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影响渠道的分析
[摘要]从历史上看，新教通过提供价值观支持，提高民众识字率，重新分配教会财产，以及结成紧密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小团体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虽然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实践是个中异数，但新教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更一般地，在个人和家庭的层面上，宗教可能会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家庭中的人口学因素以及个人价值观对个体的收入产生影响；在群体和国家的层面上，宗教则可能通过社会资本渠道、文化渠道以及经济与社会因子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自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以来，有关“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 之间关系的讨论， 以及更一般地，有关宗教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讨论，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学者在讨论韦伯所提出的新教论题，赞成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修正者有之。也有许多学者不满足于韦伯论题的狭窄论域，将目光放到了更一般的宗教归属对信教者收入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上。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相关文献已经非常丰富。本文试图对宗教归属影响收入和经济增长的渠道机制进行一定程度的总结。
一、历史上的新教改革与经济增长
韦伯在社会学初创时期所提出的所谓“韦伯论题”，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新教派别的某些宗教观念为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提供了动机和正当性认可，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研究路向被许多学者所推广， 他们把加尔文新教促进经济发展与罗马天主教阻碍经济发展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从而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加尔文禁欲主义的后果。韦伯论题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人们讨论的中心话题以及批评的靶子：有学者对他的方法论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有学者认为他误解了路德的“召唤” (calling) 概念，或误置了资本主义的起源时间；有学者论证说韦伯误解了加尔文神学及其与社会行为特别是财富积累的关系，没有认识到天主教的经济力量，并且，他的分析也与英国兴起的典型事例并不相符。而韦伯的支持者则反击说， 大多数对韦伯的批评都是来源于对韦伯的误解：韦伯所要解释的并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而是某种心态(mentality) 的兴起，这是一种与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相联系的计算理性， 它兴起于16至17世纪的欧洲社会。
在面对由韦伯论题所带来的一系列争论和混淆时，一些带有文本原旨主义倾向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理解韦伯的原意，并且重新对韦伯论题进行细致探讨：[3]第一，韦伯自己在文章中曾说过，他无意坚持一种愚蠢的信条，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只有作为宗教改革的某种后果才能出现，或者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结果是宗教改革的创造。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在时间上要远远早于宗教改革。韦伯只想确定宗教力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质上的形成以及在量上的扩散。
第二，韦伯只是认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西方的经济大转型时期，新教伦理为市民阶级企业家的行为提供了宗教上的正当性和动力支持，从而暂时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于韦伯自己生活的时代而言，他并不认为新教还在起这种作用。
第三，韦伯的研究方法当然也存在着重大缺陷。其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核心其实只是简单的“求异法”，而该方法蕴含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无法对一些外生的以及}昆合的变量进行控制。在没有对各种经济变量进行有效控制的前提下，韦伯无法证明某种宗教形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条件。韦伯论题面对的最大诘难是，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新教伦理发挥了作用?
也有一些学者并未把注意力放在韦伯文本的分析上，而是继续挖掘韦伯论题所提出的丰富线索，对新教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拓展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两者之间联系的可能性。他们认为， 韦伯的论题只强调了预定论以及召唤的宗教观念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但是宗教还有丰富的其它渠道影响经济：
(1) 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对于教育的积极观念
可能是大规模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新教改革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普遍的提高识字率以及对于俗人的教育，识字率和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这一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定量研究的支持。贝克尔等人利用19世纪后期普鲁士全国层面的数据验证了这一理论。由于宗教改革是从某一中心向周围扩散的，某地离新教改革的中心越近，其受新教的影响也就可能越大，从而具有较高的识字率， 所以，他们用距离符腾堡(Wittenberg) 的距离作为新教的工具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新教确实导致了更高的经济繁荣水平， 以及更好的教育；新教徒具有较高的识字率确实可以解释经济繁荣差距的大部分。H(2)新教改革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使得教会和修道院丧失了大量地产，为社会的理性利用资源提供了更多的土地， 使得资源的分配更趋于合理化。
