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和美国宗教研究堪称美国研究的两大显学，有关论著可说是汗牛充栋,但结合此两大领域的研究却为数寥寥，通史性专著更是屈指可数，两大领域或更准确地说外交史学和宗教史学这两大史学传统实际上互相将对方边缘化，即外交史学通常不讨论宗教，而宗教史学则往往不研究外交和战争，结果此两大史学少有交集，甚至形同陌路。近年来美国外交史学的“文化转向”，以及美国宗教史学的国际化，似乎都未能促成两大学科的深入对话。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美国外交史学者利奥·P. 里布福（Leo P. Ribuffo）教授曾指出，在21世纪初，美国致力于研究宗教与美国外交的学者不会超过5位，而美国的“政治和外交史学者几乎一点也不知道像乔治·马斯登（GeorgeMarsden）和马克·诺尔（Mark Noll）这种重要的[宗教]学者”。此种“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上同样存在，据此本人曾戏称被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和地缘政治考量所深度渗透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

 

然而,随着20世纪下半期全球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复兴,以及由宗教驱动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的来袭,尤其是彻底打破长期以来隔离宗教与外交以及国际关系关联性的传统研究范式的“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际学界对宗教与外交和国际关系关联性研究，有关论著大量涌现。以宗教与美国外交史为例，这些年来除了不胜枚举的学术论文外,著作类的成果也有威廉·英博登（WilliamInboden）的《1945至1960年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遏制的灵魂》（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Policy,1945-1960: The Soul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8）；戴安娜·柯比（Dianne Kirby）主编的《宗教与冷战》（Religionand the Cold War,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3）；菲利普·E.穆伦贝克（Philip E. Muehlenbeck）主编的《宗教与冷战：一种全球的视角》（Religionand the Cold War:A GlobalPerspective,Nashiville: VanderbiltUniversity Press,2012）等，以及反映该领域主要研究成果的文献选编《宗教与美国外交：基本读本》（Dennis R. Hoover andDouglass M. Johnston, eds., Religion and Foreign Policy: Essential Readings，Waco, Texas：Baylor University Press，2012)。而《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一书的问世可说是为上述两大史学的整体性结合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填补了美国历史研究在该领域缺乏通史类专著这一少有的空白。

 

本书作者安德鲁·普雷斯顿（Andrew Preston）原籍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多伦多大学本科毕业后游学于美欧，先后在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加拿大、美国和瑞士的若干所院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为英国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的高级讲师，专门教授美国史和国际关系史课程。作为美国外交史学者，安德鲁·普雷斯顿另撰有《战争委员会：麦乔治·邦迪、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越南》（The War Council: McGeorge Bundy, the NSC, and Vietnam）（2006年版）和《尼克松与世界：1969-1977年美国对外关系》（Nixon in the World: U.S. Foreign Relations, 1969-1977）(2008年版)两本专著，以及和他人合编的著作《美国与世界：从美西战争到反恐战争的文献史》（America in the World: A History in Documents from the War with Spainto the War on Terror）。近期该作者又将出版专著《美国对外关系简论》（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和编著《信教的共和国：20世纪美国的宗教与政治》（Faithful Republic: Religionand Poli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United States），其写作计划还包括撰写一本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签约的关于美国历史上宗教安全理念的专著,是目前美国外交史领域最活跃的中生代学者之一。

 

本书作者在利用欧美诸多档案馆、总统图书馆、神学院校、宗派教会所藏大量档案和其他文献的基础上，以英文正文613页和全书832页的篇幅，对从17世纪初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到2009年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开罗演讲”的400多年以来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宗教因素作了全方位的系统考察。本书在2012年问世后，立即成为专业书评界的“宠儿”，被誉为在宗教与美国外交和战争研究领域集此前各种相关研究之大成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有评论甚至称其为关于美国历史的“全新宏大叙事”。《美国研究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第48卷第2期）为该书辟“圆桌讨论”专栏刊登了评论文章。2013年5月该书还获得了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奖。

 

