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全球瞩目。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演讲中特别谈到：“古丝绸之路跨越了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了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跨越了不同国度和肤色的聚居地...” 这充分表明，“一带一路”不仅是交通设施发展以及经贸之路，亦必然是文明之路，除了对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之外，同时建立不同文明的交流、交往、融合、融通。习主席还宣布：“中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初步构建了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融合交流平台。”不难看出，“一带一路”势必推动中华文明重回世界主流，向世界播撒文明之光。

 

本文将从经济学、历史学、《圣经》学、宣教学等跨学科的角度，基于智库的立场，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思路、战略意义、其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以及《圣经》的预言、中国基督教的机遇等角度作深层分析，以就教于各方面的专家，并祝愿“一带一路”战略顺利贯彻、实施！

 

 

习近平主席早在2013年就在哈萨克斯坦和马来西亚公开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其核心内容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如此倡议，是源于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习近平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中再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新的增长动能不断积聚，各国利益深度融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与此同时，全球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长期累积，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基础不够牢固，贸易和投资低迷，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发展不平衡加剧。战乱和冲突、恐怖主义、难民移民大规模流动等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突出。”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古代“丝绸之路”，是两汉时期中国古人开创的以洛阳、长安为起点，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同时也是亚欧大陆经济整合战略。西汉时期，张骞首拓丝绸之路，被称为“凿空之旅”。西汉末年，丝绸之路一度断绝。东汉时期，班超从洛阳出发，再次出使西域，他的随从更到达了罗马。这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对话。

 

唐代，丝绸之路成为起始于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古代路上的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开始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一带一路”战略正式登台亮相。

 

一带一路版图：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由此推动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发展，并辐射到非洲去。

 

“一带一路”版图的两个“重点”：

 

1、重点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1）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2）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3）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

 

2、重点方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2）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连接65个国家；人口总量30.8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4%；GDP总规模达到12.8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经济发展后发优势强劲，与中国经济具有良好的互补性。

 

“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原则是共商、共享、共建；启动目的是：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形成和平与发展新常态。同时，“一带一路”恪守共建原则：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介绍了已经取得的成就：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本次论坛期间，中国又将签署一批对接合作协议和行动计划并同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出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战略意义

启动三重使命

 

一带一路肩负三重使命

 

1、探寻经济增长之道；

2、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3、开创地区新型合作。

 

中国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者和倡导者。显然，中国需要“一带一路”战略来实现国内经济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通常，崛起的大国都需要发现或打造自己的新市场来实现更长久的增长与繁荣，如英国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美国在二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振兴了欧洲经济，又通过“东方的马歇尔计划”振兴了日本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也因此赢得自身更长久的发展空间。中国自不例外，也需要发现“新大陆”、打造“新市场”，来实现中国经济更长久、更健康、更持续的增长。

 

为什么世界经济第二的中国能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而世界经济第一的美国反而没有提出类似的战略或倡导？这并非意识形态或思维的差异使然，而是因为两国国情不同。“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发展中国家，其所急需的并非资金的银弹，而是真刀实枪的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美国经济已经空心化、“去工业化”，金融和相关产业才是美国经济的主导，故美国虽携金融优势却缺乏建设力量。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既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又以实体经济为重，这使得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面临诸多有利条件。

 

中国当前产能过剩、外汇过剩，这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时反而是强而有力的因素。与此同时，中国的油气、矿产资源等对国外的依存度高；工业、基础设施以及国际贸易过分集中于沿海（贸易80%集中于沿海），容易遭受外部打击等软肋，这些也可因“一带一路”战略而大大缓解。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是要寻求全球化再平衡以及探索新的地区合作，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涵盖欧亚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大家好好合作、好好享受、好好过日子。习近平说得好，“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

 

 

1、打开筑梦空间；

 

2、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3、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之“五通”；

 

4、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迎来共创共享的新时代；

 

5、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6、作为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

 

过去500年，海洋主导了全球贸易，世界也进入到所谓的“海权时代”，西方特别是同时处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美国占据先机，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如果说，大航海时代主导的全球化为1.0，英国主导的全球化为2.0，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 ，那么，“一带一路”将欧亚重新连成一体，高铁所构建的交通枢纽不仅大大提高了欧亚贸易的效率，还将极大降低成本，这必将推动全球化进入中国主导的4.0版本（邵宇，2016）。

