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理路与相关诸概念
民俗与国家的关系是当前民俗和文化人类学界的重要研究议题，二者事实上是一种宏大而抽象的关系，欲进一步深入理解二者的关系不妨聚焦于具体的乡村场域，诉诸于“民俗宗教-村庄政治”的分析理路与框架。毋庸置疑，传统上，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是乡村治理中的两股重要力量，二者密不可分、彼此套嵌。乡村政治需要民俗宗教塑造民众的热情与整体意识，而民俗宗教则需要乡村政治力量提供制度和资源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讲，民俗宗教也是村庄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力量围绕村庄政治与民俗宗教逐步衍生出一种“正统与在野、文明与愚昧、公开与潜隐、积极与颓废、宗教与迷信、保护与打击”的宏大二元对立话语批判图式。这种话语图式使得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力量开始分道扬镳，村庄政治开始演变为国家在基层社会的代表性力量，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科学、民主和现代化的农村社会，而民俗宗教因有具有整合民众力量而被国家话语斥为“封建迷信、蛊惑人心”之腐朽思想，被建构为阻碍农村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反动力量。由此，二者不断产生张力和冲突；当前，国家在农村的权力开始全面收缩，实行村民自治，乡村政治逐渐从国家权力中剥离出来回归民间社会，而民俗宗教因有其广泛群众基础又重新登上乡村政治舞台，这样民俗宗教与乡村政治力量开始形成一种交叉重叠的互构力量，农民对于村庄政治的日益关注使民俗活动有了政治色彩，而村庄中的政治精英对于民俗中“民”的重视使得村庄政治有了民俗的印记。在这样一种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交织的情形之下，村庄的民俗宗教活动开展状况如何？深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村干部在民俗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如何？农民如何可能通过民俗宗教活动而进入村庄政治的权力层？在新的权力格局中村庄政治与民俗活动的关系怎样？带着这样一系列问题，我们尝试聚焦于山西义村的民俗宗教活动-“三官大帝”供奉来窥探新时期民俗宗教的开展状况及其与村庄政治的关系。
迄今为止，在我们所能涉猎的文献范围之内，有关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尤其是“三官大帝”民俗活动的研究仍告知如阙，亦无前人即成研究可循。鉴于此，我们初步选取了拓展个案的研究方法将三方概念贯穿起来，通过深描微观个案来拓展宏观逻辑关系一隅。之所以选取义村为田野，主要因为该村落既保留了古老而又质朴的“三官大帝”崇拜，又有着“革命村”的美誉，是民俗传统与国家意识形态交织较为典型的村落，正好契合于研究议题。农历辛卯（2011）年腊月二十至正月十五，我们在义村过春节顺便作田野调查，有幸目睹并参与了义村三官大帝供奉活动的全过程，这次的参与式观察、无结构式访谈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素材。
二、义村与“三官大帝”崇拜概况
(一)义村概况
义村地处吕梁山脉东麓，晋中盆地西隅，背山接川，西部墚峁相连，山谷多呈羽毛状，东南部平坦开阔，灌木丛生。从行政地理看，义村属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③]，是交口县温泉乡的十二个行政村之一，距乡区约十公里、县城六十公里、市府一百公里、省府太原二百五十公里。它兼具山川之利，西北部处于矿床带之上，矿产资源丰富，尤以铝、铁、煤为最，与全国著名的铝矾土基地孝义铝矿仅隔10公里；东南部土地肥沃，主产小米、高粱、莜麦、核桃和红枣等，距离209国道20公里、阳泉曲南同蒲铁路介西支线15公里。
