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各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他们在京城封授、供养大批藏僧，不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有的皇帝甚至亲自习学藏传佛教，从事诵经演法活动，自称藏传佛教法王。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一定影响。对此，前辈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曾做过一些研究，但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显不足（注：关于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龙池清《明代北京……喇嘛教团》（载日本《佛教研究》1941年第4卷第6号）、佐藤长《明廷的……佛教崇拜》（载日本《鹰陵史学》1982年第8号）二文。中国学者尚无专文，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载《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拙文《明代佛教政策述论》（《文史》2004年第3辑）等对之有所涉及。这些论著，主要采用《明实录》史料，而对北京等地的碑刻资料、藏文史料利用较少；主要考察明代皇帝在京师封授和供养藏僧的情况，而对他们崇奉藏传佛教的其他表现则多未论述，对他们崇奉藏传佛教的原因、影响也缺少探讨。）。本文以《明实录》为基础，参考碑刻资料以及藏文史料等，试图较系统地论述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表现，分析其原因，探讨其影响。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按其具体表现，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
（一）洪武至宣德时期
洪武至宣德年间，各朝皇帝多英明勤政。他们崇奉藏传佛教，但比较有节制。
明朝从太祖开始，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针对当地政教合一的现实，“广行招谕”，“多封众建”，大力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人士，扶持藏传佛教，建立朝贡贸易和茶马互市，设置卫所和驿站，确立了中央和藏区地方的领属关系，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不过，基于“多封众建”政策在藏区的封授是明朝治藏政策的重要方面，即明王朝通过在当地封授藏僧等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其中寓含的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色彩还较少。
《明史》称：“初，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577页。） 按《明史》的记述，似乎明代皇帝至成祖才崇奉藏传佛教。当代著名的中国佛教学僧印顺法师也说，“明太祖逐元而还我河山，严禁秘密教之流行，中国佛教及社会，赖以清净，可谓真能护国护教者”（注：释印顺：《佛教史地考论》，正闻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实际上，明太祖也崇奉藏传佛教。史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十一月，太祖授先后来朝的印度僧班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为都纲、副禅师，均为全国最高僧官，“统制天下诸山，绳顽御恶”（注：《明太祖实录》卷九四，洪武七年十一月甲子，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一《授善世禅师诏》，明文书局1980年版。）。撒哈咱失里“习通五明经律论之学”，“复精修禅定”（注：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是一位印度高僧。我们知道，印度佛教自八九世纪以后主要是密教及其末流，后弘期的藏传佛教正是继承印度密教及融合西藏苯教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肯定撒哈咱失里是一位密教僧人。明太祖对他十分崇信，命于钟山创庵居之，每“驾幸钟山，必造师室，咨问法要”（注：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第17页。）。和林在元代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所，明初为元朝残余势力屯聚的政治中心，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无疑是藏传佛教僧人。太祖授二人为全国最高僧官，统辖以汉传佛教、汉僧为主体的中国内地佛教，也反映了他对藏传佛教及密教的认可。南京鸡鸣山下有万人坑，明初建国子监其上。但据说其地阴魂不散，妖气出没，“人有触之者，则昏迷僵仆，甚至殒命亡躯”。太祖“思以神道治之”，“敕使迎取西番有道僧”，得惺吉坚藏等七僧，来结坛场，做法事七昼夜，“妖气始灭”。太祖“嘉其神妙，乃构西番殿与居”，“日命光禄寺厚馈饮馔”（注：《金陵梵刹志》卷一七，释道果《鸡鸣寺施食台记》。）。
前引《明史》称，成祖对藏传佛教“兼崇其教”，在藏区封授了大批藏僧。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封授政治色彩浓厚。而成祖召请藏僧来京、讨问法要、接受灌顶及任用藏僧举行法事等“崇其教”的真正表现，汉文史籍中记载很少，兹据藏文史料补之。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噶玛巴却贝桑布（《明太宗实录》作“哈立麻”）“道行卓异”，成祖为燕王时已知其名，即位后派人往征，希望他“来此中土，以弘扬世尊教法”（注：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1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噶玛巴应召到南京后，“日日为皇帝次第说法”，“又译经呈上”，并被“延请进宫，建立坛城，为皇帝授无量灌顶”（注：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001—1011页。