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下层寺庙与城市街区——以“九龙二虎”传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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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3/1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鞠熙

关键词：北京寺庙街区龙虎

摘要：首都图书馆藏《北平寺庙调查一览表》中记载了“九龙二虎一通碑”的说法，这一传说至今仍在西直门大街的老住户口中流传。本文通过勾陈史籍、实地探访，查明“九龙二虎”的确切含义，及其与西直门大街寺庙、水井的关系。透过传说，我们发现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北京内城寺庙有三方面特点：首先，寺庙分工复杂、服务对象明确，并有阶层属性，这是造成北京城内多庙的重要原因。其次，市民对城市景观的理解与想象遵循自己的逻辑，这种独特感受与上层社会有一定差距。最后，寺庙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民多样化的宗教与社会需要，也是市民建构城市空间美学的基点，它在沟通世俗与神灵的同时，也是城市与宇宙的交汇处。通过对现实寺庙的理解与安排，市民们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宇宙秩序。

一、何为“九龙二虎一统碑”

　　1、从一份警察局调查记录说起

　　首都图书馆藏《北平寺庙调查一览表》，乃民国三十四年（1945）警察局调查北京寺庙的记录档案。虽然名为“北平寺庙调查”，但实际记录的多为名不见经传的土地庙、龙王庙等街边小庙，古寺名刹反而常不见诸笔端。除了记录小庙的庙名、所在地、所供神像与大概形制外，记录中偶尔还会提及与此小庙有关的民间传说、典故趣闻等。其中，一条关于西直门南小街甲七十号（民国时期门牌号）“五圣神祠”的记录颇可玩味。

　　这条记录非常简单，称“五圣神祠”俗称老虎庙，仅一间殿，内供黑虎、玄坛、文武财神、土地和药王，为当街庙。庙外有石虎一，系北平传说“九龙二虎一统碑”中之二虎之一。[1]遍查各种北京地方文献及传说故事的搜集文本，皆未见有此“九龙二虎一统碑”之记载。笔者留心北京传说典故，时常留心踏访，终于从现住西直门大街一位年近九十的杨姓老人口中，得知了这一传说的内容——九龙二虎西直门。

　　据这位老人说，西直门大街以前又叫九龙二虎大街，因为它有九座龙王庙、两座老虎庙。然而年深日久，旧迹磨灭，他仅知道西直门内大街北侧的三座龙王庙，一座老虎庙，正是上文所说南小街土地庙。其余龙虎所在，恐怕已无人能说清。不过，所谓“九龙二虎一统碑”，说的就是西直门内大街的独特景观，其实也反映出整个北京城内曾经寺庙林立的面貌。然而“龙”“虎”究竟何在，曾经何貌，今已无人得知，而这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了解“九龙二虎一统碑”的实际含义，不仅是寻访故典、稗海钩沉，重拾已不为人知的民间传说；也不仅是从传说出发，重构北京逝去的街区景观与历史面貌，在历史的尘埃中复原古都宗教奇景；更重要的是，这一传说还蕴涵了相当丰富的民间知识与民众群体记忆，通过了解传说内容、复原传说意义，我们能从中看出北京民众感知、认识并记忆城市的方式，在北京城市建设与古都保护双双加速、同谋发展的今天，真正理解民众对城市的期待与建构，与此同时发掘城市中为广大市民所共享与传承的宗教文化，对于促进城市建设与居民认同、新城发展与旧城保护之间的平衡，都有重要意义。

　　因此，以下本文将首先通过钩沉古籍与实地踏勘，厘清“九龙二虎一统碑”的确切所指，揭开这一传说的古老面纱，并复原西直门内大街的寺庙生态。其次，本文将分析这一传说的背后意义，探讨寺庙在城市中的地位与功能，并试图透过传说分析民众想象中的城市图景，不仅为学术之故，也期能为今天的城市建设决策者们提供一些民间视角。

　　2、九龙

　　北京九门中，西直门以“水门”而闻名，而西直门大街与水的不解之缘还不仅于此。王建民在《西直门与西直门内大街遗迹》一文中说：“西直门内大街曾是皇家出行的要道，享受清水泼洒、黄土铺垫待遇（街北侧曾有间距相等的七口水井为泼洒道路专用井，平时铁盖封死，百姓不得动用，垫路用黄土取自土质较好的西外大柳树村）。”[2]不仅大街上多井，大街两侧北四眼井、高井胡同等，也均以井而得名。水井兴盛，缘井而生的水窝子和龙王庙也为数众多，经笔者多方踏勘考证，西直门大街的龙王庙的确不少，它们由北至南分别如下。

