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深圳市城市发展的特点，决定了深圳市家庭教会的生长和存在形态具有不同于其他一线城市家庭教会的特点。以深圳市中心区的六个具典型意义的家庭教会为田野对象，对其成长轨迹、生存状态、主要神学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对其独特性以及教内人士的可能选择做了叙述和研究。作为新兴的一线城市，深圳市家庭教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基督教的某些发展趋势，值得长期跟踪。
家庭教会(house church)已经成为学术界、基督教界、政府部门承认存在的基督教信仰实体，在国内一线城市中，深圳市的家庭教会尚没有学界中人给予较为全面的关注。①2012年，我们对深圳市6个各具一定典型意义的家庭教会先后做过时间长短不一的观察和访谈，同时还与深圳市基督教“两会”神职人员及部分跨界基督徒有较为深入的交流。②在田野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学术界关于国内家庭教会的某些既有研究，对深圳市家庭教会所反映的一般问题做若干讨论。③
一、深圳市家庭教会的规模与背景
1.两个无法精确统计的数字
深圳市有多少家庭教会，迄今没有一个公开的且具权威性的数字。深圳市基督教“两会”爱国会的一位负责人认为大约有110个。他的这个数字来源于相关权力部门，有一定的权威性。田野调查期间接触到的某些受访人则认为，深圳市的家庭教会总数远不止110个，如熟悉深圳家庭教会基本情况的温州人教会的L教友说：深圳的家庭聚会点，20、30人的算是小型的；上规模的，在深圳可能不少于150个。L教友所说的“上规模的”，是指40-50人或以上的，那么再加上20-30人的聚会点，总数则远超出150家，更远超出110个。L教友还以深圳市福田区和罗湖区为例说：福田区20人以上的家庭聚会点可能有上百家；其次是罗湖区。当然，L教友的这个数字也不是完全可信。一般认为，在中国大陆，基督教信仰背景下的与基督教“两会”教会没有关系的基督教团体，超过10人的定期性、经常性聚会，就可以视为家庭教会。“两会”基督教会总堂梅林堂的G传道认为，在深圳，人数在100人左右的家庭教会算是中等规模的。
由于深圳市家庭教会的数量没有精确的数字，那么，参加家庭教会聚会的总人数也无从统计，不过根据具权威身份的受访人的口述资料，可以做一些推测。基督教深圳市“两会”一位负责人对深圳市基督徒的总人数有一个估计，并提到了家庭教会信徒的大致数字，他说：两会的堂点只有30个，合理布点上还待提升。整个信教人数约有10万，两会系统的有7万-8万，家庭教会系统的2万-3万。从他估计的数字看，家庭教会系统的信徒人数远低于“两会”系统的信徒人数。以往国内外相关机构或研究者对中国基督徒总数的估计，往往是家庭教会系统的信徒人数要远高于“两会”系统的信徒人数，甚至高达2-3倍。但最近不断有学者在修正这一看法。也就是说，中国基督教信徒中，纯属家庭教会的人数绝非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多，至多与“两会”信徒相等；更大的可能性是远少于“两会”的，特别是真正形成规模的家庭教会人数更少。④“两会”负责人的估计尽管也不一定准确，但可以为上述学者的认识提供一个佐证。当然，深圳是一个大都市，与具有农村腹地的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
2.教派背景
深圳市家庭教会数量众多，教派背景也相当复杂。综合“两会”负责人、家庭教会的受访人和跨界基督徒等的看法，有影响并具有较多家庭聚会点的教派，主要有耶稣复临守安息日会、真耶稣会、归正宗、圣公会等。下面略做叙述。
耶稣复临守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通常简称为安息日会，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基督教组织。广东省境内最早得到登记的安息日教会，是我们曾多次考察过的粤东某市安息日会西郊堂，广州、惠州、河源等也都有安息日会的合法存在。在深圳市，尽管已获得合法登记的安息日教会有两个，但没有得到登记并以家庭聚会形式存在的却有9家，并且互不统属。近些年，深圳市部分安息日会聚会点受到来自形成于韩国并带有教内异端色彩的“生命之光”教派的影响，包括我们接触到的最大的安息日教会，曾引起教会内部分歧并导致部分主要成员出走，至今余波未息。
真耶稣教会是20世纪初出现在中国的一个基督教派别，全名为“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也简称真教会。1954年加入“两会”，1979年起逐步恢复独立活动。该教派形成的神学背景是五旬节运动，也就是说具有较强的灵恩色彩，如重视医治仪式等。形成初期吸收了安息日会等教派的教义和礼仪，如以星期六为礼拜日、面向下全身浸水的洗礼方式、谦卑礼等。在深圳市，真耶稣教会的家庭聚会有韩国人、香港人、台湾人的专属类型。该教派实行分区牧养，深圳市则属所分区的珠江三角洲区。
归正宗(Reformed churches)，也称改革宗、加尔文宗、长老宗或长老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入史。在深圳，归正宗背景的家庭教会崛起于2005年末，并且发展迅速，数量众多。该教派强调教义的纯正，“两会”的G传道认为，大部分该教派背景的家庭教会对“两会”教会持公开坦诚的态度，部分则较极端。另，深圳还有圣公会(Anglican Church)色彩的家庭教会。
上述是深圳市影响比较大的几个主要家庭教会教派，对此还可以再作区分，其中的归正宗、圣公会属国际主流基督教教派，也称为基督教传统教派。安息日会、真耶稣会则属基督教新兴教派，在国际主流基督教教派看来属于异端，而在国内，安息日会属于“两会”成员，真耶稣会也曾经是“两会”成员，两者都有较悠久的历史，并且有一定的广泛性和国际性。
除上述外，深圳市还存在数量不少的较为小众的家庭教会，其教派背景有伯拉翰、马可楼、耶和华见证人、锡安团契、生命之光、611灵粮堂等等。下边结合文献资料分别给予简单介绍。