转引自邓锐龄《〈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他还受命在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明太祖、马皇后，在山西五台山“建大斋”，“资荐”刚去世的徐皇后（注：《明太宗实录》卷六四，永乐五年二月庚寅；《明太宗实录》卷六九，永乐五年七月癸酉。）。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三月，成祖封噶玛巴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注：《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丁巳。）。萨迦派故元帝师后裔贡噶扎西（《明太宗实录》作“昆泽思巴”）“有道术”，成祖也派人往征。永乐十一年二月，贡噶扎西应召到达南京，为成祖“讲授诸多佛法”，“传给吉祥喜金刚坛城深奥成熟灌顶、大黑天护法神加持等诸多深奥之法，使其如愿以偿”（注：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239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08页。）。五月，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领天下释教”（注：《明太宗实录》卷一四○，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其后，贡噶扎西又为成祖“传授灌顶和经咒加持、教诫、随许等诸多佛法”（注：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第231—239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09页。）。成祖仰慕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先后两次召请。但宗喀巴因格鲁派初创，且身体不好，婉拒征召，由弟子释迦也失代替入朝。永乐十三年四月，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注：《明太宗实录》卷一六三，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午。）。据说，释迦也失用医药和传授灌顶为成祖治好了重病（注：参阅杨贵明、马吉祥《藏传佛教高僧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为成祖所崇信。释迦也失归藏后，二十二年成祖再次召请，但没等他到达明朝新都北京，成祖已逝于亲征漠北途中。藏僧班丹扎释“早传秘密”，“芳誉四驰，达于朝野”，成祖征至，“馆留京寺，对扬称旨”（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79页。）。
成祖迁都北京后，还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厂中“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注：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所谓“番经”，就是藏传佛教经典，所谓“番经来自乌斯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注：张居正：《番经厂记》，见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三九《皇城·番经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番经厂作为宫中的准藏传佛教寺院，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会（称“做好事”），届时“悬挂幡榜”，宦官们则打扮成藏僧模样，“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番经厂最初的教师，是出生于印度而又从学于僧智光的桑渴巴辣。他“教授内臣千余员，学习梵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以及内外坛场”。“凡遇朝廷修设秘密斋筵”，桑渴巴辣等“或得掌坛，或辅弘宣”（注：释道深：《敕赐崇恩寺西天大剌麻桑渴巴辣实行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0页。）。新盖宫殿，成祖也令藏僧设坛作“庆赞”（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言，“宫殿新成”，令藏僧举行“庆赞”，“亦先朝永乐以来旧典”。）。此外，成祖还派人取来奈塘版藏文藏经甘珠尔加以翻刻，计一百零八函，这就是明代初刻“番本”大藏经（注：参阅《中国佛教》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崇奉藏传佛教的记载较少，但也非无踪可寻。僧智光从学于印僧撒哈咱失里，“传天竺声明记论，遂受心印玄旨”（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76—78页。），是一位“博通显密的大师”（注：邓锐龄：《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仁宗即位后，加封为灌顶广善大国师（注：《明仁宗实录》卷二下，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亥。）。
宣宗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释迦也失到京后，长期居留下来，被宣宗封为大慈法王（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一，宣德九年六月庚申。）。对僧智光，宣宗下令建大觉寺以居之，“并敕礼官度僧百余人为其徒”（注：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明西天国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班丹扎释，加号净觉慈济大国师，“敕修大隆善寺师所居丈室，遂撤而一新之”（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藏僧绰巴扎释，“凡三藏显密玄言，莫不遍学精究，唯无上瑜伽□□秘密宗乘，尤得其旨”，宣宗征至，赐号妙济禅师，“恩遇甚优，馆于京师大隆善寺”（注：释圆瀞：《妙济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63页。）。其时，京师有“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他们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宣宗去世后，驱遣京中藏僧，“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五月，有关官员又提出，“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四百五十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二者相加，达一千一百四十一人，而这尚非全部。显然，宣宗在京师封授、供养如此多的藏僧，决不是让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是以其诵经念咒、举办法事等，以满足宣宗崇奉藏传佛教的需要。可见，至宣宗，渐开明代皇帝过度崇奉藏传佛教之门。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正统至正德时期，诸帝多平庸佞佛，且生活腐化，崇奉藏传佛教日甚。