数派的地位，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对待，这就促使他们将自身转化为一个联系紧密并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小团体的成员，并且被迫选择主流宗教的成员被禁止选择的经济职业。例如英国在王政复辟之后，清教徒的霸权地位只持续了一个很短的时期，议会的法案随即剥夺了持异议的新教徒拥有官职的权利以及其他政治和社会权利，这些权利直到19世纪才重新授予新教。在当时，加尔文派的新教徒就被剥夺了在主流大学里拥有教职，以及在军队和教堂中任职的权利。
(4) 从处于加尔文控制时期的日内瓦的经验来看，加尔文和他的团队持续不断地利用其宗教特权干预经济活动。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法庭总是发现经济关切无法和道德行为的领域完全分开。通过对所有的人类关系进行全方位的道德重整，加尔文主义的宗教纪律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的方方面面。学者们的历史研究只发现了加尔文神学与宗教法庭的行动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看到任何内在化的、个人化的市场伦理。 当日内瓦的企业家不断地采取新的市场策略时，加尔文却在运用公共警告和逐出教会的手段实施一种共同纪律，这就不得不促使我们反思韦伯所提出的加尔文主义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可疑关系了。
二、宗教归属影响收入与财富积累的渠道
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较为宏大的叙事，而是开始利用当时资料和样本调查，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探讨宗教归属对个体的地位获得、收入、社会流动、成就动机以及教育获得的影响等问题了。 这些60年代以来的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类文献只关注天主教徒／新教徒(有些还包括犹太人) 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第二类文献则研究天主教和新教内部的特定亚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有些文献则两者兼顾。大部分早期的第一类文献显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逐渐趋同的。有学者发现，在控制种族的情况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职业地位差异消失了。同样，也有学者得出结论说，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存在的任何地位与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年龄、种族以及地域分布之间的差异。这样的发现导致有学者得出结论说，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地位方面的差异变得如此之小， 以至于无需继续争论下去了。
3) 新教教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处于少 现，在20世纪8O年代以来的研究中，切斯维克发犹太人在学校教育投资以及工作训练投资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回报率，托姆斯的研究则区分了犹太／新教／天主教三个群体，他发现，犹太白人男性具有相对较高的学校教育以及市场经验方面的回报。这与切斯维克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且白人男性新教徒在学校教育、市场经验以及大学学位方面具有比罗马天主教徒更高的回报。 训托姆斯在研究过加拿大之后，又对美国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但所得到的结果却与加拿大的情况完全不同。托姆斯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证据证明，不同的宗教或教派背景会对收入产生影响。在对归属不同宗教的人们的收入分别进行回归的情况下，托姆斯却发现，天主教徒在大学教育方面比类似条件的新教徒具有更高的边际回报率。尽管学者们对新教还是天主教群体具有较高的收入和教育回报争论不休，但是，犹太人在相同的条件下拥有较高的收入却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结论。
(一)人力资本渠道
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一般被经济学家所采用。
这些研究与早期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理论模型所考虑的不再是孤立的个体，在有关人力资本积累的讨论中，更加关注的是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切斯维克等人发展出了一套有关教育投资资金的供给／需求模型，¨ 他们将宗教归属看作是对不同家庭环境特点的反映，而家庭环境的不同特点又影响着教育投资的预期成本和收益。这个模型可以对不同宗教派别的教育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并且充分考虑到了妇女工作选择、生育率、家庭内部分工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学者们在对宗教归属与教育回报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犹太人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保守的新教徒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天主教徒和主流的新教徒平均受教育年限则处于中间，对该结果的具体解释如下：
(1)犹太人由于物质资本经常被剥夺的历史
原因，所以更倾向于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其教育投资供给较其他教派为高。同时， 犹太人的生育率较低，家庭规模较小，双亲有较多的资源和时间给予接受教育的孩子，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其教育投资需求也较高。总体而言，犹太人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虽然理论分析无法确定其教育回报率的高低，但经验显示了其具有较高的教育回报率①。最终，较高的受教育年限导致了较高的工资收入。
(2)保守新教徒父母对世俗教育， 特别是大学教育，通常持保留态度，而更原意让他们的子女接受宗教教育。但是， 进入高级的宗教机构的学习机会有限且非常昂贵。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保守新教徒家庭教育投资供给较其他教派为低。同时，保守新教徒讲求知识的权威传授方式，不鼓励批判性思考，家庭教育投资相对较少，也不鼓励孩子进行大学的学前考试，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其教育投资需求较低。最终，保守新教徒具有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但教育回报率与主流新教徒并无明显差异。只是由于保守的新教妇女家内劳动较多、工作劳动较少， 同主流新教妇女相比。他们具有较低的收入。
(3)天主教徒与主流新教徒的教育投资供给与需求适中，具有一般的教育水平和教育回报率，所以工资收入居中。
(二)人口学因素渠道
