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谈起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以来，遭到的批评似乎多于肯定，但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却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亨氏此说。亨氏此说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根源来自不同文明体系的矛盾，他特别指出了最可能发生、最值得关注的文明冲突：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有可能是后两者联合）的冲突。
亨氏此说首先遭遇到来自“儒家文明体系”（拥有儒家文明背景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的非常符合其文化逻辑的反应。“儒家文明体系”的某些思想代表甚至政治家纷纷立言驳斥亨氏，认为“和为贵”的儒家古典信条具有现代意义，足可消弭文明冲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处。那么，当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势力所衍生的恐怖主义刑事犯罪分子发动一系列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基督教文明背景或传统）的恐怖活动我们能否将其视为“伊斯兰教文明体系”（拥有伊斯兰教文明背景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对亨氏“文明冲突论”的回应与验证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显然不能将任何时代的任何文明体系中都存在的极端分子、恐怖分子、犯罪分子视为该文明体系的代表，尽管这些极端分子、恐怖分子、犯罪分子往往狂热地宣称自己是该文明体系的最热忱的捍卫者，自命为该文明体系的最忠诚的代表。塔利班、本拉登乃至其他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恐怖分子绝对没有资格成为伊斯兰文明体系的代表，就如同“十字军”的屠夫绝对没有资格成为基督教文明体系的代表。
那么，亨氏的“文明冲突论”对于我们考察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特别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关系时，是否具有参照意义呢？
对亨氏思想容有多种评价，但无可否认的是，亨氏思想体现了科技、财富世界第一的唯一超级大国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敏锐的、前瞻的战略思考。
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纷争淡化消失之后，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从经济开始，迅速蔓延至政治、社势国家与民族的经济结构、政治模式、社会形态、生活方式、文化特征，都似乎面临着强势国家与民族的同化威胁。最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同化威胁不再是来自于旧式的军事征服、殖民统治，而是来自于自由竞争的巨大而诱人的经济力量、世俗利益，来自于一种心甘情愿的自由选择。美国人没有强迫任何人、任何民族去接受他们的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肯德鸡餐厅旁边就是马兰拉面，和美国大片同时上映着更多的国产片，火不火完全看消费者的口味，完全来自于人们的自由选择。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消费（无论物质消费还是精神消费）都只依据个人需求，都只遵循市场法则，而很少考虑到民族意识、爱国精神。矛头专门对准美国，伊斯兰革命搞得最热烈的伊朗人也在大喝可口可乐。这样看来，全球化时代的赢者、强者，其实就是产品最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者，就是市场上的成功者。经济领域甚至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的全球化，尽管从西雅图到热那亚，都不断地遭到法国农民式的抗议，但“比较优势”的市场竞争力量，世界范围资源最佳配置的内在要求，都不能不使全球化浪潮所向披靡，凯歌行进，都不能不使全球化中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化的弱势国家与民族都只能甚至也都愿意向强势国家与民族看齐，学习后者的成功经验，借鉴后者的发展模式。
然而全球化的触角一旦深入到一个文明体系的最深层面，一旦动摇了一个文明体系的核心价值，换句话说，当全球化潮流中赢者、强者的力量、意志以各种方式威胁到弱势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命脉、生命意识（特别是这个文—如明体系或弱势国家与民族的自我意识又非常强烈——“伊斯兰文明体系”、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与民族）时，也就是全球化的危机爆发之时，用亨廷顿的话说，也就是文明的冲突爆发之时。
那么，什么是一个文明体系的最深层面、核心价值？什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生命意识？那就是以特定的宗教信仰体系为核心，历经世世代代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一套价值系统。
