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主教新教在藏区历时三百多年传教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一是藏区基督宗教传教力量的薄弱所致，加以教会在传教策略方面的一些失误；二是清政府和藏区僧俗当局的防范阻挠；第三藏传佛教基督教两种排他性较强的宗教之间冲突；最后异质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的先天可能性。 这对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各民族各宗教间跨文化多元平等包容的对话，促使各民族国家间和谐相处消弭文明中间冲突对抗，仍有一定的启示推动作用。
基督宗教（天主教新教）在藏族地区的传播，从1624年葡萄牙神父安夺德(Andrade)入藏起至民国，凡三百余年间，如果从19世纪中期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足迹开始踏上雪域高原的圣地算起，也有近200年历史，期间宣教事业时断时续急徐不一，花虽开果难结，如果从其最后皈依的藏族信徒的数目结局来看，称之为传教失败也算公允之论。究其布道受阻原因，试析如下：
首先，是藏区基督宗教传教力量的薄弱所致，加以教会在传教策略方面的一些失误，这是导致天主教新教在藏传佛教文化地区信徒稀少折戟而返难以扎根的重要原因。
在华基督教差会布道团体曾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举办的“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调查中，对各地基督教势力薄弱之原因有过深刻的反省内视，根据他们调查总结的认识是：第一位影响大部分地区的主导因素有二条：人力不足，缺少外国职员尤其缺少中国职员；财力不足经费困难。占据第二位的导致各地基督教势力薄弱之原因普遍因素是：山多民少或地广人稀导致交通不便；治少乱多，政局不稳盗匪横行促使人心浮动。这种人力物力的匮乏、地广人稀导致交通不便治少乱多政局不稳盗匪横行的局面，同样贯穿于藏区基督宗教的宣教活动中，甚至比中国内地和其他边疆地区更明显。而藏区传教，对传教士掌握藏族少数民族语言、饮食习惯、宗教习俗以及适应高原草原多自然灾害的身体条件、传教热情、不畏人为阻力等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传教士人选在教会里使他们在筹划寻觅训练方面极为辛苦，也殊为难得。同时，在中国印度等地传教士不同团体之间引发诸如礼仪之争争执内耗，这使基督教被视为骚乱和令人担忧的民众之教派，这种名声使基督教提前遭到摒弃。在西藏早期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公开了身份，他们不能用藏语来表达基督教教义，缺乏宗教移植以语言的研究为先导的知识开创性，他们不能仔细研究喇嘛教教义来适应基督教传播规律，反而用十足的宗教教条主义，处处锋芒毕露贬低喇嘛教教义毫无共存之心，以致引起僧俗反感，同时还上告罗马教廷排挤耶稣会的德西德瑞。
其次，是清政府和藏区僧俗当局的防范阻挠，也是天主教新教宣教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政府1793年正式颁布实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令禁止一切外人入藏。近代以降，对于传教士及洋人入藏活动，仅从《清末教案》辑录的四十余宗上谕摺片外交照会等档案文件，可以窥见清廷官员上下从一开始明确反对到后来签约允许传教士内地传教暗中阻挠拖延直至无奈施以保护传教士的政策变化。1860年清政府被迫签约允许传教士进人内地从事与其身份相符合的活动，1876年《烟台条约》另议专条，允许传教士入藏就是清政府履行条约的义务，以致需要外交交涉来解决的教案纠纷就此起彼伏地多了起来。19世纪天主教的传入，在吸收农奴为教徒的过程中，从社会的表层冲击了藏、川、滇交界处藏族地区农奴制，必然触怒最基层的农奴主，而天主教与藏传佛教为争取信徒也产生矛盾，传教士为此也要得罪藏区宗教上层。所以，民教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此外，清廷驻藏官员也希望维持藏区农奴制的相对安定。因传教引发的民教冲突，也造成清廷驻藏官员的不安。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初七日驻藏大臣满庆等人再次向清廷呈上奏折，请求阻止洋人传教：“应请援情奏明大皇帝，饬由打箭炉地方官认真查出关兵民，方免洋人潜赴藏地”。1866年，达赖喇嘛致函驻藏大臣，明确表示:“窃思天主乃系邪教，居心想在西藏流传彼教，希图殄灭黄教.是以上年曾有僧俗大众同心公议，出立誓结，纵死均甘阻滞天主之人，不准一名擅人藏境”。藏民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就是一种属于集体皈依的情况。西藏僧侣居统治地位，在康区与西藏情况稍有不同，僧侣寺庙与世俗政权保持着或合一或联盟的政教关系，但僧侣宗教阶层地位仍然很高，唯此，不难理解传教士在几乎全民与藏传佛教牵连的藏区生活居住是举步维艰。基督教传教士在1889－1900年的TheChinese Recorder杂志发文章抱怨：旅行在巴塘，我们传教士没有房子可以租赁到，没有旅馆住宿，租到两间房子都是妄想。这里的财产都属于僧侣，他们不希望任何外国人留下来，与户主争执是徒劳的。传教士居住地的藏民开始毁坏他们房子，收留传教士当地房东必须赔偿藏民40银两作为为传教士提供住所的代价，另外的100银两罚款也要上缴。部落谴责传教士到来后藏起雨水，导致他们村落间战争、每个峡谷河流干涸、人畜死亡、拿走他们宝贝、伤害他们每个人。
再次，藏传佛教基督教两种排他性较强的宗教，当他们一旦相遇碰撞争夺宗教统治地位，就会彼此唯我独尊势难容人，这个是天主教新教布道失败的根本原因。