义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文化传统，据1992年《交口县志》中援引乾隆《孝义县志》载，“此地最早称为九泉沟，泉眼粗大，泉水常流不息。唐武德三年（620）置县于温泉，在泉水之上垒石板筑成大井，遂改名为板井镇，后改称板井村。”乾隆《孝义县志》和光绪《孝义县志》均载名为板井上。另有一说，相传唐朝名将尉迟恭率军打仗途经此地，将士们饥渴难耐，尉迟恭凭借自己的神力，扳倒水井解决了将士们的口渴之急，故村名称为板井村。民国初改称响义村，含响应辛亥革命起义的意思。1936年，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期间，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驻扎在距义村五公里的郭家掌村，并在金斗山指挥了著名的兑九峪战役，当时全村40多户，约有30多人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期间，这里还是牺盟会和游击队活动的中心；解放后，村民们积极参军；直到今天，许多年轻人仍把参军作为人生的理想之一。因此，义村也赢得了“革命村”的美誉。
作为温泉乡西郊相对较大的村落，义村是周遭几个小自然村落的经济、文化中心，占地面积约1500余亩，人口约400余人，2010年人均收入达3928元（人民币），整个村落依山势而建，背靠青山，绿树环绕，面东背西，窑洞和平房错落相间，整体布局似“天安门”状，顶部破旧的窑洞已无人居住，两边不断新修了小平房，将天安门拉成扁长状。村北和村南各有一个5米多高的仿古牌楼，牌楼顶部正中书着：“響義村”，左右两边红色柱子上分别书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取自《易经》）。一条新修的黄沙路横亘在村路前边，路旁是村中人引以为荣的板井。村中央的六间平房和六间窑洞是村中最为气派的建筑，这里兼具村委会办公和小学教育的功能。据村中老人介绍，这里原是“老爷庙”（三官庙）的旧址，解放前村中还有关帝庙、姑荣堂、城隍庙、龙王庙等，在破四旧和文革运动中均被毁灭。行走在义村的小路上，偶尔也能看到几座破旧但很考究的老宅院，门楼上书着：“耕读之家”、“日升月异”、“军功烈属”等。也可以看到一些新修的平房，门左右都安了石刻的“震宅狮”，门前修了别致的“照壁”，丁字形路口的墙角上砌着辟邪石：“泰山石敢当”，房顶安了“集星炉”，外墙到处宣着：“严谨私挖乱采、私藏炸药”、“一人私藏炸药，危害四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
义村人丁兴旺，虽然也有杂性相处的现象，但基本都以卫姓为主，卫氏家族分为两大支，以三官庙旧址（村委会）为界，一支集中居住于村东，俗称：“东头（边）人”，另一支居于村西，俗称：“西头（边）人”，几个杂性人家散居于村东和村西的边缘地带。卫氏家族一直有沿用辈字取名的传统，如解放前请的辈字“福祿良朝，清思永泰”，族中人取名字时根据自己的辈分选取相应的字，不管年龄大小，都要根据辈分相称，所以大人管小孩叫“爷爷”、“叔叔”并不少见。虽然现在年轻人很少用辈字，但依照辈分称呼的传统没变。村民关系融洽，如同一个大家庭，外来者很难以辨别村民之间的亲属关系，因为他们见面都以：“爷、奶、伯、叔、婶、哥、姐、弟、妹”等相称。每逢中秋节，村民都相互赠送“月饼”，一家有喜事或丧事，全村人都来帮忙。这种热衷于村中重要事务的传统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传统上，义村人谋生手段单一，如清乾隆《孝义县志》载，“谋食无他奇技淫巧，除农圃之外，则负薪掏煤，赶骡脚。”[⑥]这种情形自九十年代中后期有所变化，由于国家公共设施（铁路、桥梁等）建设和城市房地产开发对于钢材的大量需求，客观上刺激了铁和煤等矿产资源价格的急剧上涨。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开始放弃农业转投采矿业，他们围绕矿产资源的开采和运输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产业链：当矿工，买汽车搞运输、开小饭馆、开旅店、开商铺、出租房屋给外来矿工、机械维修等等，收入较为可观；二零零四年以来，有的村民开始在城里买了楼房，也有的买了小汽车和电脑等，更多的村民在子女的教育上大力投资，他们希望子女能考上大学，成为城里人，因此，从幼儿园开始就将子女送到乡里或县城读书；二零零八年开始，村里的小学因没有学生而被迫关闭，这里从此成为了村民们供奉“三官大帝”的公共空间。
