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中国，留下许多栩栩如生的神仙形象，如玉皇大帝、天蓬元帅、土地公公、月老、八仙等。《知·道》从道教石窟入手，有趣地回溯了这些神灵的来龙去脉：玉皇大帝本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如何变成“六御”之首？赵公明怎样从隋代的讨厌秋瘟，变成人间喜爱的财神？唐代名医孙思邈如何完成从人到神的转变？早年在民间影响不大的关羽，后来被抬为“关圣”，其间经历了什么样的造神史？
《知·道》是一部全面考察道教石窟的作品。它带您走进繁复精美、神秘莫测的石窟艺术，重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道教人物，驰骋于那波云诡谲的历史和政权。石窟的真实、历史的缥缈，时空交织，包罗万象。深山寻访，问道知道，构建一部雅俗共赏的石窟道教史。
前言 从何知“道”？
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工作之故，我的足迹几乎遍布中国大地上的每一处石窟。2008年夏天，在重庆市大足县一个叫石门山的清代院落中，一龛玉皇大帝造像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柳眉杏眼，仪表堂堂，如同古时的帝王一般威严肃穆；龛口的护法神千里眼、顺风耳张牙舞爪、青筋暴露。在石门山三皇洞中，我又看到了天蓬大元帅，他便是家喻户晓的猪八戒。幼时读《西游记》，曾想过这贬下凡尘前的天蓬大元帅，该是什么模样？没想到却在这里与他不期而遇。题记显示，石门山是宋朝南渡后的作品，约开凿于绍兴年间（1131—1162）。
《西游记》写的虽是唐僧师徒取经的故事，恐怕给读者印象更深的却是以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为主宰的天庭，以及他们麾下天蓬大元帅、太白金星、六丁六甲、土地公公等庞杂的道教神祗。石门山给了我一个启示，根源于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是要开凿石窟的，虽然这多少有违“道本无形”“道至尊，微而隐，无状貌形象也”的古训。
1. 道教石窟令人堪忧的现状
从石门山回来后，我一直在想，道教石窟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在中国有着广泛分布？是否如佛教石窟一般，有着清晰的分期？从2008年开始，我着手收集道教石窟的资料，每到一个地方做调查，都会仔细询问当地考古队、文管所，境内有无道教石窟。几年下来，却是收获了了。这可能与两点因素有关：一方面，道教石窟存世稀少，大约只有佛教石窟的百分之一，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迄今只发现了三个小道龛，在数以千计的龛窟中显得落寞而微不足道，而著名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响堂山石窟，也极少能发现与道教有关的作品；另一方面，作为石窟研究的分支，道教石窟长期不受重视，许多龛窟连基础的调查、测绘都未完成，更别说建立完整的考古学序列了。
不幸的是，石窟遭破坏与消亡的速度却在加快。拿四川省仁寿县来说，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文物普查时，在县内的坛神岩、渣口岩、白艮罐等地发现了诸多道教石窟及佛道合龛，而我在2014年来到这里时，渣口岩唐代女尼石针捐资的佛道合龛中的释迦牟尼与天尊像早已不翼而飞，残留下刺眼的凿痕；白艮罐的石刻则在一次修路施工中被砸得四分五裂，埋到地下当路基了。气候变化对石窟的影响同样惊人，2009年我第一次去四川丹棱县龙鹄山考察道教石窟时，山中的老君、真人的眉目尚清晰无比，而2015年故地重游时，造像表面早已起翘、风化，龛窟下方堆积着厚厚的红砂——那是从造像身上一点点滑落的时间沙漏。
2. 八年田野调查，构建一部雅俗共赏的道教史
经过八年的田野调查，我收集到了第一手资料。中国道教石窟大致分布在北京、陕西、山西、四川、重庆、浙江、云南、湖南、安徽等省市，以四川省与重庆市数目最多，最为集中，这里古称巴蜀，是天师道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道教渊源。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道教石窟并非分布在国人熟悉的道教圣地，像青城山、龙虎山、武当山、茅山，而是隐藏在人迹罕至的荒野田畴，比如龙山、南山、石门山、麻空山、凤仪山、龙鹄山、长秋山等——这些不知名的山头，为了解道教提供了全新视野。
至今能找到的中国最早的道教石窟开凿于南北朝，四川剑阁县沙溪坝与陕西宜君县福地水库曾发现过北魏、西魏石窟，却未能留下考古资料，幸好陕西耀县碑林保存了诸多南北朝造像碑，作为石窟的“变形”标本，留存下最古老的道教形象。剑阁县是金牛古道上的重镇，这条古道连接着长安与成都，古道上的绵阳西山观、盐亭龙门垭，则有中国少见的隋代石窟群。
道教石窟在唐代走向了鼎盛，在四川丹棱县、剑阁县、蒲江县、仁寿县、安岳县皆有分布，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此时北方、中原佛教石窟相继衰落，再无大规模开凿。四川则接过中国石窟的接力棒，佛教石窟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时，道教石窟也随之而兴。唐代是道教在中国的第一个鼎盛期，李氏建国后急于将政权神化，同样姓李的太上老君，被唐朝皇室亲热地唤作“大圣祖”，这个留着浓密胡须、手持蒲扇的老人形象，流传在大唐王朝每一寸土地上。
