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教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甚至包括在今天，不少的情形下，中国的基督徒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作为中国人，愿意为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建设尽心尽力；可是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却需要面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形态与信仰之间的张力。中国基督徒的这种处境所反映出来的是更深层次的困难：基督福音与中国人、中国社会、或者说中国文化相遇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此种困难和尴尬不应当过分简单的完全归咎于执政者对教会的迫害（这只是其中的表面现象之一），这其中有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张力，有执政理念所导致的不同，亦有个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其中所涉及到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本文愿意从历史的角度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所遇到到的困难进行扼要的剖析和梳理。笔者并非史学专家，具体的史料了解不够详实，本文拟就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历史上所遇到的主要困难。
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中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本篇反思的指引：“福音必须本土化，那幺必须先让文化福音化”。纵观天主教在中国不足五百年的延续性教会历史，基本上是在这两种不同福传策略张力之间的摸索：到底是福音本地化，还是本地文化福音化？一九一九年教宗本笃十五世所颁布的《夫至大》通谕就特别谈到福音本地化的问题。这个话题在五十年前所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当中也有所涉及。事实上，福音本地化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社会和教会所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两千年来的教会历史当中一直需要面对的课题。
本篇反思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从横向角度整体分析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福音传播所遇到的困难。接下来从纵向，也就是顺着中国教会历史的脉络，分析每个历史时期基督信仰在中国传播所遇到的困难。
一、 横向层面
基督信仰在中国教会传播历史上所遇到的困难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首先是不同文化相遇所带来的困难
在进入主题之前，先需要澄清的一点，“文化相遇”本身应该是一个暂时性的词汇，因为世界文化本身是趋同的。在这方面研究和思考比较多的天主教神学家是汉斯孔，这位学者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的接触最终要形成的是一个全人类的大文化。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文化相遇”这个词汇还是可以运用的。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既有差异，也就为相遇提供了可能性。至于最终全球性的文化将以何种模式出现，我们暂时无法预测。
谈到基督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遇，笔者认为，该当有的入手点是：应该将福音价值与传教士自身所携带的文化背景分离开来。因为在福音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传播福音者都是带有一种具体文化背景的传教士，大部分是欧美籍的传教士。也就是说，在传教士当时来中国的时候，一方面是他们所携带自身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在他们所携带的文化背景背后则是福音的价值。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两点区分开来。这样，这里事实上是两个相遇，一个相遇是欧美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另一个相遇则是福音价值与中国文化的相遇。而对基督信仰文化与中国文化相遇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也需要从这两方面来进行剖析。
首先，欧美文化与中国文化相遇的困难在于各自所具有的优越感。在两种文化相遇的过程中，需要的是双方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欣赏，进而才有可能谈到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如果一种文化带着明显的优越感来与另一种文化相处，交流则没有平等的基础，自然也不会有积极意义上的相遇了。问题是，在两种文化相遇的过程中，文化的传播者都是具体的人。既然是具体的人，也就必然带有人性的限度，也会时不时的带出一种自身文化的优越感，这需要有意识的克服。从整体来看基督信仰在中国的历史，明朝末年利玛窦时期，中国文化与欧洲基督文化的相遇是懂得互相尊重的。这样，就出现了当时的一些重要的文化交流代表，比如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等等。有了彼此尊重、彼此欣赏的前提，两种文化的相遇结出了很美好的果实。困难出现在清朝康熙年间。首先，康熙皇帝的心态已经略有变化，他接近传教士更多是出于功利目的。接下来的雍正和乾隆朝，中国文化的优越感表现比较明显。到了一八四零年之后，相当一部分到中国来的欧洲传教士也有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的倾向，因而为两种文化的相遇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到了民国时期，这种情形略有缓解。