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兰国”肆虐、欧美反恐形势风声鹤唳之际，新一季的美剧《国土安全》看上去更像一部纪录片而非故事片。主人公凯莉继续游离于情报圈之外，回到美国从事公益律师行业，却身不由己地卷入恐怖袭击阴谋。她的一位当事人塞古，尼日利亚后裔少年，因为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激烈批评美国内外政策的视频，而被检方盯上，险些面临高达15年的牢狱之灾。

 

虽然塞古得益于凯莉的非常规手段而脱罪，最终却不能幸免于难，沦为一场阴谋的受害者，但从法律角度来看，塞古的行为体现了言论自由和公共安全的冲突，特别是在一个开放社会中，当安全问题成为压倒性的焦虑所在，而当事人又用一种冒犯性的方式行使言论自由的时候，这种冲突的尖锐性尤为明显。

 

无独有偶，类似问题近日也在法国被提出。为了遏止激进化趋势，尤其是制止圣战宣传、吓阻通过网络接触圣战团体的网民，法国议会于2016年6月增修刑法条文，将“经常访问”极端主义网站的行为入罪，并处以两年有期徒刑和三万欧元罚金。

 

在一次次延长“紧急状态”的慑人气氛下，这项原本具有争议的法律增修最终在议会通过，然而在却在法国违宪审查机构——宪法委员会（Conseil constitutionnel）碰了壁。由于在具体案件中受到当事人、律师和人权团体质疑，并触发“合宪性优先问题”程序，2月10日，宪法委员会宣布，单纯“经常访问”极端主义网站入罪，属于违宪行为，予以撤销。

 

从“查理周刊”血案到尼斯国庆卡车冲撞，两年三场重大恐袭，再加上零星攻击和不时披露出来的未遂图谋，法国俨然已经成为全球性反恐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宪法委员会为什么要给“乱世用重典”踩下刹车？

 

 

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个程序问题，即为什么法国宪法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有发言权？

 

长久以来，违宪审查从主体角度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即美国式的普通法院、德国式的宪法法院、和法国式的宪法委员会。其中美国模式以1803年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为发端，被学界视为三权分立的典范之作。

 

相反，自1959年建制运行以来，法国宪法委员会长期被视为一个政治机构而非司法机构。它独立于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大系统之外，在功能上采取“事前审查”，而非美国式的“事后审查”。而且在建立之初形同虚设，直到1970年代后才开始逐渐有所作为。

 

具体而言，宪法委员会由9名常任成员组成，总统和议会两院议长各自指定三分之一，任期9年，不得连选连任。此外历任前总统也是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但事实上大多数前总统不参与审理工作，而且一直有动议要求废除这一规定）。在启动程序上，起初仅有总统、总理和两院议长有权提请合宪性审查；1974年之后，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者60名参议员联署，也可以提请违宪审查。

 

而在受案范围上，宪法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此前仅针对“事前审查”情形，即法案在议会两院通过之后、总统签署公布之前。换言之，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以及相关有权人士没有提请审查的法律，都不在视野之内。这就大大缩窄了合宪审查的适用范围。有统计称，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只有大约7%的法律经过宪法委员会的审查。正因如此，在美德法三种模式当中，宪法委员会一度被认为是最为束手束脚、功效也最小的模式。

 

然而，法国2008年的修宪和2009年的新组织法，对宪法委员会的职权进行了更新，尤其是引入了“合宪性优先问题”（Question prioritaire de constitutionnalité，QPC）程序，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式合宪审查的逻辑。

 

根据“合宪性优先问题”程序，法国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和其他专门法院的诉讼当事人，有权对案件适用法律的合宪性提出质疑，主审法官经过初步审查后，如果认为的确涉及本案裁判所涉及法律，且相关诉求“不缺乏严肃性”，则将该QPC诉求提交给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或者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后两者则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将QPC诉求提交给宪法委员会，而提交之后，则由后者在三个月内裁定相关法律是否合宪。一旦相关法律被宣布违宪，即被废止适用。

 

