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教与萨满教的共同特征是，都把祖先说成从动物中来。藏人祖先是一只名叫“啪之根·强久·森巴”的弥猴，与一个住在岩洞里，名叫“绮”的嗜血罗刹女所生，在一个名叫“那玛嘉措”（意为“天湖”）地方，生出四猴崽：赛、穆、顿、东，最后繁衍成了藏族。而蒙古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一只名叫“孛儿帖·赤那”的狼。满洲人说他们的祖先由“鹊”卵而生。这种把祖先定位于动物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取向。
我们应当看到，萨满教的天地观来自苯教。苯教认为天地是有多层的，大地是方形的，且飘浮于大海中，天是有柱子支撑着的，天上曾有数个太阳和数个月亮。
此外萨满教的轮回观念也是苯教所固有。还有“卍”字符（旋转十字符），转经筒，沿敖包顺时针转圈等，都是苯教天地万物轮回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
而西方自古就有以二元论看待世界万物的习惯，他们总是把事物分成善恶、对错、黑白、洁秽、丑美等等两大类。他们还有明确的太阳崇拜习俗。但苯教与萨满教都认为世界是圆的，万物以循环往复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以两元对立的形式存在。东方人并不特别地崇拜太阳，天地万物、日月星辰、祖先神灵，都是崇拜对象。考古也已经反复证明，华夏文明中并无所谓的太阳崇拜。
藏学家乌丙安教授所著《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说，他在西藏横断山一带的藏族和羌族中调查到的情况是，羌藏类游牧民族的神话传说与中原古籍记载的远古神话传说完全相同。乌丙安因此认为华夏民族有共同的萨满教根基。问题是，羌藏类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的汉民族有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和语系归属，这种共同根基是如何产生的呢？华夏古人确是自认为来自昆仑之巅的神族，这昆仑山在何处虽然至今说法不一，但此山在青藏高原及其延伸出来的帕米尔高原上却是世所公认的。
苯教，萨满教和游牧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都认为部族军事首领是从天而降者的“天子”。《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世系表》曰：“天神自天空降世，在天空降神处上面，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墀（chi）顿祉共为七人（指七代赞普），来作雅砻大地之主。天神之子作人间之王，而后又为世人目睹直接返回天宫去了。”吐蕃第一代“聂赤赞普”为天神下凡，为作“黑头百姓”之主而从天降下。奇怪的是，这些赞普与蒙元皇帝一样，在位时间都很短，所称“七王”，都是在“王子年届驾马，父王便乘穆梯升天而去。
藏文献中还有“神人无尸，如虹消失”之语。笔者推测乃是古代羌藏类游牧民族中盛行火葬习俗的写照。《吕氏春秋·义尚》有言：“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而不焚也。”笔者甚至推测，今天在印度仍然盛行着的火葬习俗，源头很可能也在青藏高原上。
北方游牧民族都有堆敖包、祭敖包的习俗（蒙语读作：ebo），其源头应该也在青藏高原上，这其实是苯教习俗的重要内容。敖包蒙语读作：ebo，汉文史书中常写作“鄂博”。考古显示，殷商时代，中原大地遍布着“亳”（bo），笔者推测，其原始读音就是“鄂博”或“阿尔巴合”。
敖包蒙古人又称为“翁滚”，意为神灵，实是“鬼”字的原始读音，因为鬼的本义就是神灵。辽太祖叫“阿保机”，乃是蒙古语“敖包”后缀“+qi”的读音，意为敖包人，或曰社稷之主。
草原敖包也是有等级的，有“阿拉坦敖包”（黄金敖包）、“艾玛格敖包”（部落敖包）、和硕敖包（旗敖包）、“努图克敖包”（乡敖包）、“阿寅勒敖包”（家族敖包）、苏木敖包（寺庙敖包）、“毛力敖包”（马敖包）、“诺颜敖包”（王公敖包）、“多日斯嘎拉敖包”（纪念敖包）、“呼拉呼敖包”（集会敖包）、“翁滚敖包”（墓冢敖包）、“额莫斯因敖包”（妇女敖包）、“乎和德因敖包”（儿童敖包）等等。敖包还有数量的不同，七个敖包叫七星敖包，代表日、月、金、木、水、火、土。十三个敖包为藏传佛教所特有，其中最大的敖包代表须弥山，其余象征十二部洲。二十七个敖包纪念成吉思汗二十七岁登上可汗之位。三十三个敖包象征萨满教三十三层天等待。由此可以推测，殷商时代中原大地上的“亳”也是有等级的，且花样很多。
