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文世界里，关于俄国正教会及中国正教会的数据非常的稀少，对正教会的认识也很片段，笔者努力的在本文中将现有的数据，依照时间脉络排序正教的发展和源流及重大事件，以兹作为中文读者认识正教会的一篇入门的简史，在参考俄罗斯正教会及中华正教会出版的相关书籍并汇整内容后，重新整理后以飨读者。
正教会的起源
正教会，乃是现今基督宗教三大传统之一（正教、天主教、新教），但却为华人世界最不熟悉的一个基督宗教传统。
一般习称东正教，是因为华人世界缺乏跟正教会的接触，所以沿用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翻译，东方乃是东方教会，是相对于罗马天主教的西方教会，正是正确的礼仪，相对于罗马公教会的公强调的是公众的教会。
基督宗教，以耶稣死后的公元30-33年左右，由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创立，并由耶稣亲自派遣他的门徒到世界各地宣报福音，但面对耶路撒冷犹太教的迫害，这些基督徒离开耶路撒冷，并将基督宗教传播到世界各地去。
基督宗教由于是一神信仰，和当时罗马帝国的多神信仰并不兼容，成为遭到罗马帝国当局的迫害主因之一，但在数百年的发展后，终于在公元313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及当时共同执政的罗马帝国东部李锡尼皇帝共同颁布米兰敕令予以基督宗教合法化，君士坦丁大帝并在统一罗马帝国后的公元325年召开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制定了尼西亚信经，并将以尼西亚信经为正统，确立了基督宗教的共同原则至今。
除了361-363年在位的「背教者」尤利安皇帝意图恢复罗马传统宗教之外，之后的皇帝都支持基督宗教，到了公元380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大帝（379-395）颁布谕旨，提升基督宗教为官方的宗教，使得基督宗教达到前所未有的颠峰。
基督宗教合法化之后，罗马以帝国首都的身分加上基督宗教最重要的两名宗徒：圣伯多禄/圣彼得和圣保禄/圣保罗都在罗马殉道，而第一位罗马主教正是圣伯多禄/圣彼得，所以罗马主教地位崇高，尼西亚大公会议文件中更是是列于所有地方主教之首，这是今天罗马天主教主张罗马主教，即教宗首席权的依据。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今日的伊斯坦堡），在宣布基督宗教为国教的狄奥多西大帝召开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后，给予君士坦丁堡主教跟罗马主教并列的首席，而理由正是君士坦丁堡为新罗马，罗马帝国的新首都。
这个会议结论被当时的罗马主教拒绝接受，但由于罗马帝国的首都和皇帝都在此， 所以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地位也不断上升和稳固。
到了公元476年，发生了一件影响后来整个欧洲历史的大事：西罗马帝国崩溃，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在原来的西罗马帝国境内最能够有效执行统治的机构就是以罗马主教为首的西方教会，也就是后来的天主教，当西方教会失去了帝国政府，少掉了政府的庇护的同时，也少掉了政府对教会的管理，于是西方教会开始走向了教权独大的道路，此后的罗马主教才成为名副其实的教宗。
这中间数百年当然有许多问题产生，但每次的争执都将东西方教会的裂痕更加扩大，最主要的有两次，一次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发起了圣像破坏运动，而圣像对于正教信仰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产生许多拒绝破坏圣像而捍卫信仰的殉道者，也使得这时期的东方教会屈居于皇权之下。（这些观点我不能认同，除非看到了足够的根据）到了九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废黜了君士坦丁堡牧首依纳爵，并以仅是平信徒的佛提乌一世代之，罗马教宗不承认此事，而佛提乌一世宣布将罗马教宗破门（绝罚），此事称为「佛提乌分裂」，之后因为皇帝死去，佛提乌一世被新huangdi废除，依纳爵复位，罗马教宗也宣布将佛提乌一世破门，但依纳爵死后，佛提乌一世又成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但这时的罗马教宗需要东罗马帝国的军事支持，于是承认佛提乌一世的牧首身分。