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属雷鸣远神父和吴经熊博士。作为欧洲人，雷鸣远神父欣赏并接纳中国文化。而作为中国文人，吴经熊先生则学贯中西，对欧洲文化有深邃的了解，他的自传体著作《超越东西方》用英文写成就是最好的说明。具体来讲，我们中国是通过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洲传教士那里接受福音的。当这两种文化相遇的时候，困难的根本点在于，每一种文化都要去掉各自的优越感。怎样蔡能去掉这种优越感呢？从历史角度去分析的话，例如，明末卫匡国神父和当时的杨廷筠、郭居静等相遇的时候，也就是在文化和文化本身相遇的时候，各自需要去除优越感。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群体性、文化性的自我纠错是文化相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前提。
另一种相遇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讲更具挑战性，这就是福音价值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作为基督徒，我们深信福音的真理是绝对的，是生活的准则，需要不折不扣的将之付诸行动。可是，作为中国人，我们也深深的带着中国文化的背景和痕迹，当这二者之间出现需要抉择的时刻，我们该如何取舍？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站在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自身文化应该有自省的能力，应该自我反省中国文化当中有没有需要被福音修正的地方。事实上，这一点中国的文化人基督徒更适合来做，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如果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为我们指出来，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太容易接受。但作为中国人，如果我们自身对文化做自我剖析和自我纠错，相信会更中肯，也更切实。还有，更难也更关键的一点在于：福音和中国文化相遇的时候怎幺办？我们这些拥有双重身份的人，站在中国人的角度需要自省；同时，又怎么处理福音中让我们不舒服的那些部分呢？这项工作有待中国的文化人基督徒来进行。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接受了福音价值，面对中国绝大多数的还不认识福音的人，包括文化界的人，我们该有何种姿态？在这一方面可能需要很大的突破，我们不应该带着福音的优越感进入中国社会，似乎认为福音就一定比中国文化优越，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恐怕也不会为具有民族情感的中国文人所接受。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真理是谦逊的。诚如教会的一位著名神学家瓜尔蒂尼所言：“越是崇高的真理，越缺少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在面对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没必要把持福音的优越感。如果我们只是过分强调福音的优越性，那得到的答复很可能是：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福音！福音的态度是谦卑的，真理是用来仰望的，不是用来捍卫的。同样，真正深刻的中国文化也是谦卑的，所谓厚德载物。只有双方都具备了这种心态，方可为福音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准备好条件。而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人基督徒是不二人选。
（二）中国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所带来的困难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政治理念一直是以“大一统”思想作为基调的。执政模式则是，盛世时代以儒家的仁政为根本，乱世运用法家的威权政治。到了社会无以为继的时刻，则出现墨家的济世模式。但无论如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贯穿古今，影响深远。此种“大一统”理念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其他一切社会因素皆应为政治服务，宗教也不例外。而就其性质本身言，宗教应独立于政治。所以，从中国政治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切实保障宗教自由这项基本权利，此乃消除宗教界尴尬境地的根本所在。政治本身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众的福祉，而宗教信仰自由正是人民最重要的福祉之一。教会没有必要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真正实现教会独立于政治势力的利用或操纵的时候，很多困难会迎刃而解。
（三）教会的福传理念和福传方式所带来的困难
纵观基督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下所产生出来的福传理念和福传模式为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也带来了相当的困难。比如，相当一段时期之内，包括当下，教会的福传工作太过功利化，很多教会以信友数目的增加作为衡量教会福传工作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二斗米教友”、“二亩地教友”，而不注重信友的素质培育。福传功利化的后果堪忧，一方面导致了教会内成员良莠不齐，另一方面，也不会在国人眼中真正展示福音的吸引力。教宗方济各强调，当今世界，教会所受诱惑之一就是“效率和数目的诱惑”。真正的福传者，应该谦卑的将基督的仁爱与慈悲带给世界。
二、纵向层面
在分析了中国社会与基督福音相遇的主要困难之后，我们进入基督信仰与中国社会相遇的主要历史时期进行剖析：
（一）景教传播的主要困难