显然，如果把儒家文明也理解为一套宗教体系，那么国际政治研究亨氏所谓文明冲突就文化核心来说其实就是宗教冲突。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最后将主要是以不同信仰体系为支点的宗教冲突。不难理解，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体系空前直接紧密地接触交流最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主要领域将是宗教领域，因为宗教领域是文化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的融会之所，是最原始、最深厚、最执着、最虔诚、最神圣、最不可亵渎的生命意识之所在。全球化的触角一旦触及这个领域，一体化的市场要求与多元化的价值规范所爆发的矛盾和冲突，就可能变得持久、激烈、残酷、不可调和。特别是当它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利益纷争、历史恩怨纠缠在一起时，更容易互相利用、互相激荡，不断深化，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全面危机。西方世界中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中的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塔利班的冲突，巴以冲突，都蕴涵着宗教冲突的因子，都具有导向全面危机的趋势，都非常典型地表明了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的危险性。本拉登和塔利班沆瀣一气，后者不惜失去政权也要庇护本拉登，在表层的政治、经济原因之下，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乃至宗教原因。摧毁巴米扬大佛与制造恐怖袭击事件以最极端的象征性遵循着同一个文化逻辑（及其恶性演化）：伊斯兰一神教教义所固有的排他性———伊斯兰教较之其他宗教均更强烈的纯粹意识、圣战冲动———由其衍生的宗教极端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特别是这种宗教极端主义、宗教原—恐怖主义。这种宗教极端主义教旨主义的恶性演化——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民族矛盾、政治冲突与经济竞争等世俗性问题的刺激下愈益强烈，而世俗性问题的深化、强化又不断地刺激着宗教极端主义者或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高扬宗教大旗，从中寻求失败的慰安、复仇的力量、行为的合理（宗教）性。特别是当世俗权力利用宗教来论证其政策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时（如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萨达姆与叙利亚的阿萨德所做的那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冲突就变得更加难以调和。
一个民族的信仰体系，宗教意识，是其保留自身文化根基、抵御异文明影响、侵蚀和同化的最后一块领地，是民族心灵的圣殿。然而，回顾世界史，最早掀起的全球化浪潮，却是宗教的全球化浪潮；最早发生的世界性文明冲突，却是宗教全球化引起的文明冲突。
二、最早的全球化：宗教全球化
从广义全球化的角度看，最早、最成功的全球化是宗教的全球化。几个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最早以其世界性的传播形成了超民族、超文化、跨地区、全球性的精神整合力量。宗教的力量不仅是宗教的、精神的，在前近代社会，特别是在政教合一的时代，它同时裹胁着、代表着、整合着、融汇着经济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这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里表现的最为典型。《全球大变革》一书的作者指出：
“世界宗教已经培育了具有巨大权力和资源的宗教精英与政治精英，他们有能力动员军队和人民，能够形成跨文化的认同感和效忠感，或者能够提供根深蒂固的神学基础和合法的社会基础。在这些方面，世界宗教毫无疑问构成了前现代时期最强有力的和最重要的文化全球化形。”
“最明显的例子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其宗的动员能力与扩大军事力量和文化影响的能力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没有进行过那种征服……。”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宗教力量或文明体系的超起源地、跨地区的影响或全球化扩张，中国的儒家（如果把它也理解为一种宗教体系）、印度的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却表现出迥然相异的形态。“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都没有采取军事征服等强力硬性扩张手段来推广自己的宗教价值系统。儒家乃谦谦君子，中华文明讲究自圆自足；佛家更慈悲为怀，印度文明主张恬退自然。无论从历史传统来看还是从文化类型来看，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都确乎不是征服性文明。中华文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儒家思想之被东亚一些地区广泛接受，基本体现为一种和平的演化过程。中国人从未以军事征服的手段来进行文化扩张，宗教圣战的概念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从“武皇开边”到当代中国的边境战争，都基本上是防御性战争。即便如此，当年的汉武帝还是为自己治下的战事频仍下了“罪己诏”。费正清谈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的世界革命设想时指出：“他们倡导所有人民革命要依靠自己，这意味着中国能指明道路并提供援助，但它自己并不想通过扩张来完成世界革命”。
