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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壮大的原因
发布时间: 2017/3/2日    【字体:
作者:Russell Kirk
关键词:  基督教 罗马帝国  
 
 
保罗书信很有力量,人们总是想要长篇大论地加以引用,不想像本文这样对它们进行枯燥无味的概述。无论保罗走到哪里,“天国的聚集地”(colonies of heaven)--也即规模不大的教会--便会在那里兴起。保罗死于刀剑之下,因此让基督教信仰发扬光大,几乎就像耶稣死于十字架的果效一样。尽管有罗马当局的威胁,有些富人和权势者也开始拿起了十字架。很快,成千上万的士兵接受洗礼。
 
真心拥抱基督教的教导就意味着在基督里重生的人必须在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做出道德选择。道德上的抉择没有回头路:无论好坏,它都会永远长存。可是,热心的基督徒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重担,因为他们相信圣灵会引导他们,而且爱的律法足够他们用的。几百年来,对于那些拒绝口头上尊奉罗马帝国国家偶像的人,这一抉择可能就意味着死亡。尽管死亡采取的是最为恐怖的形式,有些基督徒殉道士却勇敢无畏甚至欢天喜地地面对它:这是他们以鲜血为基督作见证的机会。在保罗被囚耶路撒冷即将结束之际,审讯保罗的亚基帕对他说:“你几乎快说服我成为基督徒了”(译注:此段经文取自《使徒行传》第26章28节。)对基督徒的迫害从尼禄时代一直延续到戴克里先时代,信徒们的英勇行为让许多外邦人转而信仰基督教,因为仅靠言辞是无法触动这些人的。
 
教会因此而兴旺发达起来--在受迫害时转移到城市的地下坟墓,随后则无所畏忌地浮出水面。虽然当时的战争颇为激烈,而且其它的社会建制已退化,基督教的教导和见证逐渐对公共秩序产生影响。物质性慈善活动的兴旺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由此带来的改教者对教会的物质性福利的兴趣超过对罪得赦免的兴趣:很久以后,这类改教者在中国被称为“吃教者”。不过,殉道者仍不鲜见。公元404年,角斗士在竞技场的角斗活动被永久终结了,当时一位僧侣为阻止对他人的杀戮而在角斗场倒地就义。*圣灵已开始转变社会。
【*这位殉道者生活于洪诺留(Honorius)皇帝统治时期,是一位亚洲的僧侣,名叫特里马库斯(Telemachus)。据说他是被罗马的观众用石头砸死的,因为他打断了角斗士的厮杀,让那些观众非常恼火。几年前,在外邦人祭坛上用牲畜献祭的做法已被禁止。】
 
当时,罗马帝国境内外的几百万人接受洗礼,其中有些人主要是被耶稣为拯救人类而献身的故事所感动。不过,这一新信仰最吸引人的地方似乎在于永生的应许。在公元后最初的几百年时间内,密特拉教是基督教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神秘的教义许诺新入教者可以长生不死;在罗马帝国时期发展壮大的其它几个东方宗教也是如此。对有些人来说,有关死后生命的想法让人感到惊恐或者就是不可能的梦境:伊壁鸠鲁主义者拒斥它,犹太人中的撒都该教派也是如此。可是,随着古典时代社会秩序活力的下降,人们对长生不死的渴望与日俱增。
 
在罗马兵团逮捕(或者毋宁说,拯救)了保罗后,当犹太公会审讯他时,他承认自己相信死人有复活的希望。撒都该人否认有这种希望。“于是大大地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译注:此段经文取自《使徒行传》第23章9节。)法利赛人相信上帝最后的审判,也相信所有人(包括义人和不义之人)在此后的复活;这一信仰成了基督教教导中最有力量的应许。
 
保罗和他之前的一些人曾看到基督从死里复活。由于他已复活,所有对他有信心并跟随他的人也都可能复活。外邦人的神秘教义无法诉诸于已从死里复活的从上帝降卑而来的肉身的权威;已经窥见到永生之可能的古典时代的那些哲学家们也同样不能。多萝西 克鲁克(Dorothea Krook)评论说:“逻各斯--那神圣的律法之道(Word of Law),也即是爱--呈现在耶稣的肉身之上;真理和良善在逻辑上的无穷可能性被具象化,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上被纳入某个人的灵魂和肉体之中,因此成为所有人救恩的路径。这种对神圣本性的私密性、个人性分享经验是柏拉图完全不了解的。柏拉图可以想象良善的形式(Form of the Good)在尊贵和力量上超越了纯粹的存在,却无法将之设想成肉体化身。”2
 
柏拉图主义无法提供的东西由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人们应该遵循的一种道成肉身的生存模式以及一种分享永恒生命的模式。正如耶稣已经复活,所有对他忠心之人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也会在灵里复活;他们将获得生命的冠冕,拥有新的属灵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写道:“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获得基督里的永恒生命:“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译注:此段经文取自《哥林多前书》第15章52节。)
 
哲学家们隐约猜测和渴望的东西成了基督教的一项信心满满的教义。因此,弃绝世界、肉体和魔鬼的大多数人最终都加入基督教会,寻求战胜死亡之道。
 
在公元三世纪末,基督徒在罗马帝国还是少数,外邦公民的数量远远多于基督徒的人数。不过,他们已成为有力量和凝聚力的少数,有人占据政府的高位。戴克里先在其统治末期命令系统性地打压基督徒,也许是因为他听闻风声,宫廷的某些信奉基督教的官员正图谋攫取帝国权力。这场严酷的逼迫运动失败了;它是帝国当局压制基督教的最后一次恐怖尝试。君士坦丁大帝在戴克里先弃位后夺取权力,看到基督教可以成为他将帝国团结在一起的工具:既然他们无法被摧毁,他们就必须被加以利用。
 
