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苏格拉底、释迦牟尼佛生活的时代称为世界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这时期各大文明都在自己精神导师的引导下迎来了宇宙人生的终极思考，它们不仅影响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各种思想文化形态，更在人类发展至今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古希腊时期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是西方理性主义甚至基督教文化的先祖，他提出的“哲学就是爱智”的命题，奠定了整个西方文化发展脉络的基调。古印度时期乔达摩悉达多王子通过亲身践行证悟的般若智慧，则成为人类文明中佛教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两种不同的智慧观历经千年，仍在当今中西文化的对抗与碰撞中主宰着人类的思维和命运。于是，对比这两种智慧观念，也许能够为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融与文化批判提供宝贵的思想启迪。本文的写作意图就在于从宏观上把握西方哲学与佛教文化中两种智慧概念的共通之处与根本区别，以此彰显以佛教思想为重要元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运思与普世价值。
一、共同的彼岸关怀
古希腊文化在哲学产生之前有一种浓厚的宿命论色彩，无论是世间凡人还是人们假想的奥林匹斯诸神都被预设了无法逃脱的命运，俄狄浦斯的杀父娶母、阿基里斯的致命之踵，无不都是无形的命运安排。这种命运观在哲学中被理性地思考为现象世界背后的逻各斯、宇宙法则、客观精神，每个人自身的小宇宙在这种大宇宙面前都是微不足道、虚无飘渺的，但其背后的客观法则却是永恒的，不变的，唯一的，绝对的。这种古老的思维方式造就了西方哲学中现象和本体、现实与理想的极大反差与巨大张力。在这种思想背景中，苏格拉底提出了自己的爱智宣言——哲学不是智慧本身而是爱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只有神才配拥有，人只能追求智慧但不会拥有它。苏格拉底所说的智慧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作为宇宙法则的逻各斯精神，就是古希腊文化中那种若隐若现的命运底色。
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由于其肉体的欲望和无止境的感性需要遮蔽了精神对智慧的直接洞见，人们只能看到具体的、特殊的、相对的概念，无法把握绝对的和普遍的理念。但是一旦人的灵魂与肉体分割开来，灵魂就重新具有了把握普遍理念、洞悉真理的能力。所以灵魂与理念同在，而理念就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绝对概念，即智慧，它是世间一切事物追求的原型和终极目的。
苏格拉底的普遍概念通过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演化为基督教的上帝之道说的观念。上帝最为人熟知的三种属性就是全知、全能、全善，其中知就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道说，这种概念实际上就是古希腊文化中的命运、逻各斯、苏格拉底的智慧和普遍概念。只是在基督教中，这种无形的本体概念被配置了一个至上的主体，这就是上帝。世间的凡夫俗子只能具有转瞬即逝的意见，只能爱智慧、追求智慧，而上帝则是宇宙法则和万物命运的主宰。西方哲学的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疏离感，造就了西方文化的彼岸关怀。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作为本体的智慧、作为智慧拥有者的上帝才是真实的，现实中的事物都是虚幻的，赫拉克利特曾说的“一切皆流无物常驻”，就是对现象世界的描述。而在基督教中，上帝之城永远是世俗人类想往而不可及的理想王国。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目的王国、马基雅维利的乌托邦、马克思的自由王国无不渗透着这种彼岸情结。可以说几乎所有西方哲学家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花费在了这种不着边际的、纯粹理想中的智慧上。