 

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参与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正式开业并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了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已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的金融控股公司也已正式成立。这意味着，在欧亚大陆上多数国家已明确表示愿意参与，愿意参与的国家数量势必还将不断增加。“一带一路”战略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前程远大。

 

 

尽管如此，一带一路的风险也是不容低估的。至少有三大风险：

 

 

1、投资风险：“一带一路”大量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低、回报周期长、并且正的外部收益不能由中国得到；

 

2、外汇风险：在告别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迅速下降，而“一带一路”可能会成为消耗外储的无底洞。

 

3、结构风险：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否会如同4万亿元一样，再次被“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所打断？

 

4、国际货币与金融风险：美联储已进入加息通道，国际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动荡不安，而全球债务规模膨胀远高于全球GDP增速，“一带一路”将面临汇率波动、债务风险以及金融动荡的冲击。

 

 

1、你给钱人家并不感恩戴德：你在“一带一路”上的投资，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投资国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这是中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2、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的风险：美国强化美日安全同盟，日本加快推进“国家正常化”，本质上都涉及二战后东亚战后秩序调整和重构，而欧洲和中东地区则面临安全秩序重构和政治边界重划的问题。中国的“一带一路”并未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和格局，但难免会带来再平衡，从而引发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的风险。其中，美国的态度至关重要，若没有世界第一大国的支持与认可，世界第二大国的宏伟蓝图将直接等同于国际对抗。俄罗斯的站队也很重要，乌克兰危机以来，俄对华战略倚重增强，对“一带一路”战略总体支持，但仍担心形成对华战略依赖，冲击其主导的“欧亚联盟”战略，削弱其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以及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王卫星，2015）。印度，一再强调印度是“印度洋地区秩序的组织者”，其对“一带一路”持高度警惕立场和矛盾纠结心态，已推出其“香料之路”计划、“季节：跨印度洋海上航路和文化景观”计划，中国能否真正团结印度？日本，对中国崛起一直抱以警惕，又视东南亚为其势力范围，“一带一路”能过日本这一关吗？

 

3、政局变化与军事风险：商贸对安全极其敏感。古代丝路最终衰败，是因为沿路强盗的破坏。西方以大航海突围，也是迫不得已。近些年来，国际冲突主要爆发区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多有重合，其中又尤以西亚和北非地区为主。“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政权更替、政局动荡以及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造成的常态化威胁，将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成系统性风险（王卫星，2015）。

 

 

同样的概念，在不同文化、宗教下，其含义可能完全不同，这就是跨文化的风险。有学者发现，“今天一路一带上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在古代丝绸之路时代，并不是我们平等的伙伴而是我们的藩属。丝路时代的回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美好”。这就是跨文化风险的一个具体表象。

 

“一带一路”最大的风险在于它面对的是世界上与现代文明最遥远、没有建立起现代商业文明理念的人群，并需要直面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的挑战。最近中巴铁路开建曝出骇人消息：西部将有危机？铁路的贯通，使得周边穆斯林大联合，印度（2亿）、巴基斯坦（1.8亿）、中国新疆（1400万）、中亚五国（6500万）、阿富汗（2800万）、伊朗（8000万）、土耳其（8000万）加在一起，穆斯林人口总共超过6亿。一旦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开通，本来就是“穆斯林火山地带”的中国新疆有可能失控，进而涉及西藏、青海。移民问题带来全球化的最大挑战，穆斯林在欧洲的移民已经改变欧洲的人口和社会结构，中国需引以为鉴。

 

鉴于上述风险，有人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世界级的“三峡大坝工程”，这提示我们在看到其重大战略意义和远大前景时，更需要格外谦卑谨慎。中国这些年国运昌盛，诚愿未来继续“天祐中华”！

 

 

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自宣布之日起，就在全球特别是华人基督徒中间引发强烈震动、经久热议。

 

“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富强，若不使用在上帝的使命上，它的富强只是地狱中的柴火”。基督徒普遍相信：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上帝不是虚幻的，祂是人类的主宰、历史的主宰；历史History，就是上帝的故事；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基督徒还普遍相信，上帝是启示的上帝，祂愿意将未来要发生的事预示在《圣经》中，好让祂的子民归信，就像耶稣所说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约14：29）

