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为在美国福瑞尔馆藏西湖图古画中发现杭州大佛寺内北宋大石佛图像而写，不意深入追考时，竟考证出五大重要发现，且论证涉及文化人类学、语音学、地名学、考古学、先秦史学、佛教文献学、佛教造像史学、中国美术史学、南宋史学等多类学科，亦蔚为奇观！此五大重要发现分别是：
一是古老的石头会说话，考证发现大佛寺内“钱秦石宋大佛”奇石就是文献记载中杭州最古老地名“钱唐”之源头，这是前所未有的新说，是杭州历史源头久未破解的重要课题的最新石破天惊之揭晓。
二是新发现的美国福瑞尔馆藏西湖图古画中的宋代大石佛图像，让已经失传800多年的北宋弥勒大佛形象重现眼前，这是此弥勒大佛800多年历史中唯一图像的首次发现，非常珍贵重要。
三是对古画中弥勒大石佛像详考后，发现北宋“钱秦石宋大佛”是显佛身的弥勒如来造像，所处大石佛院是独特的半石窟建筑，即佛经中“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涉及佛像真容与宗教建筑内涵，是对大石佛像及所处建筑进行自古宋以后缺乏具象记载的空缺填补，并首次深入研究。
四是根据弥勒佛时代类型诸特征分析考证，发现大石佛院内东壁上布袋弥勒造像，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布袋和尚弥勒佛造像，而且还是最早期的布袋和尚写真造像，非常珍贵难得，具有独一无二的布袋和尚弥勒佛源头研究的重要证据价值。
五是经诸多证据，层层分析，考证发现美国福瑞尔馆藏《西湖图》为南宋院画。这不仅是为一幅古画断代，更重要的是，可以确定这幅以刻画细节见长的古画卷，是较详细地展现了南宋时代的西湖真实面貌，给大石佛、大佛寺以及图中所涉及到的所有景物，都带来无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与研究价值。
毫无疑问，这是一系列十分重要而珍贵的重大发现！一幅画、一块奇石，竟然引出如此令人惊叹的五大重要考证发现，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此足以说明大佛寺文物遗迹群的底蕴之丰厚，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最大估量！
一、从“橛头”到“钱唐”——杭州重要源头之考证发现
在杭州宝石山南麓有一块非常古老的巨大奇石，可称之为“杭州最古老宝贝”。此石之奇，不在于天然形状，而在于奇特历史！它最初是一块兀然凸起的连山巨石，原始时代有否被杭州史前人崇拜过或待详考，然民间一直相传此是秦始皇到杭时用以缆船之石。
当时西湖还是海湾，迤东南一片汪洋，此石正好是湾岸水边一巨大天然石桩，故势必早成古人缆船之石。《越绝书第十》记：“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道度牛渚，奏东安、丹阳、溧阳、鄣故、余杭、轲亭，南，东奏槿头，道度诸暨、大越。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①”此述秦始皇公元前210年去会稽祭大禹，沿江而下，南渡到牛渚（今采石矶），又次第登陆东安、丹阳、溧阳、鄣故（长兴西南），然后沿苕溪到达余杭，再转轲亭（从路线位置及语音考，“轲亭”应即皋亭，“轲”，越语读若guo，与“皋”一音之转。而今半山皋亭一带曾有不少战国墓出土，著名的国宝级文物战国水晶杯就发现于此，可知此地当时已是富郡，并且当地有秦始皇船过皋亭时正好遇到当地民众在祭防风的传说，可证秦始皇当年东巡是路经皋亭的），然后往南（其时杭州老城区还在一片汪洋中），从东登陆槿头，接着渡江到诸暨，再到大越（绍兴）。
又《史记?秦始皇本纪》亦记：“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钱唐，是文献记载中杭州最早地名，始见于此，公元前222年秦设钱唐县，属会稽郡。两条史料对比，可知“槿头”就是“钱唐”②，亦即槿头是当地土地名，而钱唐是秦官方记录地名。从语音学角度看，“槿头”与“钱唐”，在越语中读音非常接近，几乎一致，都读若“jian dou”，按地名学“名随其主”原则，当以本地“槿头”为准确。于是可以清楚，“钱唐”最初是秦官方对“槿头”这一土地名的记音，钱唐之名由此而来。
古钱唐旧址，最早见载南朝钱唐县令刘道真《钱唐记》中：“昔州境逼近海，县理灵隐山下，今馀址犹存。”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守敬按：《书钞》一百五十八引刘道真《钱塘记》：灵隐山北有石穴，傍入，行数十步，有水广丈余。昔有人采锺乳，见龙迹，闻穴里隆隆有声便出。《舆地纪胜》引《晏公类要》：有龙泓洞岩石室），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似莲花。昔有道士，长往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会贞按：《环宇记》许由、葛洪皆隐此山，入去忘归，本号稽留山，今有寺）。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迳其南……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③”
此二文所说之灵隐山，应该是指西湖北山。理由是：首先，从历代“钱塘门”位置及钱唐范围考，可确定最早“钱唐”就在以宝石山为中心地带；其次，“县南江侧有明圣湖”，更是明确了山在江及明圣湖（古西湖）之北，那么就是非北山莫属了；且文中“昔有道士长往不归”之山，是指葛岭，已有《环宇记》证之；而“有石室三所”，疑指栖霞、紫云、金鼓三大洞；及“灵隐山北有石穴”，疑指黄龙洞（这些洞宋志就有记载，北山是环西湖所有山中石穴最多的，目前已知就达八个之多，如还有银鼓、如意、蝙蝠、卧云等洞④，多穴之山往往是早期人类的聚居选择地，所以北山的人居历史或可追至万年前）。这些地理位置都一一相符，最重要的是“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似莲花”，指的就是这块古老而巨大的奇石！“孤石壁立”，至今仍如此状；而“大三十围”，即此石的周长为三十手跨，一手跨约20厘米，则“三十围”约合6米，实测今大佛头部周长约5.5米，除去岁月的磨损与镌佛时凿去部分，尺寸基本相符，可知此石的早期面貌如此奇特不凡！
由是考之，“槿头”当为“橛头”之记音，“橛头”者，地上之桩也，可以想见古人久已在这巨大醒目的石桩上缆船上岸，遂逐渐呼为地名，这是地名由来中很常见的一种。如此，由“橛头”而“槿头”，而后演为“钱唐”，钱唐之名原来出自此石！这真是石破天惊之大揭秘！
