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杀人祭鬼等宗教异端事件时有发生，尤以我国南方情况最为严重。“湖南风俗，淫祀尤炽，多用人祭鬼，或村民裒钱买人以祭，或捉行路人以祭。”（陈淳《北溪字义》卷下）“湖外风俗，用人祭鬼，每以小儿妇女，生剔眼目，截取耳鼻，埋之陷阱，沃以沸汤，糜烂肌肤，靡所不至。”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二十一，将作监主簿孙祖寿奏：湖广这类杀人祭巫鬼的风气，甚至有向周边地区蔓延的趋势。（徐松《宋会要辑稿》）

 

杀人祭鬼，多出自南方，宋代大儒朱熹认为：“南人常食赢蚌，得人之肉，则用以祭神，复以其骨为酱而食之，今湖南、北有杀人祭鬼者，即其遗俗也。”但此说恐系臆测，不过宋代人确实将杀人祭鬼这种异端巫术称为“南法”（南宋洪迈《夷坚志》中称为“南法”）。“南法”是“害人极多”的异端巫术，而在当时人们看来，佛教、道教是有办法对付“南法”的。此种看法也被宋代官府认可，特别注意利用正统宗教来打击巫风。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北宋“朝廷有意经略溪洞”，中央王朝平定边区。两湖是宋代杀人祭鬼风气最盛之地，“溪洞”人多染此风。由于“蛮人多行南法”，恐惧当地巫术，因此朝廷请佛教高僧来随军帮忙。僧侣代表了正统教化的一部分，用来对付当地“蛮夷”的巫术之风。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军的对手，蛮夷的首领“元猛素事佛”，这说明佛教已经在“多行南法”的当地社会发生影响，佛教的化育作用已发生效果。也正是这个原因，朝廷才会派作为“经略大师”的高僧参与平定“蛮夷”。随军高僧后因“入洞之劳，得紫衣师号”。

 

儒家尚仁，对杀人祭鬼最为反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佛教、道教也反对杀生血食，淫祭害命，故在打击杀人祭鬼的异端活动中，儒、释、道三教站在政府一边。而杀人祭鬼的异端淫祀也将三教作为其死敌，荆湖巫风，亦遂谓杀秀才、僧侣、道士祭祀最佳。洪迈《夷坚志》：“杀人祭祀之奸，湖北最盛，其鬼名曰稜睁神。得官员士秀，谓之聪明人，一可当三；师僧道士，谓之修行人，一可当二；此外妇人及小儿，则一而已。”又彭乘《墨客挥犀》卷二：“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杀人以祭之。凡得儒生为上祀，僧为次，余人为下。”由此可见，荆湖巫风与儒、释、道三教在宋代已成对立之势。《夷坚志》多处记载，佛教《大悲咒》可以让人躲过杀人祭鬼之劫，甚至儒生也诵佛咒而免死，真可谓是三教“同仇敌忾”对付异端邪教之表现。

 

 

宋代官府对杀人祭鬼宗教异端案件一直是严厉打击的，从最高统治者到地方各界官员，多次严令禁绝杀人祭鬼等邪教行为。除了上文提到的，宋代官府利用儒、释、道三教的“教化”来打击异端外，其对付杀人祭鬼宗教异端案件的主要措施有：

 

（1）将打击杀人祭鬼案件纳入地方官考评，并鼓励民间检举。某地出现严重的宗教异端案件，要追究地方官的领导责任，严防渎职；对于督办宗教异端案件得力者，予以奖励。例如《宋会要辑稿》载，1151年，皇帝下旨，若地方官员一任之内，若能破获7宗以上杀人祭鬼等邪教案件，将予以“推赏”（即提拔重用），给予奖励；若失察，则要受到处分。同时悬赏民间对宗教异端案件的检举揭发。如1040年，皇帝下旨，如果有人举报民间饲养蛇虫等蛊惑毒药，杀人祭祀妖神，致人死亡，对于举报者立即给予“铜钱及大铁钱一百贯”。

 