 

从人类发展和普世宣教的历史来看，有一个“福音到哪里，哪里就兴旺”的基本规律。两千年来，福音的传播路线和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呈直接的关系。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福音的传播也呈同步趋势。

 

多数基督徒因此而相信，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上帝在这个时代中为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提供的宣教契机和舞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谈到一带一路战略时强调：“民心交融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这既是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长期性、战略性和艰巨性的一个清醒认识，同样，也激励中国教会要将一带一路战略当成宣教契机，长期做工、坚持不懈，在民心的交融与文明之光的播撒上作出自已的贡献。

 

华人基督徒中的乐观者或者说有信心者进一步提出：“一带一路”是上帝引领中国的方法，是上帝在末后时代震动万国财宝，推动普世宣教的计划，并以《以赛亚书》、《哈该书》的两段经文以及“一带一路地理版图与10/40之窗暗合”为证。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注：“秦”原音作“希尼”）。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

 

经文解读：《圣经》中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直接提到过美国等现代的重要国家，却清楚地提到了中国。因为希伯来文“秦（ＳＩＮＩＭ）”，译成中文就是“秦国”，意译则可以是“中国”。犹太人至今仍称中国为秦国ＳＩＮＩＭ，称中国人为秦人ＳＩＮＡ。ＳＩＮＩＭ是希伯来文的音译词，是现代ＳＩＮＯＬＯＧＹ（汉学）等词的字根。希伯来字母无英文ＣＨ，即汉语拼音的Ｑ音，故用Ｓ代替。英文“ＣＨＩＮＡ（中国）”一词源自法语的ＣＨＩＮＡ，因中古世纪的文艺复兴是法国领头，而法语ＳＩＮ的发音为ＳＡＮＧ，为保持拉丁文ＳＩＮＩＭ的原音，ＣＨＩＮＥ的法语读音是英语的ＳＨＥＥＮ。而英国人对ＣＨＩＮＥ的读音，自然演变成了现代的ＣＨＩＮＡ（雅比斯，2015）。

 

在上述经文中，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公元前７２０－前６８１年）在大约公元前723年，也就是中国的东周时期（公元前７７０年－前２５６年），在中国实现大一统的五百年之前（秦建国于公元前２２１年），就预言了当时毫不起眼的数百诸侯国之一的秦将统一中国并将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这是多么伟大的预言？《圣经》怎么可能不是上帝的书？

 

任何人，当他看到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将欧亚大陆连成一体的动人画面，特别是从中国始发的高铁，穿越炎热的沙漠，将中东穆斯林国家与一东一西的现代文明紧紧相连，怎能不高唱“哈利路亚”！近3000年的预言如今正一点点应验。上帝和祂启示的《圣经》，是何等神奇！

 

中国只是一个单独的国家，以赛亚书却将中国与众多国家共同构成的区域并称，这也是非同寻常的。“远方”，多数人认为是以色列的南方国家即非洲诸国；“北方”，即今天以色列以北的国家包括前苏联区域范围在内（苏东解体后有许多该地的犹太人回归到以色列）；“西方”，即今天的西方欧美国家。先知以赛亚将中国与“远方”、“北方”、“西方”并列，这被认为深刻地预言了中国的复兴将不止于经济层面，还将是属灵的大复兴、文明的大复兴；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势必迅猛增长至数亿，中国将成为全球基督徒数最多的国家，从而在“朝向锡安”的大道上，与“远方”、“北方”、“西方”享有同规模级别的信徒并发挥“关键宣教国家”的影响力。

 

早在2011年时，笔者就提出过中国的“3030异象（2030年中国或将有30%的基督徒人口比例）”。基于经济与历史的跨学科研究，我发现，工业化、城市化常常是福音化、基督化的“机会之窗”。“日不落帝国”英国正是在工业化、城市化期间实现的福音化与基督化，后来的美国也是在工业化、城市化时期实现的福音化与基督化，而“东亚四小”之一的韩国也是在工业化、城市化时期实现的福音化与基督化。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腾飞，与此同时，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百万级别增长到数千万的级别，增长了数十倍。假如延续过去的增长速度，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工业化、城市化全部完全的2030年前后，象韩国那样突破基督徒人数占整个国家总人口的30%以上。

