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都同意自由市场并不能很有效地解决诸如教育、养老、医疗、救灾等人类问题。相反，我们发现社会中的一些非市场机构，如家庭和其他私人关系网、政府、社会中层组织如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则在这些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在这篇论文中，笔者首次尝试思考宗教对中国社会福利的贡献，并考察其在全球化理论，社会资本和宗教世俗化研究中的意义。①
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起源于我在民族志学研究中遇到的一个难题。1970年年底我在台湾第一次在研究中接触到中国宗教。在那个时候宗教明显提供了一些基本的社会资本(尽管“社会资本”这个词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普遍使用)，但我那时研究的寺庙并没有提供直接的社会服务。大陆的情况也如此。的确，第一眼看上去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在当代任何一个华人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传统起到了重要的正式的政治作用。并且20世纪中很多宗教还受到压迫。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短暂的传教活动高潮以外，直到最近，宗教力量从来没有在华人社会创造出大型的提供社会服务的私人机构。
然而，现在的形势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例如在台湾，大型佛教团体建立了大学和医院。其中的慈济基金会在向全世界输送医疗和紧急援助方面相当成功。甚至地方庙宇也开展起了比几十年前丰富得多的社会服务项目。我详细考察过的一个神庙就曾向当地政府捐献垃圾车和消防车，还给当地学生提供奖学金。尽管在大陆促使产生这些变化的动力跟台湾的非常不同，但是在大陆宗教的作用也在飞快地变化。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阶段，政府采取限制宗教的规模和大小的办法。但是，短短几十年后，各个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及地方神庙)不仅仅是增加了成员人数，还大大扩展了其活动范围。比如，一些寺庙还建立了植物园和博物馆，一些寺庙为学校和敬老院提供资助。
我将着重论述两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会触及让学者难以解释的华人社会近期日益增长的慈善活动这一现象。每一个问题都说明华人社会案例在普遍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第一个问题是某个教派或者宗教传统会不会跟别的教派有所不同，我特别关注的是一些全球化的观点在不同团体中传播。我将集中讨论三个最大并且发展得最快的宗教传统：(1)华人在地方神庙的敬神活动遍及各地。在当今中国这比其他任何一种宗教都要复兴得快，而且一直以来在华人社会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崇拜各种神灵，地方神庙与社区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广泛地影响着忠孝和本土认同感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价值观。(2)新兴宗教活动，尤其是新兴的佛教团体。它们虽然首先在台湾发展壮大，但很快就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中。这些团体大多数都非常重视慈善事业，慈济基金会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它们强调改变佛教信徒不看重今世的特点，倡导把他们慈悲为怀的菩萨心用到今世来援助众生。(3)基督教已在中国活跃了很长时间，它在大陆(就跟在世界各地一样)的飞速发展使其在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并非每个村子都有教堂，但是在有教堂的地方，通过教会的努力，基督教堂在提供社会产品中起到了作用。
每一种宗教传统在福利和慈善事业该起何种作用、谁能成为社区成员这些问题上的看法不一。每一种宗教传统又依赖于不同的社区和全球资源。例如，自19世纪以来通过其医疗服务这一途径，基督教在把慈善事业这个新观点介绍到世界各地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全球慈善事业是由西方基督教开始，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呢？或者，我们能证明各种不同的宗教都有为公众服务的传统吗？
第二个大问题牵涉到宗教的规模及其与社会资本的关系。有些形式的宗教具有大型机构的基础设施，追随者遍及全国或者全球。另外一些宗教则几乎没有这种基础设施，主要作为地方宗派存在。大型机构掌握了大多数的资源，并且不可避免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大型机构包括官方批准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组织，以及最近建立的一些基金会(如爱德基金会)。新兴佛教运动也通常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组成基金会的形式。