君士坦丁宣称自己是基督教的保护者,发布两项宽容诏令保护基督徒;不久,他又赋予基督徒各项豁免权、特权和权力。尽管从未受洗,他说起话来却像主教。325年,他主持了一个教会人士的会议--尼西亚会议;此次大会的目的是制定一套为所有基督徒通用的信条--尼西亚信经。这个信经以及略微更短的使徒信经今天还在被大多数基督教会采用。
 
君士坦丁是“一个伟大的坏人”(这是埃德蒙 伯克形容奥利弗 克伦威尔的用词)。他狡猾、没有原则且冷酷无情,摧毁了所有挑战他的对手,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家人,这让他感到不安。在战胜了大多数对手后,君士坦丁写信给老态龙钟的戴克里先,极尽威胁之能事,后者当时在萨罗那(Salona)附近的宫殿,无所事事。君士坦丁的意思是,退位的皇帝一定要死去。戴克里写疲惫已极,无力再战,便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元老院宣布这位已死的统治者为神--他是最后一位受此殊荣的皇帝。不久之后,君士坦丁的同伙将戴克里先的寡妻和女儿斩首。
 
君士坦丁一家人所获得的一切(包括罗马帝国的存续)都要归因于戴克里先。上述不必要的严苛和忘恩负义之举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惯常做法。他渴望获得全部的权力;他实现了心中的愿望。有形的基督教会不可能再有比他更不般配的保护者。自此以后,在罗马帝国存续的日子里,教会和国家事务就深度纠缠在一起;在东方,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新的都城,以不断变化的形式比西罗马帝国多存续了一千多年。
 
在罗马帝国的实际权力从台伯河上的永恒之城转移到君士坦丁之际,基督教作为国教取代了罗马原有的国家崇拜。380年,狄奧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他是最后一位同时统治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敕令整个帝国的所有公民必须信奉普世一统的基督教(Catholic Christianity)。正因为这样,罗马的基督教主教们逐渐享有相对于国家主导权的某种独立性。“拉丁”教会的相对自由源自上述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不过,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参加会议的主教们不敢有丝毫违逆君士坦丁之举。对基督教教义来说,幸运的是,君士坦丁对信经并不真的感兴趣,他的干预只是为了迫使人们达成某种共识。
 
基督徒在哪些教义上应该有一致的立场?尼西亚会议达成的尼西亚信经这么写道:“我等信独一之神,即全能之圣父,创造一切有形无形之万物之主。我等信独一之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之圣子,是圣父在万世之先所生,是从神所出之神,从光所出之光,从真神所出之真神,是生非造,是与圣父同体,万物皆藉圣子而造;圣子为要拯救我等世人,从天降临,成为人身,受苦,第三日复活,升天,将来复必降临,审判生人死人。我等信圣灵。不过,有些人说‘在他以先’、‘他出生之前不存在’和‘他是从无中被造者’,或者假装上帝圣子是另一个存在或实体或者是被造物或者可以改变或变化;普世教会应革除这些人的教籍。”(译注:此段以圣公会版本为基础,按照英文原文做了修订。)
 
其它信经出现得更早,以后还有更多的信经涌现。*不过,在基督教战胜罗马异教之时,尼西亚信经起到的作用是确定了普世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正如保罗 摩尔(Paul Elmer More)所言,这个尼西亚信经是教会的宪章,“它直白清楚地陈明一个无可逃避的事实,所有基督徒都当被要求认可这一事实;可以说,它就像军队里的团结誓言,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修饰,目的是要人们消极地防御信仰的最后堡垒,免遭异端邪说任何可能的颠覆或者不信对信仰的稀释。”3
 
【*现在通常所谓的尼西亚信经与上面所列的文本并不一致。今天普遍采纳的“尼西亚”信经似乎是耶路撒冷教会洗礼的标志,加上了尼西亚所采纳之信经的内容,而且这些加进来的内容于381年被提交给君士坦丁堡会议。参见Arthur Cushman McGiffert,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New York: Scribners, 1932), Vol. I, pp. 262-63, 272-74。】
 
尼西亚信经确认上帝只有一位,却有三个位格:父、子和圣灵。它宣称耶稣基督是神,而非任何其它存在;他受苦是为人类赎罪;他将会审判死人活人。上述对基督神性的认信并没有告诉基督徒如何在垂死的社会秩序中生存,也没有触及基督徒注定要面对的巨大的道德和形而上难题。承担这些重任的是教会的教父们,他们在教会存在的最初几百年是基督教教义的强有力的增补者和护教家。
 
这些教父的写作日期在在君士坦丁和狄奧多西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之后,其中对文明秩序影响最大的学者是非洲地区的希波(Hippo)主教奥古斯丁。在罪恶充盈的世界,人可能成为上帝的乌托邦吗?奥古斯丁受过古典哲学和文学的训练,继承了旧有的罗马文化,将拿撒勒木匠和大数织帐篷者的教导应用于新的时代。
 
译者:张大军
(说明:本文是Russell Kirk所著《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第五章第二节后半部分,本章原名为:基督教的过人之处。)
转自大国US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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