 

3030没有什么可怕的，她对中国将是祝福而不是祸害，讲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文明永远需要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历史上，凡工业化、城市化与福音化、基督化相伴随的国家如前述国家，都实现了相对和平的转化，都实现了文明的崛起。而工业化、城市化与福音化、基督化不相伴随的国家，却经历了相对动荡甚至流血的变革，如法国出现了血流成河的大革命、日本则堕入到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深渊。如果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与福音化、基督化相伴随，这意味着中国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有望更多象英国那样和平转化，而不会象法国大革命那样血流成河；这也意味着，中华文明将在汉朝“儒道融合”第一期、唐朝“儒道释融合”的第二期之后，成功完成传统文明与基督文明融合的“第三期转化”，中华文明亦将崛起成为一个更加博大精深的新中华文明，

 

中国历史上有汉武、唐宗因为开创了文化以及外交的新局面，从而成为千古一帝。“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盼望今天中国的领袖也能开新的道路、新的文明以及新的外交，将中华文明带入新的境界和层次，“为万世开太平”！

 

其实，不仅《以赛亚书》，耶稣也清楚地预言：“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马太福音》８：１１）”。这与《以赛亚》“从远方北方西方秦国来”的信息可谓殊途同归，而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亦可谓应运而生！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经文解读：耶和华上帝在历史上曾经有“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的伟大作为。那是以色列人出埃及（http://blog.sina.com.cn/s/blog_acc89ff6010129m5.html）的时候。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距今3500-3600年的时侯，上帝曾降下十灾，迫使法老让“为奴”的以色列民得自由释放。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上帝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向埃及人收取金银，“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各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出埃及记》11:2）”；其结果，以色列人一日之间携带了整个埃及的财富进到旷野。

 

上帝使用这些金银建造了摩西会幕( 神的居所)。耶和华上帝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出埃及记》25：1-9）”。以色列人金银多多又甘于奉献，以致超出了建造会幕的所需，上帝于是又吩咐摩西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出埃及记》36:3-6）。

 

上帝是一切的源头，也是财富的源头。金和银最终都属上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世界的财富涌流进中国，这是上帝对中国在财富上的祝福。但上帝兴起中国，乃是为了使用中国；上帝让中国财富崛起，也有祂更奇妙的旨意，那就是在世界的末后，上帝将会有如摩西时代一样，通过“一带一路”，来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并且震动万国，将金银转移到上帝的殿，使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

 

什么是上帝的殿？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这殿就是祂的身体，祂的身体就是教会。《约翰福音》2：19-21，当人向耶稣求神迹时，“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和合本约2:19-21）。” 《以弗所书》1:23则清楚地说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

 

在耶稣传天国的福音之前，曾有约翰在旷野“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太3：3）！”今天，中国要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同样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五通”就是最好的预备，必将祝福上帝的教会（上帝的殿）兴旺发达，上帝的子民可使用丝路上的建设资金来传扬主的道、建造主的教会，使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10/40之窗”介于北纬10-40度之间，横跨北非、中东、印度和中亚的一块长方形地区，窗内共有68个国家，人口约41.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近60%。 基督徒所称的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约30亿“未得之民” ，55个列为“福音未及群体”的国家以及未闻福音的部落群体890个，大多集中在这一地带。资深差传工作者刘易斯·布什(Luis Bush)首次称这地区为“10/40之窗”。也有人称之为“抗拒(福音)地带”，因为窗内有62个国家绝大部份长久以来都不容许宣教士入境。另外，这些地方也多是世界贫穷、落后地区，全球有一半人口被列为赤贫之民 (每年平均收入500美元以下) ，其中24亿人住在此窗之内。

 

目前“一带一路”已经加入的国家有65个。其中：13个是以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为主的国家；10个是以佛教（Buddhism）为主的国家；29个是以穆斯林（Islamic）为主的国家；10个是以天主教（Catholic）为主的国家 ；2个是以印度教（Hinduism）为主的国家；2个是以新教（Protestant）为主的国家；1个是以亚美尼亚使徒教会（Apostolic Armenian）为主的国家；1个是犹太教（Judaism）国家。也就是说，新教国家只是极少数，再加上天主教、东正教国家也仍是少数；而“未得之地”的国家共有43个，占了63%以上。