QPC程序的革新意义在于，一方面，虽然它没有像美国一样把司法审查权力直接交给普通法院，而且该程序在法院经历两道审查才能真正启动，但它毕竟把法国式违宪审查的启动权从政治人物手中解放出来，交付到具体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手中。从此违宪审查更多地成为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另一方面，QCP程序扭转了此前宪法委员会的单一模式，在保留既有的“事前审查”程序的同时，此前已经颁布施行的众多法律也成为“事后审查”的对象，真正涵盖了整个法律体系。从这两方面来说，QPC程序在法国语境中的革新意义，堪和“马布里诉麦迪逊”相对照。

 

 

就此案而言，事件起源于一名法国公民通过即时通讯工具Telegram访问极端圣战内容，而在昂热地区法庭被控，律师和人权团体认为相关法律条文有违宪之嫌，因此提请QPC之诉。

 

法国最高法院于2016年12月7日向宪法委员会移交QPC诉求，审查对象是此案的直接依据——法国刑法典第421-2-5-2条。这一条款规定：“经常访问（consulter habituellement）提供信息、图像或说明的在线公众通讯服务，而相关信息、图像或说明直接教唆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或为此种行为进行辩护......判处两年监禁及三万欧元罚款”。这一条文来自于议会于2016年6月3日通过的2016-731号单行法，后者旨在“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及其财源，并改进刑事诉讼程序的效率及保障”。

 

不难发现的是，相关条文采用了一个冗长而拗口的名称：“提供信息、图像或说明的在线公众通讯服务”，这主要出于法律惯常的周延性考虑，使得涵盖范围除网站之外，也延伸到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客户端等各种形式，甚至对于此前破获发现极端分子所利用的在线游戏平台，这一概念同样可以适用。

 

不过这一条款同时附加了一个显著的例外，即“当这种访问是出于以通知公众为目的的正常职业行为、事关科学研究、或者旨在提供司法上证据，而以善意进行”时，上述条款不适用。换言之，这项例外条款为记者、研究者和司法调查人员开了一个后门，以免“大水冲了龙王庙”，然而列举的三种例外情形都有特定指向，很难把普通网民涵盖进来。

 

宪法委员会把这一问题放在宪法所保障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交流”之下来处理，重申这一自由受到《人权宣言》保护，立法者在限制此项自由时，需要遵守“必要”（nécessaire）、“适当”（adapté）、“成比例”（proportionné）三项原则。这三项原则来自德国公法，如今已经成为欧陆违宪审查的基本要素。

 

就“必要”原则而言，宪法委员会提醒说，法国现行立法中已经有一套旨在防范恐怖主义行为的刑事制裁措施，例如第421-2-1条中参加旨在实施恐怖主义行动的团体、第421-2-4条中通过邀约、允诺、捐赠、威胁、施压等方式使人参加恐怖主义团体、第421-2-5条中直接煽动实施恐怖行为或为此种行为辩护，等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刑法上并非完全无视“经常访问”极端主义网站的行为。刑法第421-2-6条中规定了预备实施恐怖主活动的几种表现形式，其中就包括了“其他行为，例如经常访问一个或若干个直接煽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或为其辩护的在线公共通讯服务”。但是，这种行为必须是“预备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一部分，才被入罪。换言之，用刑法术语来说，“经常访问”作为性质相对较轻的行为，被“预备实施”这一性质相对较重的行为所吸收，不能独立构成罪证。

 

因此委员会认为，就必要性而言，即便不考虑本案中的争议法条，行政和司法部门也已经拥有多项权力，不但可以监控相关公共通讯服务，而且可以监控访问这些服务的个人，当这种访问行为伴随有其他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时（甚至赶在具体着手实施之前），可以将其逮捕并判罪。

 

而就“适当”和“比例”原则而言，宪法委员会指出，相关争议法条甚至不需要“经常访问在线公共通讯服务”的用户显露出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意向，也不要求有证据显示访问者“认同相关通讯服务所主张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对于普通网民来说，不管抱着什么动机去浏览，也不管他是否认同极端思想，仅仅是“经常访问”这一行为本身，就可能给他们带来两年的牢狱之灾。至于例外条款，委员会也指出，用来豁免责任的“善意”标准无法确切衡量，这就给浏览行为的合法性造成不确定因素。

 

综合上述因素，宪法委员会认为，有争议法条对行使通讯自由造成的侵害，不符合“必要、适当且合乎比例”的原则，因此宣布，刑法典第421-2-5-2条违宪，缺乏法律效力。这项裁定立即生效，并适用于所有未决案件。

 

 