（二）“三官大帝”供奉仪式
1.“三官大帝”仪式
“三官大帝”亦称“三元大帝”、“三官帝君”，分别为天官、地官、水官，是道教最早祭祀的神灵。据《三官灯仪》记载：
“真都元阳，紫薇宫主，自然大圣，赐福天官，统摄天界，役使鬼神，保天长存。中元赦罪，主地元君，灵真大圣，社稷之神，滋生万物，长养下民，祛除妖怪，保安家国，内外安宁。下元解厄，金阙洞阴大帝水君，清冷之神，驱雷逐电，海晏河清。”
由此可见，三官统摄了天、地、水三界万物，上元天官主要赐福、中元地官主要赦罪、下元水官主要解厄。《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道士）有三元斋，正月十五日天官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为下元，皆法身自忏愆罪焉。”即，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分别为天、地、水三官的诞辰之日，这三天道教徒都要焚香祈福消灾。另外，在为中国民间熟知的《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曹操抹书间韩遂>中，纤细描述了五斗米教主张衡之子张鲁的三官请祷助人之法及其治理民间社会的功能。
鲁在汉中，自号为“师君”，其来学道者，皆号为“鬼卒”，为首者号为“祭酒”，领众多者，号为“治头大祭酒”。务以诚信为主，不许欺诈。如有病者，即设坛，使病人居于静室之中，自思己过，当面陈首，然后为之祈祷。主祈祷之事者，号为“奸令祭酒”。祈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为“三官手书”。一通焚于山顶以奏天，一通埋于地下以奏地，一通沉于水底以申水官。如此之后，但病痊可，将米五斗为谢。又盖义舍，舍内饭米、柴火、肉食齐备，许过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诛。境内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后施刑。所在并无官长，尽属祭酒所管。
据此不难理解，《三国演义》中描绘的三官崇拜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道教清修之仪，它已经开始渗透到民间社会并有了政治的意涵，逐步演变为一种民间社会组织，兼具助危、解困与管理社会的功能。特别是经过民间社会的不断传承与发展，三官大帝还具有了“考核善恶、司人功过、鼓笔薄录、列言上天”的功能，成为了民间社会的第二个“灶王爷”，民间还有人将其等同为福、禄、寿三神。不仅如此，三官在民间不断地被赋予了世俗生活的意涵，成为了一个整体的神，其功能也不再是简单的赐福、赦罪、解厄。而是囊括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求官、求财、求偶、求子、求福、求吉、求安、消灾、祛病、除难等等。因此，自明朝以来，民间修建了许多三官庙、三官堂、三官殿等，有的百姓还在家设龛供奉，“天官赐福”的年画也在民间流传盛行。其崇拜仪式也不再繁琐，崇拜时间与空间亦无限定，只要焚香祷告，许愿还愿，在家在庙均可。由此看来，三官大帝崇拜在民间逐步流变为一种民俗性的宗教。
2.义村的“三官大帝”
崇尚神明是义村人的传统，据明成化《山西通志》载：“其民健讼、好事鬼神。”然对于三官大帝的崇拜却更有独钟。在义村人的生活世界和话语体系里，三官大帝更具生活气息，村民们称其为“三官老爷”。多数村民并不知道三官的由来，也不清楚具体是哪三位神邸，在他们心目中，三官就是一位老百姓自己的神，能量无限，不仅支配着天、地、水万物的产生之源，而且担当着民间赐福、送财、增禄、延寿、消灾、祛病、保平安等职责，地位堪比玉皇大帝，更像他们熟知的关二爷（关公）。正月十五是三官老爷的诞辰之日，他将下凡赐福于民，满足民愿。