钱唐，杭州可追之最古老地名，其由来，很古就已说不清楚了，故南朝《钱唐记》有汉华信“以钱买土筑塘而名钱塘⑤”的抵牾之说（秦已有钱唐，何劳后世再名？）。此外还有二说⑥：一说：“《淳祐志》释文云：唐者，途也。所以取途达浙江者；其地有钱氏居之，因以为名。”查《淳祐临安志》释文中无此文句，倒是《万历杭州府志》中有引此说而驳斥之。故明“释文”是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唐，途也。”此释又源自《毛诗郑笺》：“唐，堂塗也。”《尔雅释宫》：“庙中路谓之唐，堂塗谓之陈（堂下至门径也）。”由此可见这一说太穿凿附会；一说：“《汉书》《晋书》地志皆曰：‘武林山，武林水所出。’阚骃曰：‘武林山出泉水，东入海。’所谓武林水、泉水，即今灵隐南北两涧所合之水。秦时西湖犹为大海之一湾，受潮汐之冲击。居民筑塘以捍之，故曰泉唐，王莽改曰泉亭县，仅改其一字也。”此说其实解释的是“泉亭”之名由来，而非钱唐。可见“钱唐之名出自此石”之说，真是学术上一大突破，打破了很久以来治杭州史者困顿在“钱唐”之名前无以追远的局面，给杭州源头研究开拓出一条可以通往更古老源头的探索之路。
钱唐故址所在，由上文考之，大致早期就在北山上，后来随着水退，逐渐移至山下坡地，至今环北山一带，房屋高楼还多建在坡上坡下。从葛岭曾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石器及汉墓等，浙大内老和山发现大规模汉墓群及玉泉石壁山等地也有汉墓⑦看，北山一带很早就有人居，汉代时已成为相当繁荣的县城。关于钱唐故址，学界向来有四说⑧：一是今灵隐寺山说、二是西湖群山说、三是转塘说、四是半山说。其中一说是很早时的说法，没有依据，就是根据《钱唐记》中“灵隐山下”句，就简单认定灵隐寺是因山命名，所以灵隐山就在这里，故八十年代以前关注点都在灵隐寺一带，但一直没有考古证据出来。倒是八十年代中期浙江大学一带有大规模汉墓群等发现，学界有所省悟，明白此说与史载不符，且无考古支持，于是重新审视，才有后三说出来；其中二说与本文比较接近，但太笼统，范围太大，缺乏对原始记载的全面思考；三说的地理位置与记载根本对不起来，也得不到考古支持；四说不明白追踪的是“钱唐”，而不是考古发现杭州市区最早城市。半山皋亭存在先秦早期城市是很明确的，但肯定不会是钱唐，而是名皋亭或轲亭，所以《越绝书》中的轲亭就是皋亭。轲亭亦写作“柯亭”，汉蔡邕之著名“柯亭笛”即出于此，晋张骘《文士传》载此笛出地为吴“会稽高迁亭”，可知柯亭、高迁亭者，均皋亭也。王莽改钱唐为“泉亭”，其中之“亭”，或即指此，总之，皋亭肯定是杭州追源中的重要部分，但与钱唐故址无关。
钱唐之名由来，钱唐故址所在，一是学界向来关注而无解，一是争论不休至今未有定论的问题。如今竟缘此奇石轻易揭橥出来！呵，橥，就是栓物的木桩，“揭橥”一词用在这里是如此贴切！此石真是始有钱唐之见证钱唐之源头呀！
由此继续深入，在南宋古地图上此石西面山下标有“宝積山王庙”，称王而不称神，可知此山神来历颇古。積者，橛也！故宝積山原当为宝橛山，祀的就是此石！没错！万物有灵时代的典型崇拜！但随着“橛头”演为“钱唐”，“宝橛”换作“宝積”，对此石的原始崇拜也慢慢消解。唐陆羽《武林山记》载：“自钱塘门至秦王缆船石，俗呼西石头。⑨”即自秦皇缆船以后，此石又名为“秦王缆船石”了，换成帝王时代继续受崇拜的名称。然唐代民间呼此巨石，前缀不是“大”，却是“西”，西者，越语“仙”也，即“仙石头”之谓也！透露出原始崇拜痕迹的最后一缕民间模糊记忆。
如此不凡之石！又悠悠1300多年过去，在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这块巨石由僧人思净镌刻成了一尊巨大的弥勒佛半身石像，于是奇石自此又成为弥勒大石佛！
这样，此奇石便有了“钱唐源头石”、“秦皇缆船石”、“北宋大石佛”的三重身份，笔者综合名之为“钱秦石宋大佛”，以蕴含此奇石的三变历史与三重身份！此石之古老，在不可追之远，此大石佛的历史渊源与荷载，也就格外深远厚重而不同寻常了。本文为突出发现“宋大石佛图像”主题，暂时称为：北宋“钱秦石弥勒大佛”造像。
二、珍贵而重大发现——八百多年前著名大佛头惊现古画中
北宋“钱秦石弥勒大佛”问世以后，一直是声名远播的著名奇观盛景。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曰：“断桥，桥里有梵宫，以石刻大佛金装，名曰‘大佛头’，正在秦皇缆舟石山上，游人争睹之。⑩”明杭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大石佛，旧传为秦始皇缆船石，宋宣和中僧思净者，当儿时见之作念曰：‘异日出家，当镌此石为佛。’及长，为僧妙行寺，遂镌此石为佛像。饰以黄金，构殿覆之，遂名为大石佛院。元至元间（1276年后）院毁，佛像亦剥落。皇明永乐间，僧志琳重建，敕赐大佛禅寺。?”以后，此大石佛的泥塑金装屡毁屡复，最后一次损毁约距今100年前后。
800多年前名声遐迩的北宋大石佛究竟什么样？相信是其自元代毁后700多年来无数人的追念。可是宋代虽留下不少赞叙大佛头的诗文，但文字传达出的形象毕竟太空泛，无法予以准确定形，这方面的缺陷就需要有更具体的图形史料来弥补。正是由于认识到文字记载之不足，所以笔者在对“杭州大佛寺文物遗迹群研究项目”进行史料搜集整理时，十分重视非文字史料的搜集，尤其重视图形资料的特殊作用与意义。因此，大佛头的图像资料也一直是笔者在苦苦追寻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道酬勤，当这一项目进行半年时，笔者终于在《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一书的彩页?所刊载的一幅工笔写实古画中，发现了八百多年前宋代赫赫有名的大石佛之图像[见图一]，原来宋代的大石佛造像，是个大圆脸的弥勒佛半身头像。正如南宋甄龙友《临安北山大佛头颂》所形容的：“色如黄金，面如满月。尽大地人，只见一橛。”
所刊古画原是一幅山水画长卷，但登载书上的只是其中一局部图[见图二]。非常幸运的是，所登载的局部图画面内容，由东往西刚好是南宋时的断桥、兜率寺、大石佛院、十三间楼楞严寺、水月园等景物，画面景象非常繁盛，八百多年前的北宋弥勒大石佛全貌，清清楚楚地展现在大石佛院内，很是令人惊讶与震撼！虽然由于原图经拍摄成照片，又印刷成书，许多细节部分已经模糊不清了，但仔细察看，还是能看清大石佛院中大佛头的基本装束与形象。
