斯民族的意识中更多是宗教的意义而并非是现实的意义。苦难一旦在宗教方面获得了意义，说明贫穷及苦难并不是在现实中必须进行的选择，而是精神上的需要，是接近上帝以实现自我救赎的机缘。例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就希望通过身体的苦难来缓解内心的罪感。正是这样，俄罗斯民族所面对的苦难在东正教那里找到了精神慰藉，忍耐力极强和顺从的民族性格就在这样的宗教理念中逐渐成为了可能。

　　俄罗斯东正教的矛盾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矛盾性格的“两面”。所以俄罗斯文学中的人物表现出骁勇善战与多愁善感、个人英雄与集体主义、隐忍不发与强势爆发等特别的性格特征。比如《伊戈尔远征记》中的伊戈尔非常勇敢，是民族英雄，但同时他自以为是，给自己所处的群体造成了惨痛的损失。东正教的矛盾性可以从蒙古统治时期找到端倪。《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卡尔卡之战纪实》、《拔都入侵纪实》、《涅瓦王亚历山大纪实》和《顿河彼岸之战》等便是写那段历史的文学作品。在蒙古统治之前，俄罗斯由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组成，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联系体系。自然条件导致俄罗斯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但是在蒙古统治之后的俄罗斯，分散在各地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他们之间的频繁往来和交往加强了各民族之间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碰撞和相容，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蒙古统治的历史造就了统一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俄罗斯宗教信仰的融合。蒙古信奉原始多神，与东正教并不矛盾，对当时俄罗斯的宗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因此，东正教的延续并未因蒙古统治而受到影响。但是，金帐汗国的政治利益和俄罗斯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身独立的精神诉求让东正教没有统一的思路方向。在这个时期，东正教处于矛盾之中，其地位十分独特而奥妙，在思想意识和政策上都表现出鲜明的两重性。此外，彼得一世时期，政府为了加强皇权，对宗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沙皇成为东正教的“最高牧首”。东正教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既代表宗教思想，又代表国家意志，也表现出一定的两重性。

 

      东正教神秘性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神秘性在实质上是相通的。东正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未走向理性主义，而是和原始多神教融合，认为人和上帝是可以沟通的，形成了神秘主义。正如《少年》中的马卡尔，普通民众对上帝无条件的信仰。此外，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救世情结就是东正教救赎的相关宗教价值观念；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集体主义就是东正教“在爱的基础上的自由与统一”的聚合性；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极端性与东正教只有天堂和地狱，没有过渡阶段相契合。不管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哪一个维度进行分析，这种“同源共生”的显性或者隐性的类似“神话驱动力”的因素都表现在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

 

　
　　[1] 列夫·托尔斯泰，草婴译：《安娜·卡列尼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2] 佩列文，郑体武译：《夏伯阳与虚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3] 张海燕：《俄语中圣经成语的语义演变及其特征》，《中国俄语教学》，2004年第4期。

　　[4] 愁小关：《民族精神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张树占：《跨国民族理论问题》，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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