义村人对于三官大帝的崇拜由来已久，这种崇拜与大的社会历史脉络缠绕在一起。根据村民们的碎片记忆，一九四九年前后，义村保留着一间三官庙，俗称老爷庙，庙宇不大，里面供奉有天官老爷石刻神像，平日香火不断，本村和邻村男女老幼常来参拜许愿，如果应验，还愿时要给天官老爷“披红挂绿”（即左肩披红绸带，右肩披绿绸带）。每逢农历正月十三至正月十五都要举行大型的集体供奉活动，,纠首（祭祀负责人）由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男子）担当，村民们捐钱、捐粮或捐物，供奉活动主要包括九曲黄河灯请神、集体祭拜、闹社火、搭台唱戏等，通过这些活动祈福禳灾，祈盼丰收、保佑村宅平安；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国家政治运动的冲击，神像被捣毁，三官庙被拆除，旧址上起了窑洞作为村大队办公场所，集体供奉活动被禁止，其间也有个别村民私自在家夜间供奉，因怕被人检举告发，用红纸折成三官神位，供奉结束后当即烧毁；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每逢正月十五，村中“本命年”（属相年）的几户人家为避免凶年不利组织小规模供奉，神龛设在村中僻静的破窑洞里，纸折神位，摆设贡品，村民自愿参与，纠首由本命年男子轮流担任,避免一个人承担被指责“搞迷信”的风险，傍晚进行，程序简单，较为冷清；九十年代中后期至今，集体供奉三官大帝正式恢复，每年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五，义村都要举行供奉活动，由于矿业带动经济繁荣，人们捐赠资金增多，供奉规模数越来越大，参与人数和活动种类越来越多，村干部也开始参与其中，后来神龛设在学校的平房中，这样供奉三官大帝成为了义村一年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民俗活动。当然，经过岁月的砥砺，义村的“三官大帝”供奉也发生了相应的流变，一方面保留了一些传统因素，另一方面又融合了发展中的新因素，呈现出了新的样态。
农历辛卯年（2011，兔年）正月十三上午九点，村中18岁（虚岁）以上属兔男子来到前任支书WYH(65岁)家议事，威望较高的老人(多是本村退休的县、乡干部)也在邀请之列，议事主题是推选新一任三官供奉纠首。按照近年来的惯例，纠首每年一换，且只能在当年属相（本命年）的18岁以上男子中产生，还要综合考虑人品、责任心、管理协调能力等，经过大家的推选和最后的投票，选取了WL(36岁)为今年的纠首。WL被赋予较大的权力，他与村干部、煤老板等商议好资助费用后开始“领事”（即为属兔男子安排任务），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的任务主要是“煮（油炸）供品”、“垒旺火”和布置“黄河阵”（俗称串黄河）。“煮供品”很讲究，面和油必须挨家挨户凑，俗称“百家面”和“百家油”，做成的供品叫“麻食”，大致有三种，一种约有巴掌大，呈长方形状，用白面夹杂高粱面油炸而成，从外观看高粱面做成的“卍”字嵌入其中，共360块。另外两种分别做成“山”字型和莲花状，各有12块；“垒旺火”又叫“搭火楼”，由煤块堆砌而成，底部宽，上部细，形似宝塔，高约2米，中间夹杂柴火用于引燃煤块，旺火预示来年生活兴旺发达；“黄河阵”，又叫九曲黄河灯，主要用于请神，布置在村委会前的空地上，地上埋了360根木棍，横竖各六十根，四角与正中的木棍较长（应象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土），每根木棍上都挂了红灯笼（里边装有灯泡，接了电线），每两根木棍之间间隔2米，用红绳连为一体，总体呈正方形，据村中人说这是根据九曲黄河的走势设计而成。
正月十四晚八点，纠首WL的一个冲天炮预示着接神活动“串黄河”正式开始，全村男女老幼陆续来到了村委会前的空地上，旺火熊熊燃烧，九曲黄河阵里的红灯笼点亮，通体透明。WL双手捧着三官老爷神位作前导进入黄河陈，锣鼓队尾随，手执燃香的村民们鱼贯而入，人们走到中间都会手摸中间大灯杆，据说可消百病，大约绕了九圈之后，三官大帝被接到凡间，神龛设在村小学的教室里，面南背北，布置简约庄重，纠首将红纸折成的令箭型神位放至于神龛中央，上书：“供奉三官老爷之灵位”，神位背后是贡品麻食，全部用铁杆穿起来，共五排，一排高于一排，似群山起伏状，每排最顶端插着“山”字和“莲花”贡品，神位前是香炉，炉里放着谷子，供上香之用纠首将神位放置好之后，上三炷香，全村人下跪三叩头，纠首高呼：“天门开，地门开，三官老爷赐福来，赐你岁岁多吉庆，赐你年年永无灾，赐你永远随心愿，赐你日日乐满怀，开矿之人多吉庆，天天月月光进财……”，集体供奉完毕后，人们围在旺火旁边观看请来民间歌手和乐队闹红火，直至夜晚12点。