伯拉翰，即基督弟兄会(The Christadelphians)，也简称弟兄会，是具海外背景的基督教教派之一。其基本教义是返回早期基督教，相信基督不久就会复活并带领信徒建立一个神权国。“两会”的C牧师说，在深圳市，三年前该教会力量很强。
马可楼(darak bang)，也称救援派，是韩国基督教长老会分裂出来的一个异端教派，1995年9月，韩国长老会总会明确指出其异端性。其所提倡的“马可楼传道运动”，在中国最先传入地是辽宁省朝阳市，以后逐渐进入全国各地大中型城市，包括深圳。
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有较容易辨认的特征，如认为十字架、圣诞树等同于偶像；反对输血并认为输血等于食血是该派最引起争议之处。
锡安教会(Church of Zion)也称“锡安团契”，现在北京、西安等地都有该教会的公开存在，深圳南山区也有该教会，并获得正式登记，形式上看已不算是家庭教会。香港锡安教会于1994年因教义分歧宣布与加拿大总会决裂，从此独立发展。前些年因该教会不断发生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公共事件，被香港多个传统基督教教派一致定性为“异端”教会，是香港开埠以来的首例。
从香港灵粮堂分裂出来的台湾背景的611灵粮堂，具有较强的异端色彩。1959年赵世光牧师在香港创立香港灵粮堂，即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从传统的香港灵粮堂教会分裂出来611灵粮堂，又名“灵粮堂(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有限公司”，母会在香港荃湾某街61号某大厦的1楼。该教会对成员的培养重视灵恩现象，但传统灵粮堂教会对其灵恩倾向不予认可，并且已不再有统属关系。
另外，深圳市还存在统一教、三赎会、冷水教、全能神等被国家有关部门明令取缔的邪教。据相关资料，2011年以前国内公开报道指为异端、邪教的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家庭教会组织超过20个，不计局限于某一地域的，大部分在深圳市都有聚会点存在。
二、深圳市家庭教会的田野记录
作为我们田野点的六个家庭教会，从形式上看，既有底层聚会点，也有最上层的“母堂”；从成员来源上看，既有具纯粹地域性特点的教会，也有旅居深圳的外国人教会，还有规模和影响均具典型意义的大型家庭教会；从其产生的形式而言，这些家庭教会大致可以分为移植型家庭教会和内生型家庭教会。⑤下面分别给予叙述。
1.移植型家庭教会
(1)温州人教会。位于深圳市某区一大型商厦裙楼内的温州人教会，始创于1998年。该教会的创始成员以浙江省温州市下属的乐清市人为主体，除了共同信仰外，他们还有一个相似的社会身份，即都是在深圳从事电子电器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私营企业主，所以该教会的早期阶段有行会性质。现在教会所在地面积500多平方米，2008年由4个乐清籍教友合伙出资300多万元买下来，借给教会使用，不收租金；每月的物业管理、水电费等固定开支1万元左右，需教会自理，主要靠教友们的奉献。
1971年出生的W教友，2001年来到深圳，现在是教会主要负责人。据W教友估计，在深圳的温州人(包括乐清人)有几万人，现在到这里聚会的教友遍布整个深圳市，基本上都是家庭的传统信仰，有些几代人都是基督徒。现在来这里聚会的教友已远远超出了乐清、温州地域范围，全国各地的都有，但还是来自浙江省的最多，尽管对外再叫温州人教会已经有些不太合适，但人们习惯上还是沿袭原来的称呼。据2000年来深圳的F教友估计，温州以外的浙江人在教会中估计占一半多；宁波、义乌、衢州、杭州等地，又以在华强北做生意的浙江人为多。较强的流动性是该教会成员的特征之一，即使该教会的创始人也是如此。F教友说：创立这个教会的元老都离开了，十多年时间走了几拨人，最早的那位也去了中山市，不再过问教会事务。现在做管理的这批人过几年也有可能会迁走。
现在该教会成员的社会身份，除了做电子电器生意的私营企业主以外，大部分是公司上班族，底层打工者较少。据W教友的观察，常来教会参加礼拜活动的有100多人，一般是70-80人，少则有50-60人。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L教友说，他来参加温州人教会，一是因为自己也是做电子电器行业的；二是因为家住的近，过来这里方便。
该教会至今没有固定的神职人员，礼拜天聚会有资格讲道的10人左右，称为“讲员”。F教友是其中的主要讲员之一，他说他主要做教友神学方面的带领工作。聚会时使用的语言，W教友说：开始是用温州土话聚会，教会扩大后就逐渐使用了普通话。团契现在一般用普通话，但祷告时有时还会用土话，因为年长的温州人对普通话还不太习惯。
该教会没有类似于“两会”堂委会那样的管理班子，但是有教友默认的7-8个管理人，管理人中没有专职的，也没有拿生活津贴的，W教友是管理人中的召集人。管理人之一的L教友说：能够做这里的管理人，是因为教友们认为他们根基好，又肯管事。对于如何处理信仰生活与经商之间的关系，W教友说：在教会的管理、服务上会占用我一些时间，但是我不会让这些影响我的生意，如果大家的生意失败了，教会也就不存在了。受访人Z教友则说：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混比较难，撇开表面形式，宗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该教会的一切管理和信仰活动都能正常运作，并有对应的团体及专人负责，如圣乐团、青年团契、祷告会、探访、财务管理等。W教友曾自嘲式地说：我们这里不像梅林堂那么专业，没有正式登记，没有专业传道人、牧师，自己租房自己活动，所以我们是正宗的“三自”，对“三自”主席当面也这么说过，他笑。
洗礼、圣餐礼这样的重要礼仪，该教会则要请外地以温州人为主体的教会的神职人员来主持。洗礼施行的是浸水礼，教友们也称为大水礼，新教友受洗是在一个收放自如的充气池中进行。一个月一次的圣餐礼定在每月的第三个礼拜天。F教友说：带圣餐礼拜不是谁都可以做，需要老家教会的认可。
