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慈善发展的黄金时期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数款不平等条约也给天主教、基督教带来了种种的传教的便利。慈善，包括育婴堂、赈济、医疗机构，作为传教的最有效与最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的机构在之后的百余年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随着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的到来，西学东渐的风潮滚滚而来，宗教的慈善机构不仅仅是传教的工具，而更加富有了社会性，变得世俗化。宗教慈善机构的特点主要表现就是宗教慈善事业的大规模、全方位的展开，各界宗教人士从事的社会慈善事业是多方面的[1]。宗教慈善机构主要分为慈善救济与慈善教养两大类[2]。慈善救济主要是赈灾、救灾、济贫、医疗救护等方面，慈善教养主要指对于妇孺进行教养，对于孤儿、贫儿的教养。
这段时期的中国的慈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转型的特点特别能够体现在慈善教养这一块，从前的慈善理念主要突出在“养”，关注的是需要帮助者能否果腹、能否有个安身之所。“钱养着他们固然这是慈善的事业，但不能说这是治本的彻底的法儿。不过贫穷的游民依赖者这层保障苟延残喘罢了。于他们没有多大的益处，于社会或且还有坏处[3]。”，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治本的方法呢？文中也提出了收集整理一些建议例如建立贫民工场，给游民介绍简单的工作、设立孤儿院、贫民医院、贫民医院等等。从1921～1937年的慈善机构的工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被救者的“教”这一块的确也逐渐成为了宗教界，甚至非宗教界的重心之一。
二、医疗卫生方面的慈善事业
1921～1937年的上海的宗教界的慈善机构主要可以分为：医疗救济、残疾人、妇孺、老人与儿童救济几个方面。
上海的宗教界对于医疗卫生方面非常的重视，在1921～1937年间，运行或成立的宗教界的医院或诊所，根据统计大约有20多所，其中道教的有邑庙施医所、中华到教会施诊部处共2所，佛教方面则也有2所，包括佛化医院和奉化雪窦寺上海分院施诊所。基督教方面则有仁济医院、同仁医院、西门妇孺医院、上海卫生疗养院（总院、分院）、伯特利医院、宏仁医院，以及中华麻风救济会所创办的麻风医院多所。天主教则有公济医院、圣心医院、安当医院、广慈医院、普慈疗养院、若瑟医院、陆家嘴仁爱医院、松江若瑟医院、闸北母心医院、中比镭锭医院等。从数量上，我们可以发现，基督教和天主教所创办的医疗卫生机构较于道教、佛教要多一些。也可知在这些宗教界的医院中，不仅仅有普通医院，也有一些专科医院，例如，中华麻风医院、妇孺医院，普慈疗养院等。
这些医院大多在施医给药方面格外便宜，甚至免收诊金。在天花盛行的时期，也往往会提供免费的牛痘施种[4]。若是病重且家庭贫困者前来求治，往往可以在得到医院的核准批准后免费住院治疗。
医生或许一开始由国外来的教会医生担任，护士则由一些教会中的嬷嬷担任，时间长了，随着求诊人数的增加，往往会有医生与护士应接不暇的情况出现，因而，各教会对于本地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视，开办医学院和护士学院，培养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如早先已经有了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上海卫生疗养院护士学校等。以上海卫生疗养院护士学校为例，它以“培养一般青年基督徒护士，于灵、智、体三方面从事服务社会人群之工作”为宗旨。在招收条件方面，除了在体格方面教育程度方面做了一定的规定和限制外，非常明确的注明了，申请人必须是一个“基督复临安息会的忠实教友。”在入学须知中，也在开头和末尾分别强调了该校的护士需要有基督徒生活经验，在将来的工作中也要用自己的行为“普渡”病人的生活。可见，无论从医院还是医院所办的相应的学校，都带有着非常浓烈的教会色彩，传教仍旧是教会创办慈善医院治病救人、创办医学院培养人才的目的。
无论是否带有传教的目的，通过护士学校在对于护士培训过程中的课程方面来看，他们在具体的传授医学知识和护理技能方面，还是抱有者严肃和科学的态度。
（表格根据上海馆馆藏，U103-0-13-1，《上海卫生疗养院护士学校章程》整理所得）
早在1916年，曾在欧美留学的中国医生在上海组成了“中国医学会”[5]。而在十年之后，也就是1926年，美国麻风救济会总干事的戴纳医生抵沪后，将世界防治防止麻风运动也带入了上海，引起了教会教育界及慈善界的关注，最后由邝富灼、李元信、朱绍屏、王志仁中西女塾的代表共同出资组成了中华麻风救济会。曾在1932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麻风大会，邀请了众多的中外皮肤病专家，通过这个会议，中华麻风救济会推动了政府制定麻风法规法案、加大了麻风病相关知识和常识的宣传。由此看见，随着时间的发展，虽然教会慈善医疗事业最初是作为“福音的婢女”传入中国，但在近代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下，它的侵略色彩逐渐减弱。教会慈善医疗事业在其进程中逐渐地带有了中国化的倾向，这主要是受20世纪20年代掀起的基督教本土化运动的影响[6]。