第一，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皈依崇信藏僧。
英宗即位初，对京师藏僧“多遣斥”，但“其后加封号者亦不少”（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如，僧智光、班丹扎释、哑蒙葛等先后加封为西天佛子（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第76—78页；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明英宗实录》卷五五，正统四年五月己巳。）。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五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计三百四十四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当时，藏僧“逐日光禄寺酒肉供给，所费颇繁”（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英宗尊崇国寺杨禅师为“上师”，其“仪从同于王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上师”，即喇嘛的意译，为藏传佛教对所谓具有高德胜行、堪为世人轨范者的尊称。可见，英宗遵从藏传佛教的四皈依说，为自己确立了宗教导师。
景帝封居京藏僧为法王。本来，法王作为藏僧最高名号，都封给藏传佛教领袖或重要人物，使其在藏区化导弭患。但景帝给自己崇信的居京藏僧也封以法王。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十月，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二，景泰三年十月壬子。）。七年七月，又封沙加为大善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辛巳。）。此外，他还封授一大批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国师、禅师，有些藏僧被加上讲经、觉义等僧录司官职。这些藏僧初沿正统旧例供养，寻因官员疏谏，“止给食米柴薪，暂止酒肉供亿”（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但不久，景帝又“命光禄寺照旧日支国师、禅师、僧官、剌麻五百八人下程酒肉等件，国师加倍”（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七，景泰二年八月甲申。）。景帝皈依藏僧道坚。道坚，“西域僧也”，景帝“爱之，至召入禁中缉熙殿，亲受法”（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天顺初元盛德》，中华书局1959年版。按，这里的“西域”，实际是当时对藏区的误称，《明史》记载藏区史事均列于《西域传》。）。后除僧录司右阐教，住持隆福寺。
英宗复辟后，“务反景帝之政”，“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五，天顺元年二月癸卯。）。但他仍崇奉藏传佛教，并没有将藏僧遣回，而是复加征召、封授。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八月，他“命大能仁寺左觉义乃耶室哩为灌顶国师，赐诰命”（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一，天顺元年八月戊申。）。六年十二月，英宗“召净觉慈济大国师锁南领占至京师，馆之大隆善寺”（注：《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七，天顺六年十二月戊寅。）。英宗“恩泽”甚至及于已经故去的藏僧。天顺四年二月，追封僧智光为大通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二，天顺四年二月庚申。）。六年六月，追封僧端竹领占为西天佛子（注：《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一，天顺六年六月戊寅。）。僧道坚为景帝所皈依，英宗复辟后谪戍辽东。天顺元年九月，英宗又将其“召还，复其职”（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二，天顺元年九月乙丑。），崇信如故。
宪宗对佛教、道教“俱极崇信”（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僧道异恩》，中华书局1959年版。）。他极度崇奉藏传佛教，仅法王就封了十三位（注：[日]佐藤长：《明廷……教崇拜》（载日本《鹰陵史学》1982年第8号）一文尽列各朝在京中封授的法王，其中成化年间十一位，遗漏了札实藏卜、舍剌星吉。）：1.札巴坚参，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十二月有法王名号，次年四月封为大悟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四九、五三，成化三年十二月辛丑、四年四月庚戌。）；2.札实巴，成化四年九月“加以法王名号”，九年七月有衔大应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一一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九年七月癸巳。）；3.领占竹，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封为大济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二，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壬戌。）