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公益慈善事业，如基金会、民办非盈利组织、志愿者服务等，其发展均与宗教有关，要么起源于宗教，要么深受宗教的影响。亨利·艾伦·莫（Henry Allen Moe）的名言“宗教乃慈善之母”道出了宗教与慈善的密切关系——宗教曾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公益慈善观念的产生和发展。1公益或慈善（Charity）源自拉丁文Caritas，原意有爱、慈爱、博爱等意思。在中文里，公益慈善是一个新的名词。拉丁文Caritas 译为中文后有两层意义。其一，基本意义还是慈善和爱德意义；其二，被翻译成了教会的一个专有慈善组织名称“明爱”（基金会）。2 其实，做慈善就是直接以爱心服务或将捐献者的捐献透过可以信任的第三方捐给那些有需要的受助弱者。宗教在起初扮演过、至今还在以各种方式继续扮演这些直接服务或第三方的角色，并以其信仰理念、价值观念和相关的社会训导及其服务实践奠定了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基础。以基督信仰为例，教会同情、怜悯、爱主爱人等博爱精神，教会的财富观和终极目标信仰，教会有关人类正义、责任和义务的社会训导，都对现代慈善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社会大众自觉自愿爱心捐献的动力之一。当前中国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已经起步，无论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基金会以及各种民办非盈利组织都在发展，而且也为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政界和学界都在支持推动，宗教界自身也在努力尝试，时下中国宗教界在公益慈善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还非常有限，宗教在公益慈善事业上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潜能还有待进一步开发。本文拟从当今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及宗教对其产生的影响，来探讨宗教与慈善的关系，并展望其相互影响和未来的共同发展。
一、从激情捐献到平常参与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从上到下同心同德的抗震救灾和慷慨捐献行动曾感动了无数国人，也让世界刮目相看。当灾难发生时，人们因同情和感动而慷慨激情捐献，乃至个人或团体为之英勇献身，值得称道表扬。当国家（如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和社会有急需时，人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而争做志愿者，值得肯定欣赏。当娱乐或体育明星在赈灾晚会上引吭高歌和大声疾呼时，人们热情回应，也值得鼓励叫好。为赈灾和各类紧急援助而给予的捐献，这是非常有效、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募捐活动方式。
不过，这只是做慈善的一种形式、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一个人真诚的捐献是其爱心的自然流露；一个公益慈善基金会或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是其专业素质及基本职责的具体发挥。做慈善不能只是一时的热情，而应是社会大众自觉自愿和长期的积极参与。当然，做慈善不仅仅是特殊群体——富翁、明星和专业爱心人士——的责任义务，而应是全民性的自觉行动。在慈善事业上，无论捐多捐少或做多做少，其意义就在于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也在于通过奉献一份微薄的爱心而见证了自己的信仰及追求，还在于在传递爱心的同时活出自己的人生价值，并使自己也获得祝福。当然，其更重要的社会意义还在于带动社会大众都行动起来共同奉献爱心，使社会形成一个彼此关爱的大家庭。乐捐的带头作用也是一种无声的劝捐，其影响作用远大于乐捐本身。
值得指出的是，做慈善也不一定非要皈依某种信仰，因为我们每人，无论贫富贵贱，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抑或有无信仰，都能奉献爱心。我们这样做好事或善事的“目的可能相当简单，也许有的人是为回报社会人群、意识到‘施比受更有福’（宗/ 徒20:35）、也许有的人只是为图个平安和心里踏实、还有的人有时表现出英雄壮举。无论哪种原因，都是人们善良天性的一种自然流露。”1 重要的是因宗教的影响而能认识和接受这种慈善观念，并予践行。
不可否认，境外发达国家或港台地区老百姓日常的慈善捐献与志愿服务意识非常强。这些参与和捐献者不仅仅包括富人，更多的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以美国为例，美国施惠基金会于2007 年6 月25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富豪的巨额捐助影响大，但对比看其实只占全国慈善捐助总数的很少一部分，支撑美国慈善事业靠的是普通公众。报告举例，2006 年美国慈善总捐助为2950.2 亿美元，其中普通百姓的捐助高达2228.9 亿美元，约占捐助总数的75%。2 无论美国慈善的总捐助数量，还是普通百姓的捐献总额，为有3 亿多人口的美国来说，其人均捐献数量都非常可观。这组数字显示了一个国家全民性极强的捐献意识、极高的助人觉悟、各族人民之间相互关爱的美德以及良好的社会风气。据统计，一般美国的慈善捐款大约85% 主要来自普通百姓，10％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3
