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近百年来最有文化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区之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与东方、本土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奇葩。我在卯岭南贴山行走，寻访那些在记忆中拼接历史碎片的人群。这个村落便成为牵挂，石门人一次一次进入我的笔端、讲述和欢呼，我一次一次走进石门，聆听石门人的回忆，聆听群山环抱中的空谷回声。
在生态版图上石门坎原本边远洪荒之地，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属威宁，距县城140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最高处薄刀岭2762米，最低河谷1218米。生态恶劣、稼穑艰难；古来瘴疠之地，贫病交加，生计难；大雾阴雨、沟壑纵深，行路难。到了机动车时代，石门乡处在贵州公路网末梢，与云南路网不衔接，退居边缘之边缘。至今，乡村交通仍然羊肠细路，村民往来依旧人背马驮。《石门坎溯源碑》曰：“天荒末破，畴资冒棘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
在文化版图上石门坎曾是茅塞未开的村落，居住着所谓“晦盲否塞”、结绳刻木的苗族。苗语称石门坎为“卯岭南”，苗文写作“hmaob lis naf”，有两种解释：一说意为像岭南那么兴旺的苗族居住地；另一说为从利亚那搬迁来的苗家，二者都寄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苗族苦难数千年，迁至黔西北、滇东北的一支称大花苗，栖身在彝族土目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处于半农奴半奴隶制的境地。迁来石门坎时大花苗是汉字文盲、汉语语盲和数字数盲。
石门坎近百年历史令人叹为观止：这个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在文化视野中别有一番景致，这里曾经是文化“圣地”，一个蛮荒不驯的小村落，异军突起，带领苗族和周边川滇黔十多个县少数民族扫除文盲，勃兴教育，风云叱咤，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关于石门坎教育和卫生的成就，文献这样记载：
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这种文字以石门坎语音为滇东北方言区的标准音，在川滇黔苗族中广泛传播。
100年前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
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
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开近代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
倡导民间体育运动，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滇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
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
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最终控制了天花。
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在石门坎。
创办中国西部最早的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
石门坎平民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一种文字和平民教育运动
这段历史发轫于上世纪初的一次文字创新。创制苗文，是基督教深入苗区的利器。第一位扣击石门、开辟石门的是英国牧师柏格理(Rev. Samual Pollad)。初到石门坎，遇到语言障碍，于是拜苗族杨雅各和张武为师，认真学习苗语。从此凡到石门的牧师和教师，都要求熟悉苗语苗文。石门学校成为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学校。
自古以来苗族没有文字，历史文化依靠古歌传承。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李国镇、杨雅各、张武、钟焕然等人，潜心研究、几经失败，1905年终于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分元音和辅音，又称小字母和大字母，小字母写在大字母上方或右侧，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这套文字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也含自创的几何图形符号。
有趣的是，他们研究了大花苗的服装，从传统服饰纹样中获得灵感。于是一个神话开始在苗区传播：苗族以前丢失的文字现在找到，这套文字从苗族衣裙图中重新恢复出来，正是祖先遗失的文字!民间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石门坎苗文”，学术界称为“滇东北老苗文”或“柏格理苗文”，英语世界称之“坡拉字母”(the Pollard Script)。借助于类似“绣在衣服上的史诗”般的隐喻，新创制的文字获得苗族认同，也获得了传播力量。