此书出版于2000年，相信在笔者发现之前，此局部图已有无数人看到过了，书作者及出版相关人员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没有人声称发现了此画中对杭州来说是非常珍贵而重要的图像——800多年前的北宋“钱秦石弥勒大佛”造像！这正说明发现此图像是非常不容易的。首先，要对此弥勒大佛的历史了解得清清楚楚，其次要对其所处环境方位知道得明明白白，再还有，要对此大佛造像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与构想。唯具备此三者，才算是认识了此大佛，才不会视而无睹，因发现的前提是认识，没有不认识而能发现的。然仅仅认识还不够，还需要常记在心中，时时留意寻找，才会有此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有了此珍贵画面，八百年前的大佛头就已经真实直观地展现于今人面前了；而这一失传已数百年的大佛头造象，籍此古画图像，也可以又一次“复活”了！这无疑是为杭州及杭州的佛教文化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空白。而难能可贵的是，这还是目前所发现的八百年间大佛头造象的唯一图片，明代怎么样？清代怎么样？如今都还没有任何一点图片可以让人知晓领略，此图的珍贵及意义重大，由此亦可见点滴。
该局部图所在彩页中还有一幅简略的线示导图，及一段说明：“《西湖清趣》系绘画本长卷，图幅32.7×1657.3厘米，未著款绘画者及绘制时间，但卷首图题‘西湖清趣’四篆体字由明人程云南题写，卷末有清人厉鹗的‘跋’文。国内尚未见此长卷，现藏于美国华盛顿Freer艺术博物馆。此绘画长卷自钱塘门起，绕西湖一周，再回到钱塘门。此绘画起始有导图，功能如地图。现从该馆购回照片，收录在此，以供大家欣赏研究。”
在该书内文的“表10-5《82幅历代西湖全景图一览表》”中，书作者将此画名为《西湖清趣》，归入明代，但没有提供厉鹗的跋文内容。
华盛顿Freer艺术博物馆，即福瑞尔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与赛克勒博物馆（(The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合称“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s of Asian Art）。属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福瑞尔美术馆的创建人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是美国的早期亚洲艺术收藏者。
从16米多绘画长卷、绕西湖一周等说明文字，及已看到的局部画面，可以判断此画卷是环西湖全景的散点透视展开图，因现有资料还无其原画名，故本文暂时名之为《西湖繁胜全景图卷》，以便展开下面的论述。
三、钱秦石弥勒大佛分析及发现最早期布袋弥勒佛像
将钱秦石镌成弥勒大佛的北宋思净，当时是杭州北关门外妙行寺僧，据清《湖山便览》记载：“大佛寺，缆船石旁。旧有僧院，系周显德三年（956）钱氏建，琢二石佛，曰二尊殿。宋宣和初毁，以其地为副将廨舍。六年，有妙行寺僧思净，就石镌大佛半身．饰以黄金，重构殿覆之，移请兜率寺旧额为寺。?”可见大石佛院的前身是二尊殿，而弥勒大佛兜率寺的前身是原兜率院?。
弥勒佛或弥勒菩萨，是中文名称，为其梵姓Maitreya之音译，意译则为慈氏。其名为阿逸多，梵文为Ajita，意译为无能胜。弥勒信仰起源于印度，约于四世纪前传入我国。《高僧传》卷五记东晋道安（314－385）：“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可知其时已有弥勒像传入。据佛经记述，弥勒出生于古印度波罗奈国一个婆罗门家庭，后随释迦牟尼出家。他于释迦入灭之前先行入灭，在兜率天内院与诸天演说佛法。要到释迦佛灭度后五十六亿六千万年时，才从兜率天宫下生人间，故又称“未来佛”。在《中阿含经•说本经》中记载了他出家后向释迦牟尼世尊发愿：在未来人寿八万岁时成佛，名弥勒如来。其得到世尊的授记，是佛教中所有传承所公认的次补释迦牟尼佛位的一生补处菩萨?。他在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之后第十二年圆寂，上生兜率天。《正法念处经•卷三》载：“在彼处居意分别城无漏乐菩萨坊巷。”弥勒菩萨在佛世时，僧团中的作略和观念即与声闻不同，受托在释迦牟尼世尊圆寂后护持教法，在后世祖述弥勒的佛教学派，主要为唯识学人和弥勒净土的发愿往生者。
弥勒的造像流传甚广，主要有三种形象类型，即显佛身的弥勒如来像、显天身的弥勒菩萨像和显化身的布袋和尚像。
显佛身的弥勒如来像，是下生成佛后的形象，根据《弥勒下生经》创作雕绘，与释迦佛像相近。基本形象为：着三衣、具佛形好；而姿态则垂足坐、结跏趺、站立等皆有。乐山大佛是具代表性的弥勒如来像，据钱正坤《中国巨型佛教雕塑》一文统计称：“中国的巨型佛像绝大多数都是弥勒造像，在16座20米以上的大佛中竟占了10座。”
显天身的弥勒菩萨像，表现了弥勒在上生兜率宫为诸天说法时的形象，这时的弥勒像是菩萨装束，着装有戴天冠、具化佛或塔型冠饰，及着天衣缨珞；姿态有交脚或垂足坐、坐天宝座、站立等类型。是根据《弥勒上生经》创作雕绘的；
显化身的布袋和尚像，是由中国明州的契此法师化身而来，自五代梁（907-923年）开始流行，后成为汉传佛教天王殿中表弥勒菩萨的固定造型样式，即大肚袒胸笑口常开的民间所称弥勒佛者。
《西湖繁盛全景图卷》中的“钱秦石弥勒大佛”造像，是一个大圆脸的显佛身的弥勒如来半身像，其衣着僧伽梨，具佛形好（顶髻），身量圆大，面向西湖。佛像上覆有开放式殿宇。这一造像，从整体形象与装束看，当属中国北方弥勒如来造像系统影响范畴；但在造形圆大的特征上，则明显是受到南方布袋和尚造像的主要特点影响，为中国的弥勒造像主流，是从弥勒如来像向布袋和尚像逐渐过渡的一个典型例证，很值得研究。
