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吐蕃佛教的萌芽时期和松赞干布时期,都具有观音信仰的特征,与吐蕃周边地区观音信仰的流行有关,同时也是观音菩萨特有的转轮圣王特征、功能在世俗法王身份、功能方面的反映。
至今所见到的藏文史籍①大多成书时代较晚,主要是以佛教的弘传脉络为主线记述历史。近年来,通过与敦煌等历史文献相印证,发现很多历史事实是可信的。即使其中有着意夸张渲染宗教作用的成分,通过今天对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再客观、全面地从吐蕃特定的地理环境因素、周边地区(中原、河西、新疆、中亚、印度、尼泊尔)佛教发展状况、吐蕃王朝的宗教需求、赞普倡导的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考察,那些看似神话的宗教内容,实际上是其佛教发展过程中因多种因素而必然形成的一种宗教现象。
吐蕃曾经是青藏高原上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部落,在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以前,属于无文字的神话时期。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吐蕃第三十三代王)命屯米桑布札创制了文字,这为佛典的传译、佛教的弘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时吐蕃佛教的肇始又具有明显的观音崇拜特征,并与吐蕃周边地区观音信仰的兴盛具有密切联系。
几乎所有的藏文史籍在记述藏族族源时,都会讲述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古代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孜塘附近有一岩魔刹女,观音菩萨为救助众生,化身为猕猴与岩魔刹女成婚,繁衍的后代就是藏人的祖先,由此推测猕猴可能是藏族古代的图腾,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从猿到人朴素的人类进化思想,并将这一切溯源于观音菩萨,将观音与藏族的起源相联系,反映出吐蕃自接受佛教以后,形成了对观音菩萨根深蒂固的近乎宗教图腾的信仰意识。《青史》中"汉地是妙音(即文殊)菩萨所摄受的地方,而西藏疆土则是观自在(或称观世音)菩萨所教化的土地",如此关于观音菩萨为西藏脱离蒙昧、广施恩惠的传说不胜枚举,表现了对观音信仰感情的流露或追忆由来已久。
吐蕃从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始,一直信奉苯教,直到第二十七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lha-tho-thor-i ghyan-besan陀土度[2])时,传说从天降下了《宝箧经》、《诸佛菩萨名称经》、一肘量黄金宝塔、旃檀嘛呢印模、六字大明心咒等,这些在西藏史书中均有详细的描述,而《青史》对此有较为可信的解释:"当时苯波意乐天空,遂说从天而降。实际上是由洛生措班智达(慧心护)和译师里梯生将法典带来西藏。藏王不识经文复不知其义,因此班智达和译师留下经典返回了印度。"
这些从天而降的佛典等物通称为"玄秘神物",从这时吐蕃的时代、地理等因素分析,可能反映的是吐蕃最初接触佛教的萌芽现象。5世纪时的吐蕃同周边地区---印度、尼泊尔、中亚、中原、河西、于阗等地正处在佛教发展阶段,对吐蕃产生影响也符合佛教文化发展的规律。这些"玄秘神物"几乎又都与观音信仰有关,推测与印度的菩萨信仰密切相关。六字大明心咒即观音心咒,皆出自《宝箧经》。吐蕃接触佛教虽晚于周边地区,但通过这一现象,可找寻到地区间影响的印迹。
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完成了吐蕃的统一,此后西藏民族的历史逐渐变得清晰了,大量史料表明,统一的吐蕃王朝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得到了发展,而与吐蕃相邻的周边地区社会发展已具一定水平,佛教文化已趋成熟,符合吐蕃新的社会需求并对它产生着影响,相对成熟的地区文化向相对滞后的地区产生影响,相对滞后的吐蕃王朝对先进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也有着迫切需求。
完成吐蕃王朝的统一之后,松赞干布和周边地区逐渐建立了密切联系,分别代表尼泊尔、唐朝的尺尊公主、文成公主相继嫁给赞普,除带来了先进的工艺技术、思想文化外,发展较为成熟的佛教也随之而来,其中包括佛典、造像、僧人等,并得到了赞普的支持。至此,吐蕃佛教的发展已走出了萌芽状态,开始进入同苯教和传统文化相磨合的发展阶段。西藏史籍对这一段佛教弘传历史如同神话传说般的记述,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观音信仰。