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虽然将妇女生育率、工作选择等问题考虑在内，但只是作为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被间接考虑的，并没有将其直接纳入到分析当中去。如若考察这些人口学因素对收入的直接影响，相对于个人收入水平而言，家庭的财富积累是一个更加合适的研究对象。晚近以来讨论宗教对生育率、婚姻对象选择、妇女工作选择、教育获得等因素之影响的文献已经相当丰富， 我们可以从中推测出许多有意义的假设。我们假定，家庭的财富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 生育率。生育率越低，财富越容易跨代积累， 同时，妇女越容易进入工作场所， 可增加收入， 因而家庭财富积累较高。(2) 妇女工作模式。妇女就业率越高，家庭总收入水平越高。(3) 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越高，工资越高， 因而家庭财富水平越高。如果以主流新教徒为基准的话，结合相关的事实，我们可以以上述假定为依据推断出一些可供检验的结论：
(1) 犹太人因为生育率低，财富水平不会因为在子女中分割而下降，而且，妇女多进人工作场所工作，因此，家庭收入水平较高。
(2)保守新教徒支持多生育， 生育率比主流新教徒为高；强调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角色差异，在孩子小的时候鼓励妇女在家；基要派的年轻妇女更可能选择做家庭主妇；妇女的就业水平较低。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较低。因而，保守新教徒家庭财富水平较低。
(3) 天主教徒具有较强烈的鼓励人口生育的意识形态，反对人工避孕，反对堕胎。近年来，这方面的教义有所减弱，家庭规模有所下降。天主教徒在较早时期强调男女的角色差异，晚近以来则更具平等主义倾向，传统色彩较少了。妇女就业率与主流新教徒差异不大。受教育水平与主流新教徒大体相当。因而，天主教徒家庭财富水平适中。
(4) 摩门教徒： 高生育率， 强调男女角色差异。家庭财富水平较低。克瑞斯特虽然没有依照以上的逻辑对问题进行考察，但是他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克瑞斯特不是以家庭，而是以个人作为分析单位。其研究的核心假设是，生育率、妇女工作行为、教育获得、儿时习得的行为策略等方面的宗教差异会对不同宗教教派教徒的财富积累产生影响。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犹太人与净财富水平呈正向关系，保守新教徒与净财富水平呈反向关系。主流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财富水平方面几无差异， 并且，归属这两派，既不会增加，也不会阻碍财富积累。克瑞斯特的研究验证了宗教通过人口学行为对财富积累的间接影响：宗教信念会通过影响妇女生育率来影响妇女的工作时间分配，从而最终影响财富积累；宗教信念会对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扮演的的角色产生影响，这会影响她们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决定，从而最终影响财富积累。
(三)价值观渠道
除了在家庭经济学的框架下研究宗教对收入以及财富之影响的文献外，还有一些研究仍然坚持韦伯论题的某些变种版本，坚持认为宗教会通过对伦理观念发生作用，进而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有学者发现，不同的宗教传统倾向于传递像诚实以及纪律这样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会导致在工作场所的更高收入；而那些强调脱离世界以及物质产品之空幻性质的宗教传统，更可能拥有低收入的信徒。换言之，人们在其中成长的特定宗教传统是他们之间收入差异的一个可能的解释，特别是作为该宗教传统之结果的未被观察到的偏好差异以及工作习惯。有学者通过对香港天主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研究印证了上述观点。T．P．Steen运用两阶工具变量法发现，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具有较高收入的天主教徒和传统宗教信奉者相对于非宗教人士更可能是道德的，但道德是否能够提高个体的收入，这要看他们信奉的是何种宗教。对于天主教徒而言，一个道德的人倾向于赚取更高的收入；而对于传统中国宗教信奉者而言，更加道德会降低他们的收人。
也有学者直接对宗教性、个人价值以及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Kit—Chun Lam 和Billw．S．Hung指出，在大型企业中，那些宗教性更强的管理者倾向于更多地为社会化和人性化的目标而非经济性的目标所驱动，并且，他们看起来更少“自我实现” 的追求，他们倾向于在公司里拥有相对较低的职位，更多地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更经常地出席教堂活动。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有学者发现，他们的宗教价值倾向与其伦理行为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相关关系。 但也有学者发现，大学生们对于商业情势的道德判断与其个人宗教性之间是存在关联的，那些宗教性较强的人比那些宗教性较弱的人更倾向于伦理道德。当使用教堂出席情况与宗教课程参加情况的指标来度量宗教时，学者们发现，教堂出席与个人的伦理感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宗教课程的完成情况却几乎无助于解释个人在伦理态度方面的差异。
三、宗教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宗教归属不但在微观层面影响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还会在宏观层面上影响一地或一国的经济增长。其影响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社会资本渠道
巴克在一篇很有趣的案例型文章中，深入挖掘了宗教组织在经济转型当中所起的作用。他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1770至1865年间两个新英格兰小镇林恩和巴克菲尔德(Lynn&Buckfield) 的制鞋业。这两个小镇的早期历史以及起始条件都非常相似，而且，制鞋业几乎是在两地同时出现的。林恩小镇的贵格会商人最终通过宗教纽带、邻近关系、联姻、小共同体的自豪感以及共同的经济活动，建立了一个跨越广大地理范围的共同体，为该镇制鞋业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基础。而巴克菲尔德小镇则由于不具有类似的优势，导致生产发展缓慢，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林恩小镇远远抛在了后边。 由此可见，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宗教团体所提供的组织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做“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地的工业化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近些年来，学者们也逐渐发现新古典增长模型及内生增长理论在解释欧洲早期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着缺陷，因而更加强调商业网络的作用。Robert E—noch Buck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发现， 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成本出现的微小变化都会导致商业网络的重大变化，所以，他更加支持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小型商业网络于欧洲早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普特南在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政府与经济绩效进行研究时，也倾向于认为教堂参与能够为促进社会资本的发育成长，从而对政府和经济绩效渠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有学者对此一看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但是，案例研究显示， 小型社会网络在现代早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二) 文化渠道
