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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非营利组织的慈善资源的动员机制分析
发布时间: 2017/7/26日    【字体:
作者:周爱萍
关键词:  宗教 非营利组织 慈善资源  
 
 
[摘 要]台湾慈济基金会是当今台湾地区最大的民间宗教慈善组织,活跃于全球各地,其组织的运作模式具有长效性,受到学界的一致推崇,因而吸引了众多学者以其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从合法性、信任度和资源网三个方面分析了慈济基金会的动员机制。慈济基金会之所以能有效动员慈善资源,主要得益于组织淡化宗教信仰的色彩,主动与政治“绝缘”;注重慈善救济方法,吸引社会大众广泛参与;以身作则,提升组织公信力和善于利用媒体拓展组织资源等。台湾慈济基金会的慈善资源动员机制保证了组织资源的有效供给,可以为其他类似的宗教慈善组织提供经验借鉴。    
 
 
一、问题的提出    
 
(一)文献梳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流动的空间”不断释放出来,为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非营利组织在国家治理中地位的提升,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官办的还是草根的非营利组织,慈善资源是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因素和关键因素。因此,如何有效动员社会慈善资源,吸引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成为一个热门研究课题。而这当中,草根非营利组织更是成为研究的重点,草根非营利组织与官办的非营利组织有着不同的运作逻辑和内部规范[1],而且这些组织在面临环境约束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行动策略,以获取组织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其中“合作”被认为是自下而上的非营利组织处理与其他组织间关系的最佳行动策略[2] 。
 
综观现有对草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类研究关注草根组织在政府的社会控制之下所采取的生存策略,重点关注它们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另外一类是研究草根组织与政府、企业、媒体、公众等国家和社会各界的互动[3]。这些研究一方面拓展了非营利组织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许多实证研究也为其他草根非营利组织发展提供经验借鉴。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存在的第一个不足是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没有登记注册的草根非营利组织,缺乏对合法草根非营利组织的关注。非营利组织有无登记注册,其资源的获取、组织的独立、自主性和活动范围等都存在很大差异。那些已经登记注册、具有合法身份的草根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力和慈善资源动员策略,与没有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有着重大区别。因此,我们无法忽视对合法草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第二个不足是虽然有学者以具备某种合法身份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关注其组织的行动策略,但是缺乏对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重视。本文将合法的宗教草根非营利组织的慈善资源动员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这类组织的发展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    
 
(二)现实需要    
 
2008年,志愿者在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中的表现,使我国志愿服务发展又上一个新台阶,而这一年也被称为我国的志愿者元年。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当前的志愿服务发展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志愿服务组织工作混乱,开展服务活动缺乏持久性,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等。2011年,受郭美美炫富、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大量资金用于放贷等事件的影响,公益与慈善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我国的公益慈善组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如何有效动员慈善资源,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朱力、龙永红认为,从慈善公益组织的外部环境、内部治理、内外沟通这三个方面来看,合法性、信任度、资源网成为慈善资源动员机制的三大要素。合法性是外部制度环境资源,信任度形成信任资源,资源网形成价值交换资源。这三大要素之间构成一种循环交互加强作用[4]。本文以台湾慈济基金会(以下简称慈济基金会)为例,关注慈济基金会如何从合法性、信任度和资源网三个方面进行慈善资源动员,从一个侧面探寻慈济基金会的发展之路,为大陆其他宗教慈善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慈济基金会是本文理想的一个研究对象,该组织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宗教慈善草根非营利组织;二是在大陆合法注册,具有政治合法性。慈济基金会被公认是华人社会宗教慈善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自 1966 年由证严法师带领30人创办以来,经过近 50 年的发展,慈济基金会已拥有 600多万会员和 200 多万志愿者,足迹遍布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慈济基金会从1991年开始在大陆开展慈善工作,并于2008年获得民政部的批准在大陆成立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由国家宗教事务局担任业务主管单位,是首家由非大陆居民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基金会。慈济基金会独特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5]。    
 
本文涉及慈济基金会的资料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获得: 一是 2013年 12 月1日至2015年 10月 1日期间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的深度访谈;二是检索慈济基金会网站上的相关信息和其工作人员提供的文本材料、媒体的相关报道和学者们对它的研究文献等。    
 