在另一方面，民间崇拜从来没有过这种大规模的组织，绝大部分的寺庙在各自的寺庙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制度结构。在中国，这些寺庙也不被归入官方定义的“宗教”类别。家庭教会也处于相似的地位，同样也只有小型的机构设施。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制度化程度越高的团体就越有能力在大范围内动员更多的资源。它们与政府的紧密联系可以增加潜在资源，但也会限制它们在社会上的行动。这些团体通常具有普世性的信仰体系，因此倾向于推进更加世界性的活动。而制度化程度低一些的宗教，则可能因为被政府忽视与地方社区关系密切而受益。不同于基督教或者佛教的普世性，流行宗教的本土化会为其行动同时创造机会和局限。
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和不断发展的关于“社会资本”或者是最近被称为“灵性资本”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对公民社会的研究从1989年东欧和中欧国家远离共产主义以来变得越发重要。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从教堂到保龄球会这些地方社会关系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开放的。②灵性资本这一概念是社会资本的一个变体，它特别注意的是宗教机构是如何培养出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的。尽管有学者批评说这些研究没有能区分出社会资本的害处和益处，并忽视了宗教造成的社区内部不平等(例如性别不平等)，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仍然取得了累累硕果。研究表明，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宗教在中国培养社区和公民关系中可能采取的各种途径。我认为大型机构使得宗教摆脱了与小型宗教组织联系密切的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同时也失去了与之相关的一些利益。这对妇女在宗教组织中的地位和慈善这个概念本身有着重要意义。
因此中国特有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强迫我们去重新思考基于大量西方数据之上的全球化和社会资本理论。接下来，我就这两个主要研究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教派和全球化
不同的宗教传统在对待社会责任的态度上是否不同呢？这些看法是否会影响它们的行为呢？比如慈善捐助和被广泛接受的社会福音是一些基督教会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因此，中国的传教人员在医护和教育方面一直非常积极，这个传统在爱德基金会和其他国内外的基督教团体中一直延续到今天。佛教则较少直接介入慈善事业，尽管佛教寺庙在华人社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供奉孤魂野鬼、鼓励放生等。佛教也间接地促成了善堂的建立，这些善堂从明末开始就为大城市里的人们提供各种帮助。③但是地方庙宇在慈善方面发展最慢，其作用更多是间接的。
我们由此得出一个假设，在慈善事业中基督教是最积极的，其次是佛教，然后是地方庙宇。当然我们要认识到由于宗教文化会不断改变并互相影响，这个假设会复杂化。尤其是基督教在全球的发展让其他宗教也开始投身到慈善活动。全球慈善组织的历史就印证了这个观点。欧洲和北美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都是在19世纪时转入公共慈善事业，尤其像组织非神职人员进行帮助穷人或道德鼓舞等活动(如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这些具有广泛基督教倾向的活动最终鼓励了第一个主要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如国际红十字会及青年基督教联合会都直接受基督教影响。这些团体接着又影响了非宗教团体的慈善活动，如扶轮国际社和基瓦尼，它们在20世纪在全世界迅速扩展，在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都建立了分支机构。
我们也许会想到这些组织对当地团体会有影响。以慈济基金会为例，它是目前最大的佛教慈善组织，在全世界拥有大概五百万会员，几乎都是俗家弟子。证严法师是慈济的创始人。她解释说，之所以创建慈济，部分原因是由于她遇到了一些天主教修女，这些修女批评佛教缺乏广泛社会使命。尽管慈济和其他新佛教运动使用纯佛教语言，如弘扬观世音菩萨救助众生的大慈大悲心，来解释他们的对社会的新奉献，与基督教的竞争也无疑是他们发展的原因之一。