　　龙泉庵

　　龙泉庵，在今西直门内北顺城街十一号，即桦皮厂以北，前、后桃园以西的位置。此庙始建时间不详，但清雍正年间的僧录司《六城寺庙庵院僧尼清册》中已有桦皮厂龙泉庵登记，当时庙为僧人广善住持，仅有殿宇四间、禅房四间。[3]这与清乾隆《京城全图》中所绘寺庙殿宇格局相去无几，可见在清代中期，此庙规模就不大。但至民国后，庙再无考，应久已倾圯。[4]

　　赦孤堂观音庵龙王庙

　　位于今前桃园一号左右，为仅一间房的街边小庙。马相胡同与前桃园交界处本有赦孤堂观音庵一所，清末民国时属后海北沿净业寺下院。庙前东南隅原有小庙一间，内供泥塑龙王与土地神像，二小童旁侍，水井一眼，正在庙门之前。[5]如今小龙王庙与赦孤堂观音庵所在的前桃园都已经是居民住宅小区，但附近的老居民回忆说，几十年前，这一带地势低洼，水井不少，前述龙泉庵与这座小龙王庙可能都和这种地势环境有关。

　　新街口龙王庙

　　位于今新街口南大街四号，始建于雍正七年（1729），为御敕官修寺庙。据《日下旧闻考》记载，“龙王庙在西直门内街东，雍正七年奉世宗宪皇帝发帑创建，乾隆十八年奉旨易改琉璃瓦，三十八年奉敕重修。”[6]乾隆三十五年（1770）内务府清查官管寺庙时，龙王庙有山门一间、殿宇三间、禅房七间、铺面房六间，庙貌尚好，并无对外租赁房屋。[7]庙内水井一眼，位于山门之前。然而清末以后，庙渐破败，民国二十年（1931）住持同泉将庙内多处殿宇拆去，所得木料屋瓦尽数卖与德利木厂，从此寺庙格局大变，而同泉仍然背负债务，最后将庙产卖为舍饭寺下院。[8]直到20世纪60年代，居民陆续搬入庙院，龙王庙成为居民院落，部分建筑保留至今，然而水井早已被填平。

　北广济寺旁龙王庙

　　此龙王庙原位于西直门内大街85号（民国地址），即现在新街口电影院门前的空地处，距离北广济寺不远。它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但附近老居民清楚记得这里曾有一处公用井，井后有龙王庙一所，神像残破，曾是拉洋车的穷人栖身之处。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井废庙塌。

　　高井胡同龙王庙

　　此庙原在西直门内大街高井胡同南口东侧，也为依公用水井而祀神的龙王庙。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拆除，其址现为空地。

　　北草厂胡同龙王庙

　　此庙原在西直门内大街路北，北草厂胡同口外，大约为今西直门内大街213号左右。其庙前井水任由附近居民无偿取用，后曾有穷人寄居庙中。大约在1958年时，北草厂副食商店填平水井，重建庙房，自此龙王庙无存。

　　（按：以上三处龙王庙，均不见于文献记载，仅存在于老住户们的回忆之中。但1945年警察局调查时，却的确记载了新街口西大街29号（民国地址）有龙王庙一所，一间房，南向，内供龙王、财神和土地。[9]但由于门牌号变动较大，此记载究竟是上述三庙中的哪一所，笔者尚无法得知。）

　　龙泉禅林

　　此庙亦称龙泉庵或龙泉寺，其原址大约在今冠英园27号左右。《宛署杂记》中记河槽西坊有龙泉庵，“嘉靖三十八年（1559）建”[10]，但不知是否即为此庙。不过至少清代时，此庙已有明确记载，而庙内铁五供一份，乃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添铸。山门内、前殿前原有水井一眼，“龙泉”之名即由此得来。庙内也祀龙王，居于前殿之中，为关帝配祀。老住户们说，其水井之水质甚好，庙内尼僧全仰赖于此。“文革”期间，尼僧离开，1995年，此地新修冠英园小区，寺庙建筑与水井彻底无存。