如前人关于“美国是具有教会之魂的国度”的著名论断一样，本书作者想要说明的是，宗教对美国无所不在的影响也延伸到对外关系领域，并且“一直与美国外交和战争有着独特且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要充分说明宗教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或通过何种方式作用于美国对外关系，并究竟产生何种影响，这即使对具备美国外交和宗教两大史学训练和研究基础的学者而言，也绝非易事。

 

本书作者对宗教如何影响美国外交的解释，可归纳为某种“基因论”。与此前不少学者一样，本书作者亦把宗教称为“美国外交关系的良心”。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到宗教因素。这是因为：（1）他们是在宗教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宗教对他们个人有程度不一的重要性，这可被称之为“个人基因”；（2）宗教在美国极为普遍，而美国大众民主的性质意味着政治和外交精英不能与广大信教民众脱节或相悖而行，即他们可以不喜欢、不赞同、不倾听民意，但他们“就是不能忽视民意”。这可被称为“民主基因”；（3）在自然条件上受两大洋“保护”且无强邻的美国一直以来享有某种“免费的安全”，或者搭上当时作为海洋安全保护者英国的便车，这种在外交决策方面缺少安全威胁的局面和“选择的自由”，使“基于理念和价值观而非安全的其他因素”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并且使宗教在塑造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这可被称为“地缘基因”或“灵性地缘政治”。上述各种基因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充斥着道德主义色彩和宗教性语言，而宗教也就成为美国例外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基因论”对宗教作为影响美国外交的因素的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上述“基因”在美国历史进程中并非没有变异，尤其是归结到决策者个人的宗教背景就更具有差异性，因此“基因论”并未能真正建立宗教与美国政府具体外交决策的因果关系以及分析框架。本书作者承认，作为美国政治语言和决策机制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宗教在美国外交关系史上具有持续性的影响，但此种影响通常并不具有“决定性和形成性”。在书中的另一处作者还用以下的警句来提醒读者：“宗教能够形塑外交政策，但不能决定外交政策。”

 

在阐述宗教对美国对外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方面，本书作者如书名所示采用了“剑（矛）盾论”作为论述主线。所谓“灵魂之剑”指的是美国历史上以上帝之名所进行的战争、以保护所谓普世价值观和人权所推进的运动，以及充斥宗教语言的外交活动，其背后不外乎“神国”、“新耶路撒冷”、“天定命运”、“山颠闪光之城”等主要源自基督教的理念，即“基于信仰的扩张意识形态”；而所谓“信仰之盾”则指的是美国外交史上基于或源于宗教的和平主义、反干涉主义、反帝国主义、国际主义等理念和实践。与世俗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以上两大宗教主线或宗教团体内部思潮和派别之间的冲突亦贯穿于美国历史上的战争与和平，并且构成与美国外交政策鹰派和鸽派相对应的宗教右翼和左翼。在美国外交史上，“灵魂之剑”和“信仰之盾”常常是同时并举的，构成作者所称的“理想主义综合”（idealistic synthesis）。但近年来由于宗教新右翼的崛起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福音化”倾向，“灵魂之剑”比“信仰之盾”更受媒体和学界的关注。本书对以宗教为基础的和平主义以及反战运动的重视和发掘，在某种程度上便是对上述倾向的纠偏。

 

不过如“剑盾论”所喻指的那样，相对于“灵魂之剑”的进取性甚至攻击性，“信仰之盾”总是消极被动，往往是在“灵魂之剑”挥舞过度或“圣战”狂热后出现的对美国权力运用的防御性反应和反对。正如本书通过大量史实所表明的那样，宗教或宗教团体在对外政策上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它们的立场与总统和外交权力建制是否保持一致，否则将变得无足轻重，而这对倡导反战和平主义和普世合一运动的宗教左翼更是如此。只有在所谓人权问题上宗教左右两翼的携手才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较大的影响，所谓拯救苏联犹太人运动和晚近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就是显例。

 