与西方文化智慧观的这种彼岸关怀相似，佛教自从悉达多王子发端以来也带就鲜明的超越性和疏离感。佛教的发端要追溯到古印度的婆罗门种姓和婆罗门宗教，婆罗门在印度是最高的等级，被称为“人间之神”，是知识的垄断者，精神上的领导者和文化形态的创造者。他们崇尚对宇宙万象之根源的探究，思想高远而虚幻，由此蕴生出“原人”、“梵”、“因果”等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这些概念恰恰就是佛教智慧的原型。原人是指造化一切的主神，是宇宙的创始者，就像基督教的上帝；《吠陀》就是宣扬这种神创万物的最初经典，但其中也经历了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奥林匹斯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的过程。这种唯一的造物之神、原人在《净行书》中演化为“梵”，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绝对清净至真的本体，它是世间万物的主宰者，并与人性的自我合而为一。所以，婆罗门教追求“神我”合一的清净至真境界。因果报应是婆罗门教的另一思想特征，众生业力流转生死轮回之间，由于宿世善恶因缘，便得今生的种种果报，这种因缘果报思想在佛教中得到了完整的继承和发扬。
“原人”、“梵”、“因果”揭示了古印度思想文化中原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些概念就像古希腊的“命运”、“逻各斯”概念一样是有形世界的无形和抽象的恶本体。至高无上的一神统治和宇宙万物的因果法则在古印度和古希腊具有一种同质性思维方式，但是印度宗教中的这些概念最多只能被叫做本体，现象背后的真理和本质，但不是实体。恰恰相反，真理是空、是清净无我、无物，万物的实质是空无，这一点与古希腊哲学中从有到有的宇宙生成转化观念不同。此外，梵我合一的神秘体验和追求也与西方文化中深刻的神人二元性思维有所不同。古印度中的神既是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又是圆融于万物之中的，而古希腊的本体与现象一开始就有较为清晰的界分。
思维方式的不同造就宗教观的不同，基督教中上帝与人之间是主客二元对立的，他们之间只有通过先知、耶稣、圣灵或者教会的中介才能有沟通，但佛教追求的是人通过自己的内心证悟直接通达清净空无的本体。在这种思想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佛教智慧观就是对宇宙人生的洞察与认识，换句话说、就是对自我和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整体洞察，它可以使我们超越具体事物的执着，在最高的清净本体中得到解脱，获得涅槃。这样的智慧实际上就是古印度文化中梵与因果法则的演变形式，是世间的终极真理。但佛教的智慧只是通达彼岸的方法和途径，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的，这一点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智慧。西方人自古就有求知的强烈欲望，哲学产生于人们对世界和自我的懵懵懂懂的惊讶，因而追求智慧就是追求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智慧被看作是人类永无止境地趋近的客体。
佛教的“智慧”一词只是梵文“prajna”的汉语意译，很多经典中常用“般若”作为其音译。而般若在《大智度论》卷八十四中的解释是“般若名慧，波罗蜜名到彼岸”，即将人渡到彼岸的智慧，但这样的智慧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具体的明智。《大智度论》卷四十三中又云：“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诸智慧，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这说明般若智慧是世上最高的智慧，是洞察万事万物皆空的智慧，这样的智慧虽位品最高，但也是人人俱有的。释迦摩尼曾叹息：“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既然每个人都具有证得这种无上智慧的可能性，那么重要的就在于修行的过程了。
二、智慧的认知与智慧的修证
对于西方哲学思想而言，智慧是不变不动、永恒唯一的本体存在，人类对它只需要以理性的认知能力去静观、沉思、洞见。但佛教的般若智慧就是每个人自身潜在的本心，最高的智慧本体与人们的本然心性是天人合一的，只是由于人们总是执着于虚妄之事，迷失了本心，般若智慧才显得遥不可及。
柏拉图的理念论可谓是西方哲学中智慧观的代表，“理念”的原意就是心灵之眼看到的对象，亦即理性思维到的对象。古希腊哲学中巴门尼德提出了著名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这命题是说，最高的智慧和本体只能是存在，而不是世间诸多现象之物，后者只能被叫做“非存在”，而作为本体的智慧存在只能通过思维来把握，不能通过人们的眼耳口手等感官来认识。这种观念奠定了整个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路线，作为本体的智慧只能是理性思维的对象，不能是感觉经验之物。苏格拉底的爱智、柏拉图的理念论都是建立在这种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之上的。亚里士多德更将沉思的生活当做是世上最幸福之事，他还将这种理性思维进一步体系化，创立了影响整个西方人思维的形式逻辑。