　　弥陀寺

　　弥陀寺，至清康熙年间尚名龙泉庵或龙泉寺，在今新街口南大街51号。《宛署杂记》称“龙泉庵，一在鸣玉坊，嘉靖三十五年锦衣卫千户李广建”[11]。则此寺可能始建於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清康熙六十年（1721），都察院、通政司、太仆寺、顺天府六科及宛平大兴两县五城兵马司诸臣在庙内建坛念经贺圣寿时，寺尚名“龙泉”[12]。而到了清嘉庆五年（1800）正月，满洲头等护卫格同青等众善人等合力同修寺庙并立西殿门额，已记庙名为“报恩弥陀寺”。[13]其水井本在寺门内，水质甘甜、出水量大，是附近有名的“井窝子”。清末此庙转为宫门口慈因寺下院，僧人少来，于是有王姓山东水夫租用水井、卖水为生，并在井窝子后又建龙王庙一小间，专祀龙王。如今弥陀寺建筑仍存，然水井已被填，后起之小龙王庙亦不见。

　　半壁街龙王庙

　　此龙王庙也称五道庙，今亦不存，原址在今西直门内前半壁街与西直门南小街交叉处十字路口东北角。上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研究院的调查人员称它坐北朝南，仅庙房一间，门上木额题曰“德润万方”，内供龙王、土地与山神泥像三尊，另有小童站像六尊，分立两侧。[14]1945年警察局调查记录中同样有其记录，但与十多年前相比，小庙内法物、庙旁附属房屋均已不存。[15]据附近老住户回忆，此小庙门前水井，乃售水的井窝子，其水夫的水道就在半壁街一带。

　　当然，上述九处龙王庙不一定与传说中的“九龙”一一对应，实际上所谓“九龙”，很有可能也只是虚数而已，这正是民间传说提供信息的独特之处。然而以传说为出发点寻访旧迹，却的确发现西直门大街附近水井与龙王庙之盛，这正是本文开头所提出的观点：此传说的本质是民众对城市景观的印象与记忆，它不仅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信息，更直接点出了街区景观在人们心目中的特质，换句话说，研究这一传说，就是在研究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认知方式。

　　3、二虎

　　如前所述，“九龙二虎一统碑”中，有一“虎”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北平寺庙调查一览表》中的五圣神祠。此庙今已不存，原址在今西直门内大街后半壁街五十六号左右，即现在北京移动通讯西直门营业所所在地。始建年代不详，但成图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的《京城全图》中，此庙所在胡同尚名“茅家湾”[16]，而《京师坊巷志稿》中却记为“老虎庙”，可知在清乾隆以后，光绪以前，老虎庙已相当有名，成为当地地标，故胡同也以庙为名。而“茅家湾”一名似也依然沿用，成书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宸垣识略》所附之八旗方位图中，仍注胡同名为“毛家湾”。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立北平研究院调查记录，五圣神祠位于老虎庙胡同西口路南，有殿一间，西向，内供神像五尊，分别是泥佛、药王、土地和文武财神。庙前大槐树一株，树前有石虎一尊，高三尺，色黄黑，门左还有旗杆一根。[17]

　　关于这尊石虎的传说，《西城区民间文学故事集成》中曾有收录，要略如下：

　　南小街土地庙，仅殿房一间、旗杆一根，上悬长方杏黄旗，旗上绣四黑字“保佑一方”。每逢朔望，庙内香火甚旺，庙墙挂满红黄布条及还愿匾幛。因庙门右边有汉白玉石老虎一头，故又名“老虎庙”。某年某月，南小街北口外猪肉铺时常被盗，其山东掌柜乃守夜待贼，至第七夜，乃见白光入店，掌柜掷刀而伤之。次日，见石虎旁有鲜肉，而背有刀伤。自此，虎不为祟，而庙香火益盛，然掌柜却因伤神而病，至肉铺歇业。[18]

　　这一故事，至今在西直门南小街一带的老北京人中耳熟能详，几乎无人不知。笔者在这一带调查时，曾有多位耆老告知，石虎背上三道伤痕历历在目，凡年长之里人巷邻幼时均曾目睹。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整治街貌时，石虎才不知去向。

　　二虎中的另一虎，当在西直门大街路北铁狮子庙中。西直门大街路北有胡同名为铁狮子胡同，因其原有铁狮子庙而得名。据乾隆《京城全图》标绘，此庙在乾隆时期名为真武庙，后也曾名玄帝庙或圣因寺。至于“铁狮子庙”这一俗称，乃因庙内原有两座铁狮子，民国时期尚存于北殿之内。庙内北殿原正祀真武与玄坛二尊，[19]玄坛即赵公明，为骑虎之像，西直门南小街“五圣神祠”中的黑虎即其坐骑。而北殿之右原来还有石碑一通，也为虎头厢座，即道光二十九年《玄帝庙碑》。[20]种种迹象都表明，这第二虎，应即指这间祀黑虎玄坛的铁狮子庙。