该教会的礼仪、神学思想都带有强烈的原住地基督教色彩，F教友说：我们老家是改革宗的神学思想，在这边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与以梅林堂为代表的深圳市“两会”教会比起来，温州人教会具有下述特点：首先，某些仪式细节不同。除了前述洗礼外，在圣餐礼上，代表圣体的面饼是一整块，领圣餐时信徒分享其中的一小块；代表宝血的，是自己加工的纯葡萄汁，不加水，也不加糖，并且不论教友身份如何，所有教友共饮一杯。这些看似仪式细节的不同，是导致温州人信徒自立门户的主要原因。W教友说：一开始我们教友到“两会”的梅林堂领圣餐时，发觉那里的面饼是每人一个，觉得不理解，圣体怎么会有那么多?就不再去了。我跟梅林堂的C牧师也谈过这些比较敏感的差别，我说我们的圣餐礼跟你们的完全不同，我们是一个杯子一个圣体，在那一刻，所有的人共饮一杯，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耶稣的宝血。虽然是细节，但我们的教友无法接受其他的形式。来自广东潮汕地区的L教友也说：我们家乡的礼仪和温州人教会是一样的，梅林堂我也去，但是不会参加他们的圣餐礼。其次，信徒牧养方面。W教友说：我们也看重礼节，但更注重生命培养，但我们不属于灵恩派。而梅林堂更看重仪式。该教会也办有慕道班，但只有两个晚上，不像梅林堂几个月的时间。不仅仅是该教会，我们在深圳市所接触到的其他家庭教会，对新教友的培育过程都比较短。
总的来看，温州人教会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是一个秉持家乡传统的家庭教会，尽管与“两会”教会有仪式上的区别，但此次调研期间接触到的受访人，基本上都认为自己和梅林堂没有根本上的区别；在圣诞节这样的大的节日，教友们大都也会去梅林堂参加。
(2)X教会。⑥X教会的创始人是一对夫妻，妻子为律师，丈夫为香港籍生意人。2003年，夫妻二人和一些信徒从另一个基督教家庭教会脱离出来独立活动。至2013年，该教会受洗人数已超过1000人。该教会与“两会”联系较为紧密，有时会请梅林堂的牧师来讲道。内部事务则实行民主管理，设有11人组成的同工会，教会有重大事务时开会商讨和表决。
教会成员以外省来深圳的公司白领、工厂打工的年轻人为主，大约各占三四成，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一两成；性别上，女性占多数；还有少量高校知识分子，没有外国人参与。教会受访人W教友说，信徒中的老深圳人只有两人，其他都为外地人。
受主要创始人的影响，该教会一开始就有比较强的灵恩神学色彩，现在其主要人员与外地教会及部分境外教会也多有联系。该教会注重信仰与现实生活的联接，强调神迹治病和个人属灵体验；其宗教仪式比较活泼，对家庭事工格外注重。“家庭”氛围和教会活动“生活化”，是X教会的特点。H教友说：深圳节奏快，孩子家人常常被忽略。我们提醒教友，心先要回到家中，关注小孩和长辈。教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教导姊妹怎样做一个妻子，怎样帮助丈夫和孝敬父母。把家庭弄好就是对国家和谐的贡献。
教会主要负责人认为应当考虑成为“两会”成员，并认为基督教“两会”的存在也是神的允许，要顺从。2009年开始，该教会向政府职能部门和基督教“两会”递交了登记申请。
(3)韩国人教会。中、韩建交后，韩国人来中国暂居或长期居住的越来越多，来华的韩国人会将他们的信仰活动带到所在地，深圳市也不例外。位于某小区内的韩国人基督教教会Z姓负责人，毕业于台湾的忠信大学，来深圳已有八九年，汉语说得很好。他估计，在深圳的韩国人总人数有1万出头，其中基督徒有1500人左右；基督教韩国人聚会点在深圳有7-8个，但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从人数规模上看，他所在的这个是最大的。
该教会聚会开始于2007年，先是在华侨城，因为那里租金太贵，每月要10万元人民币，2009年搬到了现址，每月租金3万多一点。从小区环境及建筑等方面看，这里显然也是一个高档住宅区。教会租用的是该小区公共会所地下室的一部分，并在其中区隔出礼拜堂、接待室、儿童活动空间等。常来这里聚会的有100来人，聚会日的主要活动是讲道、唱赞美诗、祷告等。每周编有韩文周报，内容包括礼拜日内容、教会大事等。参加聚会的不一定都是信徒，这里更像是一个深圳韩国人俱乐部。受访人W说：韩国的基督教会希望能对中国社会有所贡献，特别是儿童教育课程比较完善，有50年累积的经验。
该教会和“两会”梅林堂没有发生过联系。梅林堂有韩语聚会，参加者主要是在深圳的朝鲜族人。深圳的韩国人和中国的朝鲜族人不打交道，所以这里的韩国人一般不会去梅林堂，但和“两会”的龙岗教会有交往。
大约从4年前开始，该教会向“两会”申报登记。Z姓负责人说，我们是做生意的，老实缴税，不想惹麻烦。我们不断申报，就是向政府表示诚意，希望注意到我们的活动是合法的，但对于教会来说，批不批并不是很着急。他的感觉是，韩国人在这里聚会，政府也不是特别干涉，偶尔来人了解一下动态，也有出于保护的意思。这些他表示能够理解。关于教会的未来打算或要求，集中于下述几点：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认可，按照政府的规定，堂堂正正地办下去；打算继续做一些慈善事业，但是希望能以教会的名义，现在只能以个人或商会的名义；希望从韩国请一个经韩国宗教委员会认定的牧师过来。
由于历史上各种因素的作用，韩国的基督教信仰特别发达，派生出来的异端或邪教也异常活跃，活动范围远及欧美的统一教(Unification Church)、马可楼(darak bang)、“生命之光”等，都在深圳有活动。来自韩国的各色教会在深圳市日趋活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梅林堂的G传道认为：对于信徒而言，韩国是基督教异端的高产地，如果在信主的过程中遇上了韩国人，那么就得多加小心了。我们访谈的教会属传统基督教长老会，为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的成员之一，该教会的Z姓负责人说：邪教在国际上名声不好，韩国也有标准，需要排斥它们。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下设有“异端伪科学对策委员会”，职责就是鉴定哪些新兴教派属于异端甚至是邪教。
