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各界人士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于抗战的关切和支持，上海基督教会和信徒也在爱国主义和基督教博爱精神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战时服务，设立难民收容所，发表告基督徒宣言，成为艰难时期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基督教会成立了上海基督教战区难民救济会，进行募捐、救护、收容和卫生等服务，并呼吁上海基督教界人士捐出空余房屋或财产，当时共收容难民1万多人。在收容所内，该救济会还设立各级学校及医室病房，给妇女、成人及学龄儿童授课，以提高难民文化水平。

 

　　同时，上海基督教会成立了基督教非常时期服务委员会，鼓励全市教堂腾出空屋，共设立了10个难民收容所，帮助那些在虹口和闸北两区被日军炸毁房屋的难民渡过难关。

 

　　而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部分教会、学校和医院受到影响，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尽管被迫暂停日常会务，却没有因此受挫，而是积极投入到建立收容所、救护难民的工作中。

 

　　当时，上海闸北等地战区难胞纷纷逃入租界，而旅店、平民寓所及大厦多已客满，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立即将四川路会所和刚建成的八仙桥会所同时开放，收容难民，并商借在白利南路（今长宁路）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房屋另设一难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和许多会友积极参加难民服务工作。四川路会所正式开放后，附近难民争相入住，前后陆续收容难民2000余人。

 

 

　　日军的暴行有目共睹，当时在上海的各基督教团体纷纷发言，谴责日军暴行，呼吁基督徒参与抗日。总部设于上海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与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先后发表《为上海事变敬告全国教会书》、《为当前国难告同胞书》，号召广大教会及信徒为国祈祷，团结抗日。

 

　　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的英美传教士共105人，联名发表宣言，谴责日军肆意毁坏数十万华人房舍及日本海陆军士兵无端杀害平民等事，并请基督徒与全世界民众一同斥责此种野蛮战争。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12月20日，上海基督教人士及青年会、女青年会董事，以及干事刘湛恩等28人联名发表《上海各界基督徒对时局宣言》，指出“我们爱和平，但我们更爱公道；我们不想作无谓的牺牲，但我们也不惜为真理与正义而流血，我们决定尽我们的力量，去作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的后盾”，表达了对救亡运动的呼应和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支持。1936年6月，信仰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到青年会演讲，他大声疾呼：“亲爱的姊妹兄弟们，飞机大炮虽然厉害，但只要我们勇于牺牲，团结一致，定得最后的胜利。”

 

唱抗日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承载了太厚重的历史记忆。著名基督徒爱国人士刘良模在抗战爆发后，除了撰写文章，还广泛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积极宣传抗战。

 

　　刘良模于1934年冬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发起成立了第一个民众歌咏会，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当1935年2月，民众歌咏会正式成立时，会员已达到300余人。同年5月，《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被制成唱片，开始发行，立即成为歌咏会传唱的重要歌曲。1936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4周年纪念日当天，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和歌咏团成员在成立大会上领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刘良模负责的军人服务部第十支部走遍了天津、广西、湖南、浙江等地，广泛教唱抗日歌曲，这招致了敌人的仇恨。1940年夏，刘良模、陈维姜夫妇被迫离开祖国，前往美国。在美国，刘良模一边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社会学，一边进行国民外交，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尤其是抗日歌咏活动。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在何香凝主持的爱国妇女会领导下，上海女青年会联合有关团体举办难民收容所，组织救护队，为前线抗战人员缝制丝棉背心数千件，支援十九路军抗日。1933年，为慰劳华北抗日军队，女青年会组织华光团团员，缝制棉背心1400余件支援前线。

 

　　1939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动捐寒衣及捐款活动，由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转交八路军和新四军。入冬后，各地女信徒还踊跃缝制棉背心和鞋袜，送往前线。

 

上海基督教界在抗战时期所作的贡献远不止这些。当我们纪念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回顾曾经的艰难与胜利后的荣耀时，会更加珍视和平，而包括基督徒在内的各界人士的牺牲和付出，也一定会被历史铭记。

 

转自宗教民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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