　（按：铁狮子庙现已不存，原址约在今玉桃园一区十六号楼左右，其始建时间已不可考，据清道光二十二年《真武庙碑》记载，是年庙中殿宇佛像均已倾圯，本巷善信姜国志引众重修，附近军民商铺纷纷捐资，并立碑为证。[21]七年后，仍由姜国志领头，附近军民再次辐辏捐资“醵修前殿”，“补创东西配殿僧房”，“增塑尧君、药王、财神、火神各圣像”，事见前述之道光二十九年《玄帝庙碑》。民国初年，庙已变成民人赵华臣之家庙，民国二十九年（1940），赵华臣将庙赠与安徽来京、焚修于西直门内翠峰寺的尼僧融定，后者随后将庙名改作“圣因寺”。至20世纪50年代初寺庙建筑尚存，曾一度作为街道绣花工厂，“文革”期间神像狮子等无存，90年代时建筑被拆除。[22]）

　　4、一统碑

　　与寺庙一样，西直门内大街附近的石碑不少，仅在《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及地方志中粗略查找，其附近石碑就有13通之多，详见下表。

　　这些石碑中，崇玄观内的两通——无字碑和乾隆御制碑，均形制高大，且富于传奇色彩，堪当一景，有可能就是与九龙二虎并称的那“一统碑”。不过西直门大街还有一处“石碑大院”，同样以碑闻名。在葡萄院与五根檩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名为石碑大院，因其内有一座大石碑而得名，《京师坊巷志稿》中已有其名记载。[23]据刘建斌说，“文革”前石碑尚存，后连同地名一起消逝于楼群之中。[24]通过查阅《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发现石碑大院附近确实曾有一通石碑有拓片传世，这就是曾立于万佛寺内的《万福寺碑》，刻立清道光十九年（1839），记载江南僧人圣培入京后，至万福寺中修行，耗时两年多方募化，终于重建万福寺的事迹。[25]然此碑拓片仅一米有余，距“大”石碑尚有距离，由于碑石与地名一起都已消逝，此碑究竟为何，尚需继续探访。

　　总之，虽然“九龙二虎西直门”的说法最早见诸文献只是在1945年警察局记录中的寥寥一笔，但这一说法却在当地市民口中流传甚久，并深入人心。通过梳理这“九龙二虎”的具体所指，我们能发现，其中涉及到的寺庙全都出现在1930年代以前，而有的庙（龙泉庵）至民国年间已无考，所以“九龙”这一说法的出现，应该是在民国之前的事情。我们要顺着“九龙二虎西直门”的说法进一步讨论寺庙与城市的关系，应该把讨论的时间范围定在清末民国这一段。

　　二、街道传说与城市寺庙的身份

　　九龙二虎大街，是市民以传说的方式送给西直门大街的“雅称”，当我们判定了这九座龙王庙和两座老虎庙的所指后，会随之发现以下三方面问题：

　　西直门大街是北京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不仅是北京通往西山的必经之地，也有王府与公共建筑云集，但市民却为何专门选择了寺庙来为它命名？

　　西直门大街两侧多庙，其中不乏与皇家有密切关系的北广济寺，香火兴盛、庙会活跃的崇玄观，然而它们全不在“九龙二虎”所涉及的11座寺庙之。那么，市民为何没有选择名气更大、宗教与民俗活动更丰富的寺庙作为西直门大街的标志？

　　龙虎是传统中国风水观念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之一，把一条大街与龙虎扯上关系，其中又有什么含义？

　　总之，用“龙虎”为寺庙命名，再将这些寺庙作为一条显赫大街的标志，这反映出北京市民独特的宗教观念与实践，这即是本文第二部分希望探讨的核心问题。以下，本文将从寺庙建筑的意义、寺庙分工与市民生活、城市市民的宇宙观三个方面，依次对上述三方面问题进行分析。

　　（一）寺庙建筑的意义

　　寺庙是城市中重要的公共建筑，这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在知识阶层的话语体系中，它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从属于衙署、王府之下，至少也是与之并列的。无论是《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还是民国成书的《燕都丛考》等，地方志中常按方位记录城市中的各种建置，最主要的是宫苑、衙署和寺观三类。重要寺庙常与宫苑、衙署并列，寺庙于是成为城市街区的显著地标。但“九龙二虎西直门大街”的典故却告诉我们，在普通市民的心目中，寺庙不仅比衙署、学校等公共建筑更重要，也比王府、苑囿等大型建筑群更具有地标资格。