；4.札实藏卜，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5.札实坚剉，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6.乳奴班丹，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7.锁南坚参，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8.结斡领占，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注：按，明宪宗同时封札实藏卜、札实坚剉、乳奴班丹、锁南坚参、结斡领占五人为法王，见《明宪宗实录》卷二五八，成化二十年十一月丙戌。），《帝京景物略》称其为大兴法王（注：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9.舍剌星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10.著癿领占，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11.朵儿只巴，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注：按，宪宗同时封舍剌星吉、著癿领占、朵儿只巴三人为法王，见《明宪宗实录》卷二八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庚辰。）；12.端竹领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追封为大敏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万历《临洮府志》卷二一《喘（端）竹领占》。）；13.卜剌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封为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至于西天佛子、国师、禅师、喇嘛以及僧录司官等，往往一次封授数人至数十人。据统计，成化年间，京城大慈恩等寺共有法王、佛子、国师等四百三十七人，喇嘛七百八十九人（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法王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
孝宗即位初，因群臣力请，下令藏僧皆降职、驱遣，京师仅留大慈恩等寺住持者五人，随住者十人（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但是，孝宗也崇奉藏传佛教。一些藏僧，如锁南坚参等迁延不去，孝宗许“留居京师大能仁寺”（注：《明孝宗实录》卷二二，弘治二年正月丙寅。）。投孝宗之好，藏僧“多潜住京师，转相招引”。言官论劾，孝宗才下令，“番僧留一百八十二人，余悉遣之”（注：《明孝宗实录》卷四八，弘治四年二月丁巳。）。不仅如此，孝宗也对在京藏僧复加封授。如，他先后升藏僧札巴坚参、释迦哑而塔等为西天佛子（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一五一、一八二，弘治九年正月壬午、十二年六月丙辰、十四年十二月丁巳。）。孝宗的“恩泽”也及于去世的藏僧。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十一月，藏僧乳奴班丹死，赠为法王（注：《明孝宗实录》卷六九，弘治五年十一月甲申。）。十四年十月，一西天佛子去世，追封为大智法王（注：李纶：《敕赐西域寺重修碑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三册，第108页。按，该僧之名，因原碑文磨泐，难以分辨，追封之事亦未见实录记载。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九六收录该碑文节略，亦无僧名。需要说明的是，景帝时，曾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详见前文）。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介绍西域寺时，即以该僧为班丹扎释。而据陈楠《大智法王考》（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班丹扎释生于洪武十年。仅从年寿判断，弘治十四年去世而被追封为大智法王者似乎不可能是班丹扎释。另，弘治年间封授的两位法王，[日]佐藤长的文章均未提及。）。孝宗尤其崇信藏僧领占竹。领占竹，成化年间封为大济法王，孝宗即位初“降为国师，斥令远去”（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六，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但弘治六年九月又下令行取，“来居大慈恩寺”（注：《明孝宗实录》卷八○，弘治六年九月己亥。）。由于官员们反对，孝宗改令其“自备脚力来京”（注：《明孝宗实录》卷八○，弘治六年九月癸卯。）。但官员们仍“论列不已”，孝宗只好“罢行取之命”（注：《明孝宗实录》卷八一，弘治六年十月辛未。）。然十五年四月，孝宗再次下令行取（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六，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
武宗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崇奉藏传佛教的。即位初，官员疏请“屏逐法王、番僧”，武宗“不听”（注：《明武宗实录》卷四，弘治十八年八月己卯。）。其后，他自封为大庆法王外，还先后封授了八位法王（注：[日]佐藤长：《明廷……教崇拜》一文罗列正德年间封授的法王共七位，遗漏了领占班丹，且未引用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无法标出诸法王名号。）：1.著肖藏卜，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八月升为法王（注：《明武宗实录》卷五三，正德四年八月癸亥。）。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觉法王（注：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三册，第179页。）；2.那卜坚参，五年四月升为法王；3.札巴藏播，五年四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那卜坚参、札巴藏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戊戌。）；4.乳奴领占，五年六月升为法王；5.