据宋《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记：“思净，钱塘喻氏子。好画阿弥陀佛，臻其妙，杨无为呼为喻弥陀，世因以称焉……师儿时游西湖多宝山，辄作念曰：‘异时当镌此石为佛。’后果为弥勒像。侍郎薛公问：‘弥勒见在天宫说法，凿石奚为？’师答曰：‘咄哉顽石头。全凭巧匠修。只今弥勒佛。莫待下生求。’⒃”释克勤则作《思净律师于西湖多宝墺区剜石作弥勒百尺像述偈赠之》：“百万斋才了正因，大缘倏举只逡巡。凿将玛瑙千方石，镌作龙华百尺身。三竺江山增秀丽，两湖风月愈清新。色声不动掭能事，可是僧中英特人。⒄”阿弥陀佛是北传佛法里的西方教主，从画阿弥陀佛像到镌弥勒大石佛，思净已将这样的经验历程清晰地留在这一作品中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尊显佛身但又加入了布袋和尚大圆脸文化因素的弥勒造像东边，在原大石佛院内的东壁上，有尊目测通高约60厘米左右的布袋弥勒全身坐像摩崖石刻，其脸偏瘦，无笑容且略带愁戚状，肚子不是很大，身材也不胖，动作也不夸张，但已具备布袋和尚的标准衣着、坐姿、及袒胸露肚状态了。与飞来峰石窟中断代为南宋的布袋弥勒造像比较，此像古朴得多，显然是布袋弥勒造像的早期形态，十分贴近北宋初赞宁《宋高僧传》中布袋和尚最早记载：“形裁腲脮，蹙頞皤腹。⒅”而传北宋崔白所画，刻有“熙宁间，画公崔白示余布袋真仪，其笔清而尤古，妙乃过吴矣！元佑三年七月一日眉山苏轼记”题跋的河南辉县百泉布袋和尚像碑刻，其形象是双眼直视，嘴角向下，亦无笑容，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之前被认为是布袋和尚最早图像⒆。但二者相比，河南的已是脸胖体圆，可见又迟一些。故大石佛院内布袋弥勒，大致可看到北宋早期乃至五代时。对照当地历史记载，五代曾“琢二石佛，曰二尊殿”，北宋初有“兜率院……太平兴国元年忠懿王所建⒇”，及“思净……移请兜率寺旧额为寺”等，可以确定至迟是北宋初造像。那么这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一尊布袋弥勒佛造像，而且是布袋弥勒佛最早期写真造像之一，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源头意义的新发现。
再看古画中“钱秦石弥勒大佛”，已是大圆脸了，即已采纳稍后时代的布袋弥勒像文化因素，故可确定时代比之偏后，符合记载中“北宋宣和六年僧思净镌此石为佛像”的时间。同时显示出汉地弥勒佛像向布袋和尚像靠近的趋势。
钱秦石弥勒大佛的现状是：此半身石像是高约十米的巨大连山石造像，约五分之三为佛头，五分之二为佛肩部。其身后连在一起的是天然岩山，换言之，其是此岩山的一部分。佛头的上半部分高出于岩山平面约二米左右，推测镌佛前岩石还要高一些，正好呈橛头状。而其佛身两旁的岩山，直削如壁，刚好形成了一个无顶半圆围屋似的空间，约有百多平方米。从目前保留的情况看，大石佛的石体部分，还基本保持着最初凿刻的整体形象，头与肩膀，清晰明白，可以说是完好无损。由于原大石佛的眼鼻嘴等是在岩石上粗略凿出的，故原佛头部分岩体，现凹凸有致，形状依稀可辨；此外，整个头部岩体上，布满了曾因泥塑金装佛头而留下的方形榫眼，可知原来大佛像是在修整岩石形态的基础上，再在岩石表面以木榫固定塑性土涂层，塑造成大圆脸，然后再装金，形成大佛的。其上覆盖殿宇，故名之为大石佛院。现殿宇、装金、覆土、木榫均已不存，只剩下赤裸裸的岩体部分威然而立。
《西湖繁盛全景图卷》中描绘了这尊大佛造像所居的大石佛院，是一座独立的开放式大殿宇。从这尊大石佛实际高约十米来看，此大殿宇通高约在十八米左右，宽约十一米，比例大致为1.636，刚好是非常优美和谐与稳重的黄金分割率，所以虽然体量庞大，观感却舒适愉悦。这一大殿宇的建筑特色是半石窟式建筑，利用下半部分天然的岩山石壁，在上垒砌砖石壁，然后覆盖屋顶，筑成样式独特的供奉弥勒大佛之庄严大殿宇。大殿宇采用敞开式大壼门，既展现了佛教的特殊含蕴，又营造出石窟的古幽境感，还让人们在西湖上就能欣赏到大佛全貌，可谓是构思巧妙，别出心裁，很好地烘托出这尊特殊形式的巨大摩崖石刻大佛造像之佛教氛围。
这一类殿宇和弥勒菩萨联系起来，则有一个专门的称呼，为“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源自《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在参访到弥勒菩萨时，菩萨为彼指示发菩提心诸喻后，为开“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以楼阁为喻说菩萨行：“又复于彼庄严藏内诸楼阁中，见一楼阁，高广严饰，最上无比；于中悉见三千世界百亿四天下、百亿兜率陀天一一皆有弥勒菩萨降神诞生、释梵天王捧持顶戴、游行七步、观察十方、大师子吼、现为童子、居处宫殿、游戏园苑、为一切智出家苦行、示受乳糜、往诣道场、降伏诸魔、成等正觉、观菩提树、梵王劝请转正法轮、升天宫殿而演说法、劫数寿量、众会庄严、所净国土、所修行愿、教化成熟众生方便、分布舍利、住持教法，皆悉不同。21”
由于此大石佛有两大奇特处，一是佛身所依奇特：是著名的秦皇缆船石；二是构思奇特，顺材施工，巨大佛头涌地而现，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让人有无限想象。故其独特奇异之名远播。南宋时，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纷纷前来观瞻，数百年间四方游客也不断慕名而至，皆欲一睹为快。而关于此石的赞咏诗更是历代书之不绝，最能展现其不同时期的历史变迁与风采。
首先是北宋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的通判杨蟠，有《西湖百咏》诗之《秦皇缆船石》：“色阴常带雨，疑是白云根。欲问东巡事．今犹不敢言。”其后北宋郭祥正有《和杨公济钱塘西湖百题》之《秦王缆船石》：“秦王昔观海，此石系楼船。锦缆已无迹，苍苔昏野烟。”其时此石，犹未镌刻成佛。
然后到了南宋董嗣杲的《西湖百咏》诗，该景点题目就换作了《大佛头》：“不是金涂丈六仙，庄严法界想西天。自因僧净镌空像，谁说秦皇缆海船。全体未知何日现，半生且坐此山禅。石头照水无尘土，饱听钟声杂管弦。”这是南宋时代“钱秦石弥勒大佛”形象，也正是《西湖繁盛全景图卷》中之大佛形象。
而元初南宋亡后，佛像被毁，故又复变成一块巨石，但是历史已经刻入石中。元中期吴莱《大佛寺问秦皇系缆石》诗云：“手抚一片石，昔为沧海漘。始皇或系缆，万里浩无津。世间本妖妄，何处有仙真？蓬莱不可到，弱水空飊轮。徐生或云去，方士先避秦。童男继童女，五谷杂货珍。岛屿止不返，蛟龙化其民。非惟长年药，永隔战马尘。人君却未悟，望望转东廵。山鬼觉将死，海鱼祠作神。侯生奉图箓，讥谏极所陈。骊山閟凫雁，金椁竟沉沦。借兹鉴不逺，遗迹留千春。经营大屋覆，刻斵青莲身。汉唐几英主，覆辙犹尔遵。我恐石有语，神仙多误人。”诗人借此“钱秦石宋佛”奇石，追古叹今，感秦惜宋，大发亡国汉人之“石问”，颇具时代特色。
明初，大佛头与大佛寺重新修复，于是诗人笔下充满了欣喜，杭人张昱《西湖大佛寺》：“佛身满法界，金色从地起。若人加庄严，其福亦如是。”同时杭人张舆《大佛头》诗：“葛仙岭西大石头，祖龙东来曾系舟。不闻登仙入蓬岛，徒见作佛如嘉州（乐山大佛）。地涌半身云水绕，山开一面金碧浮。几回劫火烧不尽，空对湖山飞白鸥。”