苗文创制是英国知识分子、汉族和苗族知识分子共同智慧的结晶。
这套苗文用于苗族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老苗文简明、易接受、应用广，上得教堂，进得学堂，下得草房。运用神奇的老苗文，牧师们翻译了苗文版圣经和赞美诗，杨荣新、王树德修订的译本流传至今。学校用它来编写教材《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本》，发行苗文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苗族同胞乐意学会用自己的文字，通信记帐，记录民族诗歌、故事、传统知识。
这套文字帮助苗族提高了文化地位。石门坎苗文曾传遍乌蒙山区，最远传到滇南文山红河区。云贵川边境苗区许多苗族同胞能通读汉文《平民夜读课本》。据说，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族由此扫盲。平民教育帮助苗族摆脱了因文化落后遭受的民族歧视。当时，威宁苗族人口中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也超过汉族。
这套文字不仅得到中外语言学界的肯定，而且受到苗族的热爱与维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苗区教育规模和教会规模扩大，引起国民党的不安与恐慌，甚至屡屡惊动蒋介石。在行政中央授意下，贵州省政府密切监控石门，并曾计划“开发”石门坎，取缔教会学校、取缔老苗文的传播。此动议立即遭到知识分子的一致抵制，苗族革命者张斐然为苗家使用老苗文权利，向当局政要据理力争。维护苗文体现了苗族鲜明的民族立场。
柏格理先生是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循道公会属于英国基督教卫斯理公会。柏格理聪颖机智，富于献身精神和英雄气质。他身兼牧师、教师和医师多重职责。弱冠即渡海东来，22岁的时候来到中国，在西南传教近三十载，一生充满传奇，石门坎是他为苗族献身的地方。
柏格理牧师开辟石门，曲曲折折。他早年因家境贫寒而失学，所以非常重视教育。在主持西南的昭通布道所期间，他开始把现代教育引入昭通。向彝族传教经年，信奉者不多。一天，来了四位风尘仆仆、形容枯槁的贵州大花苗人，和柏建立深厚友谊。从此贫困却十分虔诚的大花苗源源不断涌来，引起昭通贵族的恐慌，以为苗人要造反。柏牧师大受感动，决意深入苗疆。
1904年柏格理牧师到石门坎勘查地形，向彝族土目安荣之索地，说明只需购置“一张牛皮”之地，安土目以为微不足道，即作赠送之允。柏牧师于是将牛皮割为细皮条，围地丈量，竟然得到土地八十余亩，令安土目瞠目结舌。第二年基督教循道公会正式在石门坎开始传教兴办学校，这便是石门坎选址的传说。
柏格理牧师毫无洋人架子，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说地道苗话，走乡串寨时不坐轿、无保镖，与苗族同吃洋芋和养麦饭、同宿麦草堆，不嫌弃苗家生活之苦和卫生条件之糟。和气迎人，路遇苗民，就像遇到长者一样谦让。苗族人民不仅视为先生、医生，还视他为可以信赖的人，称他“拉蒙”(苗王)。由于为苗族主持公道，柏格理深受苗族人民的崇敬和信任，却因此遭当地土司的仇视，欲置之于死地，多次派人暗杀，柏格理曾经被毒打致残，仅幸免一死。民间流传的中文书《苗族救星》就是记述这位外国人“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目的蹂躏。”
柏格理推动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在创制苗文、传教和办学的过程中，他传播西医科学知识，是第一个在乌蒙山区推广接种牛痘疫苗的人。从英国引进接种疫苗技术，最终控制了当地的天花。他领导互助合作性质的储蓄会，公益场，启动集市贸易，发展苗区经济。
1915年石门坎地区流行伤寒病，柏格理因护理患病的学生及村民，受到传染，他把药品留给村民，自己死于伤寒。石门千人痛哭，安葬先生。人们说，他是我们的。守候多日不愿离去。这位英国传教士独立于官府与土目，愿意为弱势族群鸣不平，不顾自己生命安危，以心传心。柏格理和一批传教士的人格力量和献身精神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感召力，超越民族边界，引发川滇黔苗族、彝族和汉族大规模基督教皈依现象。以石门坎为锡安圣地，逐渐扩展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组织。据载到40年代，川滇黔边区约百分之八十苗族信奉基督教。
如果说开启石门、苗区脱离文盲境地归功于创制苗文和平民教育运动，那么苗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便是得益于推广现代教育的教会学校，并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循道公会在中国提倡通过办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来推动宗教的传播，提出“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的政策主张。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柏格理带领汉族老师到石门坎建教堂创办学校，这是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威宁县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首开男女同校之先河，鼓励男女学童平等接受教育。1912年学校取名“光华小学”，传播教义，也按全国统一课本教学。通过宣传“读书识字就不受欺侮”的道理，苗族子弟纷纷入学。