舍剌札，五年六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乳奴领占、舍剌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辰。）。《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悟法王；6.领占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庆法王；7.绰吉我些儿，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德法王（注：亦见于《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8.星吉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善法王。其余封授佛子、灌顶国师等名号者还有很多。武宗特别崇信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先是，黑帽系编造神话说，武宗为其第七世活佛却扎嘉措的转生（详见后文）。藏僧又宣传说，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能知三生”，引得武宗心动。十年十一月，武宗派太监刘允打着“往乌思藏赍送番供等物”旗号，“以十年为期”，“乘传往迎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按，《明武宗实录》及《明史》记载该藏僧为“西域胡僧”，“土人谓之活佛”，未言其名。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该僧即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大宝法王弥觉多吉。）。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弥觉多吉与刘允相见后，表示“于今我前去之兆象不吉”，希望稍后几年入朝。刘允强请，弥觉多吉遂藏匿不出（注：参阅[日]佐藤长《明代八大教王》（上），载日本《东洋史研究》1962年第21卷第3号。）。刘允部下乃与藏人发生冲突，死伤大半，刘允逃回成都，时武宗已经去世。
第二，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迷恋藏传佛教中“秘密教”即房中术。
宫中番经厂等地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正统至天顺年间，番经厂法事掌坛和教习者是智光的徒弟禅牒室哩、三曼答室哩。正统年间，“命启秘密各色坛场”，多由禅牒室哩“掌坛”，“约千余坛”。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禅牒室哩受命“教中贵百余西天坛场，与受灌顶诸戒”（注：释道深：《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99页。）。三曼答室哩于正统初年“督启各色坛场，念诵真乘”。天顺二年，三曼答室哩又受命“于内府番经厂，管教中贵百余员，习授西天各佛坛场好事”（注：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42页。）。宪宗即位初，就召请藏僧“入内诵经，至晚乃出”（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主上崇异教》。）。其后，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孝宗时，宫中藏传佛教法事一直没有停息，“西天厂诵经供应太侈，费财害民”（注：《明孝宗实录》卷四六，弘治三年十二月壬戌。）。新盖清宁宫成，孝宗“命大能仁等寺灌顶国师那卜坚参等设坛，作庆赞事三日”（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去世，武宗令灌顶大国师那卜坚参及班丹罗竹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荐扬，数入乾清宫几筵前”，“滥设斋醮”（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子。）。番经厂破损，武宗“给修盖经厂工价银四千两，与司礼监自行修造”（注：《明武宗实录》卷五三，正德四年八月癸酉。）。
在京中各寺，诸帝也令藏僧频繁举办法事。前述禅牒室哩、三曼答室哩“掌坛”、“督启”的各色坛场，可能有很大部分是在宫外各寺举办的。景泰年间，“在京各寺、观，既有斋粮以饭僧，复有灯油以供佛。一月之间，修斋几度，旬日之内，设醮数坛”（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景泰五年三月乙丑。）。景帝“逐日修斋设醮，轻用钱帛”（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八，景泰五年十二月乙巳。）。孝宗时，“启建禳荣斋醮，动经旬月，所费不赀”（注：《明孝宗实录》卷七五，弘治六年五月癸酉。）。
宪宗尤其迷恋藏传佛教中的“秘密教”，札巴坚参、札实巴、领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为西天佛子，他授大国师、国师、禅师不可胜计”（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所谓“秘密教”，据万历时人沈德符说，就是流行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札巴坚参》。）。武宗迷恋“秘密教”更甚，整日与藏僧混处狎昵于豹房中。
第三，为藏僧建寺造塔，违制给赐印章、土地、佃户等。
明代中期以后，虽然国家财政危机日甚，但诸帝仍不断地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成化前期，“京师连年创建寺宇不绝，报国寺之工甫毕，崇国寺（即大隆善寺）之役又兴，所费动数十万计”（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庚寅。）。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二月，宪宗又命襄城侯李瑾“统军夫万人修大慈恩寺”（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成化十九年二月甲戌。）。成化二十一年建兴教寺，“以居大兴法王结斡领占”（注：《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遇崇信的藏僧死亡，宪宗多为造塔。如，灌顶大国师锁南领占死，宪宗“命工部建塔葬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九○，成化七年夏四月甲辰。）。