　　西直门大街两旁历来不乏重要建筑，清中期时，其东头有贝勒球琳府，中部南侧有恂郡王府。至民国时期，虽然贝勒府与王府衰落，但街道两侧的公共建筑大量出现，仅以1937-1938年《北京街衢坊巷の概略》地图为例，从东至西依次标绘有儿童图书馆、毓英中学、天主堂、西直门大街小学等多处大型公共场所。但无论是王府，还是图书馆或学校，抑或是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城市景观大相径庭的基督教堂，都没有成为市民口中的西直门大街地标。只有寺庙，而且是多座规模不大的寺庙群，为这条北京内城的干道“定了名”，这表明，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寺庙这类建筑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也许包括如下三方面。

　　首先，寺庙是神栖之所，宗教性当然是它的首要价值。在敬天法祖的传统社会中，“祀神如神在”是社会各阶层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视“神在”之所——寺庙为特殊空间，即在情理之中。然而事实上，仅仅是宗教上的神圣性并不能说明寺庙建筑的全部意义，因为我们清楚看到，寺庙建筑的荒废破败是常有之事，如果仅仅因为有神像在其中，它就必然应该得到尊崇，显然不能解释这种现象。本文认为，北京市民赋予寺庙建筑的意义，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神圣”。除了神灵所在之外，寺庙建筑也因其与历史的关系而“神圣”，更因其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而“重要”。甚至我们可以说，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后两者可能是寺庙建筑之意义中更显性的层面。

　　寺庙建筑是群体记忆的场所，它真实地存在于人们视野中，但同时又联系着当地传统与社区历史，这是寺庙建筑之意义的第二个来源。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九龙二虎之寺庙，任何一座都承载着当地人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有的口耳相传（南小街老虎庙的传说、九龙二虎一通碑的传说），是民众记忆自己生活地区历史的方式。有的刻在石碑上、刻在法物上，让进庙之人时时能感受到已逝时间在这里的累积，通过阅读石碑还能触摸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的印迹，尤其对那些名字的后人，更意味着包括符号资本、社会资本在内的众多意义。还有的历史也进入了精英话语系统，通过地方志与文人纂述而流传。地方志中必记寺观，重要寺庙常与宫苑、衙署并列，因为神像、法器与碑铭凝聚历史与文化价值，故地方志也重点辑录之。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讲述方式，都以寺庙建筑为着眼点和承载物，最终，使寺庙建筑成为传统与集体记忆之地，并因此获得近于神圣的意义。

　　最后，这类寺庙建筑还具有公共性，它们时时与居民日常生活发生多种联系，并且可能是他们遭遇危机时最后的避难所，其重要性绝非王府学校可比。王府虽然富丽堂皇，但对普通市民而言是私人禁地，靠近尚不可得，它们的存在，无非只是街道边几处巨大的空白而已。学校当然是公共建筑，与市民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但它所服务的对象却是有针对性的。尤其是，它们的出现大多在民国以后，在一个识字率与入学率都相当低的时代与社区中，学校对于西直门地区市民而言，也像是“特例”而非“惯例”。与之相比，寺庙建筑所承担的功能更为日常化，寺庙所在的空间，更是当地居民熟知的公共空间。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九龙二虎寺庙所承担的宗教与社会功能大致有如下一些：

　1、资源的使用与管理。所谓“九龙”，都是缘井而生的龙王庙。它们于宗教意义上是奉祀龙王的神庙，但同时也是市民取水的“水窝子”，是附近居民每日生活必需打交道的地方。为井立庙，除了赋予水以象征神圣性之外，实际上也与水夫组织的社会管理有关，这须专文另述，此处不再赘谈。

　　2、祈佑健康。龙王庙主祀龙王，老虎庙主祀财神，但庙内常常都有药王的一席之地。尤其是二虎庙，据《玄帝庙碑》记载，清道光二十八年寺庙重修时，就增供药王神像。而南小街老虎庙中也同样供有药王像，庙内悬挂的条幅上有“护佑赤子”等说法，也与保佑儿童平安健康有关。