然而，与历史相比，在实际情况中教派间的差别要模糊得多，其全球化的模式比简单的西方影响复杂得多。目前华人社会中各种宗教都在从事着慈善工作。它们所进行的活动非常相似，包括医疗护理，敬老扶贫，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和教室，以及紧急救援。各宗教在神学、宗教仪式及社会组织方面的巨大差异对它们的慈善工作影响甚小。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种平行革命。在表面上，这显示了基督教理念的全球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历史表明，慈善活动并不是简单的19世纪西方基督教慈善概念的全球化，实际情况要复杂并有趣得多。当然，从19世纪开始基督教在中国确实是深入到慈善活动中，尤其是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对基督徒来说，一方面，慈善活动被看做是他们作为基督徒所应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慈善活动也是一种更有效的传教手段。像青年基督教联合会和扶轮国际社等建立于20世纪初的组织也让更多的非教会成员从慈善活动中受益。
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华人的宗教机构一直以来就在进行这些活动。尤其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明清时代几乎所有形式的社会组织都是以一种宗教为基础建立的。比如在19世纪的台湾，神明会的律法框架为行会和武馆等提供特许权。康豹最近的研究显示，稍晚一些，上海的台州精英在20年代成立的洪灾救济组织就是基于同乡会和佛教团体的，而不是后来所引进的西方慈善模式。④更进一步来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明清时代慈善模式所发生的变化也与西方无关，而只是由于需求产生了变化。比如，敬老院并非一个外来的理念，它所折射的是因家庭缩小及就业形势给老人带来的新问题。
用这些历史做参考，我们就能认识到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70年代左右缺乏宗教慈善活动这一现象，并不能用来作为与当前形势比较的有效底线。如果我们向前推进一点，以前的情形和目前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与历史比较一下，就能清楚地看到反常的时间实际上是20世纪末，当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在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他们都把宗教视为几乎无任何积极作用的事物。直到世纪末扩大了的社会和政治空间，才使宗教有机会重新发挥其过去的许多作用，而不是直接的效法西方模式。
但是，如果把当前形势与19世纪相比，我们会看到一个突出的变化。大范围的慈善活动大大增加，也就是说慈善活动希望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而不仅是那些与施助者存在特殊的地域关系、亲属关系甚或是相同的宗教信仰的人。这个看法符合历史上佛教的发展，但是直到20世纪末，佛教一直没有起过直接制度化的作用(也就是说，慈善活动不是神职人员组织的)。其他的华夏传统从起源上就是比较彻底的本土主义，对佛教的普世性不感兴趣，尽管明清时代一些大型城市里的慈善团体确实是受了佛教思想的启发(多多少少具有一些普世性)。我们从汉语中用“公益”(即公共利益，这是一个现代词)一词代替“慈善”(同情善行，传统上charity大多被视为慈善)一词可以看出这个变化。
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到台湾，因为台湾的情况最清楚地显示出了这个意料之外的全球化转折。古城鹿港在19世纪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宗教世界，这个世界完全建立在地方庙宇之上，并渗透进各大社会组织。其中许多团体，如商会或是同乡会，为他们的会员提供慈善帮助，也为社区提供解决纠纷等服务。长老会是第一个有主要影响力的外国宗教团体，现在它们仍是最大的一个基督教团体，但在人口中所占百分比仍然很小。⑤长老会是台湾第一个提供西式医疗的团体。教会本身并不做医疗工作，但教会拥有一个幼儿园，一个信用社，还提供其他形式的公共服务项目。尽管如此，教会的牧师告诉我说直到1990年代，他们的服务还仅仅是针对教会成员。长老会并没有把台湾的慈善事业全球化，而是像早期华人团体一样把慈善地方化了，救助对象完全是自己组织内部的人。
在20世纪末把慈善工作发展到自己组织之外的不仅仅是长老会。尽管牧师告诉我他们只是希望能与周边的社区建立良好的关系，可其他宗教团体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出现这种变化则表明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我在附近一个在世界各地拥有数百万教徒的混合型宗派进行访谈时，被访人强调了他们在提供广泛的紧急救援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在1999年大地震后的救援活动。对他们来说，这种慈善活动是全新的。
事实上，把慈善作为公益的新观念是直接从佛教里得来的，具体来说是由慈济基金会发展起来的。慈济从60年代开始靠着一位尼姑和少量俗家弟子的力量起家，他们不是依赖别人的施舍，或者靠提供仪式服务生存。相反，他们靠销售手工品来支持基金会并把资金用于为穷人提供医疗照顾。尤其是1980年代建立了第一家医院以来，慈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他们是目前台湾最大的社会团体，在世界各地拥有几百万会员。他们在洛杉矶的穷人区提供免费的医疗诊所，在亚洲运作着最大的骨髓移植数据库，在马来西亚协调废品回收项目，还对世界各地受自然灾害侵袭地区提供紧急救援。台湾—些非政府组织则抱怨说慈济太成功了，以至于垄断了岛上所有用于慈善的捐款。