费氏看法更从一个特定角度表明了中国文明的非征服性。客观地说，中国文明（儒家）与印度文明（佛教）的地区性影响乃至世界性影响基本上是靠文明自身的精神力量来进行、来完成的。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全球化历程则是充满了血与火的历程。基督教的全球化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扩张，伊斯兰教的全球化更是一开始就与阿拉伯帝国的军事和政治业绩不可分离。尽管伊斯兰教的形成、其经典教义和基督教乃至犹太教都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伴随着民族差异、地域冲突、利益纷争的不断激化，“伊斯兰教文明体系”与“基督教文明体系”（乃至“犹太教文明体系”）从历史到今天，从文化到政经都表现出高度的、经常是爆炸性的对抗。从十字军东征、伊斯兰势力挺进（后又被逐出）西班牙、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基督教势力与伊斯兰势力在中世纪一直进行着两种文明类型的战争形态的竞争、进行着残酷的拉锯战。近代以来，以基督教文明为背景的西方世俗化运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直到今天的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凯歌行进，全球化浪潮的弄潮者主要是市场发达的西方国家、文化认同的基督徒。而曾经有着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辉煌的伊斯兰文明，在近代却一再经历了被殖民化的耻辱。到了现代，在政治上，许多重要的穆斯林国家仍然维持着传统的、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或准政教合一体制，在经济上，如果没有石油这一“真主的礼物”，许多穆斯林国家将可怕地失去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经济支柱。毋庸讳言，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历史竞争到了今天，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显然是前者成了强者、赢者，后者成了弱者、败者。全球化浪潮中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正是在这种强弱胜败分明的态势中建立起新的关系或展开新的对峙。
两大宗教系统或文明体系围绕着地中海展开的战争冲突，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刻在相关民族心头的历史创伤至今仍未抚平。“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基督教的全球化与伊斯兰教的全球化相互碰撞、冲突所爆发的中世纪的“世界大战”。它向人类第一次展示了文明冲突的惨烈，展示了全球化触及到宗教文化层面而形成的总危机。
“十字军东征”的爆发，基督教全球化与伊斯兰教全球化伴随的军事与政治扩张，植根于两大宗教体系的教义信条、文明属性，植根于两大宗教体系所覆盖的民族的历史传统。基督教的传教热情比任何宗教都要强烈执着，伊斯兰教则比任何宗教都具有更纯粹的一元性的、排他性的要求，并且特别富于战斗性（功课中专有“圣战”一条）。因此，这两种文明体系在古代条件下的全球化扩张，一经接触就必然要爆发你死我活的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亨廷顿关于这两大文明体系将成为未来世界主要冲突的看法，应说是不无历史根据。（亨氏关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体系也将与基督教文明体系爆发文明冲突的看法更多地受到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立、社会制度不同的影响，缺乏历史文化根据，缺乏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深入考察，应说是不足为训）而当今世界冲突的热点之热—巴以、阿以乃至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点——与两伊、与阿富汗塔利班及“基地”恐怖组织的冲突，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文明背景下展开（以色列从文化上说其希伯来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基本上属于一个系列，从政治上说其社会制度显然属于西方式民主形态）。因此，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最值得关注的确乎是所谓“基督教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教文明体系”的冲突。那么，在高科技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所谓“基督教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教文明体系”的冲突，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走向？还有，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人类的智慧能否、如何化解所谓文明的冲突？“基督教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教文明体系”应表现出什么样的姿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方能促进全球化的良性发展？
三、宗教的对话、宽容与和解：全球化良性发展的文化保障
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谈论今日世界、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谈论“基督教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教文明体系”的当代冲突，绝对不能从全称概念的角度去理解。今日世界显然并未形成整个基督教文明与整个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所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文明冲突、宗教冲突只是以基督教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国际政治研究（以美国为首）与以伊斯兰教文明为背景的某些反美、反西方意识强烈的伊斯兰国家及伊斯兰极端势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突。纯粹从宗教的角度来考察，绝大多数基督教民族与绝大多数伊斯兰教民族的冲突，还不如这两大宗教文明体系内部的冲突来得厉害，如同为广义基督教体系的北爱尔兰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的冲突，同为伊斯兰体系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冲突。