 

“一带一路”的目标地区，正是“10/40之窗”内的福音未得之地；坦率地讲，也都是因信仰愚昧导致的贫穷、落后、保守、专制的国家和民族。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也就是将现代文明之光播撒到这些地区，《以赛亚书》则预言要将爱播撒给“被捆绑的人”“黑暗中的人”，这是偶然的吗？著名的宣教“10/40之窗”所显示的区域与“一带一路”战略所涵盖的区域几乎完全重合，这又是偶然吗？其实，世间没有一件偶然的事。若是上帝不允许，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多数基督徒宁愿相信，这是上帝奇妙的带领和作为。

 

虽然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初衷与宣教无直接关系，但中国教会及全球教会仍将其看成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属灵复兴与对外宣教机遇。“一带一路”在推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将现代科技、物质与制度文明之光播撒的同时，也势必推动中国的属灵复兴与中国的国家文明崛起，推动中国教会走向普世宣教，将爱与救赎的理念文明播撒出去，从而推动中国成为21世纪的“关键宣教国家”

 

“关键宣教国家（Key Missionary Country）”这一概念，是由我在2013年韩国召开的国际洛桑中国宣教大会上所提出。在我看来，就像上帝使用大卫服侍了哪一个时代的人一样，上帝有时也会使用一些国家成为“关键宣教国家”，来服侍全地的人们。例如，19世纪的英国曾是上帝手中的“关键宣教国家”，20世纪的美国是上帝手中的“关键宣教国家”，而中国一定会成为21世纪上帝手中的“关键宣教国家”。“一带一路”的提出绝非偶然，正是中国成为一个复兴的国家、转化的国家，进而成为宣教的大国、宣教的强国的关键一步。

 

 

 

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将极大地考验和挑战中国教会。面对“一带一路”开辟的广大宣教禾场以及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中国教会能把握得住吗？显然，一方面，中国教会需认清历史机遇、不能错过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中国教会虽有王子的身份，身量却只是“孩子”，因此也不能被大异象冲昏了头脑，盲动盲从，而要吸取宣教历史的教训，站稳脚跟、量力而行。

 

在马来西亚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庄祖鲲牧师、林安国牧师、国际主仆差会的同工等）提醒中国宣教会要重视九大宣教的历史教训：

 

 

我们是以强者的身分，还是以弱者(仆人)的身分前往“一带一路”的地区？看看中国商人在世界上倾销的假冒伪劣产品，中国投资者在非洲的掠夺式开采，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表现，甚至中国基督徒短宣队种种在海外与身份不符的表现，在一些人眼中，中国人俨然已成了世界的新殖民者和掠夺者。中国教会应学习历史上留下的美好的见证和榜样。例如，莫拉维亚弟兄会的谦卑，他们中甚至有人为向黑奴传福音而自卖为奴；贯穿近现代宣教历史的大学生宣教运动；美国米尔斯等发起的“干草堆”祷告会；荷兰乌特勒学院的“勿忘真道会”；英国的剑桥七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海外宣教协会、学生志愿团……

 

 

新加坡神学院的沈立德院长从使徒行传17：16-34节保罗在雅典的传道，总结出宣教士必须具备有情、有理、有果的素质。上帝的方法是人，上帝的工作是人，上帝使用的是有情、有理、有果的门徒。回看今天的宣教运动，要么是灵恩派的感情冲动和虚幻手段，有情无理，结的是无花果；要么是教义派的陈词滥调，有理无情，拒人于千里之外；要么是社会福音派的有花无果，有情、无理亦无果。显然，宣教的果效与宣教士的培养和预备有直接的关系。

 

 

两千年教会史和近三百年的新教宣教历史，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是今天的教会要认真学习借鉴的。中国教会不应象中国改革开放当初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土法炼钢”不会自然形成中国自己的宣教路。德国历史哲学家黑格尔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盼望中国不要重犯西方宣教的老错误；愿上帝怜悯，让宣教中国能犯新的错误而不是重复老的错误！

 

 