1910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教育委员会在此成立，石门坎由此成为基督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传教、办学和推动乡村建设的大本营。教会带领苗族义务投工投劳，先后建立教堂、小学、中学、游泳池、运动场、孤儿院、供水设施，药房，曾有大小建筑42幢。后人赞叹，“一片荒地，极端经营，竟至崇墉栉比，差别有天地。”
石门办学很有特色，每年学校的体育运动会深受民众欢迎，以至于演变为民俗。老人们还记得1934年运动会盛况空前，两万余人参与。比赛时，学生对学生，农民对农民。运动会远近闻名，带动云贵边区体育发展，光华小学的足球和长跑项目每每夺魁，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1943年朱焕章校长把光华小学扩建为石门坎私立边疆民族初级中学，这是西南苗区第一所中学。以该校为中心，在川滇黔边分设分校。至1950年，管理96所小学，5所中学、1所神学校和一些医疗机构。
石门坎成为川滇黔三省边区人才中心。前40年，学校毕业了4，000多名小学生，数百名高初中及中专生，三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四位苗彝博士。其中本乡本土的医学博士吴性纯和张超伦，最令石门人骄傲，因为吴医生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
石门坎成为领导一个宏大教育体系的总部，文化版图日益扩大；从一所小学发展到百余所学校，从一个小村落辐射到黔西北、滇东北、川南方圆七八百华里的地区，形成一股不可低估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
为什么石门坎发展时期人气兴旺?关键在于，石门坎教育不仅是培育人材的摇篮，也是塑造人才的基地。
观察石门坎百年的风云人物，我注意到：这些为石门坎做出大贡献的教育家、医生、政治家、很多并不真正出生在这赫赫有名、苗家称作卯岭南的村落，石门学生来自远近20县。这些人出生在另外一些和石门坎一样贫穷的村寨，父母必定听说有个善待苗家的学校，才翻山越岭把年幼的孩子送来发展。父母是为孩子也是为家庭作一次试探和祈福，自己返回祖祖辈辈的困苦里去，而这孩子则开始了特殊的石门坎人生。
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就决定择优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派一批小“留学生”赴成都，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从此石门有了苗族教师，包括苗族女老师。此后送出去一批批孩子到外面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石门学校教师和校长全部由出去深造后再回乡的苗族担任，实现了“以苗教苗”的办学目标。
石门学校的教师来源也是开放的。办学初期，由柏格理牧师在昭通聘来的汉族和回族老师任教共十五人。直到十年后培养出一批苗族老师，汉族老师才陆续离开。汉族老师和苗族过着同样清苦的生活，待遇低微，一年只有六块银元，只够当年的盐钱。老师衣食来源，如果学生多，靠学生缴纳的包谷学费来维持；如果学生少，只有靠家中自产的包谷维持。教师安心工作，按时开课，风雨无阻，灾年也不间断。
不论出生在哪里，许多教育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字与石门坎紧紧相连，比如朱焕章校长、杨汉先校长、杨忠德校长，以及我所拜访的张继乔老人、王德光先生、杨忠信先生、杨明光先生和很多远在他乡的人，获得人们长久的记忆和尊敬。就社会生命而言，他们本土化了，象生于斯长于斯的石门人一样书写着石门历史，为苗族教育倾心尽力。
这个“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与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了很大反差：一方面，西部乡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孔雀东南飞，在信奉所谓市场经济规律的今天，这些都成为人们流行的行为规则，于是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弟子迅速忘却那些挣扎的乡亲，迅速地忘却了自己的由来。而石门的教育行为规则是前赴后继、薪火相传。这个根植于本土、吸收现代教育营养的“以苗教苗”系统，能够吸引本土人才回归、外部人才往来无阻。
发生在中国西南苗疆边区的故事，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现象、教育现象本身，而是一场颇具现代性意涵的“乡村建设运动”。《石门坎溯源碑》称“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纶，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正是石门乡村建设运动的写照。