还应指出的是，从上述特定含义和特定范围理解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也远非“十字军东征”、伊斯兰“圣战”那种纯粹的宗教冲突与宗教战争（这样的“纯粹”的宗教冲突与宗教战争也经常潜藏着经济的或政治的动机）。现代社会的文明冲突，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文明冲突，总是首先发生于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冲突，总是赤裸裸地表现出经济的、政治的要求，而宗教则往往被作为动员民众、凝聚人心的工具、手段。
就冲突的时代形态分析，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又呈现出迥然相异的姿态。基督教文明形成初期就已出现“上帝的事归上帝，恺撒的事归恺撒”的政教分离的主张。经历过近代世俗化运动的洗礼，基督教文明体系覆盖的民族国家早已完成了政教分离。尼采那一声呐喊：“上帝死了”，非常富于象征意味地揭示了现代大工业社会中基督教在人们精神世界的淡出，尽管行礼如仪，基督教在现代西方人的心灵世界已经基本丧失了中世纪那种精神支柱的地位，现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权利、自由主义等在全球范围内已成为主流文明的世俗规范真正的深入了人心，成为不可动摇的价值信念。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忽视基督教作为强大的文化传统积淀于西方人心理深层的无意识的价值示范作用，更不是否认西方现代价值系统与基督教传统的文化血缘联系。正是从肯定这种积淀和联系的意义上，我们才将早已世俗化的西方社会仍旧纳入所谓“基督教文明体系”。但由于有了那个世俗化运动，今天的“基督教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文明体系”的冲突，就前者来说，已经完全是出于世俗目的，已经根本放弃宗教旗帜，已经毫无宗教战争的影子（布什讨伐塔利班与“基地”组织不经意地喊出“十字军”圣战又赶快收回，将打击恐怖主义战争的代号由“无限正义”改为“持久自由”，都是为了避免给战争带来宗教讨伐的嫌疑，带来文明冲突的色彩。这一方面是出于团结穆斯林国家的策略考虑，一方面又确乎符合战争—惩罚恐怖主义者，消除对美国的国家威胁，而的目的——并非是对基督教的护教热情）。
但在伊斯兰教这一方，问题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尽管伊斯兰世界的武力扩张从军事地理上看已成历史陈迹，横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已经仅仅是历史教科书中的名词，但伊斯兰的文化力量、穆斯林的宗教精神却历久弥新，并且以比其他任何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佛教等）都更积极、更执着、更虔诚、更热烈的卫教姿态面向世界。如果说基督教由于来自内部的历次改革和来自外部的世俗化冲击，在很多情况下都已经成了某种富于哲学意味的形而上信念甚至徒具形式的文化礼仪，那么伊斯兰教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很多穆斯林国家以各种方式维持着主导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政教合一的超世俗的神圣权利。“伊斯兰文明体系”在今天经过愈来愈鲜明、愈来愈自觉地高举伊斯伊斯兰宗教旗帜，维护伊斯兰的统一的文化形象。一系列政府的及民间的伊斯兰国际组织为了穆斯林世界的政治、经济、外交利益活跃在国际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任何冲突，都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渲染为对伊斯兰教文明的挑战，而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任何行为，即便是最为人不齿的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也可以被大言不惭地称之为“为真主献身”。由此看来，今日世界所谓“基督教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教文明体系”的冲突，在前者只是表现为一般的世俗形态（尽管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在后者则表现为强烈的宗教形态（尽管仍有一般的世俗要求）。
那么，恐怖袭击等纯粹以无辜平民为目标、段的恐怖主义行为，是否为近代以来两大文明体系之间发生的种族冲突、政治冲突、军事冲突、经济冲突乃至宗教冲突之弱者、败者对强者、胜者的报复或反击呢？不是！它们完全是一群恐怖主义匪类对全人类（不仅仅是对基督徒）的凶残而怯懦的刑事犯罪。它已经远远冲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它本身又制造了空前的文明危机：为了宣泄仇恨，竟可以如此不择手段地对人类、特别是对无辜平民蓄意地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它的示范效应将带来十分可怕的后果。毫无疑问，不应将"恐怖袭击”看成是某一弱势文明体系对某一强势文明体系的挑战，特别是不应将恐怖袭击的制造者归结为“伊斯兰文明体系”的代表，那些疯狂无耻的恐怖袭击的制造者根本够不上这个档次，尽管制造者本人拼命强调自己是伊斯兰文明体系的最纯粹、最热烈、最忠诚、最执着、最勇于献身的代表。本·拉登无疑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信徒，但伊斯兰世界却显然不能为恐怖袭击事件负责。本拉登乃至其他一切打着伊斯兰宗教旗帜的恐怖主义者，威胁、摧残、毁灭的不仅是基督教文明的成果，也是伊斯兰教文明的声誉，更是人类的最应珍视的无辜生命和最可宝贵的生存尊严。从本拉登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恐怖主义者打着宗教的神圣旗号可以如何肆无忌惮地践踏最神圣的宗教精神。从塔利班对本拉登的庇护和其国内政策（以国家名义保护、鼓励种毒、贩毒，不顾国际公愤悍然摧毁巴米扬大佛，集体屠杀少数民族，对民众进行恐怖统治……）亦可看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控制的国家政权是如何地伤天害理，胡作非为，如何地毫不遵守人类文明最起码的准则。毫无疑问，本拉登、塔利班乃至一切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恐怖主义分子，完全是亵渎伊斯兰文明的败类，他们是人类的公敌，也是伊斯兰教的敌人。我们完全不能把他们理解为伊斯兰教文明的热忱的、偏激的捍卫者，他们只是一些地地道道的人渣、匪徒、恶棍、杀人狂，只是一些纯粹的刑事犯罪分子。但是，毋庸讳言，种种宗教极端主义行为乃至“基地”组织那种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与特定的宗教鼓动不是没有关系。这里，我愿引用伟大的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对宗教鼓动的分析来说明问题：