　　3、社会救助。旧日北京很多寺庙都承担起社会救助的功能，例如有名的旛杆舍饭寺，而在西直门大街两侧，这类寺庙也很多。例如赦孤堂观音庵，从名称上看，就有救助孤儿、殓尸超度的职责，而多座仅一间房的小龙王庙，都是无房穷人寄居之所。

　　4、伦理社会的补充。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组成的伦理社会，因此，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排除于这一社会结构之外，典型的如失去家中男性成员的寡妇、未出嫁的大龄“剩女”等。投身宗教生活，给这些女性一个稳定、合法的社会身份。这一现象在北京内城尤其突出，由于八旗包衣制度，有大量旗人少女在年轻时被选入宫内及王府充任使女，直到25岁方可放出。此时她们大多已错过了最佳婚配年龄，又无法依附于父母及兄弟生活，于是往往积聚在寺庙之中，大石桥胡同重阳庵、西直门内翠峰寺，都是这类女子聚集的地方。西直门大街的铁狮子庙、龙泉禅林，也都是尼姑庵，其间的尼姑数量众多，可以猜测，可能其中也有这类伦理社会之外的女子。

　　除了九龙二虎庙之外，西直门大街还有有名的崇玄观，即民间所称之“曹老公观”，可谓是寺庙空间之公共性的杰出代表，至少自乾隆年间开始，观内每年正月初一至初十有庙市，观废后庙市犹存。从嘉道年间旗人松筠的日记《闲窗录梦》中来看，当时崇玄观庙会兴盛，虽只一年一度，然规模盛大，开庙时足有压过护国寺庙会之风头。

　　正是因为寺庙承担起传统城市社会中的种种公共职能，不仅满足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符号需求，更是“家—国”主体结构的必要补充，因而对于市民而言尤为重要，这些建筑被赋予的意义因此也远超于其它建筑之上。市民选择用寺庙而不是其它建筑来作为西直门大街的地标，也就得以解释了。

　　（二）寺庙分工与市民生活

　　如前所述，在旧日北京，寺庙对于市民而言非常重要，但是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这几座庙，而不是别的寺庙能为街道命名？

　　除了九龙二虎之庙外，西直门大街两侧的著名寺庙不在少数，自入清以后，至少就有永泰寺、崇玄观、北广济寺、为俾使读者了解这些身处西直门大街两侧，却没能厕身“九龙二虎”之列的名刹大观，以下本文将简要介绍这几座寺庙的历史。

　　永泰寺

　　永泰寺始建于元代，明正统八年（1443）修武伯带头新修，天顺年间赐名永泰。至清乾隆年间，永泰庙规模宏伟，有三路建筑，并常得达官显贵资助。民国十年（1921）后，庙内开设北平五台山普济佛教总会、北平恒善总社等多处机构，五台山僧人长期在内焚修，庙内五十四间半庙房，规模不小。至20世纪50年代时，附近其它寺庙的神像还都曾移入庙中安放。

　　崇玄观

　　崇玄观，俗名曹老公观，曾有清高宗弘历御制《崇元观御制拈香即事诗》碑。该观始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乾隆23年（1758）曾经重修，气势宏伟、规模庞大，每年正月初一至初十有庙市，至民国时犹存。民国年间，崇玄观改为陆军大学校，碑石移至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

　　北广济寺

　　也称广济寺，为明代高僧梅乐禅师首创，始建于明弘治甲子年（1504），落成于正德九年（1514）。入清以后，庙内一直传临济宗，清康熙六十年（1721），曾用作礼部、刑部、国子监、光禄寺、鸿胪寺上述祭酒以下诸臣建棚诵经贺圣寿之处。至民国年间，庙内仍花木繁茂、法物众多，不乏工艺精美者。到民国末年，广济寺改为新街口小学。

　　祝寿寺

　　亦称响铃寺、普庆寺，至晚始建于元代，明正德八年（1513）经太监重建。入清以后一直是僧庙，直至民国十年（1921），道教霍山派道士傅崇安购下此庙，并重修添建，庙内格局严整，钟鼓楼等一应俱全，并可能是油漆行的行会祭祀地。可惜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电线起火，烧毁三间殿宇及若干法物，但主体建筑保存至今。

　　崇寿庵

亦称崇寿寺，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雍正乾隆期间大约有房屋四十余间，且身列官修寺庙。自嘉庆、道光以至光绪年间，寺僧多次购置房产，崇寿寺规模不断扩大。至民国十五年，僧人慧三成为住持，他同时也是宝禅寺胡同内广善寺住持，热心教育，在崇寿寺内创办圣化学校，僧俗兼收。庙内有白莲花石槽，为名贵文物。至1995年西直门内大街改造时，崇寿庵才被全部拆除。