同时，研究还显示，慈善捐助增长和美国经济成长相辅相成，捐助去向首先分布在宗教机构和教育事业。4 美国老百姓相信和优先捐给宗教团体及教育事业的选择，形成其全国性民间慈善事业相当发达的特点及原因。中国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以2006 年同一时期的数字对比看，前几年中国慈善捐赠中只有10%来自普通百姓，而且，捐助行为主要是通过单位、学校、街道被动捐赠，当时经常主动捐赠的人数很少。5 即使这个现象在最近几年已经有所改观，但我们的慈善捐献差距还很大。根据《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2011）》显示，“涵盖53 个中国内地城市和新疆建设兵团的人年均捐赠额是43.2 元。其中，人均捐赠额最高的是深圳，达到393.66 元；厦门市民的慷慨度为全国第二，年均捐赠额为247.96 元；紧随其后的无锡、上海、昆山、江阴等城市，市民年均捐赠额达到百元人民币。”1 虽有进步，但为什么我国全民性的自觉自愿捐献意识还没有形成？我们的捐献差距还很大？为什么一些国家普通民众拥有如此积极的捐献意识？平日捐献量这么多？且信任并优先选择宗教？为什么宗教对其成熟的慈善理念及其实践有如此深的影响？
虽然当灾难发生时，官方通过媒体和赈灾募捐晚会都能主导局面，官方号召也会产生轰动效应和良好效果。然而，常态之下人们自觉自愿慈善捐献就会非常有限。如果某些慈善机构遇到信任危机，就严重打击大家的积极性，影响大众的捐献效果。究其原因，除了政府的免税优惠政策不到位和法律制度性的监督管理不力，官办或半官办垄断下的公益慈善事业难于调动全民的积极性等原因之外，平常我们全民性的爱心捐献和参与意识不足；传媒宣传和推动的力度还不够；中国社会大众对慈善公信力的理解信任也还有距离；当然，平日里缺少来自宗教慈善理念的熏陶及其动力推动也是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从劝捐到自愿奉献及大众参与
2010 年9 月29 日，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为中国富豪举办了一场私人慈善晚宴。中国媒体将“劝捐”和“裸捐”这两个概念提出和放大，引起了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也让一些中国富豪因此而止步，并持观望态度。这是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二人不明白中国富豪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持有的财富观和所受的宗教信仰熏陶教育都不同于二人的必然结果。当然，不管中国富豪们接受与不接受两位美国富豪的慈善理念，也不管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两人是否有劝捐意向，抑或这次晚宴是否成功，但通过这次晚宴，巴比二人有力地挑战了包括富豪们在内的很多中国人的财富观和慈善理念以及慷慨自愿的捐献意识。
当前，我国最有影响力的劝捐者是政府及有官方背景的公募基金会。从呼吁和组织捐献到接收实施，政府实行了一条龙作业：官方号召和指示，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接受实施，民政部门监督执行，逐渐从慈善事业方面塑造了一个全能政府的形象。目前中国内地800 家官方或半官方慈善机构享有80% 的慈善资金来源，而民间约15 万家慈善公益机构仅占有20% 的慈善资金来源，2 这里不难发现，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在公共募捐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其垄断地位是任何民间慈善组织无法无力与之相比竞争的。它们尽管对普通百姓的自觉自愿的长期捐献的影响力有限，但可以通过官方影响为一些捐献企业带来发展机遇。但从2011 年夏季出现的“中国慈善风波”看，有些基金会的可信度相当脆弱。
我们国家想要把慈善理念深植人心，逐渐形成一个让全社会都想积极参与，让人人都愿意慷慨捐献和参与志愿服务的优良社会风气，就需要从心灵上引导，即从心灵上提高大众的自觉自愿的慷慨捐献意识。实践证明，能从心灵深处产生效果的最适合的劝捐者应该是各个宗教。宗教不但从心灵上对人有约束力和影响力，而且，所要求人们当尽的社会责任义务、所主张的社会正义学说和所倡导的财富观都有益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三、在宗教信仰熏陶下的财富观和爱心奉献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深刻影响比尔·盖茨曾誓言捐出全部财富，而不留给自己的孩子们。没有人认为他在作秀，盖茨实现了这个目标，其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我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3 卡内基这样理解财富与死亡：“死时越有钱，死得越丢脸。”1 他认为 “有钱人在道义上有责任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2 无论盖茨的财富观念，还是卡内基的理财理念，均与基督信仰的教导相一致。从社会训导层面，教会非常强调我们人类不是所拥有财富的主人，而是这些财富的管理人。
圣经有关论述财富的章节很多。如“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入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入天主的国还容易。”（玛/ 太18 ：25）耶稣因此劝勉人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玛/ 太6 ：19-20），并施舍赈济穷人，以获永生赏报。（玛/ 太19 ：21，29）对于为富不仁的富者，耶稣通过“富翁与拉匝禄的比喻”严厉地指出，没有同情慈悲心的富人不但要受谴责，而且还要接受永远的惩罚。（路16 ：19-31）在现世对于那些为我——弟兄姊妹中最小一个做的或没做的，末世都要接受公义的审判与赏罚。（玛/ 太25 ：35—45）福音中这段“最后审判”被誉为“天国的大宪章”。终极目标虽为来世，但对现世影响深远。正是有这样的信仰熏陶，才形成了一些国家既有雄伟的宗教建筑物，同时也有非常发达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平衡与和谐的社会局面。