近十几年来，从宏观层面研究宗教对经济之影响的文献之所以逐渐增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文化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领域获得越来越多讨论的一种反映。 格里尔率先对63个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在数据检验上支持了新教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假设。【2引其具体的方法是看宗教能否有助于解释，为何前西班牙殖民地和前法国殖民地相对于前英国殖民地具有较低的经济增长。作者发现，新教的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新教水平与单位资本的实际GDP水平正相关。虽然这样的结果暗示了新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跨国的回归中所包含的变量并不足以弥合前殖民地国家间的差距。
阿西莫格鲁等人则发现，作为新教国家的英国前殖民地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因为它们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从而潜在地受到了英国新教文化的影响，而是因为英国人倾向于在死亡率比较低的地方建立殖民地。其基本的逻辑是，较低的死亡率导致更多的欧洲移民，较多的欧洲移民会倾向于建立较好的保护财产的制度， 由于路径依赖的影响，过去的好制度会导致现在的好制度，从而对当前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这就在某种意义上剔除了宗教文化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解释力。
与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相反， 巴罗等人重新肯定了宗教文化观念在宏观层面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他们将宗教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教堂出席， 二是宗教观念(是否相信地狱、天堂等等)。在对许多变量进行控制之后， 他们发现，教堂参与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而有关地狱(天堂) 的信念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他们发现，较高水平的教堂参与会增加投入到宗教部门的资源，而较多的资源进入非生产性部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虽然教堂参与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度量， 而且更高的教堂参与可能会导致人们通过宗教组织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法律法规产生作用，但是， 教堂参与的总效果仍然是对经济不利的。宗教观念则可以通过塑造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例如工作伦理) 来促进生产力的提升， 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①。
然而， 巴罗等人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可能的小问题：第一， 巴罗承认， 只有在把宗教分解为教堂参与和宗教信念的时候，才会出现宗教与经济的明显相关关系， 而从总的方面来看，宗教与经济之间并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宗教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检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的设定。第二，在数据方面，佛教以及其他东方宗教的资料非常缺乏。此外， 由于指标选择的问题，如果单纯看教堂参与的话，很可能会低估穆斯林世界用于宗教的资源和时间。第三， 巴罗的文章没有吸收晚近以来学者们在微观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 比如宗教信念对妇女工作选择等决策的影响。
(三) 经济与社会因子渠道
除以上两方面外，还有一些文献试图通过确定宗教对特定经济与社会因子的影响来考察宗教对经济的间接影响。在储蓄率方面，桂索等人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来推断人们的节俭偏好，最终发现，宗教归属与节俭偏好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相对于非宗教人士更可能教育他们的孩子节俭，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观；佛教、印度教以及犹太人相对于一般人也更有此倾向，但是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他们接着又研究了节俭偏好对于国家储蓄率的影响。在控制了一系列的变量之后，他们发现，节俭偏好对国家储蓄有着正面影响，且在统计上显著。 众所周知，储蓄率是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一条宗教影响经济的渠道：宗教信念会影响信奉者的节俭偏好，并通过影响一国的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
宗教通过社会因子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也不容忽视。hisi Guiso等人的研究表明，单位资本GDP增长率与种族语言的破碎度(也就是种族语言的多样性程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向关系。的宗教破碎度指标，要把宗教宽容度考虑在内，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只能算作是低宗教碎裂度国家， 因为它那里教派虽然很多，但是大部分教徒与非宗教人士差异不大；或者把宗教因素和种族因素整合在一起，得到一个较为完善的综合指标。因为在世界的有些地区，宗教冲突较为严重，而有些地区则种族冲突严重，更常见的情况是两者兼而有之，所以综合考虑两个方面的指标可能对各国的经济绩效差异更有解释力。
转自天府新论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