宗教发挥着几种重要的社会功能：首先通过提供正确和错误的观念，它约束范围广泛的行为；它为可接受的行为设定标准，有助于现存社会秩序永久延续；它将做决定的负担和责任转到神的身上；最后它在维持社会团结方面起很大作用，提供一种精神的自信。宗教还为教育服务。排他论和兼容论的态度是历史上处于强势扩张性的基督教固有常态，它在藏区亦复如此。再来观察藏传佛教，其义理的博大精深使它在与其他宗教长期反复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最终征服人心。西藏宗座代牧丁硕卧主教1874年10月22日于打箭炉写给罗马教廷传信部枢机们的书简提到：“佛教在这里已经及其强有力地渗透进了人们的心灵、法律以及最基本的风俗和思想中了。以致于为了导致这些尚处于半蒙昧状态的部族修持基督教，发动一场深刻和几乎是彻底的革命则是势在必行的。”
藏区皈依信仰基督教人数少发展慢，藏族本身信仰的更少，信者所关心的多是自身利益需求较少深究教义义理。一方面是藏传佛教足以满足藏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并辅之于政治经济宗教手段对社会大众进行控制，对外来西方文化进行打压排斥，另一方面则是传教士乐观坚信基督拯救唯一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文化优越优势地位，必欲对藏传佛教非客观评价歪曲贬低打压后取而代之为“中华归主”，碰撞冲突水火不容势所难免。西藏宗座代牧丁硕卧主教1873年10月7日于打箭炉致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席鲁的书简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理解传教士这种拯救西藏心态：“在西藏被迫接受西洋人的做法已经为时不远。……藏族人仍处于文明的雏形阶段，正值童年时期，仍具有童年时代的本性任性和固执，他们尚不善于推理，无分别地放纵自己的情感，……喇嘛们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性格，这是一种适合所有罪行和一切真正过分狂热的手段。我们希望福音的仁慈能够战胜这类难以驯服的本性”。18世纪早期赴喇嘛地区的基督教会，“被一个干旱内陆地区很少受洗礼的民族击败了，被一个蒙昧佛教僧侣集团所拒绝，被一批畏怖之神战败，教会只有采纳其古老战略了：嘲弄它无法征服的一切。”
最后，异质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的先天可能性，是导致天主教新教在藏传佛教文化地区福音传播失败的本质原因。
宗教是所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信仰和行为模式构成，《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引起中国人恐惧仇恨的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具体到藏区文化而言，传教士克宁翰（R．Cunningham）1913年写文章认为，藏区传教重重，喇嘛教是一种家庭宗教，每一个家庭在寺庙都是有其家庭成员做代表，反之亦然。一个喇嘛如果接受信奉基督教，那么他不仅会遭到喇嘛寺庙而且包括其家庭的排斥，如此经历在藏区是很稀少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成为基督教徒又要待在寺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罗马天主教动员五十年以上在藏区艰巨的传教活动，最终也没有留下一个喇嘛皈依基督教信仰的记录。基督教在藏区喇嘛区的零星存在一如大海的孤叶扁舟，淹没在藏区僧俗文化的汪洋中。宗教是西藏传统文化的灵魂，是西藏各种文化因素构结整合的枢纽。藏传佛教建立了严密的宗教组织，具有庞大寺院经济，确立了“政教合一”与活佛转世的独特统治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佛教的社会性，把全西藏及其民众都纳入了一个共同的佛教系统，规范了人们的信仰和道德行为，影响决定了西藏民众的整个社会生活。
如果基督宗教要在藏传佛教地区的宣教布道成功和蒙民藏民对它的接受融入如愿，那么其实质就是一场改天换地的文化洗礼，基督教文化与西藏传统的佛教文化类型各异，致使藏民认为基督教“与地土不宜，佛教不合”，反对传教士在西藏传教，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心理使然，是异质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的结果。
综上所述，近代传教士对藏区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的考察，对藏区僧俗各界的传教，主体上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行为，客观上也起到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文化交流积极作用。本着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特殊历史背景，就不可避免地使西方基督宗教传教士本应相对超然的宗教活动与西方列强殖民政治活动，天然带有千丝万缕斩而不断的内在联系。耶佛雪域高原相遇碰撞交流对话的得失成败，对我们多方面认识藏区的历史文化及其中西文化交流，对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各宗教间跨文化多元平等包容的对话，促使各民族国家间和谐相处消弭文明中间冲突对抗，仍有一定的启示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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