“由于激情的鼓动过于强烈，人们除了暴力和放纵的行动，除了超人英雄主义或血腥野蛮的行动以外就没法满足。这就是诸如十字军东征以及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出现许多崇高场面或野蛮场面的原因。在这种普遍亢奋的影响下，我们看到最平庸、最老实的市民也变成了英雄或者屠夫。而且非常清楚，所有这些心理过程都同样根植于宗教，而个体也经常以一种明确的宗教形式来描绘他们所顺从的压力。十字军相信上帝已来到他们之中，并和他们一起欢赴征程，夺取圣地。”
献身的信徒就只能变成制造野蛮的屠夫，任何宗教都应具有的伟大的仁爱精神，特别是对弱者、无辜者的同情和救助就从根本上被亵渎了。
当然，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是，在全球化浪潮不断地向人类生存各个领域蔓延的当今世界，正确处理不同—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文明体系的核心意识——全球化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本要求。而如何处理“基督教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文明体系”的关系，更是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全球化课题。
不言而喻，避免宗教纷争，化解文明冲突，尊重文化差异，促进多元共存，应成为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民族正确处理不同文明关系的共识。那么，如何达成这样的共识并促进其成功实践呢？我以为，以基督教文明为背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伊斯兰教文明为背景、以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为代表的穆斯林世界依其不同的文化境况，而各有不同的时代任务。如前所述，基督教文明已经历过近代以来的世俗化洗礼，以这种文明为背景的西方发达国家与某些伊斯兰国家的冲突，并未打出基督教的旗帜，而纯粹是为了世俗性的政治经济目的（如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因此，从“基督教文明体系”这一方来说，如何在设计世俗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时，以尊重同情的态度公平合理地对待穆斯林世界（全部为发展中国家），将是“基督教文明体系”在全球化时代正确解决与“伊斯兰教文明体系”之关系、防止两者可能发生的冲突的基本课题（而不应象亨廷顿所主张的那样以重新增强西方文明的认同意识来抵御对抗其他文明）。从“伊斯兰教文明体系”这一方说，树立宗教宽容的态度（伊斯兰文明原有这一优良传统），解决政教合一可能发生的问题（既防止某些世俗的政治领袖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目的甚至个人目的，亦防止某些宗教的精神领袖控制世俗性的权利来满足不切实际甚至违背时代潮流的宗教极端要求），特别是彻底清除由宗教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恶性衍生的恐怖主义刑事犯罪分子（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样的宗教旗帜，号称为了什么样的神圣目的），将是“伊斯兰教文明体系”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与“基督教文明体系“之正常关系的基本要求。换一个角度看，宗教的精神高蹈的舞台不能不建立在世俗的领地，任何宗教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世俗的力量。近代以来“基督教文明体系”在全世界的凯歌行进，与其世俗的市场经济的飞跃发展其实是一个历史行程的两个侧面。“伊斯兰教文明体系”欲改变相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弱势、守势，应该借鉴和学习“基督教文明体系”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这种谦逊真诚的态度不仅具有世俗性的价值，它对于保持和发扬伟大的伊斯兰精神，也决不是毫无意义。
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对话、宽容与和解。通过对话加深双方经济、政治举措的互相沟通，通过宽容建立双方宗教、文化精神的互相尊重，通过和解消弭双方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冲突，努力防止宗教极端主义的干扰，坚决清除打着宗教旗帜的恐怖主义刑事犯罪分子，是全球化时代古老的基督教文明体系与伊斯兰文明体系共存共荣的良性选择。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提出的口号极端但我们而响亮：“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种极端排他的宗教逻辑提出自己的文明口号并将其付诸实施，那么，“世界末日”真的就不远了！
转自赵士林 赵士林99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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