明嘉靖时，有陈贽和韵董嗣杲《西湖百咏》之《大佛头》：“形似西来印度仙，半身长映水中天。谁令巧匠来镌石，浪说秦皇此缆船。日炙雨淋遗幻体，天荒地老坐枯禅。曾移画舫堤边泊，绿绮闲调月下弦。”其友夏时，以《湖山百咏》之《大佛头》回应：“系船人传说古秦，何年雕琢半金身。世间幻化多翻复，海变桑田固有因。”从形似西来印度仙、何年雕琢半金身等句来看，佛像有北传弥勒如来佛面貌，而杭人则已不知其来历了。
至清代，乾隆十六年三月，杭人柴杰以古诗集句作《西湖百咏》为“皇上南巡敬献”，其中《大佛庄严》诗：“岁久开金寺，金身佛现时。含灵万象入，起座五云随。殊相惊凡目，同途欣解颐。祥为一人寿，游豫览宏规。”以后，乾隆皇帝三顾大佛头，给大佛寺留下了三通赞美诗碑，其一为：“昔图黄龙佛，已谓大无比。今游石佛山，大佛实在是，一面露堂堂，满月光如洗。我闻芥子微，须弥纳其里。炽然无昔今，咄哉那彼此。《游大佛寺作》乙酉春闰月上濣（1765年3月）。”当时大佛头还依然完好，面如满月，仪态丰盛。看来明清时代的“钱秦石宋佛”基本上是恢复北宋时的面貌的。
清乾嘉时著名文人张云璈诗云：“钱塘门外好停舟，士女争看大佛头。”足见其时“大佛头”知名度仍然很高。清代著名学者王韬，在《漫游随录》里记载了他1858年秋游杭州大佛寺的见闻，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佛只半身，而大已塞殿。”其后有清斌椿，在《乘槎笔记》中记述埃及古迹：“渡尼罗河……至古王陵……山下有方池，石砌未竞。旁竖巨石，凿佛头如浙江西湖大佛寺像，洵称巨观。22”此书著于1866年后，斌椿为山西人。从这一文献看，大佛头的知名度与影响力都是非常大的，作者能将大佛头和埃及石刻造像比照，显然曾看到过完整的大佛头塑像。而民国《西湖新志》记述：“大佛寺……清咸丰九年(1859)又毁，乱平后，僧海萍重建。惟石佛殿则迄未修复，致佛头苔痕草色，斑驳迷离，真所谓佛头青也。而两壁旧镌菩萨像，犹仿佛可辨。23”可知大佛最近一次泥覆脱落，是在百多年前太平天国攻入杭州后。如此巨构再重建，就需要相当数量的资源，同治年海萍重建大佛寺，时局好得也有限，所以没有能再修复大石佛和佛阁。
四、福瑞尔馆藏西湖图为南宋院画考
《西湖繁盛全景图卷》为西湖全景的山水工笔界画，采用类似《清明上河图》那样的散点透视方式展开，即不是照片那样只有一个焦点，而是如摄像机那样移动多点拍摄，故成为长卷。书中之画面，用笔工丽精致，绘庙宇佛殿、亭台楼阁、苑囿水榭、桥梁船只等用界画法或工笔，其余则以水墨等法兼顾。园中杂树掩映，白堤烟柳浓荫，断桥流水，池台临波，大小游船，或傍岸待渡，或湖中游弋……构图复杂却繁而不乱，画面典雅优美又金碧辉煌，一派热闹繁华的南宋西湖景象。章法高度简洁，画风工整规矩，没有很张扬的个性特色，找不到笔意纵横恣睢之处，显然为南宋院画高手所画。正如清唐岱《绘事发微》曰：“至南宋院画，刻画工巧，金碧辉煌，始失画家天趣。”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则追其根源：“院制，凡画院众工，每作一画，必先呈稿，然后上真。论其迹，则所画山水人物花木鸟兽无不精美；而其弊，则因限于君主或贵族一二人之好恶为取舍，未能尽量发挥各画工之天才与特技，拘泥工整，未免遗恨。24”如此种种迹象特征，已表明此画系属南宋院画。
再进一步细考，则《西湖繁胜全景图卷》中还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南宋时代特征，举例如下：
（一）首先，画面呈现的是一派南宋后期景象，这是西湖最繁胜时代景象，之前没有，之后更没有
如画中船只，仅此湖上一角，就有12条之多，除有顶蓬或小屋的游船画舫外，图中还有4条形状古怪犹如小火车似的长船，应该正是南宋《都城纪胜》所记：“西湖舟船，大小不等，有一千料，约长五十余丈，中可容百余客；五百料，约长三二十丈，可容三五十余客”者。这种船“皆奇巧打造，雕栏画栋，行运平稳，如坐平地。无论四时，常有游玩人赁假。舟中所须器物一一毕备，但朝出登舟而饮，暮则径归，不劳余力，惟支费钱耳。其有贵府富室自造者，又特精致耳。25”如此空前的特有舟船，仅闻之于南宋西湖矣。若更精确一点，大致是在理宗度宗时代。
（二）此画中的内容是南宋时的独特西湖景象
故画中有南宋著名景点水月园盛景。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水月园，在大佛头之西。绍兴中，高宗皇帝拨赐杨和王存中，御书‘水月’二字。后复献于御前，孝宗皇帝拨赐嗣秀王伯圭。中有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万柳，燕游者多集焉。”杨存中是杨家将后代，杨业玄孙，南渡名将；而赵伯圭是孝宗同母兄，赵孟頫四世祖。南宋《梦粱录》、《都城纪胜》等书都记此处为“赵秀王府水月园”。度宗时诗人董嗣杲《水月园》诗云：“在保叔塔南。绍兴间杨和王建园，御匾‘水月’，阜陵朝拨赐嗣秀王。园门当路掩清华，乔木灵根裹翠霞。地拥楼台齐葛岭，天分香影傍林家。中兴勋将曾营业，外邸王孙且看花。月色水光三十里，何人来此泛仙槎。”而南宋亡后，水月园就逐渐荒废，明代时已不复存在。此画显然是实景画，故唯南宋后期才有此画。现存南宋以后的西湖图中均无此景，且明清西湖图中此处已空无建筑。
（三）画中大石佛院的建筑样式非常奇特，是一种高大的半石窟式建筑，其上是重檐歇山顶，其屋，结合现状可知，是利用原有石壁再上垒石或砖砌成的大殿宇
画面中大殿宇的壁与顶略显凹凸，可能是堆塑嵌宝及雕花、汉梵字、鸱尾等深具宋代特色的房屋及屋顶装饰，实景应当非常华丽。在广东佛山始建于宋代的祖庙中还留有不少这种屋顶装饰。画中大石佛殿宇的门为敞开式壼门，颇有印度风格，葫芦形圆光身光迭合，把佛像特为突出，显然意在使游人在湖上便能瞻仰大佛。而在明嘉靖孙枝《西湖纪胜图•大佛寺》图上，明代重建的大石佛院大佛阁是中国传统木结构重檐歇山顶殿式建筑，正面为殿门，但不能直接见到大佛，制式与此有一定差异。另外，此画中建筑制式和佛阁的开合、佛像展现与后来不同，是因为宋代的初建者有北方参学的经验，多见露天大佛，所以佛阁为展开样式；当然，这还与南宋时的文化开放心态也有关系。而明代修复时，则为有殿门，需入内礼佛的样式。我国古代石窟历史上有砖木质台阁的甚多，但多在远地，且能留下的实物和图景也不多，此画中这一样式用笔虽简，但提供了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四）从建筑格局与风格追求上看，画中水月园、十三间楼、大石佛院与兜率寺（大佛寺原名）等建筑群，呈现的是宽敞舒展的疏朗布局与富丽堂皇的典雅风情