(4)611灵粮堂教会。⑦位于某小区内的611灵粮堂，是具有台湾背景的611灵粮堂的基层聚会点，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家庭小组，成员的社会职业都是社工，即所谓“职场小组”。该小组由来自香港的一对“督导”夫妇牧养，人数保持在12人左右。
611灵粮堂结构严谨，有完整的培养体系和晋升制度，总会→生命点→家庭小组，是其基本形式。所有小组人数均保持在12人左右，并鼓励每一个成员都能成长为独立的组长。受访人K女士说：每个小组对成员的来源有一定的规定，主要是为了相互之间更好的交流和支持，我们小组就尽量要求是社工。这个小组开始有12人，2011年减少到7-8人，后来又发展了4人。“社区发展”是K女士所在小组的主要社会介入项目。
该教会的神职人员有主任牧师、牧师、传道人之分，小组长只是同工。生命点里的牧师则各有其名，F女士说：他们都是神学院毕业，在灵里，他们就是父亲。成员入门乃至受洗称为“授智”；小组长的进阶培训称为“装备课程”，也叫“穿军装”，目的是培养成为“基督精兵”，完成这个培训可以晋升为小组长。课程的内容之一，如K女士所说：学习如何帮助他人驱逐邪灵，比如一边祷告，一边用精油在对象头上划十字架。K女士比较过与“两会”梅林堂的不同：梅林堂主要讲教义和戒律，我们的教会则主要讲灵里的成长。
教会信徒的活动一般是在小组长的家里，并鼓励有能力的成员买下一个地方以供聚会活动。各家庭小组成员在主日(周日)去上一级的生命点参加礼拜，教会在深圳市各区基本都有生命点。生命点讲道的人有时是体系内的传道人，有时是临时从境外请来的牧师。教会一个月一次圣餐礼，程序是忏悔、感谢、有所求、领圣餐。K女士说：香港母堂有很多现成的圣餐，上面是小饼，下面是葡萄汁，跟速食面一样。督导从香港母堂买回来，在生命点(一个月一次)、小组(不定期)分享。生命点之上的活动地点，是该教会在香港荃湾的母堂。K女士说：生命点和母堂的活动可以选择参加。生命点的活动一般有50-60人，母堂的一些大型活动甚至可以有一两千人。K女士谈到了她参加一次生命点聚会时的体验：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课，开始是牧师讲道，之后有牧师给大家驱鬼，就是一边祈祷一边给人抹膏油。那个牧师年纪很大，他抹的时候，接受的人真的会腿软，很多人都被放倒了。
611灵粮堂是一个脱离传统教会并缘起于台湾的具有极端灵恩色彩的新兴教派。2007年在台湾发生611灵粮堂“排毒教父”林某事件，林某因延误病人病情而遭控告，并被台北检方以商业欺诈罪起诉，其代表作是《无毒一身轻》，在大陆曾出有简体字版。611灵粮堂在珠三角其他城市也有存在。
2.内生型家庭教会
(1)J教会。J教会对外的全称是“J文化传播公司”，创始人是一位肖姓女士，西安人，在海南经商有成，2005年来到深圳，现身份为香港居民。据跨界基督徒Y律师说：她现在的状况是，因为牧养的时间长了，有灵性枯竭的感觉，向教会请假一年，自己去海外读神学去了，包括路德宗、信义宗的教堂。该教会在一幢高级写字楼内，连跃层共400平方米左右，外观很像是一间公司的办公场所，临门左侧是一个接待前台，上方有花环装饰起来的一幅十字架油画及“公司”的标志；还有几幅风景油画挂在墙壁上，一般人不会理解那几幅油画的素材来自圣经。该场所是肖女士个人于2008年左右买下的，无偿给教会使用。
J教会始创初期，如Y律师所说：刚开始聚会时只有几个人，其中还包括创始人的一名司机和一个保姆。早期成员只是基于对基督教的兴趣，但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入手，只好大段大段地背诵圣经，一次聚会确定要背诵的圣经段落，下一次聚会要相互背诵给其他教友听。这一风格保留到了现在。也正因为如此，该教会从一开始就没有教派背景，现在同样没有。现在J教会成员总数大约300人。Y律师说：这个教会可以说是“城市教会”的典型，成员没有地域、职业的限制。他总结该教会的教友有下述特点：一般都是家庭式的，有的三代祖孙在一个小组聚会；外省人多，部分是早年移民香港或其他地方，又回流回来的；职业层次高，个人收入也高，包括海归、职场白领、企业家，有时几个人说去美国，花几万块钱说走就走，但和深圳市的某些“总裁俱乐部”不同，那里是有事则来，完事则走。
据访谈资料，J教会成员的年龄基本为30岁左右至50岁以下。受访人H教友对这里的教友有大致描述，他说：经常参加我们活动的人有100多，基本上是住在附近的，都是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大家也是比较熟的才来，一般都是经过朋友介绍，我来这里的原因就是综合考虑了路途、居住位置和交往人群等各种因素。H教友认为该教会对其他身份的人有所排斥，他说：这里穿着都很正规，上帝让我们爱每一个人，但是如果突然来两个乞丐，不是我们不爱他们，而是无法相处在一起。所以参加这个教会的人是因为适合这个群体。
与大多数家庭教会一样，J教会的结构也呈两级，基层为小组，每个小组有小组长；小组之上则是“母堂”教会，母堂主要用于主日聚会。该教会迄今还没有一个常驻的通常意义的神职人员，支撑这里运作的，是全职或兼职的同工，整个教会每个月的正常开销大概在10万元左右。H教友说：教会有十几个同工，有些是专职的，有些是兼职的，主要是对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进行陪伴、祈祷。讲道的人每次都不一样，有些是通过私人关系请来的牧师，哪里的都有，也有“两会”梅林堂的牧师。
J教会的活动分为两大块，除了主日聚会外，还有一些培训、教育活动。2010年来到这里的C女士负责教会的文化事工，她说：我们这里的礼拜遵循基督教传统，有唱诗、分享、回应、查经等。礼拜主题从祷告和感动中寻找，在自己的生命中体现，可以按照从旧约到新约一卷卷的来讲，也可以按照圣经章节来分享。C女士称J教会为“公司”，她这样给J教会定性：J教会是建立在以圣经为原则基础上的文化传播公司，主要是传播隐藏在圣经中的价值观。教会活动的内容还包括：组织中小型企业家论坛，规模一般在100-150人左右，并不要求参与者是信徒；青少年夏令营，一般100人左右；还有婚姻家庭辅导以及亲子关系修复。前两项都有可能选择出国的方式进行。