二、台湾慈济基金会慈善资源动员机制分析    
 
在现代社会当中,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这个大系统,都必须与其他社会主体互动,才能保障组织的良性运作。宗教非营利组织的正常运作也离不开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持续输入。志愿者资源是慈济基金会最重要的资源,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慈济基金会的组织规模和向弱势群体提供志愿服务项目的范围的大小、组织使命的实现,而且还是促进其他重要外部资源流入的重要因素。慈济基金会的志愿者分为三类:其一是已经成为慈济骨干的资深志愿者,包括慈济委员、慈诚;其二是其他慈济的次级团体,包括慈济国际人医会、慈济教师联谊会、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慈济警察暨眷属联谊会;其三是慈济的一般志愿者,包括环保志愿者、医疗志愿者等。同时慈济还根据志愿者从事服务内容的不同将他们分为福田志愿者、环保志愿者、香积志愿者、人文志愿者等。實际上慈济这些志愿者已经形成了属于慈济的次级团体,它们由不同的志愿者所组成,从事着不同的服务,共同支撑起慈济这座慈善组织大厦[6]。慈济基金会目前已拥有 600 多万名会员和 200 多万名志愿者,规模之庞大,组织之完备,已非草创之初可以比拟的。另据2009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台湾当年435亿新台币的民间捐款中,有将近一半直接捐给了慈济基金会。可见,慈济基金会的慈善资源动员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根据朱力、龙永红的观点,下文将从合法性、信任度和资源网三个方面分析慈济慈善资源动员机制的有效性。
 
(一)合法性是慈济慈善资源动员的基础    
 
学者康晓光认为,对于中国大陆社团来说,其合法性包括两个同时具备的要件,一是获得政府的认可与信任,包括符合现行的法律并服从相关行政机关的管理;另一个是获得社会的承认与信任,不但是成员的认可,更重要的是社会公众内心的接受和支持[7]。根据康晓光的分类,将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划分为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两种,前者是指政治系统对非营利组织的认可与支持,形式包括登记注册、资金扶持、政策支持以及领导人的支持等,后者是指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得到社会系统的认可与支持,形式包括捐赠、赞赏,甚至是直接参与组织的各种活动等。    
 
1.淡化宗教信仰的色彩,主动与政治“绝缘”。慈济基金会作为致力于全球开展慈善活动的宗教性非营利组织,面临着如何去除传教色彩和避免卷入政治纷争的问题。宗教类慈善组织的宗教背景往往会成为它们扩大自身社会基础的障碍之一。所以,慈济基金会从创立之初一直坚守“不传教、不谈政治”的“两不”原则,去除传教色彩,兼容不同信仰的信徒[8]。由于慈济从事济世救人的慈善志愿者事业,故淡化宗教信仰的色彩,包容各种信仰的人进入慈济。嘉义大林慈济医院的副院长黄佳经就是以基督教徒且是教会“长老”的身份投身慈济医疗志愿者事业。黄佳经1998年到台湾花莲拜访证严法师时,证严法师对她说,宗教间应该彼此尊重,只要不是迷信,正宗宗教间的目标大都是一致的,于是黄佳经退休后到慈济基金会担任医疗志愿者事业发展处主任。在慈济志愿者遵守的“十戒”中有一条是不参与政治活动,所以在地方活动时慈济人会避免参与政治色彩很强的活动,以免被贴上某种颜色的标签。环境保护是慈济的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之一,但当媒体广泛关注环保议题,甚至社会公众走上街头开始社会运动时,我们却看不到慈济人的身影。此外,慈济基金会也明确规定,如果志愿者想从政竞选公职的话,那就不能再担任慈济的相关职务。    
 
慈济基金会在大陆合法注册,也可以看到这一策略的成功运用。慈济在大陆开始活动始于1991年的大陆洪涝,此后,每遇大陆发生重大灾难,慈济基金会都会在第一时间率团前往,以发放粮食、谷种、慰问金等形式进行援助。两岸敏感的政治环境,使慈济基金会来大陆赈灾面临诸多困难:一是台湾岛内许多人对慈济基金会到大陆赈灾提出种种质疑。二是赈灾地点的艰难险阻。由于两岸政治因素的纷扰,慈济基金会的宗教身份,所以大陆的基层政府部门在接受台湾慈济基金会的赈灾时也是非常慎重的。慈济基金会除了一再重申组织、宗旨与使命,每次赈灾都低调行事,不宣传,不谈政治。2010年8月20日,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在大陆苏州挂牌,成为首家以非大陆居民身份在大陆成立的基金会[9]。    慈济基金会的发展历史说明,恰恰是其淡化宗教传教色彩,主动与政治“绝缘”,埋头行善,才能在大陆合法注册,获得组织的政治合法性。    
 