松赞干布(617~650)是汉藏史书中最早有详细记载的吐蕃赞普[3][P104],对于他此时是否已接受佛教并建寺造像,汉文史书和敦煌文献均未提及,但藏文史籍却对松赞干布的弘佛事迹一致认同,称他头上可化现阿弥陀佛,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他迎娶了分别代表印度佛教和汉地佛教的倡导者---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入藏,二位公主也被神化为观音菩萨化现的白度母和绿度母。她们促使松赞干布认识了佛教并利用佛教改善了治国政策。松赞干布还在拉萨红山修建了王宫,称之为布达拉,又可译为普陀洛迦,意为系舟岛,即观音菩萨的刹土。
松赞干布同尼泊尔、唐朝的联姻,使他对佛教有了进一步了解。文成公主赴藏时,除带去了医药、工巧制造技术外,还有大量佛典和释迦十二岁身量相等的造像,传说为后秦姚兴弘始三年(401)从海路运来之觉卧像,即现在供奉于大昭寺的"觉卧仁布齐"(至尊大宝之意)。尼妃尺尊公主带来了觉卧不动金刚像,自现旃檀度母像等。此后松赞干布也请尼泊尔塑工师塑造了内装天然生成旃檀佛像和佛舍利的十一面观音圣像,成为了吐蕃的第一尊佛教造像,也是松赞干布信仰的主尊。
新的宗教文化被接受,是西藏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没有赞普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对于他初建吐蕃王朝后,在吸收外来文化、依佛典教化众生、完善新王朝的统治秩序方面是有帮助的。
松赞干布命屯米桑布扎创制文字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译经工作,首先翻译的是《观世音菩萨二十一部经》、《宝集顶经》、《宝箧经》、《般若经十万颂》等,并依据佛教的十善法,制定了藏律二十条。发挥了"佛教光显,邦政大张。依教立法,庶民咸尊"[4][P48]的作用。从松赞干布倡导的主要译经和主尊造像方面分析。基本确立了以观音菩萨为本尊信仰的特征。
将观音信仰推崇至至高无上的境地,与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借助观音菩萨利益众生、大慈大悲等大乘佛教思想来稳定社会、调和佛苯矛盾、消除积怨的愿望是相符合的,这种慈悲精神在吐蕃从原始向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被推崇并具有积极意义。
西藏佛教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演变,今天人们所了解的成熟、系统的藏传佛教同初始的吐蕃佛教已大不相同,但对观音菩萨的信仰却延续至今。只是随着佛教在西藏不同时代的丰富与发展,已成为西藏特有的形象。那么,吐蕃早期的观音信仰也正是那个时代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将观音菩萨和转轮圣王---松赞干布性格特征融合的表现,是宗教与世俗相结合的产物。
追溯菩萨的起源和观音菩萨的产生背景,与特定时代的吐蕃社会以及松赞干布的身份、性格相比较,发现贯穿始终的观音崇拜并非无源之水。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通过对犍陀罗菩萨像起源的研究,将佛教图像学与印度社会的世界观、宗教观综合分析后,认为菩萨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宇宙之主梵天的性格特征表现的弥勒菩萨,是以佛教的实践者,求道者形象出现的,是智慧的象征。其演变序列是梵天→婆罗门→弥勒菩萨,宗教实践的功能是"上求菩提"。另一类则是以诸神之主帝释天的性格特征来表现的观音菩萨,他可以化身为俗界之王---转轮圣王,拥有力量和慈悲之心,是丰饶、幸福世界的实践者,造像上所持金刚杵代表力量,莲花代表慈悲,是济世救诸苦难之神[5]。演变序列是帝释天→刹帝利→观音菩萨,宗教实践的功能是下化众生。犍陀罗最初的观音菩萨的图像就表现了王者的性格特征。
观音菩萨自问世之始,便与世俗帝王结下了不解之缘。秉承佛、菩萨意旨下化众生、并依佛法治国的先例始于印度贵霜王朝的阿育王,在建立统一王朝的过程中,残忍的杀戮、攻掠是不可避免的,当建立王朝后,便以慈悲的转轮圣王面貌出现。阿育王曾建造了八万四千佛塔,既是皈依佛法的象征,也有期待佛法或统治向更远的地方延伸的含义。这与松赞干布在接受佛教后在吐蕃中心地区、边境、境外建立了十二座塔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麦克唐纳在《松赞干布时代的西藏宗教:作为历史的神话》[6]一文中引用的贝尼斯蒂研究菩提伽耶佛塔和转轮圣王内容时所说的话:"正是在此地它被特别推崇,大约在那时它在别的地方也开始受到崇拜,尤其是印度以外的地区。"松赞干布身上体现出的甚为具体的观音菩萨的性格特征,与吐蕃周边地区观音菩萨的形象及功能逐渐发育成熟的状况有着密切联系。
菩萨的造像和崇拜在1~5世纪间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发展成熟,并对中亚、西域产生着重要影响,与吐蕃相邻的于阗早在3~4世纪时已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法显传》中记道:"其国丰乐,人们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约数万人,多大乘学。"
敦煌于阗文、藏文文献中[7]记述于阗是阿育王建立的,不免有夸张杜撰之嫌,但因地理上邻近佛教中心犍陀罗,文化和统治意识上受阿育王依佛法治国的影响是存在的。