J教会还具有策划音乐演出、企业年会、圣诞节等大型活动的能力，并有一些社会公益方面的活动。Y律师引述圣经“尊重有权柄的人”一语来评价这个教会，他认为这个教会还是很驯服。
(2)Z教会。Z教会有很高知名度，在整个珠三角乃至境外都有影响。该教会母堂位于某大型写字楼宇群内，是目前深圳市家庭教会的典型代表，也是规模最大的。H长老是这个教会的创始人，他来自于台湾台南市，在台湾清华大学读书时受洗，在深圳市的社会身份是台商。对于Z教会有现在这样的规模，H长老说：这是我“无心插柳”的结果，没想到会发展这么大。大老板最初派我到大陆，是来打理他的生意的，我的基督徒身份是重要考虑因素，大老板认为基督徒更诚实一些。这个教会是2006年10月做起来的，最早就是10来个人，都是台湾来大陆做生意的。在深圳市，人们感觉太压抑，需要找个地方释放。
Z教会于2012年搬迁到现址。梅林堂的G传道说，现在这个场地是一位教友花了4000万元人民币买下来的，无偿提供给教会使用。聚会场地除了分出图书室、母婴室、接待室等以外，有3个礼拜堂，主礼拜堂可以容纳五六百人，两个副礼拜堂主要是做一些小型仪式。主礼拜堂讲台上有架子鼓、钢琴等，讲台下方掀开活动地板是一个洗礼池。
Z教会内部结构分为四级，最底层为家庭小组，有小组长；三四个家庭小组组成一个“区”，有一个“区长”；三四个区再推选出一个负责人，叫做“区牧”。不过，与大多数家庭教会一样，其基本活动单位还是家庭小组，主日聚会则主要在母堂。所以，尽管Z教会内部结构看起来稍显复杂，但还是呈“母堂—小组”形态。Z教会共有40多个小组，分布于深圳各区。H长老说：我们这里也是小组发达，每个小组人数不一，少的5-10人，多的达40-50人，各小组成员也具有职业类似这一特征。该教会的Z传道说：广州、东莞等地也有Z教会，不过他们已是独立活动。
该教会牧养和管理方面共有具神职人员身份者4人，全职同工5人，有“两会”堂委会性质。神职人员中，一位牧师和一位传道人负责成年人牧养，还有一位同工负责儿童牧养，其他同工负责杂务。教会的总管理人则是有长老身份的H先生。加上全职同工的薪水及其他必要开支，每月的维持费用需10多万元。Z教会的现任牧师于2012年5月经“两会”派过来。H长老说：牧师刚来时我们担心会导致成员流失，但是两个月过去了，跟我搭配得很好，我很多事情都会跟他商量，对外都是他出面。对于自己的神职身份，H长老说：我这个长老是在大陆按立的，是“三自”的。
关于Z教会的成员结构，H长老介绍说：年轻、高学历、高收入是主要特征，职场白领约占50％，企业家约占10％，蓝领很少。性别比例上，男的约占35％。年龄上，20-35岁的超过一半，达到60％-70％；成员来源上，除了大陆人外，还有台湾、香港等境外人士，参加英语团契的有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外籍人士。M传道则说：深圳有什么人，这个教会就有什么人。Z女士对教会成员的变化有一个动态描述，她说：Z教会刚开始聚会时，成员以商界人士为主，后来也有一些白领和其他职业的人参加进来，主要是通过朋友介绍，还有的是打听到这里有教会慕名而来的。假期的时候有一些在外面读书的大学生也会来。但是随着教会的发展，成员有了一些变化。她说：现在教会里也有一些生活条件不太好的，比如单亲的、残疾的，还有盲人，所以现在教会成员还是很复杂。成员的高流动性同样是该教会面临的问题，Z女士说：来这里的信徒主要是考虑就近，交通方便。教会搬过几次地方，搬一次就会离开一些人，来一些新的人，也会有原来离开的人回来。总之流动性很强。目前比较稳定参加的人大概有三分之一吧。H长老比较过大陆信徒与台湾信徒的区别，他说：台湾信徒对教会讲究“委身”，深圳的教友选择性太强，觉得哪个教会讲得好就会去哪里。所以我们的成员也是流动的，有些从其他教会转过来，我们的成员也有转到其他教会的。
该教会的发展速度还是很快，H长老说：我们教会最近一次的洗礼是在2012年5月份，有一百人左右；2011年有三四百人受洗。Z教会的洗礼以浸礼为主，也常去海边施行洗礼，有些年纪大或行动不便的还可以在家里施行洗礼，并且可以点洗。这里的新成员受洗之前要进慕道班，学3次课程。Z教会的团契活动开展得很有规模，主要有单身团契、智慧妇人团契、男人团契、英语团契等。
很显然，Z教会在深圳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该教会有没有特定的教派色彩呢?对此H长老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这个教会是五旬节派的背景，比较看重教友与神的同在。五旬节教派也属于加尔文宗，重视在教义上的培养，读圣经重在祷读，重复而深入。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对“圣灵”的开发，讲究与神同在，与神建立关系。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能满足一些人的信仰需求。这在大陆教会是不大谈的，香港也不大谈。读过大学医学本科的Z女士感觉Z教会是一个很平衡的教会，她所说的“平衡”，也就是非异端、不偏颇。她说：我们教会主要是对圣经的学习，没有强调是什么教派，在仪式、讲道各方面都很平衡。我也了解一些教派，但我自己很平衡。
跨界基督徒Y律师在Z教会刚开始聚会时就常来参加，他和H长老很熟，该教会一直有意聘请他为法律顾问。Y律师认为Z教会的灵恩色彩比较浓，从Z教会对某些有特殊需要的教友施行的小型医治仪式可以看出这一端倪。2012年8月的一天，我们一行曾观察到M姓女传道主持的一场这样的仪式。
仪式是在一间祈祷室进行，对象是一位30来岁的女性教友，时间大约20多分钟。仪式过程中那位女士躺在一张凳子上，M传道则站在旁边祈祷并引导她进入状态。在仪式的最后阶段，那位女教友歇斯底里般地喊叫了几声，然后逐渐精神平和。M传道说：这是一场医治释放仪式，那位女教友是被挟制了。她是个孤儿，感受不到爱，被孤儿的灵挟制，因此最后让她高声叫喊，释放出来。她还说：做这种医治释放的情况，包括感情上的伤害，来自父母的伤害，来自外人的伤害等。教会为他们祷告后，他们会把情感宣泄出来。各人的释放形式不同，有的人是睡在地上一动不动，有的人会默默流泪，都可以从灵里、魂里、体里将邪灵释放出来。M传道来自于福建，2010年左右受聘来到这里，她的神职身份也是“三自”的。