三、慈幼事业
所谓的慈善事业，这里主要指的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所做的慈幼事业，主要包括开办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佛教则曾在民国22年（1933年）曾经创办过佛教慈幼院。
育婴堂、孤儿院是教会慈善事业的主体。其中基督教教会在1921 ～1937年所创办或经营的育婴堂或孤儿院主要有上海孤儿院、伯特利孤儿院、圣玛利亚育婴堂、以马利内孤儿院、上海基督教儿童教养院等，其中较为著名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有中华慈幼救济会在上海所创设的总部。而天主教则有土山湾绘画馆、土山湾工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徐家汇圣母院幼稚园、新普育堂所办的育婴堂等等，其中规模较大的和著名的有土山湾孤儿院，土山湾绘画馆、工场、工艺院等逐渐形成了土山湾孤儿村。
此外，创办盲童学院、盲哑学院也是教会慈幼学院的一个重要内容，据1926年统计，全国盲人学校共有38处，收容男女盲人有1000余人，其中包括盲童学校在内[7]。在上海，基督教教会所创办的同类学校有上海盲童学校、福哑学院。盲童学校与福哑学校都是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其儿子在宣统三年（1911年）、民国15年（1926年）所创办的。从盲哑学院和孤儿院、教养院的数量大小来看，盲哑学院的数量还是相对小的。
生源方面，不同性质的教会慈幼机构也会出现不同的生源条件，如圣若瑟孤儿院因为是由拯亡会修女所创办经营的，就其宗旨就可知，该孤儿院只招收各国的女孤儿。上海孤儿院在创办伊始也只招收了12名男孤儿，一直到扩大规模后才开始陆续招收女孤儿。有些孤儿院在招收孤儿或者寄养儿童前，都需要对儿童进行一系列的体检，如果有疾病或者残疾，甚至精神病的儿童，则不予招收。除了慈善机构工作人员、慈善人士路遇的孤儿或贫苦人家无力养育的孩子被送到这些孤儿院、贫儿院外，慈幼机构也积极主动呼吁人士将这些流落街头的孤苦儿童送往机构进行抚养。由天主教会新普育堂所辖的育婴堂就不止一次的和天主圣心医院联名在《申报》上刊登收养婴儿的广告[8]。
慈善事业以“博施众济为极功”[7]，无论它的内容如何繁多丰富，综合看来，还是离不开教与养两个方面。中国传统的慈善机构主要注重的是养，往往忽略了教育方面。直到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风潮，人们对于教养并重有所认识。 “今者中国各善堂养则有之，教尚未备，且以言夫养……此外，即或有义塾以训贫孩亦惟是略能识字文义。”，“较之泰西教法，相去何止天渊乎？[9]”以此为鉴，已经有人提出，中国慈善事业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之中，应当学习“泰西教法”，做到教养并重。而熊希龄曾在一次给中华慈幼协会作演讲时表示他有五个希望，其中第二个希望就是：“以科学的新知识改善中国之幼稚教育，中国的大病一个是穷，一个是愚。穷当然是没有教育的机会，富的又往往不知道教育的方法。……以科学的新知识改善这幼稚教育，是我的第二希望[10]。”因而，随着近代中国的慈善理念的转型，孤儿院、残疾院的宗旨不在仅仅限于收养，救死扶伤，而是趋向于“教”与“养”并重，使得被帮助者能够获得独立生存于世的技能和学识。例如，上海孤儿院的宗旨也发生了“本院收养无依靠贫苦男女儿童为之抚养，授以普通学识及相当技能以冀日后成人得以自立为宗旨。”、伯特利孤儿则以：“本基督博爱之心援助孤儿，造就人才为宗旨”作为该院的宗旨、圣若瑟孤儿院的宗旨则是：“免费教养各种国籍之女而孤儿使其得趋于自立。”
以上海孤儿院为例，从该院的简章之中的课程设置，可知教会孤儿院或贫儿院的教学部分主要都以基础教育为主。此外，上海孤儿院中设有一间由益德会经营的藏书室，其中置备了各种书报给男女院生阅读。此外，益德会也常设演讲和辩论，用来练习儿童的口才。
所谓“工艺院教成一手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教人，功德尤无限量[11]。”上海孤儿院的工艺部涵括了木工、印刷、装订、美术、园艺、音乐、籘工、竹工、线钮、刺绣、袜工等科目。工艺的科目十分丰富，但是男女孤儿所习的工艺有明显的分工，分为男女两院。木工、籘工、木工、竹工、园艺、漆工、染织工、音乐乃至美术都是男性孤儿所学。53名女生在分别学习刺绣、缝纫、袜工，尤以学习刺绣的女生最为多。除了一部分刺绣，如睡衣、拉斯睡衣、枕套等是承接他人委托所做以外，其余的刺绣、袜工、缝纫所制作出来的成品全部都是供给孤儿院内的孤儿所使用的。这样以工艺传授给学生，以求学生一技傍生，能够在社会上得以自立的方式，并不是古来恒有的，而是维新思想的潮流而产生的慈善教育之法。