正如《西湖游览志》所记：“至绍兴建都，生齿日富，湖山表里，点饰浸繁，离宫别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楼，彤碧辉列，丰媚极矣。26”其形式多姿多彩，自由开放而不拘一格，艺术的气息特别浓郁。这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记述：“住宅雕梁画柱，建筑华丽，由于居民喜好这种装饰，所以花在绘画和雕刻上的钱数十分可观……湖的周围有许多宽敞美丽的住宅，这都是达官贵人的寓所。还有许多庙宇及寺院，寺中住着许多僧侣，他们都十分虔诚可敬。27”
（五）兜率寺前的湖上大池台，是唐宋时代歌舞升平之气象特色，尤多见于南宋西湖图中
唐德宗《九月十八赐百僚追赏因书所怀》诗：“池台列广宴，丝竹传新声。”何其曼妙气派；而失国后李煜的“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谩斜晖”之遥想就格外凄恻。刘松年《西湖四季》之夏景图中有一个大池台，而南宋佚名《荷塘按乐图》正是南宋时歌舞奏乐于西湖池台的典型画面，故董嗣杲《大佛头》诗有“饱听钟声杂管弦”句，乃其时湖边池台歌乐丝竹不绝之写照。元以后，西湖图上就不复见有池台。此外，兜率寺位置。此画中兜率寺位置在大石佛院东面，而且建筑格局铺展舒畅。可明代重建的大佛寺，已经渐渐移往西，且空间比较逼窄。
以上所举，仅荧荧大者，却已足证此画确系南宋古画。一般来说，这种风和日丽，胜境美景，闲适优雅等之类内容画，基本上是宫廷画家投皇帝之好的作品，以供皇室目游的格局，并非文人画题材作品。就如著名的南宋初李嵩的《西湖图》也是南宋院画一样，此图卷应该也是南宋院画，更确切一点，大致是理宗度宗时代的南宋院画。
此画因有程云南的题签而归为明代，是失考的。程是明宣德时的尚宝司，即掌管御玺及其使用中的一切事务之官员，同时还是明宣宗的宠臣。君臣都雅好书画，所以判断此画原是明宫藏画，故有程的题签。从程轻轻巧巧地将此画题为《西湖清趣》来看，显然程并不太了解南宋西湖的繁华奢靡，致此题图意有失当，画大而题小。而如此“题不对图”，正可判明此非程所画，程仅是后来题图人（后人题画是常有的事）。且程并无画名，如此功力深厚的工笔界画长卷，不是一般者可以画出来的。另外，那幅“线示导图”更像是地形简图，而不似游览导图。上有大佛寺，却没有水月园、贾似道府邸等，故可知是制于南宋后；而图中还未有湖中三岛最早一岛，则又当在明早期乃至元代，所以此图显然是后来加上去的。若程云南题签在此图前，或是程加此图也未可知，另外也不排除程云南题签及此导图为更后时间的拼接。
至于厉鹗在卷尾题跋，由于厉是清代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清初“宋诗派”代表作家。著作甚丰，曾撰写《南宋院画录》八卷、《宋诗纪事》一百卷，及《南宋杂事诗》第六卷等大量南宋内容著述，是个深谙南宋历史及诗画的“南宋通”，有很高的鉴赏水平，所以请去为南宋画作跋理所当然，而这也恰好证明了此西湖图卷应当是南宋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图卷》与《西湖繁胜全景图卷》有不少共同点：都是环西湖全景的散点透视展开的长卷图，又都是从钱塘门开始，并且还都画了断桥、大佛兜率寺、大石佛院等景点，显然有摹此图格局而自画时貌的迹象。现在所见到的西湖全景古画，基本上分为三种构图格式：1全景分景点多幅组图；2全景俯拍式单幅图；3全景展开式单幅长卷。其中1和2是许多画家采用的方式，而3，目前只见到此二图。王原祁绘画有一大特色，就是善于临摹古画而自成风貌，故其画常带仿字名，如《仿梅道人山水轴》、《仿王蒙松溪山馆图》等。他喜欢用干笔积墨法，连皴带染，由淡而浓，由疏而密，反复皴擦，使画融和厚醇，非常独特，所以其画的价值主要在笔墨上。《西湖十景图卷》卷末有自识：“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臣王原祁奉勅恭画。”可见是奉康熙之旨而作，当在1700年前后。那么仿此画的可能性就很大，此画由明宫藏画转为清宫藏画，是完全可能的。
据记载，福瑞尔美术馆的创始人查理斯•朗•福瑞尔是甲午战争（1894-1895年）后先到日本，然后再寻到中国，多次购买藏品的。而为福瑞尔挑选文物的主要是满清重臣端方和庞元济28。由于庞元济凡收藏书画均盖上“虚斋”印章，而书上此画说明中并无提及，若全卷没有“虚斋”印章，则可排除来自庞而涉及端方。端方的路数特异，当时民间对他有如此藏字对联概括：“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多乎！”其时也正是清宫藏画大量流失时，故《西湖繁盛全景图卷》由清宫藏画而转卖于福瑞尔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总之，从程云南到王原祁，再到福瑞尔美术馆，已隐约勾勒出一条此画的流转路线，显示出此画可能自宋以来一直在不同的宫廷中流转，这也是大多宋代及更早时期古画的共同命运。当然，具体的情况还需要在此画全图和源流得到详细研究后再定论。
鉴于此画已判明不是程云南所画，那么当在更早时。笔者注意到，在《82幅历代西湖全景图一览表》中，记载有一幅宋代的《西湖全景图卷》，在“作者”一栏填写的是“南宋画院”，在“所录出处”栏填写着“《厉鹗画跋》，《雍正西湖志》”。厉鹗并无著有《厉鹗画跋》书文，可见这一记载应该是来自地方志书的条目，而非从绘本中直接得来。
查看《雍正西湖志》卷三十《书画》中，有“南宋画院《西湖全景图卷》见厉鹗画跋”记载。同卷条目中也有“见××画跋”之语，所以很明白，这是指《西湖全景图卷》上有厉鹗的画跋。史载《雍正西湖志》于清雍正九年（1732年）开始修纂，十三年刊行，“以举人厉鹗等十人分任修纂之。29”内容涉及水利、名胜、书画、艺文、诗话等20门，其中书画部分由厉鹗承担，所以此段记述当出自厉鹗本人。
现在的问题是，厉鹗有没有为两幅南宋院画《西湖全景图卷》作跋？这样的可能性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首先，南宋西湖全景长卷图是极罕见的，在《雍正西湖志•书画》中，除了提到李嵩的《西湖图》外，也就是“南宋画院《西湖全景图卷》”了，即专题志书中也只记录一幅《西湖全景图卷》。
而李嵩的《西湖图》是全景俯拍式单幅图，尺幅为纵26.7厘米，横85厘米，并不是“长卷图”；然《西湖繁胜全景图卷》，据书中说明是32.7×1657.3厘米，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且即便是王原祁奉旨所作的《西湖十景图卷》，也仅为纵62厘米，横656.5厘米。这样的尺幅，在功力与财力等的投入，都是远远不及此画的。且王之西湖图卷，无论是画面的丰富，韵味的醇厚，用笔的流畅上，都是远逊于此画的，足可以证明此长卷是非南宋院画莫属的；