如前文所引H长老的叙述，Z教会受五旬节会的影响较深，而五旬节会与当今广为流行的灵恩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在某些方面可以相等但某些方面又有区别。但就我们的实际感受而言，Z教会基本上仍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特定教派背景的家庭教会。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也只能说它是五旬节会、灵恩思潮、“两会”共同影响下的一个家庭教会，尽管它的部分仪式活动具有温和灵恩色彩，但基本上是平衡的。
整体上看，Z教会与“两会”的关系是良好的，与政府职能部门也保持着不错的沟通渠道。田野调查期间，无论是在Z教会，还是在前述的J教会，都可以听到下述说法：圣经告诉我们，要顺服当权者。我们在第一次进入Z教会所在的楼宇群之前，曾询问附近一家甜品店的小伙子，应该从哪个入口处进去?他说：要找Z教会?从我所指的那个入口进去。我们问：你也是Z教会的?他答道：还在路上。这一细节大概也能反映出Z教会社会影响的一个侧面吧。
三、家庭教会的形成途径及神学特征
1.形成途径与教会结构
就形成途径而言，上节所述6个家庭教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属外来移植型，一种属本土内生型。外来移植型家庭教会和本土内生型家庭教会是两个分类概念，是我们为方便本文叙述提出来的，也契合深圳市家庭教会的整体特点。
(1)移植型家庭教会。移植型家庭教会，是指以居住在深圳的外地(包括海外)信徒为主要创始人的家庭教会，并始终保持与创始人原所属教会的紧密联系。就其教派背景而言，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教会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是新兴教派背景下形成的。⑨传统教会背景下的移植型家庭教会，是指创始者将原住地教会的神学思想、礼仪方式带入现住地而形成的家庭教会，如温州人教会、韩国人教会，秉持的是家乡原教会的传统。新兴教派背景下的移植型家庭教会，如上述的611灵粮堂、X教会是典型，也包括安息日会背景下的家庭教会等。这类教会的“母会”在深圳市以外，更多的是在境外，有较为严格的层级，分区牧养；在神职人员的培养乃至经济上，部分依赖于上级教会；信仰活动则严守本教会传统。
在上节所述家庭教会中，J教会最符合具有“俱乐部”特征的该类型家庭教会。属于这一形态的典型家庭教会，还有我们没能接触到的“恩典教会”，J教会的一位受访人说：那里实行的是会员制，很讲究精细化牧养。“两会”梅林堂G传道曾应邀为若干主要家庭教会授过课，他认为Z教会实行的也是会员制。但是据访谈材料看，Z教会在对人员的社会身份要求上不像J教会、恩典教会那么严格，这和Z教会的规模更大有关系。
如上节已有所述及的，无论是移植型家庭教会还是内生型家庭教会，较具规模者的内部结构都呈“母堂—小组”模式。尽管如Z教会、611灵粮堂等，在母堂与小组之间还有层级，但小组为教会的基本细胞这一点没有改变，并且小组跨过中间层级直接与母堂发生关系更为常态。在深圳，同一教派的家庭教会都是以成员家庭为聚会处的小组方式而存在，因此也就给人以家庭教会遍地开花的印象。
2.灵恩神学的广泛影响
田野调查期间常听到人们说某某教会属于灵恩派，包括官方公开或半公开的表述亦是如此，但这一表述并不准确。因为所谓“灵恩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形式的实体教会，而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神学思想，可以存在于任何教派背景下的家庭教会之中。田野调查期间接触到的不论是移植型家庭教会还是内生型家庭教会，在他们的信仰活动中普遍都有或强或弱的灵恩神学特征，但如温州人教会、安息日会等教会除外。
兴起于19世纪初的灵恩运动(Pentecostal Movement)，作为一种神学思潮，因特别强调“圣灵恩赐”“圣灵充满”而得名。时下的灵恩思潮也被称为新灵恩运动，约20世纪60年代开始活跃。在境外，自20世纪70年代始，灵恩神学已逐渐进入到基督教主流教会甚至天主教之中，天主教内部称之为“灵恩更新运动”。时至今日，基督教很多主流宗派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它。一般认为，新灵恩运动主要有以下外在特征：聚会时常常伴有较多的肢体动作；采取非形式化的团契方式，以小组形式在信徒家里聚会；追求情绪感受；信徒有“属灵”的“傲慢”，但对圣经道理却似懂非懂。对于过分强调情绪宣泄和追求超自然现象，并伴随剧烈动作和声调(或方言、灵语)以及频繁而大量的医治仪式等的教会，人们则称之为“极端灵恩派”。追求“圣灵充满”是灵恩神学的主要特征，而极端灵恩派则把这一追求推向了极致。对此有一些来自传统教会的尖刻评论，称之为“五步充满法”：吼、嚎、抖、倒、吐。极端灵恩派有一个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别称，即“自由灵恩派”。一般认为，不论是温和灵恩色彩的教会，还是极端灵恩色彩的教会，都不能简单视之为异端，当然也不能视之为邪教。⑩中国大陆境内的基督教，即使是“两会”教会内部也逐渐受其影响，深圳市“两会”的一位牧师说，梅林堂就有一些极端灵恩派的教友。家庭教会则更为普遍，“两会”的G传道认为：深圳南山区灵恩派尤其多。温和灵恩派仪式上靠近传统，有代表性的家庭教会就是华侨城教会，(11)还有X教会等。他个人总结极端灵恩派的部分特点是：强调敬拜仪式；重视体验神秘经验；在意个人的宗教体验；仪式上比较接受现代音乐，包括电子吉他、架子鼓等；成员多是海归知识分子、商人、企业家等。