　　崇兴寺

　　清光绪十三年（1887），北堂由蚕池口迁建至西什库，原来位于西什库的崇兴寺不得已搬至西直门内大街路南。崇兴寺本为明代看守西什库的太监们兴修的敬神之地，入清以后，极受皇家重视，康熙亲自为寺庙题写石额，同治年间还有礼亲王府、庄亲王府、孚郡王府等合力修庙。但光绪搬迁后，寺庙与皇家的联系断绝，变为曹洞宗尼僧所住持，但原庙中的大量法物、文物与宝物仍存寺内。20世纪50年代，崇兴寺仍有房舍39间，约在“文革”期间，寺庙建筑被拆除。

　　翠峰庵

　　亦称翠峰寺，始建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由当时的司礼监掌事太监张敬斋所首创，僧录司左觉义为住持，在佛教界内有很高的地位。清代雍正乾隆期间大约有房屋三十余间，清晚期庙内旗人票房在北京城内极为著名。民国十一年（1922），尼僧普修重修寺庙，殿房总数增至74间，寺内尼僧也有2、30人之多，是民国时期北京重要的尼僧寺庙。1960年以后，翠峰庵改成工厂，1995年，寺庙建筑被拆除。

　　和这些显赫的寺庙相比，“九龙二虎”之庙和它们有如下几点不同：

　　一、从建筑规制与寺庙管理者来说，“九龙二虎”之庙不是高僧大德的祝锡名刹。在与九龙二虎有关的11座寺庙中，有7座都可以确定是没有僧人或道士这类宗教人士住持管理的寺庙，其中，弥陀寺内龙王庙与铁狮子庙由普通民人负责管理，前者供水夫经营水窝子，后者身份是市民的家庙，而其余5座甚至找不到这类固定管理者的身份记录，应该属于附近居民集体管理的小庙。而除此之外，即使有僧道驻锡的其它几座寺庙，也都规模很小，例如龙泉庵仅有殿宇四间、龙泉禅林有殿宇九间，或者仅是附属于其它寺庙之内，例如赦孤堂观音庵龙王庙附属于观音庵，弥陀寺龙王庙附属于弥陀寺。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新街口龙王庙，它是雍正七年的敕建寺庙，虽然只有山门一间、殿宇三间，但覆琉璃瓦，规格不低。但应该注意的是，晚清时期，龙王庙早已失去了它敕建官修的高贵身份，庙渐破败，所以才有民国二十年住持拆除建筑、变卖庙产之事。总之，与西直门大街两旁动辄殿宇三、四十间、住持拥有崇高宗教声望的各大寺庙不同，“九龙二虎”之庙，全都只能称得上街边小庙。

　　二、“九龙二虎”之庙的声名都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不像崇玄观等庙一样，声名远播、远近来朝。正如前所说，崇玄观在清代时名动京城，不仅有乾隆御制碑为之增辉，庙会也是绵延不绝，如松筠家住西四，可每年庙会之期都会来崇玄观游赏。其实，广济寺、永泰寺等其它寺庙也是如此，它们虽然没有庙会这类民众参与度非常高的活动，但是远迎五台山来客，近承北京显贵助善，影响力远远不仅局限于西直门大街一带。与之相比，“九龙二虎”之庙却都只为附近居民所知晓。由于缺乏资料，我们很难判断每座寺庙的捐助者究竟是谁，但从有限的资料来看，“九龙”中至少有三龙是居民自由取水的公共水井，另有两龙是水夫售水的水窝子，也就是说，其捐助与使用者肯定以附近居民为主。而“二虎”庙的社区性质更加明显，西直门南小街土地庙仅有一间，且供奉的本来就是“一方土地”，与远无涉。铁狮子庙内的两通碑刻也明确表明，此庙自创建以来的所有捐资者和管理者都是附近居民。因此，从影响力范围来说，九龙二虎之庙也仍然是“小”庙。