（2）加强人口控制，严防人口拐卖，利用乡保连坐，防范杀人祭鬼等异端案件的发生。据《宋会要辑稿》：“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十一月初二，大礼赦勘会：民间多有杀人祭鬼及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甚伤风俗，可令逐路州军检举见行条法，令于县镇乡村晓谕，严行觉察，许人陈告。”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九月十四明堂赦：“访闻湖、广等处州县，杀人祭鬼及略赏人口，并贫乏下户往往生子不举，条法禁约非不严切，习以为常，人不知畏。可令守令检举见行条法，镂板于乡村、道店、关津、渡口晓谕，许诸色人告捉，依条施行。”宋代官府防止人口流失，是希望堵住杀人祭鬼现象的源头。

 

而实行乡保连坐，相互监督纠察，是防范杀人祭鬼等异端案件发生的另一重要措施。据范西堂《行下本路（两湖地区）禁约杀人祭鬼》：对于从事邪教活动之家，知县及其下属皂隶，乃至保甲首脑必须严加防范，注册登记，对于四处掠取活人祭祀的行为，一经发现，必须严查。保甲邻里要互相监督检举，允许任何人举报邪教行为，若举办属实，“赏钱三千贯”，对于罪犯要“凌迟处斩”，家产充公。若地方官玩忽职守，乃至纵容，从知县到其下属皂隶、保甲首脑都要受到严厉处分。（《名公书判清明集》）防范邪教犯罪，官、吏、民各个环节相互监督纠察，各有责任，其制度设计应该说是比较严密的。

 

（3）打击淫祀淫祠以及巫术从业者，力图对杀人祭鬼宗教异端活动釜底抽薪。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二十一，作监主簿孙祖寿为杜绝邪教犯罪上奏皇帝。孙祖寿的奏折除了强调已经说过的“明示赏罚，增入考课”、“乡保连坐，浩诫禁止”两种措施外，也希望彻底断绝淫祀、淫祠，从根本上杜绝“愚民无知，至于杀人以祭巫鬼，笃信不疑”等情况的发生。对淫祀淫祠的打击，自然要将涉案的师巫一并惩处。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有官员上奏，民间巫师每年向地方官员纳税，地方官贪图小利，对民间巫术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乃至于巫师向民众夸口“岁有输于公，自谓有籍于官”，自抬身价，乃至更多人陷入迷信，“遂至用人以祭，每遇闰月，此风尤炽”。因此朝廷下旨，“先严官吏纳收师巫钱之禁，然后取其为巫者，并勒令易业”，拒不停业的巫师“与传习妖教同科”。不久，巫师在民间的影响力下降，社会风气得以扭转，邪教犯罪“渐革”。

 

（4）宋代打击杀人祭鬼的力度相当大，甚至出现有人利用对宗教异端进行“严打”来诬告他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1037年，“澄州逃卒匿民家，佣以自给，一日，诬告民家事摩柁神，岁杀人十二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狱，久不决。”周必大《朝散大夫直秘阁陈公从古墓志铭》：1171年，“衡阳民有被诬以淫祠杀人者，更三赦不决，君奏释之，诏下而雨，教官作《平反堂记》纪其事。”这两件诬告案，可从反面证明涉及杀人祭鬼案件惩处之严，但也说明打击邪教犯罪亦须明辨是非，防止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两宋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地政府，都对杀人祭鬼宗教异端进行过严厉打击，但终宋之世，杀人祭鬼的案件仍屡禁不止，这与两宋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湖广、岭南许多“蛮夷”开始融入华夏文明，随着双方接触日深，许多“蛮夷”的原始巫术遗风逐为人知，以前早已存在的许多风俗，纳入到文人、地方官府的视野，因而得到重视和惊觉，文献中也大量予以记叙。

 

另一方面，“蛮夷”的“南法”也开始对汉族社会产生影响，使得“杀人祭鬼”宗教异端案件出现的地域不断扩大。宋代东南地区，荆湖南路、江南路、淮南路、两浙路都十分盛行。此外，荆湖北路的峡州、广南西路的邕州、广南东路的韶州也都有杀人祭鬼的记载。除了原始巫术人牲外，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人们的投机心理增强，希望通过血祭邪神（财神）而暴富，成为当时江南地区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现。

 

转自中国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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