第二次则是到了十一世纪，双方于教义上的争议再起，先是西方教会将「和子说」（将尼西亚信经加上圣灵由圣父「圣子」所「共」发）后因君士坦丁堡牧首禁止于君士坦丁堡举行罗马天主教的拉丁礼仪式，两方谈破破裂，于公元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争议达到最高点，双方教会首领互相开除对方教籍，东西方教会从此分裂。
这次大分裂是由罗马教宗为首的西方教会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亚历山大牧首、安提约基亚牧首、耶路撒冷牧首组成的东方教会分道扬镳，由于有四个牧首在东方教会，这些东正教的牧首和后来产生的东正教牧首都延续第一次大公会议以来的传统，依照历史荣誉产生的「贤序」来进行排名。
俄罗斯正教会的起源：第三罗马的建立
而俄罗斯正教会则是在一世纪的时候，由圣安德烈（圣彼得/圣伯多禄的兄弟，首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开教，他预言了基辅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到了公元988年，由当时的基辅王公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宣布将整个罗斯都皈依到基督宗教，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头等大事「罗斯受洗」，从此罗斯和他的继承者俄罗斯成为了基督宗教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
这时候的罗斯教会是一个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都主教区，由君士坦丁堡牧首派遣主教，早期主教通常是希腊人。
当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帝国在十三世纪崛起后，基辅罗斯也落入了蒙古的统治，而北方的莫斯科大公国趁机崛起了，藉由和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的合作和熟练的政治手腕，莫斯科大公国在数代之内不断的扩张，到了1327年，基辅的都主教将他的驻地从基辅迁移到莫斯科，使得莫斯科实际上成为俄罗斯的政教中心。
在东罗马帝国晚期，面临伊斯兰势力的进逼，东罗马皇帝希望寻求欧洲诸国的支持，因此向罗马教宗释放出希望和解以及基督教会的合一来结束大分裂，在1431年到1445召开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企图让许多东方教会的教区归于罗马教宗的统治之下，虽然当时身为君士坦丁堡辖下的莫斯科都主教派出的代表也同意和天主教的统一，但这个协议被莫斯科大公和教会及人民否决掉。
仅仅八年后，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牧首从此沦为伊斯兰教的附庸，而鄂图曼土耳其政府不希望原东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向西方求援再次引发十字军，所以任命了一位新的君士坦丁堡牧首管理境内的正教徒，而本来就奠基于罗马教宗号召西欧诸国给予军事援助而出发的东西方教会合一的尝试也无疾而终了。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君士坦丁堡牧首虽然成为新帝国政府的官员，但牧首座堂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改建成清真寺，东正教在新帝国内不再是国教，教会的许多财产被没收，伊斯兰信仰的新贵族阶级取代了正教信仰的旧贵族阶级，君士坦丁堡牧首以及其它沦入伊斯兰统治的正教牧首一样，失去了政治上的庇护和财政上的支持，急遽的衰落下去。
在东罗马帝国灭亡前五年的1448年，由于当时东罗马帝国希望能藉由基督宗教的合一来取得西方支持，所以君士坦丁堡牧首对于不服从的俄罗斯正教会的惩罚就是一直没有任命新的在莫斯科的基辅及全俄罗斯都主教，于是当年在主教公会的选举下，选出了新的基辅及全俄罗斯都主教，俄罗斯正教会等于实质独立，五年后，东罗马帝国灭亡，俄罗斯开始主张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继承了罗马帝国的道统。