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例葬之”。为了造塔，宪宗“命拨官军四千供役”（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六，成化十年三月庚子。）。孝宗时，当崇信的藏僧死，常赐葬费。如，西天佛子著癿领占死，赐葬（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二，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灌顶国师班丹远丹死，“命如著癿领占赐葬例，减半给予工价”（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二，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武宗为藏僧修建寺院，如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十一月，大慈恩寺法王“乞修造僧房，许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九四，正德七年十一月戊戌。）；次年四月，大慈恩寺藏僧乳奴领占“奏修本寺方丈”，武宗“命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拨官军三千人，锦衣卫军士三百人赴役”（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己酉。）。造塔、营葬如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命工部造塔葬之”，“且令遂著为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五，正德八年十月丁酉。）；大善法王星吉班丹死，“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五，正德十年五月辛亥。）。
在京藏僧无地土可辖、政务可理，按制无印章。但诸帝往往违制给赐。至成化十二年七月，大学士商辂等奏准，“番僧受职，不系本土管事者，不与印信”（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一五五，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十二年七月癸亥。）。但十四年六月，大慈恩寺禅师喃渴领占等乞给银印。礼部“未敢擅拟”，然“有旨与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其后，“法王、佛子、大国师例给金印”（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此外，宪宗、武宗还曾违制给藏僧赏赐地土、佃户等。成化四年正月，藏僧札实巴“奏乞以宛平县民十户为佃户，并静海县树深庄地一段为常住田”。宪宗“诏许之，不为例”（注：《明宪宗实录》卷五○，成化四年正月庚寅。）。只是后来由于官员们的反对，以及札实巴所乞土地“皆民间地”，宪宗才下令“追回”（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正德五年六月，武宗自命为“大庆法王”。藏僧乘机邀利，“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礼部尚书傅圭执奏，“诏勿问，田亦竟止”（注：《明史》卷一八四《傅圭传》。）。护国保安寺原有佃户四户，“以供洒扫”。正德八年四月，武宗命宛平、大兴二县再拨佃户二十户（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癸亥。）。
第四，大量开度藏僧行童，纵容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
由于朝廷厚待藏僧，不少藏人相随来京，为行童居于各寺。而一些内地汉人，或因信奉藏传佛教，或因羡慕藏僧荣宠，或见为藏僧“可以躲避差徭”，也纷纷投入京中各寺，“从学番教”（注：黄训：《名臣经济录》卷四○，余子俊《灾异陈言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初度僧，皆针对汉传佛教行童。至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四月度僧，规定“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番僧审通场坛十个”，“方许申送礼部，覆试中式，然后具奏请给（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七，正统十四年四月甲戌。）。可见，当时内地度僧考试中已有了藏僧行童（注：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
成化初年，京师的藏僧行童，尤其是内地汉人为藏僧行童者大量增加。二年（公元1466年）度僧，其中开度藏僧行童达到三千四百名（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剌麻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上命礼部遣官督僧录司，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成化四年九月，因京师藏僧过多，“其间有中国之人习为番教，以图宠贵”（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当礼部准备“清理番僧及中国人冒充者”时，法王札巴坚参“引永乐年间事例陈请”。于是宪宗改令，“中国人先习番经、有度牒者已之，无度牒者清出，今后中国人不许习番教”（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九，成化四年十月庚戌。）。宪宗的姑息纵容，使更多的内地汉人投入藏僧队伍。二十一年正月，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又提出，京师藏僧千余，“其间又多中国人冒滥为之”。但宪宗仍拒绝清理，只是下令“今后汉人冒为之者，必罪不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由于宪宗一再姑息纵容，礼部也对此习以为常。此年十二月，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宪宗却命“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