那么，为什么说敖包习俗的源头在青藏高原上呢？因为那里有这种习俗最为深厚的文化土壤和人文心理基础。那里有许多神圣的“玛尼堆”，是藏传佛教嫁接在苯教习俗上的产物。此外青藏高原上还有以“敖包”为名的州，即“阿坝州”，全称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据藏文史书记载，远古时代藏地有两大最尊贵的姓氏“恰”与“穆”，是为天神之族姓，此两氏世代通婚。聂赤赞普父源为“恰”氏，母源为“穆”氏。苯教始祖“辛尧弥”父源“穆”氏，母源“恰”氏。如此两大部族互为奥援，分别出任帝族和后族，就是匈奴的特征，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是一直延续着的。
特别要注意，殷商始祖名“契”，周始祖叫“弃”，读音都与“恰”相通。这不会是偶然巧合，应是一种文化的同源性反映。
周人是女直（ju-zhi）背景，他们从何而来？《春秋公羊传》曰：“灵公有周狗谓之獒。”多毛而凶猛的藏獒原产地明显是在高寒的青藏高原上，古代为什么有“周狗”之称呢？族名“女直”蒙古语读作“主儿扯”，青藏高原上就有许多以此为名的神山，只是汉文史料中常常翻译得五花八门而已。如史书记载，唐代的东女国王城位于“脚尔基”神山之下，藏学家温玉成教授考证说，此神山就位于阿坝州金川县。笔者以为此“脚尔基”就是“主儿扯”的异写。
其实蒙古人写的《蒙古源流》就认定蒙古人与藏人有同源关系：因为有共同的祖先名叫“支贡赞普”，此赞普被其大臣所弑，遗下三子，分头逃命，其中幼子名“孛儿帖·赤那”，逃到藏人称之为“巴特”（bute）的蒙古高原上去了，即是《蒙古秘史》所载之蒙古人祖先。在藏文古籍《贤者喜宴》中，确有以“芒噶”为名的千户之名，读音与“蒙古”完全相同。它很可能是“穆”氏的蒙古语读音，后缀了“+g”音的结果，意为“穆氏之人”。
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历史上蒙古人、满洲人都是自觉地以藏人为宗师的，藏文化对他们具有一种特别巨大的吸引力。元朝，藏人宗师被奉为帝师，地位极其尊崇，帝师有专属的衙门，帝师的命令和元朝皇帝圣旨并行于藏地。在大朝会中，百官站立，只有帝师可与皇帝平坐受拜。如帝师回京，一品以下的官员都要到郊外远迎。在清代，京城中的皇家寺庙都是藏传佛教寺庙。不仅如此，青藏高原始终是所有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精神之高地。可见这种古老文化的精髓不在别处，只在青藏高原上。笔者以为，这就是游牧文化的源头指向。我们有理由推测，那同样是华夏文化源头之所在。
游牧民族的祖先都从动物中来，都是天神下凡，他们的部族军事首领都是尊贵无比的“天子”，相比之下，其他人的生命就无足轻重了。这就是价值取向。它必然地要导向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当这种价值取向以“敬天法祖”的形式持续表达出来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必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一部华夏文明发生发展史，已经从方方面面、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你如何能指望从这片土地上自发地萌生现代文明？
藏人的传统社会已经为此作了最为真实、直观的注解：在青藏高原上，直到1959年和平解放，那里仍然延续着从史前时代就存在了的奴隶制社会！那些奴隶制贵族仍然在用人头碗喝酒！
我们甚至可以借着一些藏地影像，想见华夏文明起源时期的真实情景：
上图为西方旅行家拍摄于1920年左右的藏地影像。在布达拉宫脚下的雪村狱室前，囚犯的手脚被木枷铐着，旁边长着监管他们的狱卒。
其形状恰如甲骨文“执”字。甲骨文执字就象形跪着的，被木枷铐着手腕的人：
图右为甲骨文圉(yu)字，亦是吐蕃习俗。《旧唐书·吐蕃传》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用刑严峻，小罪剜眼鼻，或皮鞭鞭之，但随喜怒而无常科。囚人于地牢，深数丈，二三年方出之。”甲骨文圉字正是“囚人于地牢”的生动写照，甲骨文圉字的发明权似非吐蕃祖先莫属矣！
西方旅行家拍摄于1920年左右的青藏影像。地点是西藏的江孜，两个正在行乞的囚犯，在用磕牙作响和吐出舌头的方式，向路人表示顺服和恭敬。
古代藏人有磕牙为敬的习俗，是因为他们以猕猴为源出。在猴子的社会里，猴王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猴王用威严的眼睛扫视它的臣民时，猴子们必须立即把自己的牙齿磕得咯咯作响，以此表示敬畏和顺服，稍有迟疑必遭猴王一顿狂咬猛揍。两个囚犯就在用这种猴礼进行乞讨。
我们有理由推测古代汉语中的“叩问”由此而来，亦是猴礼之残留，因为“叩”字是以“口”为形旁的，这只会是上下牙齿的磕碰。当奴隶主统治者都以猴子自居的时候，很自然就会产生此种“猴礼”。
上图藏人囚犯还像狗一样对路人吐着舌头，这在《旧唐书·吐蕃传》种就有记载，吐蕃人都是以这种“狗礼”拜见贵人的，曰：“拜必两手据地，作狗吠之声，以身再揖而起。”当奴隶主统治者都以藏獒自居的时候，盛行狗礼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种模仿动物方式行事的社会它不是丛林社会又会是什么呢？
转自徐江伟的博客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