2.注重慈善救济方法,吸引社会大众广泛参与。慈济非常注重赈灾的方法,如慈济的国际援助行动依循“直接、重点、尊重、务实、感恩、及时”等原则,并衍生出四种形式:(1)由慈济一贯执行,直接派员深入勘察,分析重点,亲自发放救援物资,建造房屋、学校等。方案进行中必定期追踪评估。(2)通过与信誉良好的国际慈善组织合作,借助国际慈善组织对受灾地的深入了解,已建立的沟通管道由慈济实地派员审查计划,提供经费,其切实执行、定期报告,可节省摸索时间,并结合其长期的经验技术进行救灾。(3)中国台湾慈济本会与海外据点合力完成,结合多方物力、人力、财力共同推动。(4)海外的慈济人发现当地或邻近地区的贫穷或灾难,以取之于当地、用之于当地的原则,就地取材开展救济。这一原则的实施,不仅使慈济获得救助对象的认可,也吸引了更多志愿者加入慈济,成为慈济的一员。2004年12月2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侧的印度洋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慈济人不仅迅速出现在斯里兰卡灾民身边,而且是那里坚持救援、救助灾民最长久、最扎实的救援队伍之一。慈济人在斯里兰卡不仅很好地救助海啸灾民,还深深地感动、感染、教育了那里的人民,他们忘我无私的行动,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慈济的队伍中来,成为慈济的志愿者,他们是真正的传递人间大爱的天使。首都科伦坡市一家成衣贸易公司老板认同慈济的赈灾理念,也为慈济所做的一切感动,于是他动员公司70余名员工负责海外慈济人在斯里兰卡首都与海啸灾区之间几百公里的往返接送,并派员工到灾区协助做翻译工作。灾区的许多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灾民也纷纷争当慈济的志愿者。    
 
(二)信任度是慈济慈善资源动员的资本    
 
非营利组织是否具有信用,慈善资源的动员是非常关键的。慈济目前有600 多万名会员和 200 多万名志愿者,足迹遍布全球各地,获得了如此多公众的追随,这与组织的公信力有很大关系。慈济从1967年7月20日起,在其创办的《慈济月刊》中就开始刊登善款账目。慈济对每笔捐款的用处和去向都详细告诉捐款者,保证财务透明,账目清楚。慈济从最清苦创业时起就倡导用施主的钱来做善事,而他们则自力更生,以求建立社会公信力。现在慈济的善款可以说已经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了,但它依然坚持诚正信实、专款专用的原则,还是专门把募得的款项用于赈灾,慈济人日常的生活开支还是靠自己劳动所得,自给自足。在这一方面,证严法师始终发挥着模范作用,每一张纸他都要用四次,铅笔写一次,蓝色钢笔写一次,红色笔再写一次,最后用来写毛笔。2010年2月,在《讀者文摘》公布的“中国台湾最受信赖名人排行榜”网络调查结果中,台湾慈济基金会创办人证严法师成为中国台湾最受信赖名人排行榜的第一名。受访者一致认为,证严法师一直以来都能以身作则推动慈济慈善事业,带领慈济人一起无私奉献,其人言行一致,深得人心。2011年4月21日,美国《时代》杂志公布的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TIME 100”中,证严法师是当年台湾地区唯一的上榜人物。《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还赞扬他已成“人间菩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慈济人共同的行为准则。曾经不少人会问证严法师,慈济规模如此大,应该怎么管理?证严法师非常平静地说,我不需要任何管理,只要告诉大家自我管理就好了。慈济这种以身作则、慈悲济世的精神,一传十,十传百,从许多行业的精英人士、大企业老板、中间阶层到目不识丁的老人都加入到慈济中来。慈济人每次赈灾,都个人自行负担旅费,保证劝募来的善款都用于灾民身上。
 
(三)资源网是慈济慈善动员的路径    
 
非营利组织在运作过程中需要与不同的社会主体互动,既需要对组织的服务对象、员工和志愿者负责,也要对捐款人、业务主管机构负责。这使得非营利组织处于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结构中。根据社会学家齐美尔的观点,当个体进入到一个网络中,他不仅自身会成为该网络的一员,他还会把自身其他的社会网络关系带入到现在的网络中。我们可以将慈济基金会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的一个“结”,探讨慈善资源动员机制中的关系网络。    
 