尽管新灵恩神学在基督教内部得到广泛响应，但在深圳，一般实体教会在公开或半公开场合却对“灵恩派”一词避之唯恐不及，家庭教会也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在常人眼里，极端灵恩派的某些行为过于怪异，并常有令社会公众反感的具不良后果的事件发生。
“成功神学”也较多存在于深圳市家庭教会中。简言之，成功神学强调基督徒通过祷告等取得成功，特别是在财产富足、身体健康等方面。但大多数传统家庭教会对此持抵制态度，如温州人教会、安息日会等。
在深圳市，具规模的内生型家庭教会牧养成员的方式之一是“特会”。这是因为他们在神职人员的培养上缺乏根基和传统，需要不定期地特别外请一些讲道人过来临时牧养成员，以至于有人称他们为“特会教会”。所谓“特会”，大约可以视为“特定主题聚会”的简称。以“特会”之名的临时聚会很多，如医治特会、领导力特会、“婚姻蓝图”夫妻特会、赈灾祈福特会、中秋特会等等，还有防止“东方闪电”(全能神)渗入的“防电特会”。
四、深圳市家庭教会的独特性
为什么深圳市家庭教会如此多地存在?除了对圣经的理解差异、仪式细节相互不兼容、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不同背景的教派信徒、大量思想活泼的外地高学历年轻人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参加家庭教会聚会的教友，希望能更多地得到信仰、生活等方面的关爱。 以往的研究多从家庭教会信徒的角度讨论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家庭聚会作为信仰场所。我们一行此次田野调查，考虑到深圳市家庭教会信徒所具有的某些特殊性，如较多的跨界基督徒、流动性强等特征，在针对“两会”下属的梅林堂基督徒设计的问卷中，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家庭教会?”(D25)一问，有6个可供选择答案，有效问卷的统计结果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选择“人数少便于更好地牧养”作答的占46.48％，选择“那边(按：指家庭教会)的牧师讲道更生动活泼”作答的占13.18％。两者合计接近六成，反映出“两会”教会信徒对家庭教会为什么能广泛存在的基本认识。另外，选择“教堂容量有限”作答的也占接近两成，反映出部分信徒对合法宗教活动场所的容量和数量都感觉不足。
田野调查期间接触到的家庭教会信徒，在初来深圳时大都曾参与过“两会”教会的聚会，但先后脱离了出来。他们有一些基于亲身感受之上的理解，如Z教会的Z女士说：梅林堂教会太大了，相互之间了解不深，接触不多，聚会完就走了。而小教会更有爱，有困难也可以互相帮助，互相陪伴。她的这种感受，和大多数家庭教会教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参加小众的家庭聚会，会使信徒有更多机会得到信仰乃至职业等方面的帮助。在进入J教会之前，H教友也经常参加梅林堂的聚会，他比较说：我以前也参加梅林堂的活动。我不认为梅林堂和我们家庭聚会两者有什么对立，只是现在这个教会让我更有归属感。梅林堂高高在上，无法辐射到每一个人。而我们这里彼此接触更多，获得的帮助也更直接。Z教会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教会的每个小组对成员很了解。像梅林堂，对教友大概就是一笔糊涂账。还有教友认为“两会”教会的活动过于刻板，如Z教会的W教友说，我认为上帝天天做新事儿，标准化之后就缺乏了生命力和活力。在家庭教会，大家觉得谁讲道没内容，或者有错误，只要有一次，大家就会把他淘汰。
作为新兴一线城市，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较，深圳家庭教会的独特性与深圳城市形成的独特性相辅相生。
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家庭教会，有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做过讨论，如认为北京城市家庭教会的最初力量为本土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12)而上海的城市家庭教会，著名者主要是形成于市民文化背景之下的“市民型家庭教会”等。(13)根据相关研究及我们的观察和接触，广州的家庭教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本市市民为主要成员的传统家庭教会，聚会语言主要是粤语，主要代表是笔者20年前就曾接触过的著名的德政北教会，可以视为市民型家庭教会；一类是新兴的移植型家庭教会；还有一类，即由走出大学校园后的毕业生们组成的家庭教会，可以视为本土知识分子中生成的家庭教会。这三种类型的家庭教会同样见于北京、上海等地。
深圳城市发展史上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深圳市家庭教会具有与北、上、广不同的特征：第一，由于城市形成比较晚并快速扩张，缺失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较为悠久的宗教传统，(14)因此，深圳市没有本土宗教传统背景下生成的市民型家庭教会；第二，由于深圳市高校数量少且尚不成规模，因此不存在本土知识分子主导的有影响的家庭教会；第三，由于经济与对外商贸发达以及毗邻香港等原因，由境外商贸人士主导的家庭教会更为发达；第四，由于深圳市的外来人口占大多数并有较高流动性，反映在家庭教会的成员结构上，年轻、高学历、高收入、高流动性是其整体特征；第五，具规模和影响的家庭教会，除个别者外，(15)一般对“两会”教会不持极端排斥态度，部分有影响的家庭教会负责人与“两会”负责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也不错，与政府管理部门的沟通渠道也一直畅通。
目前，北、上、广、深都缺少对家庭教会的可靠统计数据和全面且较为精细的分类研究。以上的比较，尽管是基于田野调查期间在与部分典型家庭教会接触时所产生的印象，但相信还是能基本反映出深圳市家庭教会的真实状况及其特点。
五、结语：“何枝可依”?