宣教中的民族本位主义包括民族优越感、文化侵略、属灵优越感、过度经济援助导致当地的依赖性等等。随着中国的富强和中国教会的成长，过去中国人所痛恨的帝国主义方式，在本土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在海外则以新帝国主义的方式，改头换面成为今天中国人的思想。 “接过宣教的最后一棒”、“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等口号，都多少带有这种情结。“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应该不是单向的，也不是中国教会独自能承担的使命(赛49:12)。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至少有四股力量：东方的亚洲教会、北方俄罗斯的东正教会、南方的非洲教会、西方来自欧洲和南美的教会。宣教是从各地到各处（Mission is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中国的宣教需要重视与国际宣教机的合作。

 

 

事工主义强调事工果效、业绩，而不是“工人导向”，急功近利的要求和做法，使工人无法“道成肉身”宣教，并因业绩的压力，工人受亏损！华人差派机制还不够成熟，中国本土教会的差派工作刚刚起步，很多差派机构刚刚成立，组织不健全，事工无章法。华人“工作优先”的强势，特别是中国教会企图象中国经济发展一样，用三十年走完西方二百年的道路，这在宣教上是行不通的。从“事工导向”转变为“工人导向”，才是可持续、有果效的宣教工作。这就需要有效解决“工人”与“工作”的“内在利益冲突 (inherent conflict of interest) ”，以人为本，先人后事。

 

 

学习当地语言是跨文化宣教的必经之路，道成肉身的宣教一定要融入当地的文化环境。宣教士的文化水平、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决定了他们在宣教禾场的生存能力和事奉果效。中国有些教会大量征召农村青年差派作跨文化宣教的做法带有盲目性。只有初中、高中毕业文化水平、又缺少职业经验的农村青年做跨文化宣教实在勉为其难。跨文化宣教应以大学生和职场人士为主体，要有明确呼召，经过装备和操练且愿意舍己，道成肉身。

 

 

宣教士带着本土教会的属灵优越感，复制教会DNA、“插旗”现象、强调本国教会的主导性，往往造成当地教会的伤害；后方主导，后方遥控前方的结果，必然影响宣教的效果。中国教会必须引以为戒！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差传机制不健全，宣教前方没有工场主任，或者工场主任资格不够、授权不力。要努力建设母会-差会-宣教工场机构的“差传铁三角”。

 

 

非洲的福音化被批评为“一里宽一寸深”，信的人多但根基很浅；东方包括中国教会的“圣俗二分”令福音无法转化社会，只能在所谓“属灵”层面有所影响……这都是非整全的神学思想、牧养方式和宣教策略导致的结果。拓荒宣教是在福音硬土上耕耘，面对的是强大黑暗势力堡垒，跨文化宣教需要长时间。中国教会要承担普世宣教的伟大使命，迫切需要健全本土教会的神学思想、牧养架构，建立和完善整全的宣教策略包括宣教动员机制、宣教士甄选和训练机制、宣教士差传机制和宣教士关怀机制。

 

 

在中国教会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宣教的具体策略上，也已经有不少讨论，兹引用、归纳如下十大宣教策略。供参考以及进一步的讨论：

 

 

庄祖鲲牧师曾提议，华人教会应以海上丝路为宣教的优先考虑。海上丝绸之路沃土较多，易开展工作；陆上丝绸之路硬土较多，需长线委身才可见效。但华传总干事林安国牧师则主张，要沿高铁沿线城市设点布局，显然是以陆路为先。东南亚华人人口众多，华人教会也不少，但是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穆斯林归主人口极少，多年的华人宣教并未结出穆斯林的果子。就穆宣起步而言，海外华人教会和中国本土教会并无差异。海路两亿基督徒中绝大多数在印度和非洲，拜宣教历史之功，未来的宣教事工，印度和非洲都有自立发展的能力和基础，华人教会未必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海上和陆上孰先孰后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宣教命题，在当今世界海陆空交通都非常发达、信息化互联网已经将全球紧密联结为一体的情况下，很难讲孰先孰后。因应一带一路战略两翼齐飞格局，宣教也应是海陆并举。

 

 