其次，《西湖繁胜全景图卷》现在没有发现作者署款，而院画一般都不署款，尤其像这幅长卷，很可能是集体合作的作品，更是无法署款了，所以，这也是院画的一个特征。当然，宋人有在绘本繁复间留字的例子，未来也许可以从全卷乃至钤印中寻找文字线索。
很重要的是，现有记录中只见到厉鹗为一幅南宋院画《西湖全景图卷》作过跋，而厉鹗很早就开始注意搜索记录南宋院画了，如果有二幅厉鹗自己题跋的西湖全景图卷，是不可能只记录一幅的。何况在厉鹗所撰的《南宋院画录》、《南宋院画录补遗》、《樊榭山房集》中，都没有“南宋画院《西湖全景图卷》”的记录。《南宋院画录补遗?自序》落款是“康熙辛丑小雪”。即在康熙辛丑（1721年）以前，厉鹗（1692-1752）尚未见过此画。而《雍正西湖志》中注此画出处为“见厉鹗画跋”，可知此前所有《画录》也都未录此画，那么此画是不为民间所知的宫廷藏画的可能就很大了，说明厉鹗自己也是很迟（从清宫中流出后）才见到此画并题跋的。
如此可见，有厉鹗作跋的南宋院画西湖全景图长卷，世上只有一幅，因此可以肯定，《雍正西湖志•书画》中所载之“南宋画院《西湖全景图卷》”，也就是现在美国的那幅《西湖繁盛全景图卷》。
五、余绪
本文是因发现南宋院画《西湖全景图卷》中八百多年前著名大佛头图像而引出，现重要的五大考证及发现都已阐述明白，这里就再补述一点有关此图像的今后利用等问题。
由于发现了此大石佛图像，提供了一个南宋时代“钱秦石弥勒大佛”造像真实直观形象，及大佛寺与其它诸多方面的实景资料，从而使因文献缺失具体记载而久已无法弄清的一些问题有了破解的可能。如已解决了以往无法明确的此弥勒大佛像的具体形象如何？是天冠？佛装？还是布袋？等方面的悬疑。而这样的弥勒大佛形象是如何演变而来？历史上有否对布袋弥勒信仰发挥过什么作用？等问题，也因此而有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此外还有大石佛所在环境，各寺院建筑物的具体方位等问题也可从画中寻得解答。可见此画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平台。
比如以此画结合相关史料，可以进一步明确：大佛寺是宝石山南麓石佛山地建筑群的统称，历史上则为分分合合的多个小型寺院的沿革集合体。史载始自五代吴越国的宫邸别苑十三间楼，其时已奉佛，故称十三间楼石佛院；其后钱氏又琢二石佛，曰二尊殿。钱氏归宋前后，又在东面地带建兜率院，随后有钱塘律主择梧元羽在兜率院施设结界，行羯磨事，其时天台与律宗的色彩多一些。宋徽宗下慢佛侵寺的“革佛诏”以后，此地有一个成为官舍而中断了寺庙的短暂时期，后来转而成为专门的弥勒道场，刻大佛了。造弥勒大佛像以后，大石佛院及东一带遂成为大佛兜率寺。十三间楼，北宋时名楞严院，在大石佛院西面，明以后，归入大佛寺。
宋时杭州有华严宗地六代祖师长水大师，因长于说楞严经法受封为“楞严大师”，此地是杭州唯一名楞严的寺院，所以可能本身就有一定的华严宗因素和传承。在镌弥勒大佛像之后名相严院，既表相好庄严，亦为开示华严学说的标志。大佛寺的弥勒信仰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佛教领袖太虚大师曾住持此寺，改名兜率寺，并于此设立中国影响力最持久的早期佛教杂志《海潮音》编辑部，他主张八宗并弘，全面复兴中华佛教，大兴佛学院教育，在近现代佛教史上产生决定性影响。大师个人所学则以唯识学为根本，毕生弘扬弥勒净土信仰。兜率寺是大师开始现代佛教运动初期所住持的寺院，因此对慈氏一系教法最近一百年的弘扬，产生过一定的提示性影响。
而更重要的是，对即将修复的杭州大佛寺来说，此大佛图像的发现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钱秦石宋佛”可说是大佛寺的始祖石与灵魂，可是很久以来，只剩下一块留有凿痕的千古沧桑巨石与历代相传的文字记述了，其大名鼎鼎的大佛头形象早已消失，现还健在的人们，都不知道其究竟是何模样的。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这之前，几乎是不敢想象的。这是失落后的复得，不见后的重现，有着神奇的殊胜因缘！带来了复活的意义与希望！
有关大石佛的修复问题，未来可能会面临多种不同类型的意见。首先最冲突的应该是保持历史原真性不作改动的文物修复观，与希望重现大佛当年风采的佛教信众期盼的对立，反映出宗教和文物遗迹保护两方面的观念与需求不同。由于文物遗迹和宗教的修复标准不一致，杭州被毁佛教造像摩崖石刻的恢复原样向来有些困难，主要是即使佛教界想修复，因可能会引发学术质疑，反为不美，而只能暂作罢。
但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还是可以找到的，如果说在此大佛图像发现之前，大石佛若想恢复，人们肯定要问依什么样式来修复？现在就可以此画为基准，再补以学术考证的继续来解决。近年来，乐山大佛也有用古法涂饰修整，而太原北齐时的蒙山大佛的完整修复之成功例子，更可作为借鉴。相比较而言，此处大佛比蒙山大佛具有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有这幅新发现的图像作佛像恢复原貌的历史依据，而蒙山大佛之头像复原，因未能找到其原貌图像，不得不采用推考相关历史造像的方法来修复。相较之下宝石山大佛有绘本可依，修复时在文物原真性原则下恢复原貌的基础条件就更充分一些。
有利的因素还有不少，这里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释志磬撰《佛祖统纪》卷第十五中记：“法师思净，钱唐喻氏……尝于西湖北山凿石作弥勒像，露半躯于严（岩）。识者以为，深谷为陵之日，必有继成全身如三生石像者。”也就是说，早在宋代就有识者认为，当深谷为陵之日，必有人会将此半身像继为全身像。现在还未出现此事，以后则不好说。而此话入《思净传》中，有可能就是思净的心声，因为一尊大佛由几代人来接力完成，在古代是比较普遍的，这至少代表宋人对大佛像未来修缮所持的一种开放和鼓励态度.。无论如何，面对一尊残损的大佛像，在已经获得原始图像的情况下，予以修复并完善，应该是更好的选择。修复宜采取传统方式恢复原貌，即依原来留在大佛像岩体上的榫孔，复原木结构支撑，并泥塑外貌，涂金装容，然后其外再复建殿宇等等。
当然，由于此大石佛已于2000年由杭州市政府确定为杭州市市级文保单位，故恢复旧制当有待详细探讨，经论证其可能性和必要性后，再作决定。相信此事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还有相当可斟酌回旋的余地。此外还有一些方案，比如在此大石佛保持原样的情况下，小像上新石，或以紧贴式贮像另塑等，也都可作为今后的选项。未来若此处仍暂依文物遗迹方式保护，那么可按照此画的弥勒大佛图像制作大唐卡，在一些特殊日子定期晒大佛大唐卡，亦是符合此地历史源流且有特色的。