更重要的是，慈济的成功和声望使得其他集团竞相效仿。比如其他的各大佛教团体现在也组织各种大范围的慈善活动。在鹿港，慈济的成功也解释了为何长老会会在同一时期改变态度，尽管牧师并没有直接提到慈济。这也解释了大型宗派团体的活动，并且他们也明白地告诉我他们在1999年大地震后大力救援的行为就是效法于慈济。慈济对紧急情况的快速有效反应为其在社会中树立了相当积极的公众形象。
就如我在前文中提到的，慈济的起源受到基督教间接的影响，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起作用的还有别的很多因素，如20世纪初开始倡导的新“人间佛教”，佛教一直以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思想。⑥因此这并不是简单的西方大范围慈善活动理念直接全球化的结果。相反，我们看到基督教团体，甚至是外来的中产阶级俱乐部所进行的内部慈善活动，都与华人团体从明清时代以来所进行的活动大同小异。而且只有当佛教重新实施这些理念的时候，其他团体，包括来自西方的团体，也才转换了功能。这些团体走出台湾进行了自身的全球化。
在中国大陆还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有慈济那么大的运作规模。但是许多由佛教和社区支持的地方寺庙也起了相似的作用。类似早期的鹿港长老会，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会也有重要的慈善使命，但是倾向于为自己的社区提供服务，这样使它们与其他社会团体少有社会联系。⑦另如，在比较富裕的江苏省常州市佛教俗家弟子也迅速地发展了医疗护理，尤其是对老年人的护理。⑧在常州地区只有几个基督教团体(其中一个团体是来自北方一个贫困省份的移民)，甚至许多地方神庙也由于整个村庄因为发展计划而被迁走以及人口城市化等因素而被迫中断。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组织很快就填补了这些空白，而它们跟慈济没有直接联系，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有先例的。
因此教派在目前的慈善活动中并不起关键作用，但它在华人社会慈善全球化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让人惊讶。除了变化发生的时间之外，尽管基督教首先在19世纪树立了慈善活动普世性的形象，但在当前慈善活动的发展中它所起的作用却不如佛教关键。佛教对慈善理念的重组，尤其是近几十年佛教在台湾发展，才真正对华人世界有着最广泛的影响力。尽管在大陆直接建立大型宗教慈善组织一直都很困难，我们仍然清楚地看到慈济显示出的巨大影响力，基督教爱德基金会的作用也很重要。形势还在不断变化中，但我们会继续观察到华人社会慈善活动全球化出乎意料的发展道路。在台湾佛教重组并创新慈善活动理念时，西方团体带到华人世界的那种慈善活动形象也被改变了，在当今中国这两种变化都在继续着。
规模和社会资本
根据慈善活动与教派关系不密切这个事实，我们初步认为宗教组织的规模会影响到它们提供社会产品的能力。根据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我们初步认为大型组织和小型组织在系统性上有差别。一方面，本地团体(如大部分的流行崇拜团体，也有一些基督教和佛教团体)深厚的社会关系有可能成功地动员社区进行自我援助。它们也有可能更好地填补大项目之间的空当，如老年护理和对小企业家的帮助。另一方面，大型团体(主要是基督教和佛教)也许能更好地吸收外部资源并利用本地资本进行更大规模的项目，如紧急救援。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田野调查显示我们的这些初步看法需要改进。第一，大部分大型团体是通过本地分支机构组织起来的(如教区教堂，或者慈济分会)，尽管这些组织总体上是跨地域性的。其实这些分支和纯地方宗教在动员社会资本的能力上并没有太大区别(特别是在寺庙供奉的神灵上)。第二，纯地方宗教团体有时也能像大型机构那样动员同样广泛的资源(尤其是政府或世俗的非政府机构的帮助)。主要的区别在于从大型团体发展出来的两个相关革新：妇女作用的大幅提高，以及我前面提到的对旧提法“慈善”和新观点“公益”中“社会产品”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不同看法。这个区别显示出社会资本和组织关联的重要特征：大型集团靠着从社会资本的轨道中脱离出来而具备了革新角色和理想的能力。
如果回想一下地方寺庙组织是如何长期保持与地方精英的联系的，那么我们就能理解这种联系就是其动员社会资本能力的关键。在大陆以外的华人社会中，这种对宗教并不十分友好的传统在现代政权下延续。例如马六甲的青云亭(供奉观音和其他道教神灵)是葡萄牙和荷兰殖民时期官方仲裁员的办公地点，并长期为华人移民提供基本服务，如管理墓地。⑨在台湾，鹿港的两座主要寺庙(天后宫和龙山寺)在地产和香火上积聚了大量的收入。寺庙的领导中有社区里一些最重要的人物，他们的经济政治权利大大超过了这个小镇的范围。甚至附近小一些穷一些的寺庙也跟当地的权贵有密切的联系。鹿港拥有一群环环相扣的领导层，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寺庙管理委员会的名单上，这与扶轮国际社和基瓦尼等组织的头目们也是商场和政界的重要人物的现象一样。
过去的二十年里，大陆重建了许多寺庙。我们发现许多这些寺庙的管理者或是退休干部或是成功的企业家，或二者兼有。尽管政府对这些寺庙的态度并不那么热情，我们却能看到寺庙和地方干部间的合作关系。⑩在所有的华人寺庙案例中，几乎所有的寺庙管理委员会成员都是年长且相对富裕的男子，不论他们是神灵通过卜筮选择的或是在社区中通过选举产生的。这直接反映了地方社会资本的结构。