院生修完了六年功课，并且所习的工艺确实有成绩者，则会给予小学毕业证书，并有家属或保人领回，若无家属则由该院继续负责照管。那些没有家属的新毕业生，上海孤儿院会尽力保荐至工商业实习以谋生计，或者直接留在孤儿院内实习，加以深造。没有家属的女生，孤儿院则会为其择配。
毕业生中如果有天资聪颖、成绩优良的，则会由孤儿院通知该生家属或保人互相磋商，转送他处肄业，以期造就。自1906年至1937年，由该院小学毕业后就读高中的院生共有200余人，进入大学和专科学校求学的则有30余人，此外还有2人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一部分学生也被送往北京香山慈幼院进行深造。毕业后的独立生活的学生服务于军、政、警、邮、工、学、商、律和乐多大3000余人[12]。其中以在商界谋生的学生最多，学校和医院次之。
除了在学术、工艺两部分的生存技能方面的培养之外，这所由基督徒建立的上海孤儿院也对学生的宗教信仰上进行了引导，使得院内孤儿“能感蒙主恩。”根据民国23年（1934年）的《上海孤儿院报告册》上对于该年大事记所记录，可以发现，每周六都会有灵修会，每周日都会在礼堂内进行主日学和礼拜，并告于学生国外大事。所以，上海各公会牧师，以及圣日学学校教友每礼拜会前往该院讲道。“即牺牲精神所不顾也[13]。”每周日下午，则设有德益会。另在《中华基督教年鉴》中记载得：设立孤儿院十年中，院中孤儿受洗者，多达70人，其中三十人已经能够离开孤儿院得以自立生活。
由此可见，虽然教会的慈幼事业经过只注重“养”到“教”、“养”并重的慈善思想的改变，但是，教会的慈幼事业仍然具有其传教的目的。对招收进来的孩子进行传教，仍是教会孤儿院、盲童院的教育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办慈善机构外，例如上海妇女节制会也通过发表《救济弱苦儿童之建议大纲》来呼吁社会人士对于儿童的关注。
四、其他慈善救济事业
除了对于孩子的关注，民国时期，妇孺、老人、残疾人、乞丐这些也亟需社会关注和扶助的社会群体，也是教会慈善事业的关注对象。如在1921～1937年间，基督教教会曾开设了上海妇孺教养院、西门妇孺医院。佛教徒王一亭则开设了上海残废院、上海安老院。天主教教会也开设了安老院（后附设于新普育堂内）、南张安老院等。对于妇孺的关注相对于老人、残疾人更为的显著。除了在医疗卫生方面，有了西门妇孺医院这样的妇科医院，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上海妇女节制会便筹办了上海妇孺教养院。该妇孺教养院所涉及的慈善事业较为广阔：
1.开设学校
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该妇孺教养院与上海学生节制联合会合作，开设了淑基平民学校。这所学校设有公民常识专科、织工两种课程。除了教养院内本有的学生外，还招收了家境穷困，无法上学的儿童数十名。
2.施种牛痘
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季，该院曾特请刘代清女士在每周六的下午免费为贫民施种牛痘来预防天花。
3.发起废丐运动
经过上海妇孺教养院的调查，当时沪上乞丐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无家可归，一种则是因为家中的壮年收入不能使全家温饱，故家中老少则时而上街乞讨以求补贴家用。面对这两种乞丐，该院始终积极从事废丐运动。自民国十一年（1922年）起，妇孺教养院成为了纯粹的华人团体后，曾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通函各界人士，并附送《致上海妇孺乞丐书》，该书用非常简单的言语，从女丐的实际利益为着眼点，呼吁女丐不在行乞，而是进入妇孺教养院生活，并且习得手艺，以求将来的自立。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有了一定成效，于是决定扩大废丐运动。曾筹募到捐款一万作为经费，在闸北租赁房屋，收养女丐，根据不同的条件和年纪，授以谋生的技术和学术常识。
此外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1年），也已经西方的传教士开办了济良所，希望对于妓女经过训练、考试、检验、教育，使她们有个良善的结局。至1927年无论是在济良所自身的规模上，对于妓女的教育和改造，还是在废娼事业上都有了一定的成绩。
1921～1937年可以说是上海宗教慈善机构的黄金发展时期，不仅仅是事业的规模上，而更在于其慈善思想的重大改变，尤其是慈幼思想，由重“养”转变到了“教养并重”。这般慈善思想的转变不仅落于纸上，更体现在了之后的一系列的从政府到上海宗教慈善机构本身的转型之中。
转自论文联盟
http://www.lwlm.com/zongjiaogongzuo/201502/773109p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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