藏文文献曾记载了有关于阗国王是弥勒菩萨化现的转轮王[8],《观自在菩萨阿么来法》中记述了一则故事:于阗国有一清信士赴邻国修法,而邻国国王正是观音菩萨化现的转轮圣王,菩萨告诉清信士:"此土众生,刚强难制、吾愍诱道,分身为王......使彼犷俗威畏从风,政令若成,吾当隐矣。"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中还有观音菩萨和毗沙门天王共同建立于阗国的记载[9]。也是将观音信仰转化为建国王者的一种表现。表明这种观音菩萨化身为帝王,以菩萨的慈悲、力量治国恤民的意识,在于阗国曾很盛行,这种宗教意识,在公元7世纪前后于阗和吐蕃的接触过程中,对相邻的吐蕃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观音崇拜的流行,由犍陀罗经于阗沿丝绸之路相继传入了敦煌地区和中原地区,以后又在南方地区也逐渐兴盛,有关观音菩萨信仰与发展演变的记载,在汉文史籍和佛经中记录颇详。观音是梵音"阿缚卢枳胝湿伐罗"的意译,最早见到观音名号的佛经是185年东汉支曜译《成具光明定意经》,3世纪中期以后,西晋竺法护、后秦鸠摩罗什、东晋佛陀跋陀罗、北魏菩提流支等译出大量有关观音的经典。主要形象特征是戴宝冠,冠中有无量寿佛(化佛并非是观音唯一的特征)。
以敦煌汉文、藏文、于阗文文献和大量于阗瑞像的壁画内容分析,敦煌和于阗曾有着密切交往。敦煌处在交汇东西的特殊地理位置,又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受东西文化影响,观音信仰的表现比任何地方都显得丰富而充实。敦煌早期壁画中观音作为胁侍菩萨就已出现。隋代第303窟、第420窟中已出现《法华经变》中宣扬观音信仰的《观音普门品》,是将观音救诸苦难的性格特征与民众的真实需求完美结合的作品,反映出观音信仰已植根于民间。至唐代,反映观音信仰的画面更显现出其多样性和世俗性。
观音信仰的迅速发展,除僧伽阶层的推崇、民众朴实的需求外,王权统治的利用也非常重要,法琳的皇帝即观音之说,即是这方面的例证。对观音的信仰,随着文成公主及同行的僧人入藏,也会对吐蕃产生一些影响,而和吐蕃同处在同一佛教文化圈的敦煌,或许对吐蕃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吐蕃王朝对于阗、敦煌等佛教圣地很早就持有浓厚的兴趣,可能与宗教需求有关吧。
以上主要论述了吐蕃与周边地区相互影响的文化相融性因素,然而吐蕃所处的地理环境因素也是促使它吸收、借鉴周边文化的重要因素。吐蕃王朝的地理范围大概是今天的青藏高原,处于上升阶段的松赞干布时期,与南部的天竺、尼婆罗往来频繁,648年因王玄策遭劫,轻易攻入了天竺,也反映出吐蕃所处的强势。吐蕃的北面,是于阗、龟兹、疏勒以及河西地区,因是唐王朝边塞之地,与吐蕃相比力量也显得薄弱,形成了吐蕃向周边扩展,促使相互影响的条件。
确切的说,吐蕃王朝早期的佛教势力还很薄弱,但正处在一个新兴王朝的上升发展阶段,同时也是汲取宗教文化营养的阶段,周边地区的佛教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是存在的,从观音信仰这一宗教现象再结合时间、空间因素综合分析,合乎吐蕃王朝早期的社会情况和周边地区的佛教发展情况,与松赞干布佛教治国的意识形态背景亦相吻合。观音菩萨化身为转轮圣王的身份特征以及护国、救诸苦难的特殊功能均体现在世俗法王身上。
注释:
①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约成书于1363年。释迦仁钦德著《雅隆尊者教法史》,约成书于1376年。索南坚赞著《西藏王统记》,约成书于1388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约成书于1434年。巴俄·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约成书于1564年。廓诺·迅鲁伯著《青史》,约成书于15世纪。
[2]吐蕃传[A].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班钦索南查巴.新红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4]索南坚赞.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5]宫治昭.李萍译.犍陀罗佛教美术之旅[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待刊).
[6]麦克唐纳.松赞干布时代的西藏宗教:作为历史的神话[A].国外藏学研究文集:第3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7]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M].上海:上海书店,1993.
[8]寺本婉雅.于阗国史[M].日本丁子屋书店,大正十年.
[9]孙修身.佛教东传故事画卷[M].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
转自人文与社会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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