慈济基金会的决策是由会长,也就是证严法师领导的志业中心作出的。在中心之下分慈善、文化、教育、医疗四个发展处,共同为组织制订计划。当目标形成之后,便会制订一套策略,由从中心到功德会,到全世界的慈济人付诸行动。证严法师同时担任董事长,其下设有委员、慈诚队及会员组织。慈济的中坚力量以委员、慈诚队员为主体,带领会员参与慈济的各项活动[8],这样慈济基金会的决策和组织理念很快就使社会公众知晓和认同。    
 
对于任何非营利组织來说,与媒体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和建构媒体议题也是组织拓展资源的重要途径。慈济基金会能够发展壮大,与组织和媒体的有效合作不无关系。慈济基金会在1967年就创办了《慈济月刊》,除刊登有关会务报道之外,还刊载善款账目。让慈济基金会和现代传媒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正是证严法师的俗家亲弟弟王端正先生。台湾佛教史著名专家江灿腾先生在接受《南风窗》的采访中提到,“至于慈济功德会能臻至今日的成功,其实还得感谢证严的弟弟王端正。这位出身媒体记者的人物,非常了解掌握媒体的重要性,他不断利用各种渠道让媒体替慈济造势,包括买广播时段、电视时段,慈济又拥有自己的刊物,可说是目前掌握台湾媒体资源最丰富的团体之一,而它在媒体宣传上的投资恐怕也是最多的”[9]。    
 
在王端正先生的努力下,慈济基金会通过媒体将组织的人文精神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使慈济基金会的信息实现了全球覆盖。江灿腾在采访中还指出:“证严法师在经营慈济功德会的策略上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业作区隔,让事业体由台湾的主流精英来筹办和管理,非常正确地规划了事业发展的方向,再倚靠造神运动及自食其力的优势,在媒体的充分配合下很迅速地征服了台湾社会,威力之大所向披靡,影响力还渐渐扩散到全球的地域”[9]。注重传媒的力量将是我国非营利组织慈善资源动员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三、结     
 
合法性、信任度和资源网成为非营利组织慈善资源动员机制的三大要素,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慈济之所以能够从台湾花莲一个地方性宗教慈善组织发展壮大成为全球性的宗教慈善组织,这主要得益于慈济基金会在这三方面的努力。其中,合法性是慈济基金会慈善资源动员的基础,信任度是慈济基金会的声誉和组织理念获得社会认同的前提,资源网是慈济基金会慈善资源动员的有效途径。所以,如何从合法性、信任度和资源网三个方面进行慈善资源的动员,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来说尤为重要。慈济基金会如何能有效地动员慈善资源,这主要得益于组织淡化宗教信仰的色彩,主动与政治“绝缘”,注重慈善救济方法,吸引社会大众广泛参与,以身作则,提升组织公信力和善于利用媒体拓展组织资源等策略。正是慈济基金会从这三方面建构起动员机制,才能有效动员慈善资源,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影响。但慈济刻意不谈政治,一方面有利于保持慈善组织自身的独立性,避免陷入政治纷争中来;另一方面,慈济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也非常微弱。    
 
参考文献    
 
[1]朱健刚.草根NGO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J].开放时代,2004(4):37.    
[2]何艳玲,周晓锋, 张鹏举.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J].公共管理学报,2009(1):48-56.    
[3]陈天详,徐于琳.游走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草根志愿组织的行动策略——以广东启智队为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55-168.    
[4]朱力,龙永红.我国现代慈善资源的动员机制[J].南京社会科学,2012(1):65-67.    
[5]周爱萍.台湾非营利组织在大陆的行动策略探析——以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为例[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3(6):44-46.    
[6]郭玉辉.社会交换视角下佛教慈善组织志愿者动员机制分析——以台湾慈济基金会为例[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55-61.    
[7]康晓光.创造希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8]朱健刚,梁家恩,胡俊峰.人间佛教的慈善实践——对台湾慈济与法鼓山的比较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4(2):168-170.    
[9]钟岷源.佛教传媒的台湾生存文[EB/OL].(2010-03-    27).http://www.nfcmag.com/article/1975.html.
 
转自星论文网
http://www.starlunwen.com/article/html/59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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