打铁需要自身硬；要爬到山顶需要先爬到山腰；中国的宣教需要中国的复兴。“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中国为中心，贯穿亚欧非大陆，中国本土的发展是整个战略的基础、动力，也是目标。宣教也不例外。“一带一路”回应的宣教主体应是中国本土教会。但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至今至少还有十二亿人没有信主，仍是世界最大的未得之民地区；中国基督徒和整个国家人口相比仍是少数，也仍然是中国社会的边缘群体。因此，中国教会亟需加强自身建设，在神学建造、教会牧养、城市宣教、少数民族宣教等几个方面齐头并进，同时开展跨文化宣教，建立健全本土化的差传机制，向海外拓展。

 

 

《以赛亚书》19章23-25节预言：“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华人“回归耶路撒冷运动”给人的印象是，强调中国的宣教使命却忽略了宣教是基督徒共同的大使命，热衷向以色列宣教而忽略了大使命乃是向万国万民传福音。三国一律的应许，让我们看到，重点不是先穆斯林还是先以色列，而是三国一律，万民归主！让犹太人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让犹太人知道耶稣已为巴勒斯坦人的罪而死；让巴勒斯坦人认识耶稣的爱；让巴勒斯坦人靠主的爱去饶恕；只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民族都在耶稣基督里才有可能真正和好。

 

 

“海上丝绸之路”连接97个海港城市，“陆上丝绸之路”连接28个国家，将在全球范围内创建诸多新核心区及贸易区。结合一带一路的布局和进展，中国教会和机构可在战略要点建立门户城市（Gateway Cities），作为训练、延伸、支持的基地。

 

 

“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保罗宣教的路线。条条高铁通中国，中亚高铁、欧亚高铁、泛亚高铁，总计59,000公里，贯穿28国，高铁沿线是中国宣教的路线，高铁道路上可“通”可“传”。

 

 

“一带一路”是经济带、商贾路。截止到2015年，中国企业已在49国投资140亿美元、承包3000个工程合同，涉资716亿美元。历史上，宣教与商贸从来密不可分，景教、天主教、耶稣会、马礼逊的宣教都是如此，一代一路的宣教更是如此。亚投行的融资，中国占了一半，本次会议再度增加资本。中国教会应鼓励基督徒到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设厂，支持宣教士和本地教会发展；还应该推广温州三合一模式：移居、商宣、植堂；同时注重“整全事工”：专业服事-职场宣教-商业宣教。

 

 

“一带一路”引发不同群体向各国流动，商人、劳工、中文老师、专业人士等皆出外寻找机会，正是植堂好时机。流动群体是植堂沃土，可差派宣教士拓展散聚事工（Diaspora Mission）。经验上，有五千华人的地方，便有潜力植一间自养的教会。“一带一路”带动“10/40之窗”内的未得群体流入中国，或香港、北美等地观察学习，大大增强接触机会及信主和训练机会，因此还应该推动回归宣教。

 

 

很多无名城镇因“一带一路”变成国际经贸中心、免税商品或减税商品集散地，因此急需各行各业各方人才，如银行、财务、翻译、法律、医疗、服务、教育、美容、针灸、餐饮等人才，带职和双职宣教将可大派用场。全人福音，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两条腿走路，是耶稣传道模式，也是保罗的策略，也是今天的策略。

 

 

分散差派，人力单薄，不能产生长远影响；差宣教士或过早植堂皆缺少群体影响力。回教宣教策略是以商业开路，集体移民，建立长远社群，以后才开始建造清真寺。为天国的缘故集体移民，建立一个基督徒的群体，集力影响，技能深化，又可长远有光盐的见证，强化所建立的新教会。

 

 

中国向“一带一路”上的弱小国家提供经济支持，带来友谊和好感，当地人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交流大开方便之门。中文是千万外国人都想学习的语言，因此训练和差派中文语言老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管道。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教育部曾要求中国政府派6000名中文老师。经贸国际平台往往还需要英语作通行语言，英语老师需求很大，科技也是海外华人教会能提供的资源。

 

最后强调，一带一路宣教不仅关乎中国教会，也关乎普世华人教会和普世大公教会，需要中外教会联合行动。从事工策略和整体效果考虑，集合力量、联合行动是必须走的道路，资源（灵力、人力、财力、智力）整合起来将是巨大的力量。

 

转自香柏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