“大而全”是本书主要特点和贡献，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方面。正如作者在“导论”中所言，本书不仅关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且关乎美国的对外关系。因此本书的考察范围并未局限在或聚焦于国务院和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而是囊括了包括各种教会、宗教游说团体、传教团体、宗教慈善组织、宗教非政府组织、宗教媒体甚至跨国公司等在内的非官方行为体。作者还认为，了解宗教在美国广泛影响的唯一之法就是兼顾决策精英以及广大信众这高低两端。后者虽不制定政策，却通过政治压力和海外行动主义对决策产生集体影响。以上这些观点和研究路径都有助于扩大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本书所涉及的宗教方面，作者不仅对基督教新教的涉外活动、人士和影响有浓墨重彩的描述，对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和新时代等其他宗教或宗教运动的涉外活动也有程度不等的交待。不过尽管对其他宗教尤其是对美国与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互动可有更多的研究，但鉴于基督教新教在美国历史上的支配性地位，作者把论述重点放在基督教新教尤其是新教权力建制的有关活动或出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有关人士之上，这种处理虽有不足但可理解。

 

“厚今薄古”是本书的另一特点。本书用于叙述从17世纪初北美殖民地建立到1898年美西战争近3个世纪的宗教与美国战争和外交史的篇幅有英文12章229页，而用于叙述从威尔逊政府至2009年这不足百年历史的篇幅则长达17章，加上尾声共380页，所以20世纪是本书作者最为用力的部分。不过不少评论者指出，本书对“九一一事件”前后宗教与美国外交的讨论还是过于单薄。作者认为，这100年的历史，如“连尾带头”（即前接美西战争，后连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美国共进行了五次“圣战”，即美西战争、一战、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最后一次“圣战”被作者打了问号，似乎未遂，但从世纪之交美国对外政策的“福音化”以及反恐战争的涉教性质来看,应该够得上作者关于“圣战”的标准，即宗教和宗教团体在美国主要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战争中发挥着具有持续性的重要作用。

 

“圣战”的提法显然是本书的“卖点”，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不过也更加突出了本书关于宗教在美国外交和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的基本观点。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所用的英文crusade，既可以译为“圣战”，也可译为十字军东征、(宗教性)讨伐或改革运动，甚至布道大会，如葛培理福音布道大会（the Billy Graham Crusade），与其伊斯兰教的近义词Jihad(吉哈德）一样，也很难准确地译成中文，而且作者引述当事人和文献资料以及作相关分析时，时而也使用Holy War 一词，尤其在涉及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当时北美殖民地的许多清教徒无论在神学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把向外扩张等同于所谓“正义战争”，又用“教同伐异”的“圣战”来取而代之。在本书的所谓五次圣战期间，由于包括政教分离传统在内的各种原因，宗教虽然对美国外交和战争决策发生了作用，尤其是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但此种作用或影响仍然有限，而且越是晚近越不具有本书作者所说的“决定性和形成性”，因此“圣战”的说法显然言之过重。尽管教会人士尤其是宗教保守派人士在教堂讲坛和媒体上大讲“圣战”，甚至一些美国外交决策精英也口不离宗教，言必称上帝，但如涉及对外关系尤其是对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时，极少有政治家会公开使用有中世纪联想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一词。小布什总统在“九一一事件”后因使用此词来形容反恐战争，便遭至国内外舆论的严厉批评。因此，中文版把crusade译为“圣战”，主要是想反映作者试图说明的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通过精英（个体）和基层（群体）上下两头对美国对外关系运作机制（不一定是结果）的影响，同时也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和准确的中文表达。如果译为“征伐”似不够传神，而译为“十字军东征”那就更具争议性且辞不达意了。

 

本书规模宏大，剪裁得当，持论公允，叙述也精彩流畅。但美国向称严苛的学术评论界在对该书称誉之余，对其各种软、硬伤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除了关于本书的遗漏、偏颇和错谬的评论外，对该书研究路径的批评也足够严厉。澳洲莫纳什大学哲学、历史和国际研究学院教授蒂姆·范霍文（TimWerhoeven）在2014年《宗教史杂志》（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上撰文对本书提出如下批评意见：（1）缺乏作者所自称的原创性，其他学者如上述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利奥·P. 里布福已对宗教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互动关系作过开拓性的研究；（2）某些章节的分析比较肤浅，失之笼统，对神学流派的把控较弱，如对所谓“乐观加尔文派”（optimisticCalvinists）和“悲观加尔文派”(pessimistic Calvinists)的区分便语焉不详，缺乏依据；（3）方法论上也存在问题，导致作者对其所力图说明的“宗教影响”究竟有多大以及如何认定闪烁其辞，尽管人们实难在宗教信仰与具体政策之间建立较为清晰的因果机制，但本书对此种困难显然考虑不足。美国葛底斯堡学院亨利·卢斯讲座教授艾伦·C.圭尔佐(Allen C. Guelzo)在2012年4月的美国保守杂志《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所发表的书评中亦批评说，本书沿用传统宗教史的套路，许多部分往往是宗教史而非外交史，而许多部分则仅仅是美国历史，与宗教和外交均扯不上多大关系。重叙述轻分析是本书的另一大缺陷，作者在书中把宗教描述成美国外交的某种因素、力量以及组成部分，但并未建立宗教与某一外交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对人们了解外交官和总统的具体决策并无多大助益。