正月十五凌晨五点，男人们还在熟睡，妇女们已经悄悄起床，争先恐后来到三官神位前磕头。她们将神位背后顶端的“山”字和“莲花”供品悄悄拿走，这叫“拔稍”（抢先）。拔稍是妇女们的特权和义务，没拔上供品的妇女会被视为是懒惰，更重要的是拔稍有着丰富的寓意，拿了山字意味着将为家人求财、求官、求子、或求学，拿莲花的意味着为家人求偶、求女等；上午九点左右，乐队响起，分散祭祀开始，各家各户陆续前来，男女都有一般都带酒、糕点和鞭炮等，先放鞭炮，然后敬酒、敬纸（烧黄表纸）、上供品、上三柱香、三拜，祭祀完毕后开始捐钱，一般三百到五百元不等，也有上千的，钱的数目会写在门口的光荣榜上。整个分散祭祀持续到晚；晚上七点左右，开始送神活动，仪式较为简单，本命年的男子集体下跪焚香磕头，纠首将三官老爷神位烧掉，然后清理现场，在纠首的提议和安排下将剩余的供品、糕点等分发给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家庭困难村民；晚上10点，在村委大院里举行了规模较大的烟火燃放活动，全村男女老幼前来观看，其乐融融。
三、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的逻辑
乡村社会是由各种各样重叠交叉的权力网络构成的，这种重叠交叉的网络有时会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村庄政治与民俗宗教作为义村权力网络的重要两极也是难以清晰划分彼此界限的，它们共同扎根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在一定的情境之下，使得民俗活动渗透着某种政治和权力的角逐意涵，而村庄政治也充斥着浓厚的民俗色彩。藉此，我们将通过一些具体事实来探求二者的逻辑。
（一）村干部的“实事”：政治活动民俗化
义村一直是远近文明的“革命村”，先后出过三十多名革命军人和烈士。这些人的英雄事迹至今仍在村中流传，有形无形地塑造着村干部们的思想和行为。特别在六十年代，多数村干部（特别是退伍回乡的村干部）成为了坚定的“无神论者”，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以打击民俗宗教的力度来展现自己的革命觉悟程度，以批判驳斥民俗活动来凸显自己区别于一般民众的干部身份。时至今日，仍有个别老村干部对义村供奉三官大帝颇有微词，六十年代曾任义村生产大队长的WXQ（男，78岁）说：“现在的年轻人（村干部）很不像话，居然允许在学校里公开搞迷信，老百姓觉悟低不懂事，他们也跟着瞎折腾，要是在毛主席时代哪会有这种事……”。
到了八十年代，许多能人、富人开始主政义村，这些人选基本上是由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上下合议而形成，其理由是：“自己富了不算富，要带领大家一起富”。他们的权力是乡村两级干部赋予的，其主要职责是经济建设。他们对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供奉三官老爷保持一种不冷不热的中立态度，不赞同也不反对，不支持也不打击。义村原村长WXH（男，63岁）告诉我：“那个年代，我也被搞懵了，原来说供奉三官是迷信，可八十年代后期又悄悄恢复了，就供在村中的破窑洞里。我怕担责任就把这个事跟乡长汇报了，乡长就告诫我：‘只要影响不是太恶劣就随他们去吧，反正你身为党员干部一定不能带头去供奉……’，所以我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我老婆有时背着我偷偷去……”。
九十年代末，义村按照上级指示开始贯彻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起初村干部候选人主要由党支部推荐和村民自荐，报请乡政府资格审查通过后方可进行村民投票选举，投票入围者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具体谁来担任村主任并非按得票多少，而是由村党支部和乡政府最后商定。这样，村民在选举村干部的过程中只享有限的权力。二零零一年，义村实行直选村主任、副主任和村委委员，完全由村民海选，不再提名候选人，只要票数过半，根据票数多少担任相应职务。选出后直接生效，无需报请上级批准。