英国牧师张道惠(Rev．Harry Parsons)在西南苗区传教22年，大部分时间在石门，张牧师主持了石门的实业教育和公益事业。实业教育，如研究推广良种农业建立垦殖事业部，推广纺织业建立毛纺厂，开办公益场、储蓄社、筹建生产合作社。公益事业，如修建麻风病院、孤儿院、植树造林、修建乡村公路和赈灾救济。这些计划与2l世纪今天各个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社区发展计划，如出一辙。在扶贫发展领域，石门坎乡村建设也是先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留美回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在河北定县，晏阳初博士开始了著名的定县实验调查和平民教育，以后由识字教育转变为乡村建设。在江苏南京，陶行知博士宣传生活教育和师范教育。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先生开辟了乡村建设实验区。而在中国西南发生的这一场影响久远的乡村教育运动，领导者则是英国传教士和本地贫穷的知识分子。对比中国西南隅的场景和东部平原“海归”博士们演绎的一幕，既相仿佛又相区别，呈东西遥相呼应之势。个中意义，耐人寻味。
共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都是乡村教育运动之领军人物，皆以面向乡村的普及教育作为开启民智的钥匙，可以视为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一种重要尝试。同时，他们大都接受过英美教育和基督教文化的洗礼。知识分子推行的现代教育理念，与中国内忧外患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这个进程包含了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重新建构。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创造新文化才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
不同之处在于，一个位于东部平原、汉族农村，一个在西部高原、苗族山寨，两个地区上演了两种式样迥异的乡村建设运动。东部的乡村教育运动，领导者重研究阐述和学说倡导，教育史上闪烁着教育家的思想之光。而尘埃落定，博士还是博士，平民还是平民，东部乡村教育运动的成就凝聚为个人化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声望。西部石门坎的乡村教育运动与之有别，领导者著书立说，许多传教士在文献中默默无闻，而苗族自己的知识分子则在历史中脱颖而出，文盲成为学者，平民变为博士。建国初，石门学校为贵州省各级政府机关输送了一批苗族知识干部，因此西部“乡村建设运动”的收获是社区整体的成就。
在千年历史上，中央政府采取了变化多端的战略和体制来打造族群关系，整合中心和边缘格局，但是最终不离武力镇压和威权统治之根本。这一层策略，从“威宁”、“昭通”、“武定”、“镇远”这些西南地名上就可以清楚读出，作为结果，被挤压到边缘的少数民族比如石门坎大花苗这样的族群，越来越贫困，越来越与世隔绝，与政权疏远，所谓不知王化便没有国家意识。但是西式教育制度的嵌人，则成为历史转机，使成千上万少数苗族接受现代知识，一度超过汉族和彝族等民族，跃迁为当今时代的文化先锋。
那么，是什么使得苗族比其他民族更加热衷教育，获得城市教育资本的优秀学子为什么会主动回乡?为什么所谓市场经济规律在这里失灵?当时教师待遇微薄，既无经济上的利益驱动，也无法律约定，没有签订过类似定向培养的合同。能够回到贫穷的石门坎来，他们心中自有一种守持的力量：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
石门坎教会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布衣子弟，他们勤奋学习之举包含着一种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尽管这是教会学校，许多学生最终并不信奉基督教；其二，尽管许多学生不信教，他们对于民族教育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在和平时期，毕业学生怀抱这使命回到乡村，办教育、服务乡梓。在战争危难时期，民族使命转化为政治操守，激励他们中站立起民意领袖和民族英雄，保家卫国、反抗压迫。
石门坎的基督教传播和苗民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推动中国西南边缘的小小村寨融入外部世界，融人中国社会剧烈的社会变迁，即便自己的本土文化后来也被“宏大历史”所撞击和消解!
创造了众多奇迹的石门，如今安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自然灾害和政治洗礼，许多老房子化为残砖碎瓦，许多老人消失在尘埃里。今天来石门怀古，已经难觅当年“我华校旗树黔疆”、“齐声高唱大风泱泱”的盛况。村民、学者、信奉者和寻访者被这个荒远地方吸引，纷至沓来，并使用不同语言符号记录了他们的跋涉和思考。
曾经开启石门的老苗文，如今安在? 五十年代以后，教堂式微，学校也停止讲授苗文。新苗文创制出来后，老苗文逐渐散落民间，栖身草房漏檐之下，父子相传、夫妻相传，借助于地缘和亲缘网络顽强生存。甚至在与石门坎远隔数百里外的毕节、纳雍、武定，在千山万壑中，在苗家茅草屋里，我都遇见了老苗文的行踪。虽然给一双双黑黢黢的手呵护得发皱，给一个个沾着泥土的衣袖摩挲得变黑，那些寄托了苗族情感的文字依然面目清晰，静静地注视着世界。
经历了沧海桑田，百年石门不知何时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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