唐朝的时候，有景教传入中国，当然这并非天主教，但无论如何也是基督信仰的一种表达形式。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困难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是景教在传扬基督信仰的时候太过中国化，以至于最终导致自身身份淹没在中国社会当中，失去了自身的独特性。例如，将“耶稣”的名字翻译为“耶疏释佛”，教堂称为“耶疏释祠”等等，不一而足；第二方面的主要困难则是，当时的福传对象太过接近社会上层。由于其中政治因素所带来的变数很多，福传缺少基层民众作为基础，在遇到政治变化的时候，基督信仰也就随之消失。
（二）元朝天主教的发展与主要困难剖析
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天主教正式进入中国传教是在元朝，当时的传教成就也是相当可观的。但随着元朝的消亡，基督信仰未能在中国继续存在。概括来讲，天主教在元朝传播的主要困难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从元朝执政者的角度来讲，允许天主教会传播的目的具有相当的功利性。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入主中原，元朝执政者愿意借助不同外来宗教的力量来获取其政权的合法性；其次，从天主教会的角度来讲，传教方式上有些太过偏重社会上层，而忽略了普通大众接受福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导致基督信仰在当时没有稳固的基础。当时，很多蒙古族的王公和贵族都接受了基督信仰，如果重视普通大众的福传，假以时日，相信会有更多的民众接受基督信仰，最后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再者，当时罗马天主教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也导致来中国的传教士无以为继，最终使得已经开创出良好局面的天主教会在中国无法继续。
（三）明朝末年的基督信仰
明朝末年从利玛窦开始，福音传入到中国教会，并得以一直延续至今。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分析也可以从两方面分析：首先从政治角度分析，明朝政府正处于没落的时候，无暇顾及天主教，这可以理解为福音传播的困难。但同时也有其便利的一面，因为没有太多的政治干扰，反倒天主教和真正的中国文化开始往一起走，慢慢地开始融合。但在传教方式的抉择上，随着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到来，传教士内部开始出现了分歧，这就是著名的“礼仪之争”。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绝非本文的篇幅所能涵括。从利玛窦开始一直到一八四零年，天主教传教士基本上都是在耶稣会的道路和道明会的福传方式上进行取舍。
（四）天主教在清朝传播所遇到的困难
整体来看，清朝前期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相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和的。虽然礼仪之争在康熙朝达到高峰，但当时传教士基本上还是能够自由活动的。在康熙之后，清朝政治本身从乾隆朝开始走下坡路。原因之一是，外来文化的自我膨胀导致了社会对于外来传教士的误解甚至仇恨。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雍正年间对天主教传教士的大规模迫害。一八四零年之后，清朝政治走向没落，在很多时候，传教士成了清廷与西方政治角逐的牺牲品。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义和团运动中对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的大规模杀害了。从教会的角度来讲，一八四零年之后，客观的来看，有个别的传教士也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程度的殖民色彩和文化优越感，这对当时的传教工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福传模式的运用失当也为当时天主教会的发展带来不太积极的影响。
（五）民国时期的中国天主教
整体来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天主教和中国社会融合最为成功的一个阶段。至于所面临的困难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当时社会局势不稳定。军阀混战，以及后来的对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都对天主教会在中国的福传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影响。天主教会在这个时期的主要困难在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远远不够。
（六）一九四九年后天主教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零年这三十年的时间，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极左思潮误解宗教，将宗教视为鸦片的观念主导了中国社会，政治势力的严厉打击是天主教会所面临的主要困难。而从教会自身的角度来反省，部分天主教的信友对新生政权的抗拒也增加了教会在中国发展的困难。在一九八零年之后，政治对宗教的防范心态从某种程度上也增加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福音的困难。从教会内部来看，官方团体需要克服的是过分依靠政治的心态，福音的力量并不在于政治的给予自由，而是福音的内在价值。作为非官方团体，可能需要克服的是“地下情结”，努力为社会发展提出福音的本来价值。
三、总结
归根结底，造成今天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播继续有困难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基督信仰进入中国社会的时间太短，天主教在中国不间断传播的时间不足五百年。活在历史中的当代中国基督徒知道，很多问题是需要靠时间来解决的，需要克服历史的焦虑感，面对困难的时候需要有一颗淡定的心。青山依旧，几度夕阳。时间是天主的，他是原始，他是终结。基督徒的望德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基督信仰最终会完全进入中国社会，从而为中华民族提供内在生命的讯息。而活在历史中的当代中国基督徒需要用这句话来自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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