慈善捐献数量固然重要，评比“首善”也有鼓励和推动意义，但普通大众的微薄爱心和真心奉献及热情参与同样弥足珍贵，诚如一位美国小女孩露西所询问的“慈善的不是钱，是心？”3 因为爱是无法用数量来衡量的。一如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兰姆姆及其修女们在物质捐献上肯定无法赶上任何一位亿万富翁的捐献数量，因为修女从来不对外提供资金援助，也从不主动对外求援，但修女们给予那些生命垂危者的慈悲爱心感天动地，绝不是金钱数量可以比拟的。毕竟慈善捐献数量只是一个表现形式，不应该成为衡量公益慈善的标准。一些公益慈善问题也不只是仅有金钱就能简单解决的。公益慈善更是爱心传递及无私大爱的付出，爱的服务和付出同样非常重要。德兰姆姆以其大爱最完美地诠释了慈善的意义。今天置身当今中国南方、西南、西部和华北等地20 多座麻风病康复院或中心及独立村落的80 多位中外修女也同样以其爱心服务诠释了人间的这种大爱和慈善的真谛。4 因此，做慈善需要全社会的爱心参与，并应该珍惜每一个力所能及的爱心奉献。
与此相反，时下中国社会缺少宗教信仰约束的另外一种财富观和消费趋势的单方面增长令人担忧。近年来，中国的人均消费逐年上升，尤其节假日的高消费达到了令世界惊叹的地步。如2011 年十一假期出境旅游的220 万人平均每人在外消费950 美元，总数达到21 亿美元，其数字震惊外媒。5 近年来中国开始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6 这些现象促使那些援助中国的发达国家及越来越多的国际公益慈善基金会停止和减少了对华贫困地区的援助。令内地基金会和公益慈善组织在海外的筹资变得越来越难。海外合作伙伴不断告诉一些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公益慈善机构，如今在欧美为中国项目募捐非常困难。中国有那么多的富豪，那么多漂亮的现代都市，中国还需要我们省吃俭用地帮助他们吗？他们应该承担捐助弱者的责任。但在贫富差距非常悬殊的中国，一些富人缺少自觉自愿捐献意识，对公益慈善事业没有兴趣，甚至躲避爱心捐献。同时，全国范围内，来自民间的那种自觉自愿的捐献爱心之风也尚未形成。
政府救助行为与民间慈善应有本质的区别，但二者可以共同发展，相互补充。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有识之士认识到，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软实力，发达的民间慈善事业对内可以缓解贫富矛盾、促进内部和谐，对外可以树立国家的正面形象，为外交发挥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2011 年刮起的一场慈善风暴，将部分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关注和讨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宗教角度探讨慈善，无论从激情捐献到自觉自愿的持久捐献，还是从人生信仰追求到对爱心服务和财富观的思考认识，中国社会各界都有必要多些反省和思考，包括重新发现和重视发挥宗教在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上的作用，尤其从心灵上对慈善产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古今海内外一些成熟的慈善经验对我们有所启发，并有助于打破当前慈善窘境及其垄断现象，推动中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全面改革和发展。
四、 结语
无论什么社会，只要有穷人，就需要慈善事业来救助。无论什么制度，只要社会存在贫富差距，就需要慈善事业来平衡。慈善事业是人类文明的标记之一，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路途上所不可或缺的伙伴。由宗教协助扮演劝捐者的角色既可以淡化政府与社会的压力，化解民间矛盾，重振慈善信心，又能在人们心灵深处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和深远的影响。从而提高全民长期、持续、稳定和规范化地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加强主动捐献意识，逐渐养成互爱互助的社会风气，使民间慈善理念日臻成熟完善。
除了传教和教务活动之外，当前中国宗教界多做慈善是明智的选择。因为透过爱的行为，才能有效见证自己的信仰。同时，发挥好宗教的作用与政策不相违背。2 当然在目前的社会体制下，中国宗教界参与和发展慈善事业只是拾遗补缺，而不是，也不可能代替任何政府部门和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及其慈善组织。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国情与其他国家不同。我们无需生搬硬套地采用他人的模式，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宗教对现代社会成熟的慈善理念的影响和贡献也不应该被忽视。如何发现和发挥好宗教在慈善上的潜能作用，值得政界的重视、学界的推动以及教界的实践尝试。
港澳特区和台湾地区不但将社会慈善事业开放给了宗教团体，甚至，香港特区政府一如很多发达国家一样拨款委托有信仰背景的基金会和公益组织去境内外赈灾，支持宗教团体参与医疗卫生服务和大中小学教育。如，佛教和天主教、基督教办大、中、小学校，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和社会精英（曾荫权和马英九等均曾就读于宗教界开办的学校）。有了宗教界的介入，宗教价值观念被自然地注入了慈善理念之中，这样既调动了宗教界和社会大众的积极性，使得当地的社会慈善事业异常活跃，生机无限，同时，也为三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重要贡献。希望不远的将来，中国宗教界能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和推动内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在协助照顾残婴、麻风病、艾滋病等社会弱势群体方面发挥其他慈善组织不能替代的作用，并发挥各自宗教的自身优势，在更多领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转自专家论坛 宗教慈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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