家庭教会目前处境所带来的后果，政府和家庭教会双方都清楚。在家庭教会一方来说，其困境在于：身份不明、前景难测、场所游移、牧师匮乏、难以进入社会公益慈善领域等。这些在深圳市家庭教会有充分体现。如何取得合法身份，家庭教会内部有过讨论，并认为最可能让政府与家庭教会都接受的方案是，根据《宗教事务条例》第六条，家庭教会作为独立的宗教团体法人进行登记。(16)
在已有的实践中，温州地区家庭教会的登记模式值得关注，即家庭教会直接在当地宗教管理部门登记，与“两会”教会是兄弟教会的关系，而不是上下属关系。历史上安息日会、真耶稣会、锡安教会也是这一登记方式。田野调查期间接触到的几个家庭教会一直在尝试合法登记，但以什么样的形式登记、信仰活动能否保持自己的传统、应该受什么样的约束等则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以温州人教会为例，他们的期望集中在下述几点：乐意接受政府的批证管理，但是圣餐礼要按照家乡教会的传统习惯；登记证上的“法人”，最好是深圳温州商会的某个人，而不是“两会”负责人的名字；想找一个温州籍牧师驻堂，家乡“两会”认可的也可以。除了部分较极端的家庭教会外，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愿意有条件登记，又不急于登记，但希望保持和政府的经常性联系；希望政府理解，坚持独立信仰活动的原因，只是因为神学上的差异；已经适应并满意现在的这种胶着状态。温州人教会的Z教友曾说过一段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话：人们对家庭教会有些过分紧张。教会背景、关键人物情况很容易查，只要家庭教会的核心人物没问题，该教会就没问题。
家庭教会问题始终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市所显现出的宗教信仰新现象，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未来中国各个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某些趋势性动向，其存在与发展值得长期跟踪。
注释：
①近期稍显简略的关于家庭教会研究的综述，参见杨磊、董璇.关于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的研究综述[J].法治与社会，2014(2)。
②本文所说的跨界基督徒或跨界信徒，是指同时参与“两会”教会和家庭教会活动的信徒，他们中的部分人还活跃在不同的家庭教会之间。深圳市有不少这样的跨界基督徒，并大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如本文屡次提到的Y律师，他是在留学欧洲期间受洗的。
③本文是本次田野调查总报告的摘录，田野参与者有陈晓毅、刘翀、马永康等人，他们对本文的贡献将会在行文中注明。本文使用的口述资料，截止到2012年9月。
④金泽，邱永辉，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段琦，对2010年宗教蓝皮书公布的基督徒人数有感[EB/OL].http：//www.religionart.org/?p=977(宗艺在线)，2011：卢云峰，当代中国宗教状况报告——基于CFPS(2012)调查数据[J].世界宗教文化，2014(1)。
⑤所谓“移植型家庭教会”和“内生型家庭教会”的内涵，见下节的讨论。
⑥本教会的田野访谈和报告原执笔人为陈晓毅博士，本文作者在这里做了浓缩。
⑦本教会的田野访谈和报告原执笔人为刘翀博士，本文作者在这里做了改写与浓缩。
⑧参见上节的叙述。
⑨“传统教会”指基督教主流教派背景下的教会，与之相对的，则是基督教新兴教派背景下的教会，也称“新兴教会”。
⑩以上叙述参见：吴主光，灵恩运动全面研究[M].香港：角声出版社有限公司，1991；陈宗清.灵恩运动纵横谈[EB/OL].http：//cclw.net/soul/leydzht/leydzht.htm.
(11)归正宗背景的家庭教会，本次田野没能接触到。
(12)这里所说的“本土”，并不是指其出生之地，而是指其受高等教育并开始接触到基督教之地。
(13)以上叙述参见：刘同苏，圣局中的温州、北京与上海[EB/OL].http：//www.jidunet.cn/content/201008/0RG24F2010.html(基督教教牧网)；刘同苏，王怡.观看中国城市家庭教会[M].台北：基文社，2013。
(14)仅仅基督教，佛教、道教、天主教等亦是如此，深圳市现有的佛寺、天主堂、清真寺的主持者均为北京及其他省份来的宗教人士；天主堂(圣安多尼堂)的神父、清真寺的阿訇是经政府相关部门由外地商调而来，并为任期制，期满离开后再有人来接任；而且深圳市迄今尚没有一间正式的道观。
(15)如华强北路归正宗背景的某家庭教会。
(16)参见：于建嵘.中国家庭教会往何处去?——与家庭教会人士的对话[C]//.“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论文，2008；刘澎，家庭教会：问题与解决方案(上)[J].领导者(总第40).2011。
载于《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20179期 第79-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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