无论是题材还是技艺，宋代都堪称道教石窟的黄金时代。宋真宗、宋徽宗、宋高宗都信奉道教，宋徽宗更有“道君皇帝”之称，就连金人攻破汴京城时，他还幻想着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保护他与子民。在这样的风气下，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东岳大帝、后土三圣母、翊圣真君、佑圣真君、天蓬大元帅、天猷副元帅、千里眼、顺风耳等题材蓬勃兴起，道教神系在宋朝得以确立。不过，众多道教神灵的出现，却是宋朝孱弱无能的见证。在北方，金朝一直是宋朝皇室的梦魇，南渡后也只有靠称臣称侄、纳币岁贡来获得短暂的安宁。金国刚亡，蒙古铁蹄又接踵而至。宋朝皇室只有将希望寄托在道教上，希望这些虚无缥缈的神灵能庇护子民、保卫疆土。
宋代之后，道教石窟走向衰落，少见值得一提的佳作，倒是道教神系更为庞杂，熙熙攘攘，蔚为大观。山西龙山石窟由元代全真教道长宋德芳主持开凿，塑造了王重阳、全真七子等祖师像，这也是北方最大的石窟群。明朝是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辉煌，从朝廷到民间，从皇帝到百姓，从京师到乡野，道教与这个庞大的帝国紧密相连，北京延庆烧窑峪深山中的石窟，也就最能呈现大明王朝的脉搏了。
清代道教在庙堂失势，而诸如财神、文昌、关公、八仙、土地公公、药王等与百姓信仰息息相关的神祗，却在民间蓬勃兴起，融于百姓的生活乃至精神世界。清代道教石窟以张家界玉皇洞与巴中朝阳洞最为知名，主持开凿的，一个是当地的乡绅，一个是“湖广填四川”而来的移民家族。
根据年代，我将道教石窟分为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个章节，即“乱世之音”“白衣天子”“众妙之门”“诸神之国”“全真风云”“天子之道”“俗世传奇”，基本厘清了道教石窟起源、发展、兴盛到衰落的脉络。从南北朝到明清，道教石窟艺术在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那些风格各异、题材多变的石窟，勾勒出道教在历代王朝的盛衰，打开了一扇走进道教文化的大门。
3. “石窟只是一扇小小的窗口”
在撰写本书时，我找到了一些全新的角度与线索。第一，本书以道教石窟为关注对象，研究道教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而道教石窟此前关注的人较少，许多石窟尚鲜为人知，在深山老林中一任风雨侵袭；第二，道教在不同的朝代，其境遇也不尽相同，历代王朝也需要创造或者借用不同的神灵神化其统治，比如唐时的老君、宋时的赵玄朗天尊与明代的真武大帝，道教石窟打开了一扇了解道教与政治关系的窗口；第三，古往今来，许多供养人在石窟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乃至生平事迹，他们之中，有道士、尼姑、书生、太监、商贾、乡绅、画师、官吏，我很乐于与他们对话，也希望将他们的故事与读者分享，这是一部属于供养人的道教史；第四，与大多数中国石窟一样，道教石窟大多在“土改”“文革”中被毁，生活在附近的居民，常常讲起当年的旧事，这部口述的历史，读来常常令人深思。
有人或许有这样的疑问，今天，道教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关注道教石窟，了解道教，对我们的生活还有影响么？答案是肯定的。在重庆市大足石门山，我与玉皇大帝、天蓬大元帅、千里眼、顺风耳不期而遇，它们是《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人物，这些古典名著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启蒙读本；在四川省仁寿县坛神岩，透过并列真人龛女真人的微笑，我似乎又想起了儿时听过的七仙女、柳毅传书的故事；在湖南省张家界玉皇洞，麻空山中的文昌帝君、魁星由乡绅李京开捐资，想必许多人家会在高考前祭拜文昌、魁星，希望孩子能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在四川省巴中朝阳洞，迁徙而来的移民开凿了财神赵公明，而在正月初五这天，微信朋友圈中转发着迎财神的信息，希望他能带来财富与好运……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暗示着道教只是变得陌生，却从未远离，它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乃至精神世界，代代传承，源远流长。鲁迅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
今天，当我们走进深山，去寻访那些古老的道教龛窟，便不啻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回眸。当然，道教文化博大精深，在文学、美术、思想、音乐、造像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石窟只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正如《道德经》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言说的，只是“道”的皮毛；透过石窟看到的，也始终只是“道”的冰山一角吧。
转自宗教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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