与此对应的一些大型团体为妇女成为会员或领导提供了大得多的空间。在大多数的基督教团体中妇女成为主要成员(但通常不是领导，有时妇女会有自己单独的部门)。在佛教中，女性的参与也远多于男性，一些重要的团体还主要由妇女担任领导。慈济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案例。最开始，慈济完全是一个妇女组织，由一位尼姑和一群女俗家弟子组成。现在慈济有一个专门的男队，但是妇女继续担任领导并且是主要的追随者，在会员中占大概70％。这在佛教实践，甚至普遍的宗教实践中，都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尽管慈济在很多方面给妇女提供的都是非常传统和保守的角色，如相夫教子，它也允许妇女把这种哺育角色象征性地从家庭延伸到社会。(11)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并影响了大部分的地方和国家团体的发展。其影响力还广泛触及许多别的团体。通过创立更广泛的组织，这个变化是超越了地域性，为地方社会资本创造了超越阶级、年纪和性别界限的可能性。
尽管性别角色有所不同，各种规模的团体进行的活动却非常相似。以医疗救助为例，基督教在提供医疗救助方面有很长的历史，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开设了医院。马六甲的释迦苑是一个建立于1920年的佛教团体，它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帮助，并为癌症协会筹集资金。一个混合型的救赎派道教社团经营着几个诊所和一个药店。当然慈济在医疗救助等活动中也非常活跃。从常州远到杭州的大地区里，基督教团体管理着三个养老院，佛教团体管理着另外两个。在鹿港，几个由社区寺庙发展而来的非政府组织也管理着一些诊所。各种性质的宗教团体都提供紧急救援，资助教育，以及接济穷人。
宗教机构的规模在地方实践中并没有很大的作用，但大型组织在组织形式方面带来了重要的革新，这些革新也影响了地方活动。除性别角色方面的变化之外，被大型团体升华了的地方社会资本恰恰改变了慈善这个概念本身并影响了慈善活动开展的方式。我提到的华人社会早期进行慈善是由于社区需要(比如，为家族内的孩子们办学校或者在旧历新年时给老人钱作为礼物)或者是地方或个人灾难(比如，建立救济饥荒的仓库或者为出现危机的家庭提供援助)。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慈善活动是与地方社会资本紧密相连的。例外的只有那些具有普世性的宗教思想，主要是佛教，而不是那些崇尚地方主义的寺庙宗教。尽管宗教机构通常并不直接运作慈善团体(或者善堂)，精英们常常会因为佛教理想或者一些救赎性社团同样普世性的理想而参与慈善活动。
我在上文中提出最近几十年华人社会里慈善活动的大变化主要是在慈济的带领下产生的，基督教爱德基金会在中国大陆可能也充当了同样重要的角色。这种新型的慈善活动理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对全世界的关注，努力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而不仅仅是团体内部的成员。另外一个标志是其争取的是体制改革而不仅仅是直接援助。例如，当慈济选定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后，他们便展开一种跟政府社会服务相似的监控项目，跟踪调查这些被救助的家庭的情况。在医疗护理上，他们不仅仅是为需要救助的人支付部分护理费用，而且争取通过直接提供医疗护理、培训医护人员来改进改革整个医疗体系。
各个宗教团体里面为我们提供研究信息的人都对这些革新进行了评论，虽然基督教已带来过类似的革新，但是主要还是跟慈济的活动有关。在马六甲，慈济在这些方面的影响力跟在台湾一样大，慈济还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一些小型团体的革新。(12)而正式归属于基督新教的爱德基金会在大陆则被广泛接受。现在其他很多团体都在尝试着效法这两个组织的策略，或者至少认为应该效法它们。
公益研究中考察宗教贡献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设想我们对公益的构成有稳定而清楚的认识。但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大型组织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对公益由何构成的认识。以前的公益通常是地方性的，不关心结构变革，而现在的公益则追求普世目标和在日常事务中进行改良。虽然历史上中国也出现过这样的先例，但最令人瞩目的发展还是从1980年开始的。
不管是慈济还是基督教团体，这些组织的庞大规模和普世目标都对建立新的性别角色和对公益的新认识上起了关键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些团体没有特别紧密地与地方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革新才有了可能。它们也才有机会为妇女打开在地方环境中完全不可能存在的空间，才有可能从产生早期慈善观念的地方关系中脱离出来。这才是大型机构真正的革新所在，而不只是介绍新活动或者动员更多的资源。
总结