通过对《西湖繁盛全景图卷》的题材、画风、内容、历史流程、有关记载等的分析考证，证明了此画就是《雍正西湖志》中所载的南宋画院《西湖全景图卷》。这不仅对“杭州大佛寺文物遗迹群研究项目”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解答“南宋的西湖怎么样？”问题，也是极珍贵的资料。由于展开图长于细部刻画，故南宋西湖具体景点的真实直观形象会宛然重现，相互间的位置、距离等也大致可辨，无论对西湖历史文化的研究，还是今后西湖申遗复古修建，都有很大作用，所以建议杭州市政府向福瑞尔美术馆购买此画的全套照片。
注释：
①《越绝书》卷八，《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著名地理学家陈桥驿《郦道元评传》谓：“上述路程中的地名，一望而知，都是城邑。”而杭州江干区吴关荣搜集到当地传说：秦始皇船过皋亭时听到岸上鼓声很急，大骇，以为要开战，就问郡守，郡守答：是在集会祭防风。此传说是秦始皇南巡曾路过皋亭的有力证明。
②关于“槿头”即钱唐的观点，目前已知的如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之《二、秦汉钱唐》指出：“判断槿头即为宝石山，还有秦王缆船石的早期口碑史料佐证。”
③《钱唐记》及《水经注》等文，均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四十卷（杨守敬纂疏，熊会贞疏）中。
④《杭州城区地图》，载《杭州旅游交通地图》2008年9月第一版。
⑤《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钱塘记》云：‘昔州境逼近海，县理灵隐下，今余址犹存。郡议曹华信乃立塘以防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及塘成，县境蒙利，乃移理此地，于是改为钱塘。’按华信汉时为郡议曹，据《史记》，始皇至钱塘，临浙江。秦时已有此名，疑所说为谬。”
⑥近人钟毓龙，《杭州之得名》一文。
⑦《杭州的考古》，杭州：杭州出版社，第52、93页。另外，笔者之一陈珲1986年春带队杭州考古队参与了浙江大学老和山汉至唐宋墓葬群发掘。
⑧《杭城的“年龄”之谜》，《浙江日报》，2005年2月13日。钱唐名称的由来及古钱唐旧址，是古来争论很久的议题，本文此说是独家提出的前所未有新见解。
⑨[南宋]施谔，《淳祐临安志》，《南宋临安两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71页。
⑩[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载《东京梦华录等五书》，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第96页。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7页。
?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41页。
?[清]翟灏等辑，《湖山便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9页。
?[北宋]《闲居编?钱唐兜率院界相榜序》：“兜率院者皇朝太平兴国元年忠懿王所建也。”新纂续藏经，第 56 册，No. 0949
?哈磊，《<阿含经>中的弥勒菩萨》，《觉群》，2003年刊。
⒃ [宋]释元敬、释元复，《武林西湖高僧事略》，杭州：杭州出版社，第23页。
⒄[清]翟灏等辑，《湖山便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9页，。
⒅ [北宋]初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一，《唐明州奉化县契此传》。这是布袋和尚传记的最早文献。
⒆ 文见《〈泼墨仙人〉的图像》，《早期的布袋像》，载“奉化新闻网”。
⒇[北宋]《闲居编?钱唐兜率院界相榜序》：“兜率院者皇朝太平兴国元年忠懿王所建也。”新纂续藏经，第 56 册，No. 0949
2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九，《于阗国三藏实叉难陀奉诏制译》。
22、[清]斌椿，《乘槎笔记》，清末普通古籍。
23、[民国]胡祥翰，《西湖新志》，载[清]翟灏《湖山便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52页。
24、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第204页。
25、此后西湖中只有公元2000年左右很短一时期，有类似火车车皮的机械船舶，后因和湖光山色不相适宜取消。值得注意的是，此图在《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著录的部分，其作者是在杭州南侧山中为创作观察角度的，与后世众多西湖图以西湖东侧为观察角度有相当差异，在本文讨论的时期（南宋），该处为宫禁的所在，而所创作的所眺望的地方亦为皇室和高阶官僚的别苑为多。
26、[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页。
27、《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马可波罗所记杭州其实是南宋时情景，而非元时，故称杭州为“行在”。
28、《互动百科》网站，《史密森学会-弗里尔美术馆》。“查尔斯?佛里尔（CharlesFreer）1856年出生在纽约州，幼年穷困，14岁便辍学去水泥厂打工。24岁开始在底特律从事汽车生意。44岁时功成名退，专事收集东方艺术品。甲午战争时他在日本旅游，开始对日本的古物发生兴趣，以后溯源而到中国。为佛里尔挑选文物的是满清王族瑞方和庞元济，均是当时中国久负盛名的大鉴赏家。”
29、洪焕椿，《浙江方志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第563页。
转自中国佛教论文库
http://lib.zgfxy.cn/article_detail.aspx?id=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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