武宗“习番教，欲广度习其教者”（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十月，他“准给番僧度牒三万，汉僧、道士各五千”。当时，“所司度不可诤，因如数摹印。然竟贮于文华殿，而实未尝用也”（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八年十一月， 武宗再次下令“度番汉僧行、道士四万人”，但“番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奏欲自便”，于是武宗赐其度牒三千，“听自收度”（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正德八年十一月辛未。）。
第五，武宗亲自习学藏传佛教，建寺禁中，身着僧衣，与藏僧诵经演法，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
武宗对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史称，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以后，武宗“颇习番教”（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到正德五年六月，他“佛经、梵语无不通晓”（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亥。）。
为了与藏僧一起诵经演法，正德五年，武宗在西华门内豹房创立“护国禅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武宗迷恋的实际也是“秘密教”即房中术，所谓“西僧行秘密（教）者，夤缘而进居其中”。而武宗的打扮及日常生活，据《实录》记载：“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时宫人“有愿祝发为尼者”，武宗“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注：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5页。）。可见，武宗活脱脱是一位藏传佛教僧人的打扮和做派！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大宝法王却扎嘉措曾说，“于我后来之转生时，噶玛巴一派因教法之大义无所成就，将分两派”。武宗即位之年，正是却扎嘉措去世、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出生之年，黑帽系遂编造神话说，“天子正德皇帝与御身之化现同时，即尊者第八代（弥觉多吉）之诞生，与天子之登狮子座同时。此天子遂冠黑帽云：‘朕乃噶玛巴（活佛）也。’”（注：转引自佐藤长《明代八大教王》（上）。）当时，藏僧频繁往来于西藏及京师间，因此武宗应知悉黑帽系编造的他是该派转生活佛的神话。于是，正德五年六月，他自封为大庆法王，以藏传佛教领袖自居，并令有司铸金印，“定为天字一号云”（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庚子。）。
明武宗如此崇奉藏传佛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可谓绝无仅有。
（三）嘉靖至崇祯时期
明朝后期，诸帝仍多崇奉藏传佛教，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
鉴于武宗崇佛之弊，世宗即位后，查革、驱遣京中藏僧，“法王以下悉被斥”。世宗尤重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鲜至中国者”（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嘉靖初，世宗一度在宫中任使藏僧做法事，“至屈万乘之尊，亲莅坛场”（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嘉靖二年闰四月乙巳。）。但在被群臣批评后，世宗“将内（汉、番、道）三经厂、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应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宫建斋醮如故”（注：《明世宗实录》卷七八，嘉靖六年七月己巳。）。世宗在位四十余年，总的来说是禁绝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为明代皇帝中的特例（注：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载《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
穆宗以后，诸帝又多崇奉藏传佛教。不过，或许是吸取前朝极度崇奉藏传佛教的教训，或许是国事日非、财政日绌，他们很少再大量征召、封授藏僧，以及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等，而只是经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番、汉二经厂“年久颓圮”，穆宗“命重修”（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京师敕建寺》。）。番经厂有韩长老，神宗“极所信礼，称长老而不名”（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遇皇帝生日、元旦等节日，各帝令于番经厂、隆德殿或英华殿“跳步叱。而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跳三四个时辰方毕”（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崇祯前期，思宗有意于皈依天主教，拆毁宫中的佛、道神像。但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皇五子病死后，思宗恢复崇奉佛教，令人把以前搬出的佛像搬回，并大作法事。《崇祯宫词》咏曰：“鸣螺叠鼓觉凄凌，今岁盂兰法事增。不是云笼星斗暗，移来金海作河灯”。其注曰：“番经厂内官习西方梵呗，中元节例作法事，放河灯于玉河桥”，“是年（指崇祯十三年），法筵倍盛于旧”（注：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综上所述，明代皇帝除个别人以外，多崇奉藏传佛教。尤其是明代中期诸帝，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会，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崇奉藏传佛教尤甚。时人所谓“皇明启运，列圣相承，尊奖像教，尤重密乘”（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
转自中国佛教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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