这样一来选举的权力真正回归到了村民手中了。当然在此过程中，拉选票、贿赂选民、家族抱团现象也并不罕见，但经过几年的体验，大多数村民还是倾向于将票投给那些真正为村里办“实事”的人，用他们的话说：“不能眼小（只看眼前），要看长远，拿了人家的小钱（贿赂选民的钱），咱腰杆就不硬了…” 。其中的实事之一就是对于民俗活动的支持力度，村民们已经将此默认为考核村干部政绩的依据。因此，村干部们已经心知肚明，为求得连任必须加大力度支持民俗宗教活动，如每年的三官供奉，他们不仅要亲自参加，还邀请本村在乡和县里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参加。
除此之外，还要以村委会名义供奉活动提供场地、资金，有时也请戏班子来唱戏助兴。以下是近年来义村村委捐赠支持供奉三官大帝的金额见图1，如图所示，从2002年至2011年，村委的资金支持连年上翻，特别是在村干部将要换届的2005年，2009年和2011年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义村村长ＷＤ（男，35岁）说：“今非昔比了，老百姓的事，特别是供奉三官老爷是全村人的事，我们都纳入到村委工作计划中，作为大事来抓，如果不上心，不支持，我这村长也就到头了，想连任门都没有……”。
图1义村供奉三官大帝村委会历年捐款金额（略）
综上可知，义村的村干部对民俗宗教活动的态度经历了“打击－中立－支持”的演变，这样一种路径与村庄政治中权力结构的嬗变是交织在一起的，民俗宗教中的“民”在很定程度上影响着村庄中的政治精英是否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因此，他们的政治活动开始与民俗宗教活动勾连在一起，出现了政治活动民俗化。
（二）纠首的“新花样”：民俗活动政治化
前文已有提及，纠首是义村人对三官供奉负责人的称谓。纠首实行轮值制，每年一轮，人选必须在当年属相并十八岁以上男子中产生。因为民间有“太岁当头坐，无福必有祸”的说法，积极组织或参与供奉三官活动可以消灾祛祸。以往，纠首一般没有人愿意作，义村一直流传“好男儿不问社事”，原因有二，一是容易被村镇干部指责为带头搞迷信活动；二是那个年代的村民经济困难，很难筹集到资金，再加上供奉活动比较繁琐，各个细节都要考录到，办不好又容易被人指责，出力不讨好。然今非昔比，老支书WYH（男，65岁）说：“以往求人家都不干，现在人家都求我举荐，其实年轻人的心思我明白，他们的志向不只是想当个纠首，但这种事现在我说了不算，我可以推荐他们当纠首，但其他的就看他们的表现了，因为全村老小都睁着眼睛看呐……”。老支书含糊其词的话“年轻人的志向”、“这种事”、“其他的”实际上是在说年轻人有作村干部的意愿。
这里令我们疑惑的是想当村干部与纠首有什么关系?通过我们的了解才知道，义村自实行村民自治以来，虽然宣称只要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均可以参与村干部的竞选，但事实上，以青年们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本无法与追求连任的村干部竞争，再加上他们很少有机会向村民展示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要想挑战原有的村庄权力格局并非易事。而村庄政治的实践经验告诉村民，能力才是竞选村干的最重要的资本。正如退休工人WYM(男，70岁)所说：“现在村民选干部和前几年不一样了，以前有的只看重竞选者的人品，不熟悉他们的统筹大局的能力，结果选上的人要么像个绣花枕头，要么像个小媳妇放不开手脚；有的因为是 亲戚和同一个家族的就投票了，也有的拿人钱了给人投票，结果选上的村干部乱折腾，用村里名义自己开企业，自己挣够了钱，留下的是烂摊子，所以，现在老百姓都擦亮眼睛亮看能力……”。村民ZXJ老人（女，65岁）也告诉我：“现在投票要看能力了，因为有些人心术不正，当干部就是为了捞钱，有的拿钱贿赂村民，羊毛出在羊身上，选上了还不是要弄回来，所以，现在村民谁给钱都照拿，选没选只有自己清楚，反正票是无记名的……”。因此，当任纠首是一个很好的向全村人展示自我能力的机会，也是他们进入村庄权力圈并最终走向权力核心的可能路径之一。