　　三、“九龙二虎”之庙直接面对的，是市民日常生活中吃喝拉撒那类最“世俗”的部分。具体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所谓“龙”庙，就是龙王庙，全是依井而生，与管水有关的寺庙。而所谓“虎”庙，也就是供奉财神赵公明，并以赵公明的坐骑为标志的寺庙。因此，“龙虎”，实际代表的是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所谓“龙”，就是井与井水的象征，北京缺水，尤其缺少能直接饮用的低碱度水，即“甜水”，每一处井窝子都设龙王庙祭祀，表达的是北京市民对于水资源的珍惜。而所谓“虎”，是玄坛赵公明的坐骑，赵公明为财神，虎因而可以理解为象征性的财富资源。北京城自建都以来，不仅是政治与文化中心，也是商品与消费中心，在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中，获得“钱”即财富，是居民生存的基本条件，虎因而也和龙一样，代表市民生活的核心资源，是其它一切社会秩序与景观秩序的基础，民众对街区景观中的九“龙”二“虎”庙印象如此深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些寺庙与经典的宗教教义几乎无关，更没有高僧大德讨论思辨的宗教哲学，但它们却为普通市民的基本所需提供了象征性的保护，在普通市民心目中，它们也许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

　　总之，通过比较“九龙二虎”之庙与西直门大街的其它寺庙，我们能发现这11座寺庙有一个共同点，即建筑规模都较小，主要由普通民众自行修建并管理，而且影响范围很小，全都局限在西直门大街两侧的附近地区之中。但是它们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性，因而能成为市民心目中的空间标志。

　　（三）城市市民的宇宙观

　　文章的最后，我还想讨论一下用“龙虎”为街道命名的意义所在。正如前所说，“龙虎”首先是现实性的，是真的供奉有龙王与老虎的寺庙；其次，“龙虎”也是符号性的，附近居民心知肚明，他们崇拜的龙王与老虎，本质上是希望获得水与钱。但是，龙虎所代表的景观秩序也许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城市空间中的宇宙秩序，在北京地区流传的另一则故事《北京的城门与传说》中，对这种秩序观做了很好说明。故事中讲到：东安门在左属青龙，西安门在右属白虎。所以在东安门外有两条相对的胡同，起名为金鱼胡同和甘雨胡同，这是因为鱼能化龙而名为‘金鱼’，龙能行雨而名为‘甘雨’。在西安门外也有两条相对的胡同，起名为羊肉胡同和砖塔胡同。因为虎最爱吃羊肉，拿着肉喂老虎，它吃饱了就老实了，所以起名‘羊肉’。那老虎一旦兽性发作，砖塔胡同口上的九层砖塔就是镇虎神鞭。古人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星宿分为四组，分别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代表，即“四象”，这在中国有相当长的历史，相当深入人心。而将北京城的城市景观也理解为“龙”、“虎”的组合，暗含星宿所代表的宇宙秩序，其内在含义是阴阳—吉凶—龙虎的相生相克与动态平衡。由此出发，我们再看“九龙二虎”之庙，会发现它们几乎平均分布于西直门内大街两侧，此时龙虎所代表的方位感虽然并不那么强烈，但龙与虎始终相提并论，仍然反映出追求阴阳和谐与天人合一的内在意识。

　　总之，本文通过综合使用地方文献、民间传说与田野调查资料，钩稽了“九龙二虎一统碑”这一民间传说的内容与含义，在回溯西直门大街历史景观的基础上，探讨了民众认识并记忆城市景观的方式。由于资料不足，本文很多地方尚是推测，无法确下定论，然而民众对寺庙的推崇、以动物象征生存资源与宇宙秩序的思维方式，却已粗略能见。如果北京今后的景观设计中能考虑到北京民众这种独特的认知方式，将更有利于和谐北京的建设与发展。

注释：

　　[1]首都图书馆藏《北平寺庙调查一览表》，1945，第11页。

　　[2]王建民《西直门与西直门内大街遗迹》，《西城追忆》，2006年第3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清雍正《六城寺庙庵院僧尼清册》，雍正六年（1728）。

　　[4]董晓萍、吕敏（Marianne Bujard）主编《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第二卷，第831页。

　　[5]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国立北平研究院寺庙调查记录·赦孤院》，西四19，1931-1933年。

　　[6]（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二·城市·内城西城，据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内务府刻本排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1，第840页。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呈报官管寺庙殿宇房间数目清单》，乾隆35年5月22日，档案号05-0277-032。

　　[8]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社会局·内四区龙王庙僧人悟修登记庙产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批示》，档案号J2-8-423。

　　[9]首都图书馆藏《北平寺庙调查一览表》，1945，第34页。

　　[10]（明）沈榜编著《宛署杂记》，据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出版，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本，1983，第230页。

　　[11]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