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票选在世界史上影响最大以及最具争议性的帝王，我想成吉思汗应该有机会排入前三名。过去成吉思汗与他一手建立的蒙古帝国在历史上的评价一直相当两极，即便在其故乡蒙古亦然。在伊斯兰世界中，成吉思汗被认为是上帝之鞭，而且残杀了许多穆斯林，而后来其孙旭烈兀更终结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统治，自此伊斯兰世界失去了共主；但是蒙古帝国的征服与伊斯兰化也有助于伊斯兰教的广为传播。在俄罗斯世界中，蒙古统治所造成的「鞑靼桎梏」（Tatar Yoke）被视为是俄罗斯发展落后于西欧的主因，但是在蒙古庇护莫斯科大公国作为收税与统治的代表下，也创造了后者日后崛起的条件。在中国，元朝的统治过去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逆流，汉文化与儒家思想受到打压，科举制度一度停摆；但是蒙古人打破超过百年的中国南北分裂态势，使汉地重新得到一统，也奠立了后来大中国的领土规模。在蒙古国，原先在社会主义时期（一九二四～一九九二年），成吉思汗被认为是压迫蒙古人民的封建领主，不能公开崇拜。直到一九九二年民主化之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好转。
近年来在引介成吉思汗与蒙古帝国的历史给大众的通俗非虚构作品中，杰克‧魏泽福的著作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其首部与蒙古相关的作品《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英文版于二○○四年出版。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主张蒙古帝国所揭橥的原则，诸如通行纸钞、国家位阶高于教会、宗教自由、外交豁免、国际法等，对于后来欧洲社会启发甚大。而印刷术、火药与指南针等三大科技在蒙古帝国时期东传至西方，也促成了文学、战争与航海等方面的进步。可以说，成吉思汗所创建的蒙古帝国是近代世界的先声。该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数周。作者也因此获颁蒙古国的北极星勋章，以表彰其推广蒙古文化与历史的贡献。其第二本书《成吉思汗的女儿们》则探讨女性在蒙古帝国建立的过程中被忽略的贡献，例如成吉思汗的女儿们被作为政治联姻的工具，稳定了蒙古帝国与周边同盟国间的关系；成吉思汗过世后，其儿媳脱列哥那与孙媳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所造成的混乱，还有其儿媳唆鲁禾帖尼让拖雷系的后裔能够掌握大权的经过；最后是贤者满都海可敦辅佐年幼的丈夫把秃猛可重振黄金氏族在蒙古的统治。 该书也堪称是英语学界关于该主题的第一部综合性专著，其重要性不可磨灭。而前揭二书的正体中文版也由黄中宪翻译，并由时报出版社发行。二○一六年，魏泽福推出了他的第三部相关作品《征服者与众神：成吉思汗如何为蒙古帝国开创盛世》英文版。如今正体中文版也由原班人马担纲出版，我个人也很期待本书中文版的面世。
在本书《征服者与众神》的序言中，作者首先从吉朋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主张成吉思汗与欧洲哲学的宽容观和新兴国家美国的宗教自由之间的关联开始谈起，并且梳理了由法国学者佛朗索瓦‧佩帝‧德拉克鲁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于一七一○年初版的《古代蒙古人和鞑靼人的第一个皇帝成吉思汗大帝的历史》（The History of Genghizcan the Great, First Emperor of the Ancient Moguls and Tartars）一书在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流通与阅读史。他发现美国独立革命先贤之一的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曾经受该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将宗教自由形诸法律的影响，以及维吉尼亚成文法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条款中对与成吉思汗的第一道法律在强调宗教自由的精神上的相似性。导论〈神的愤怒〉则说明成吉思汗自认为是上天派来惩罚穆斯林的人，因为穆斯林犯了过错。自成吉思汗以降的蒙古大汗都深信上天透过祂所授予权力的那些人表达祂的意旨。而蒙古人的胜利和兴盛正是他们得到天佑的证明。而成吉思汗晚年在阿富汗聆听各宗教人士的说法，这种对神的追寻则必须要从他早年岁月的成长过程开始谈起。