首先，纠首在义村的权力是较大的，村民现有：“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问社事非好男”的说法，整个供奉三官的大小事（从策划、统筹、管理、协调、分工等）都由纠首定夺，但这对他统筹全局的能力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如在“领事”（分配任务）过程中，能不能人尽其用、分工合理；在筹集资金过程中能不能向村里的企业筹得更多的款项；在贡品分配中，能不能照顾到各家各户的利益和心理感受；供奉过程中安排什么样的娱乐活动。这些都会成为村民评价其能力的依据。
其次，纠首在负责供奉三官的过程中难免会与老支书、支书和村主任、村长都发生各种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纠首需要处理好和每一个人的关系，他自己既要展示能力，抛头露面，但又要让村干部们得到应有的尊重感和满足感，这样他才能减少进入村中权力圈的阻力。
最后，在每年三官供奉过程中，村民们期待的重头戏是纠首有什么“新花样”，特备是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这些期待给纠首提供了自由发挥的空间。如2011年的供奉中，晚上举行了较大规模的烟火晚会；供奉结束后纠首亲自将贡品分发给各家各户；剩余的捐款分发给全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为长期患病者提供一些资金支持等。
当然，这里我们也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纠首都要竞选村干部，但纠首为那些对村庄政治感兴趣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通过民俗活动行使村民赋予的特殊权力，甚至牵涉到村民的生活、看病等村庄政治领域的事情。事实也证明，他们如能在民俗活动中创造性的凸显自己的能力，特别是能关注那些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那么在日后的村干部竞选中，他们大多被选为村民代表、村长助理、村委副主任等，这样他们一步步的通过民俗活动从村庄政治的从村庄政治的边缘到中心，这或许是民俗活动政治化的一种体现。
（三）“出心”与“夸富”：政治与民俗的混合化
毋庸赘述，义村的三官大帝供奉已成为村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从三官大帝的神位放置于村委会的空间象征就意味着民俗与政治是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因此，在义村公共生活空间中经常演绎着民俗宗教活动与政治斗争的交织混合。在三官大帝供奉的现场，我们偶尔能看到几个脸上有醉意的村民，他们掏出一贴人民币（500或1000元），当着众人的面把钱交给纠首，纠首会在光荣榜上找到他们的名字，然后在其后标上“×××＋500或1000元”。这实际上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次或第三次捐款了，他们似乎是在暗自较劲看谁捐的钱多。与此种气氛相类似，村委会前面的空地上到处弥漫着真实和无形的火药味，人们在竞相燃放着鞭炮，周围布满了观看的村民，主角仍是那些重复捐款的人，他们你来我往，互不示弱，一边放一个20响的震天雷（鞭炮），另一边就放40响的，这边再放50响的，那边又放100响的……雷声震天，响彻全村，他们似乎在借着鞭炮声向村民暗示着什么。旁边他们的母亲或妻子在不停地劝阻着，嘴里嚷嚷着：“有几个臭钱就不知道姓什么了，想升天驾雾了”。这种情形在义村被称为“出心”，“出心”是义村人在供奉“三官老爷”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以往村民都不宽裕，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办好供奉活动，村民们会根据自身经济状况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只要竭尽所能、到问心无愧就好。村民们认为这种慷慨大方是对“三官老爷”的虔诚，因此，你会发现即使平日最吝啬的村民在供奉“三官老爷”时也会显得很大方。