近年来法国的反恐形势日趋严峻，其中最大问题之一是本国公民受到圣战组织影响而激进化，他们往往通过网络传播资料、互通声气，或是组织越境前往中东参加“圣战”，或是就地发动袭击。因此法国政界、法律界多次讨论将单纯性“经常访问极端网站”入罪的问题。早在2012年初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当时的萨科齐政府就试图将这一条款写入刑法，但未能如愿。此后每次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之后，如2015年的《查理周刊》血案和2016年的尼斯袭击，类似呼声都会再度高涨。

 

然而，司法界和法学界认为这一举措不仅有侵犯人权之嫌，而且在适用中由于界限不清会引发混乱。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承担着政府法律顾问的角色，它在此前的咨询意见中对相关立法也持保留态度。

 

从法理上说，这一法条背后的思路是“有罪推定”，即经常访问此类信息的行为即被推定为恶意，除非当事人能自证清白。而从条文的遣词造句来说，三种例外情形采用的是穷举方式而非例证，也就是说，仅有这三种情形被认为是“善意”的表现，这就大大缩窄了普通当事人的空间。一个显而易见的反例是，人道救援组织成员需要经常查看此类信息，以了解极端分子的动态，他们当然是出于“善意”行事，却不属于条文中列举的三类例外，因此被置于尴尬境地。

 

此外，如何定义“经常访问”并没有一定之规，是一天三次还是三天一次？抑或一月三次也算？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善意”不可捉摸一样，判断何谓“经常”完全落入检警方的自由裁量权之内，难以制止可能出现的滥权行为。

 

在此案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是，通常而言，在所有国家机构中，行政权是最热衷、同时也是最有条件扩张权力的分支，《国土安全》中的检察官不惜安排线人给嫌疑人栽赃就体现了这一点（美国检察官隶属于行政部门）。而此次法国将这段语焉不详的条文写入刑法典，主要推动力却来自议会。

 

自2012年以来，法国基本上每年通过一部强化反恐的法律，这已经激起了民权人士的不安。在某种意义上，“乱世用重典”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如前所述，中右阵营的共和党一直要求将“经常访问”极端网站的行为入罪，而执政的左派社会党政府本能地予以反对，因此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然而随着安全形势始终严峻，左派政府主导的“紧急状态”一再延长，相关法案最终得到一部分社会党议员的配合，获得了足够票数。这显示出，代议士和立法权虽然理论上是“公意”的代言人，却并非始终是公民权利的可靠保障，完全可能随着民意推动或政治考量而变卦。在涉及到具体个案时，司法机构（包括兼有政治-司法属性的宪法委员会）却能够更好地找准民权保障的要害所在。同样，此前发生在美国的“限穆令”被巡回法院法官叫停，也体现了司法权的重要意义。

 

 

宪法委员会拒绝“治乱世用重典”的裁定，终止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辩论。可以预期，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类似提议将暂时销声匿迹。然而，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这固然是人权保障的胜利，却是反恐斗争的一次挫败，因为从实用角度来说，相关条文的确对极端分子的宣传有明显的阻遏作用。毕竟，极端分子潜在的激进化进程，大都是从“经常访问”网络相关内容开始的。

 

或许应该说，这涉及到不同价值的衡量问题。从纯粹实用角度来看，极端恣意的“警察国家”或许可以在短期内最有效地保障安全，但从长期来看，对权利的越界戕害会造成反向后果。警察权力越是缺乏节制，越有可能培育潜在的敌人。尤其在法国这样一个失业高企、族群关系敏感、郊区问题突出的社会中，充满怨恨情绪的年轻群体很容易成为极端思想的温床。最近发生的黑人青年遭警察粗暴虐待导致重伤、引发大规模抗议，虽然和恐怖主义无关，但也再次敲响了警钟。

 

在安全和自由相互激荡的这片水域中，宪法委员会的裁定暂时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虽然“怯于亮剑”、“自废武功”，但放在权力分立和宪法信仰背景下，这一做法划出了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一道红线，免于在反恐重压之下，一步步沦为“警察国家”。这种价值冲突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而在安全与自由之间艰难地寻求平衡之时，一个可靠的司法体系、尤其是违宪审查制度，将更加显示出其重要性。

 

转自塞纳风云录微信

原标题：常看极端主义网站犯法吗？法国宪法委员会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