其后的正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成为铁木真」强调了蒙古境内的「神山」不儿罕合勒敦山在成为成吉思汗以前的铁木真生命中的重要地位。蒙古人信仰长生天，而不儿罕合勒敦山则是让成吉思汗最接近天的地方。在自己氏族和部落不愿保护铁木真时，不儿罕合勒敦山保护了他，而从他母亲诃额伦和老猎人札儿赤兀歹那儿，他学到尊敬这座山，并视它为世界中心与生命源头。而来自不儿罕合勒敦山的札儿赤兀歹更是铁木真名义上和行为上的精神导师，帮他指出人生的正道。也因此，成吉思汗要求之后世世代代的蒙古人都要崇拜不儿罕合勒敦山。
第二部分「成为成吉思汗」则讨论铁木真在统一蒙古诸部后登基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反对派以其父好友蒙力克之子阔阔出‧帖卜腾格理为核心集结起来，成为成吉思汗的最大对手。阔阔出是一名萨满，他自称能跟神灵感应，势力渐强，并教唆成吉思汗对付有可能篡位的弟弟合撒儿与帖木格。但后来成吉思汗听从妻子孛儿帖之建议，除掉阔阔出。但是此举也开了一个血腥的先例，即蒙古可汗头一次杀掉自称权力高于国家或可汗的宗教领袖。
第三部分「成为世界征服者」讨论的是成吉思汗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遭遇到许多定居大国的贤者与宗教人士，例如兼通儒佛的耶律楚材、道教长春真人丘处机与佛教的海云禅师等等。他利用这些贤者与宗教人士来协助他所征服的定居社会，因为他们大多有管理收税和编纂法典的经验。而成吉思汗应受佛教徒压迫的西辽穆斯林之邀前往解救他们，则被作者视为是他的首次宗教战争。在征服西辽后，他下令每个人都应遵守自己的宗教，遵行自己的宗教信条--这也被视为是蒙古帝国首次将宗教自由的规定纳入法律中。而成吉思汗后来拿下花剌子模后，创立了一个全新的穆斯林行政人员集团，并派他们到中国协助管理他们刚征服的领土。他利用穆斯林的文书本事，但又利用其中不同教派、族群，让他们相互牵制，以限制每个宗教的潜在影响力。但一二二一年，蒙古人兵败八米俺（即巴米扬），成吉思汗在这场败战中失去了他的爱孙莫图根，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成吉思汗寻求其他宗教，企图找到能够抚平人心的知识，并找到他所未参透的奥秘。因此成吉思汗在阿富汗时，召见了长春真人丘处机，但是这次会面却不尽人意。他认知到宗教人士在治理他的庞大帝国上功用有限。他们会一些有用的技能，但长于论道，拙于行动，因此用处不大。
第四部分「成为神」则提到成吉思汗与萨满、教士、学者、佛僧、道人、毛拉多次晤谈之后，认为其中某些人真心求善，但无人展现了对道德、生命意义或神之本质的充分认识。他们和他一样都只是努力想了解世界的人。而独尊一教，贬抑他教，对其帝国是有害的。但是成吉思汗归天后，蒙古帝国内部开始分裂，蒙古统治者也逐渐放弃宗教自由的政策方针。蒙哥汗为了征服南宋，必须争取南宋周边之佛教国家（如大理、吐蕃等）的支持，因此设计了一连串的佛道宗教辩论，而且偏袒佛教一方，以便崇佛抑道。后来旭烈兀西征，摧毁了阿剌木忒和报达（今巴格达），杀害哈里发和伊玛目，则显示成吉思汗的宗教宽容敕令已经不再得到尊重。直到成吉思汗过世后数百年，他的宗教自由想法才重获十七世纪的法国学者关注。但他的遗风在十八世纪北美洲影响最大，北美殖民地的反英分子争取独立时，试图寻求欧洲经验以外的模式来借镜。最后蒙古模式的宗教自由透过成吉思汗的传记在北美流传，而影响了托马斯‧杰佛逊，并且成为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这也呼应了原英文版的副标题「世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如何给了我们宗教自由」（How the World's Greatest Conqueror Gave Us Religious Freedom）。