然而随着村民经济状况的好转，“出心”的涵义也自然发生了变化，“出心”成了“多捐款”的同义词，村里边流传着“出心”最多的人会是来年运气最好的人，虽然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检验的，但有钱人宁愿相信他是真的……这种情形又让人想起了美国西北海岸印第安土著的夸富宴仪式，如果说夸富宴仪式是首领们牺牲财务而获取尊重和声望的重要手段，那么义村人类似于印第安土著夸富的“出心”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民俗意义，也可能夹杂着获得声望的政治涵义。
经过我们的了解，今年的供奉活动中“出心”最多的两个人是义村政治权力中的核心人物，一个是村长，另一个是村委副主任，二人都准备参选下一届村主任，他们也是目前村中最有实力的人选（现任村主任准备担任支部书记），两人势均力敌。因此，二者在都不轻易放弃通过竞先“出心”来表明自己慷慨大方的立场，他们的“心”既是出给“三官老爷”的，更是出给村民的。实际上，在义村的村庄政治斗争中也有“夸富”的传统，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受到国家“先富带动后富”话语的影响，倾向于富人治村，往往认为那些治理好家的人才能治理好村庄，即家富才能村富。因此，竞选者经常通过“夸富”作为赢得选票的技术，只不过他们的“夸富”主要还是为老百姓解决
一些公共生活中的问题，如出资维修公路、翻修校舍、搭台唱戏等等。由此看来，“出心”本来是一种民俗领域的传统，而“夸富”则是一种村庄政治领域的技术，而两位村主任竞选者将二者融合在一起了，他们利用“出心”在“夸富”，也利用“夸富”在“出心”，或许在他们的逻辑中这两个概念是不分彼此的，他们的行为意欲达到“来年交好运”和“气势压倒对方”的双重目的。
结束语
义村是一个充满了矛盾性和两极性的复杂共同体，它曾是远近闻名的“革命村”，是为社会主义运动技术改造较为彻底的村庄，但那里的人却复苏了古老而又尘封已久的“三官老爷”崇拜；义村人并不真正清楚“三官老爷”是何许人，但他们却对 “三官老爷”无比虔诚，憧憬着他的万能力量为人间赐福；义村人并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却充满了政治；义村人对国家政治不感兴趣，但人人都奢望能在村庄政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也许这就是义村人的生活习性，也正是他们的这种习性再加上新时期农村权力结构的变迁使得民俗宗教与村庄政治相互融合了：一方面，由于村民对于乡村政治的直接关注，使其民俗活动呈现出政治化色彩。民众通过民俗宗教活动参与村庄政治，他们通过运用民俗活动中民众赋予的权力技术将自己的权力触角涉足到与村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事业方面，有效发挥了民俗宗教的社会福利和保障等功能，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开始从而从村庄政治的外围走向内部，从边缘通往中心；另一方面，作为村庄政治的权力精英村干部对于民俗宗教活动关注和支持，使得村庄政治出现了民俗化倾向，他们开始认识到“民俗”中的“民”对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重大意义，他们在村庄政治的较量与角逐中诉诸于民俗宗教活动来赢得大众的支持。在义村“三官大帝”供奉的舞台上，很难让人辨别何为村庄政治，何为民俗宗教，二者出现了政治民俗化、民俗政治化以及二者混合化的倾向。当然，不论是民众还是干部，实际上都是民俗中的“民”，他们只有在民俗宗教活动中才有可能展开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才有可能共同探索村庄政治的有效路径。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
http://www.ccrs.org.cn/List/Details.aspx?tid=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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