在这种逻辑思想中，三段论演绎推理是一切科学论证的最重要的工具，其特点是无需经验的辅助，单靠概念之间、命题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出想要的结论。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对上帝、三位一体、原罪等教义的理解也是以这种单纯理性主义的推理为论证方式的。近代主体性哲学之父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的命题确立了自我的思维主体性，在此基础上被引出来的上帝、物质等观念都被看做是天赋观念。所谓天赋观念在笛卡尔那里就是所有人先天具有的、普遍同意的知识，也就是至高无上的智慧，其他一切知识都建立在这种智慧之上。如果说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将智慧看作是外在于主体的东西，人只能热爱并追求智慧；那么在笛卡尔这里智慧就直接地被纳入主体之中考察。这就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近代的主体性哲学的转向，也是人类的自我意识被确立为哲学智慧的第一主体的这种思维的转向。
但在佛教的智慧观中，智慧被看作是本来就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彼岸不是外在于自我的天国，而是每个人心中的清净本性，它与创生宇宙万物的大宇宙、客观法则是同一的。这是佛教一切修行的前提，所以人人自有佛性，无需向别处远求。这种反求诸己的智慧观要求人们摒除蒙在本心之上的种种障碍，破除执着和妄想，明心见性，证悟得道；因而这需要艰苦的修行过程。
佛教修行最基本的过程是戒定慧。即通过持戒去除违犯性烦恼；通过修定去除困扰性烦恼；通过修慧去除潜伏性烦恼。在这里面智慧的修行是最高的，智慧跟四圣谛息息相关。经典中将如实地了知四圣谛称为智慧，而智慧所了知的对象就是四圣谛。“谛”就是如是不颠倒，即是真理。“圣谛”是圣人所知之绝对正确的真理。四圣谛即四种终极的真理：苦圣谛、集圣谛、灭圣谛、道圣谛。佛陀阐释四圣谛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世间的因果以及出世间的因果。“苦”是指世间的苦果；“集”是苦升起的原因，即世间因；“灭”是苦熄灭的果，即出世间的果；“道”是灭苦的方法，通往涅槃的道路，即出世间的因。在经典中有这样的比喻：众生的身心有种种的生死业以及烦恼，即是有各种的心病，佛陀将此病情，以及病情之所在处，告诉众生，并且指出那些解脱的圣人，没有病苦而得到的愉悦，以及解脱病苦的方法。这就是智慧要通达的苦集灭道四种终极真理。
但是，通达这四种真理还不是修行智慧的终极目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说：“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要想通达四圣谛还需要一个自我的主体，但佛教中真正要达到的境界是无我无物，一切皆空。既然证悟智慧的主体都必须被超越掉，那么作为主体之对象的智慧也就必须被超越。佛教修行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是清净无碍，万物圆融一体，自然而然，没有任何刻意雕琢的存在者，修行就是恢复到清净本然的自性。苦集灭道揭示了世间一切障碍本性的东西以及这些事物遵循的因果法则，既然一切皆空，那么这些事物及其遵循的因果法则也就是性空的，进一步而言证得这些真理的智慧本身也必须被超越掉。修智慧的目的不是想要从中得到智慧，而是洞悉世间一切诸法皆是空相。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智慧不是佛教修行的目的，而只是手段。《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这个意思。在这种观念中，般若智慧及其洞察的对象也属“有为法”之列，一切刻意执着追求的对象都是空的，最终都要被消除，这样才能回复到清静无为的自然本性。
结论
西方哲学和佛教的智慧观在扬弃现象世界，追求本体世界的思维方式上有共通之处，因而它们都具有一种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但西方哲学的智慧一开始就是外在于人类心灵的客观存在，由它所演化而成的逻各斯的概念以及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及其道说不仅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也是哲学考察的最终对象。而佛教的般若智慧则是人们追求自在佛性的修证手段，不是目的。佛教的智慧也不是外在于人心的客观法则，而是每个人自由本有的洞察力和智识，它所穷极的四圣谛真理乃是宇宙万物之真相。佛教通过修智慧使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中被迷失的本心重回清净。
转自佛教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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