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三大宗教，除了佛教早在东汉就已传入，其余两大宗教都是在唐朝年间相继传入的。唐朝时期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其实是被贬为异端并逃往波斯获得庇护的聂斯脱里教，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景教。伊斯兰教在唐朝则被称作“大食法”（“大食”是唐朝中国对阿拉伯的称呼）。
景教和大食法在唐朝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共性。首先，在宗教的属性上，它们都属于一神教。一神教最大的禁忌就是多神教的偶像崇拜。然而，它们在唐朝所面对的却是中国三教融合以及其他非一神教的外来宗教的多神语境。面对多种宗教并存于中国文化，两教几乎同时分别采取了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存在方式。其次，入唐的景教和大食法都出自西域，并从丝绸之路上而来。景教被视为异端之后，其教徒逃往波斯，并在波斯国王的庇护下建立了独立的教会，随后开始向波斯以及周边地区广为传播。而大食法于7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并随着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扩张，征服了波斯以及整个中亚。最后，唐朝的景教和大食法都具有侨民宗教的色彩。从景教在唐朝的整个发展来看，始终没有发现汉人信教的证据，景教在唐朝的主要信徒仍然是西域各民族，包括波斯人、叙利亚人以及粟特人等。而大食法也是随着西域的使节、商人以及士兵来到唐朝，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与汉女通婚，长期定居中国，形成了特殊的侨民团体——藩人，并且通过家庭内部的途径传承信仰。
景教和大食法在唐朝的发展虽然有很多共性，但各自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宗教的传播途径一般分为三种：一是通过专业的传教士进行目的明确的传教活动；二是通过军事征服和法律强制改宗的方式；三是随着携带宗教信仰的移民在侨居地长期生活并与当地人通婚，然后以家庭传统的方式达到宗教的传承。
景教在华的传播方式属于第一种。景教碑和唐朝史籍都记载了一位名叫阿罗本的传教士。景教碑记载，公元635年阿罗本到达长安，并得到唐太宗的接见。而在唐朝史籍《旧唐书》和《唐会要》中也记载了公元638年七月唐太宗曾下令为阿罗本在京城修建一座寺院。根据景教碑的记载，传教士阿罗本来到大唐的第一件事就是译经。在敦煌也发现了一批汉文的景教经典，说明景教曾试图吸引汉人入教。第二件事是积极向世俗政权靠拢，希图获得政权的庇护。景教碑对几位唐朝皇帝的赞颂诗便是证明。第三件事是积极与本土文化融合。他们在译经的过程中使用了大量佛道术语，还将儒家三纲五常与三位一体等教义进行融合，以此来适应中国的伦理道德。
虽然大食法是通过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征服达到对周边国家的宗教征服的。但是在唐朝，却没有发现任何与大食法相关的传教活动。他们既没有专业的传教士，也没有汉译的宗教文献，而唐朝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又一直处于友好的外交关系。因此，大食法入华的方式属于第三种方式，即侨民宗教的途径。唐代中期以后，中国出现了信奉大食法的团体，主要包括三个社会群体：来华经商的商人、留居中国的外交使节、被雇佣士兵。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商人。他们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聚集在当时几大贸易城市（长安、广州、扬州等）。由于这些人长期居留大唐，逐渐产生了藩汉结合的家庭。当时大食法信仰仅限于藩人的家族内部，因此，唐朝廷将其视为一种独有的民族风俗。由于在唐朝廷眼中大食法并不是一种宗教，从而相对不受世俗政权的宗教政策和具体历史事件所影响。而这些藩汉后裔几代之后进一步在血统上汉化，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们说汉语，并熟读儒家经典，还参加科举考试，入朝为官。在保留自己宗教信仰的同时，最终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景教和大食法在唐朝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融于中国文化的大熔炉中。虽然它们都没有进入当时的主流文化，但是仍有一席之地。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辉煌的朝代，并开启华夷一家的开放意识，虽然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三教正处在兴旺时期，但是外来宗教文化的携带者却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极大的包容和理解。各外来宗教在唐朝都是以西域各族作为载体而得以生存的。各宗教相互之间虽不能合而为一，却能够在中土各自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因而形成一种特殊模式的宗教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虽然宗教不同，民族不同，却有着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理想。各个西域民族来到中土，相互没有强势的精神压迫，也没有明显的种族歧视，他们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与华夏文明和平共处。中国文化拥有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这种精神对待各种文化并不仅限于容忍的态度，而是在非强势压迫的情况下相互间自发地实现融合，最终形成和谐发展的态势。
转自社会科学网
http://reli.cssn.cn/zjx/zjx_zjyj/qtzjyj/201803/t20180306_38678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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