本书的内容与作者先前出版的两部著作有不少重迭的部分，特别是在于蒙古帝国崛起与衰微过程的描述。如果说第一本书《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是综论成吉思汗与其子孙所建立之蒙古帝国的兴衰史与其历史遗产；第二本书《成吉思汗的女儿》说的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在其子孙不成材的情况下，有赖于其女儿与儿媳等人才得以维系，那么本书说的就是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之所以衰微的原因，在于未能严守成吉思汗所立下的宗教自由大札撒。然而这种以宗教为纲领贯穿蒙古帝国兴衰史的写作风格，是本书最大的特色。而且对于成吉思汗所揭橥的以法律保障宗教自由的做法影响后世美国革命先贤的发现，更是让人大开眼界。
诚如作者所言，成吉思汗允许其子民各自信仰其宗教。但是这不代表成吉思汗尊重所有的宗教仪轨与做法，而且也曾发布禁令干涉这些信众的做法。例如本书作者曾提过成吉思汗反对以割喉、放血至死的方式宰杀动物。但是他没有提到的是，成吉思汗曾经发布关于回回（包括穆斯林与犹太人）宰杀牲畜习惯的禁令。蒙古人传统宰杀牲畜的做法是在牲畜胸部切开一道口子，伸手入胸腔掐断心脏主动脉使牲畜毙命，而且让血留在体内。以符合蒙古人不溅血于地的习惯。但穆斯林与犹太人实行「洁食」（kosher）或「清真」（halal）之法，宰杀牲畜食必须切断牲畜的颈部动脉，将血放干，而且在宰杀与食用过程中都必须祝祷。因此蒙古人宰杀的牲畜对回回人而言是不洁的，因而不愿食用。根据《元典章》的记载，成吉思汗就曾经因为回回此举否定了蒙古帝国的权威，故禁止回回抹杀羊的作法，并且强迫他们食用依蒙古传统宰杀的羊。这道禁令在窝阔台汗与忽必烈汗也都曾被重申。
另外，虽然成吉思汗允许其子民各自信仰其宗教，但并非蒙古帝国境内所有的宗教都能得到大汗的承认，并享有豁免赋役的特权。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系教授艾骛德（Christopher P. Atwood）就表示在蒙古帝国境内允许自由信奉各种宗教的政策应该要与获得国家认可并且得以豁免赋税的政策分开讨论。根据《元史》记载，往昔仅有五个宗教的神职人员获得免税特权：儒家、佛教、基督教、道教与伊斯兰教。然而考虑到一二三二年才是蒙古最早注意到儒家的时间。因此追溯到成吉思汗时期获得免税特权的宗教应该有四个：佛教、基督教、道教与伊斯兰教。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犹太教是一个特例。犹太教的信仰从未被禁，但是犹太教士则极少获得免税待遇或是得到国家的赞助。就我们所知，犹太教士一开始并未得到如同基督徒与穆斯林一般的免税待遇，一二五一年蒙哥汗即位时再度确认了这项规定。直到一二九一年伊利汗国才给予犹太教徒免税待遇，而要到一三三○年元朝才确认犹太教为得以免税的宗教。成吉思汗所寻求的是能够给予其统治宗教「卡里斯玛」魅力（Charisma）的特定圣人，而非关注宗教的忏悔或教条。免税优遇仅仅给予个体而非整个宗教。艾骛德认为宗教宽容并非蒙古宗教政策支持与保护四大宗教背后的主要思想。儒家与犹太教一开始被排除于豁免赋税的宗教行列之外就是例证。两者都同样难以与蒙古的政治哲学相符合。由于儒士并未将其习惯解释为一种对上天或神的祈祷，因而未被成吉思汗视为神职人员。而犹太教则由于未指向一个现存的国家，因此缺乏上天的确认，即所有真正的宗教都被赋予之至高无上的权力。
综上所述，成吉思汗所给予其属民的宗教自由与现代世界所谓的宗教自由的内容与实行上是否如此一致，其实还有值得探讨的空间。不过本书从宗教信仰的视角来看待成吉思汗的崛起与蒙古帝国的兴衰，以及对成吉思汗主张的宗教自由影响后世美国建国的主张也确实独树一帜。成吉思汗与蒙古帝国的历史总能以各种不同形式，给予后世影响与启发，我想这也是蒙古史之所以迷人的缘故吧。
转自台湾人文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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