20世纪以来的几次全球化潮流极大地影响了宗教在华人社会中对公益的贡献。其中的一些全球趋势鼓励宗教在提供社会产品中发挥作用，比如像通过医护人员传教士或者青年基督教联合会，以及更间接地通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的扩展。但是这些最初由西方组织建立的并扩大到世界范围的团体的影响力并不是像“全球化”这个词所暗示的那么直接明了。如当今中国很多的基督教会和我前面讨论的台湾的长老会，许多的团体都发展成了着眼于自身的组织，他们和地方寺庙一样也是致力于解决自己团体内部的一些直接问题。慈善或者公益这个概念的普遍改变是由新兴佛教团体如慈济在用它们自己的语言来重释新全球观点这个过程中带来的。正如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这些观念又从佛教影响到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所有团体。
我们知道宗教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创造和巩固地方社会。宗教确实也是把村庄和邻居们联合成社区的为数不多的几种关系之一。虽然这个作用仍然相当重要，但是19世纪末兴起的普世性慈善事业则打破了地方社会资本的局限性。这使得开展比以前任何时候规模都大的活动有了可能。这些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取代了大部分地方慈善活动的地方保护主义。而且这也为一些新社会团体，如妇女，提供了机会。在以宗教为基础的慈善活动中，这些新团体在以前几乎是不能在公共空间里起到任何作用的。（译 者：汪昱廷）
【注释】
①这里使用的数据来自黄倩玉、吴科萍、范丽珠和我合作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
②罗伯特·普特南提出了或许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例子。参看Putnam，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③Smith, Joanna F. Handlin, 1987 "Benevolent Societies: 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2: 309-337; Shue Vivienne, 2006 "The Quality of Mercy: Confucian Charity and the Mixed Metaphors of Modernity in Tianjin," Modern China 32.4(October): 411-452.
④康豹，2006，《上海著名商人和慈善家王一亭的宗教生活》。未发表文章(台湾中央研究院：现代历史所)。
⑤全球大型中层俱乐部(如扶轮、基瓦尼、明爱、青年商会)从1950年以来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也进行了一些慈善活动，如献血活动。但是它们的慈善活动的规模一直都不是很大。
⑥如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慈济的历史和发展，请参见黄倩玉，2001《重掌领导地位：台湾一全球性佛教运动的情感和理性化》，波士顿大学博士论文(Chien-yu Julia Huang，2001 Recapturing Charisma: Emo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in a Globalizing Buddhist Movement from Taiwan，Dissertation. of Boston University)。
⑦这里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尤其是由基督教支持但跟政府有密切且和谐合作的、向贫困地区提供救助时德基金会。
⑧这来自吴科萍为我们合作的项目所做的田野调查。
⑨来自黄倩玉为我们的研究项目所进行的田野调查。
⑩在我们项目中，范丽珠在邯郸研究的一座为供奉蔺相如而修建的寺庙就与当地干部有合作关系。另外，周越(Adam Chau)对甘肃的一座寺庙的研究也记录了这种关系。蔡莉莉(Lily Tsai)的研究发现寺庙管委会越活跃，寺庙就越容易从当地政府获得资源。See Adam Yuet Chau，2005 Miraculous Response: Doing Popular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ily Lee Tsai, 2004 The Informal State: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Dissert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11)Chien-yu Julia Huang and Robert P. Weller, 1998 "Merit and Mothering: Women and Social Welfare in Taiwa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2: 379—396.
(12)慈济在中国提供救援，但向政府承诺它不会在内地建立任何分支机构。
转自哲学中国网
http://philosophychina.cssn.cn/fzxk/zjx/201507/t20150713_27287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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