 

必须指出，作为可能性（妥协）艺术的政治与作为不可能性（不妥协）艺术的宗教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不相容性，而外交决策又往往有取决于多种因素，很难作量化分析。史学和史著的令人困惑同时也令人着迷之处就在其常常处在不断被修正的过程中，史学考证较少有盖棺论定或一锤定音的事，而本书的通史性质也不允许作者就某些事件和人物做从容的考证。作为跨越或连接两大领域的研究，本书比起单一领域的研究更有难度，本书作为鸿篇巨制在严谨和详尽程度上自然也不及那些精雕细刻的个案研究。不过本书作者目前还处在学术上升期，仍有潜力可挖。因此本书虽有标杆性,但要求本书达到与西德尼·E.阿尔斯特罗姆(Sydney E. Ahlstrom)的《美国人民宗教史》(ＡReligious History of theAmerican People)或托马斯·贝利(ThomasBailey)的《美国人民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American People）这类美国宗教史和美国外交史经典名著同样的高度，是不太现实的。

 

本书中译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中译本的问世将有力推动国内学界对宗教与美国外交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笔者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历史和现状的研究，目前大致只能达到“主要能胜任，间或有创见”的程度，并且作为一个主要以外国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其研究水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相关译著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因此翻译这本重要著作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学术圈外的读者，了解美国对外关系中的宗教因素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外交,而且对了解宗教在其中作为经常性和情感性因素的中美关系，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事实上，鉴于宗教在美国历史上作为剑与盾的双重属性,人们在本书中如要选取某些事例或某些言论来证明在对外关系领域美国宗教和宗教团体是“圣战工具”或“和平使者”，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较为可取的则是比较全面和平衡的观点，而这正是学界对本书最主要的评价。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书不仅为我们了解宗教与美国外交的关系贡献了一个极佳读本，也为我们反省宗教在我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照。过去我们一直从国内政教（政府／政治与教会／宗教）和社教（社会与宗教）关系的视角来考虑宗教问题，无论是把宗教视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西方渗透的载体，还是社会建设的力量，却很少从我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的面向来审视宗教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利益的全球化，宗教在我国对外关系上的作用日益显现。我国是传统宗教大国，具有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在海外拥有人数庞大的华侨和华裔信众团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不仅是我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对外关系和全方位走出去战略的重要资源。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大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具有妥善处理世界性宗教事务或涉及宗教的国际性治理问题的能力。如本书和其他相关的研究论著所表明和论证的那样，美国在成为全球性强国的过程中，在对待东南亚尤其在中东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上颇多失算，对政治伊斯兰的兴起更是猝不及防，结果不仅深陷战争泥潭，而且认敌为友养虎遗患，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今中东的乱局以及自食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坐大的苦果。从若干年后甚至就从现在往回看，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失败,从此国力每况愈下一样，长达13年的阿富汗战争很可能是美国国运走弱的开端之一。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我国的政体和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宗教和宗教团体在我国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中，不可能具有显著的作用，但在我国与一些信教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尤其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宗教往往是增进关系和影响民意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我国处理涉及宗教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尤其是在反“三股势力”的斗争中，宗教是无法回避的因素；而我们要对外部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就不能不讲好中国宗教的故事。因此，是否具备处理好带有全局性的国内外重大宗教问题的能力，促进国内宗教政策与国家对外战略的对接，提升宗教民间交流和宗教公共外交在我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