君士坦丁堡牧首对于莫斯科自己选出都主教的响应方式是再建立一个设在基辅的基辅及全俄罗斯都主教区相抗衡，这个都主教区后来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波立联邦）的统治下，由于波立联邦的统治阶级是以天主教为主，在1596年由波立联邦政府推动了一个布雷斯特合并，将波立联邦内的天主教及东正教统一于教宗的管辖下，也因此产生了许多采用东方仪式的天主教，这就是今天东欧地区东仪天主教的由来之一。
新时代的来临：莫斯科及全俄罗斯至圣牧首，第五个自主教会
在1589年，在沙皇和重臣以经济援助帮助困顿的诸位牧首的条件下，君士坦丁堡牧首、亚历山大牧首、安提约基亚牧首、耶路撒冷牧首都同意常驻莫斯科的基辅及全俄罗斯都主教升格为第五个自主教会，也成为第五位东正教牧首，并改称莫斯科及全俄罗斯至圣牧首，从此俄罗斯正教会成了名实相符的自主教会。
到了1652年，当时的莫斯科牧首着手推动礼仪统一，这个礼仪改革却造成了俄罗斯正教会的新旧礼仪教派分裂，削弱了莫斯科牧首的权力，但也造成了俄罗斯正教会的新旧礼仪教派分裂，这个分裂影响很大，许多人逃离当时俄国的控制范围，逃往西方的立陶宛跟波兰或是东方的西伯利亚，留在俄国境内的旧礼仪派部分份子也走向了极端，到了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时迫害才停止，而旧礼仪派在俄国要到二十世纪初才合法化。
到了1686年，俄罗斯兼并了立陶宛-波兰西部的大片土地，在俄国的实际控制以及鄂图曼土耳其苏丹的施压下，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基辅及全俄罗斯都主教区划归为莫斯科牧首管辖，从此莫斯科牧首一统整个俄罗斯的正教会。
正教会传入中国之始至俄罗斯正教在华传教团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拜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鹿鼎记」所赐，中俄两方一场小规模战事为华人世界所熟知，这场战事就是雅克萨之战，雅克萨之战以中国胜利告终，中俄两方签署了尼布楚条约，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份以国际法原则谈判签署的条约，也是第一次以中国这场战争其实是一连串的边境冲突，而在这场战争中，有部分的俄国人被俘虏带到了北京，被编入了满州八旗，这些俄国人其中有一位是为了照顾这些俄国人信仰的俄罗斯正教会神父一同前往北京，这批人就是正教会在中国开教的第一批信徒，因为他们被俘虏的城市雅克萨在俄文叫做阿尔巴津，这批人也被称作阿尔巴津人，康熙皇帝也赐给他们一座关帝庙，让他们改建成自己的教堂，这就是中国境内第一座正教教堂圣尼古拉堂，被老北京称为「北馆」、「罗剎庙」，在今天的北京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区内。
等到厉行西化的彼得大帝实际掌权后，一样为了中央集权和政治改革，所以在当时的莫斯科牧首去世后，不再允许选举出新的牧首，而是建立一个由主教和世俗官员组成的俄罗斯正教最高神圣宗教事务会议，这个宗务会议从1700年到1918年代行牧首职权管理着俄罗斯正教会。
当时的中俄之间依照尼布楚条约有双方贸易的权利，为了照顾在北京的俄罗斯商人和阿尔巴津人，彼得大帝下令建立一个在北京的传教团，并且谕令神职人员他们必须在中国谨慎行事，服从中国政府，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摩擦，在康熙皇帝的批准下，1713年俄罗斯正教会在符合中国法律的情况下成立了俄罗斯正教在华传教团。
到了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两国为了界定正确边界的问题签署了一个恰克图条约，这个条约里面除了商业权利和戡界之外，也在两国条约中再次确定了俄罗斯在华传教团的地位和让学生及教士能合法居住在北京的权利。（相比之下，175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节团被清朝拒绝的要求中，就有一条是英国希望比照俄国能在北京设立商馆和居住的权利。），而依照恰克图条约，雍正皇帝将坐落于后来被称为东交民巷的土地给俄罗斯正教在华传教团建立教堂，这间教堂被称为南馆，以和阿尔巴津人居住的北馆做分别，俄罗斯正教在华传教团遂迁入此地，后来又迁回北馆，将此地改为俄罗斯及后来的苏联大使馆，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使馆迁往北馆至今，南馆旧址今天是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所在地。
在后来的150年，俄罗斯正教在华传教团在清朝未建立现代外交体制前，俄罗斯正教在华传教团也兼任俄国派驻中国的外交机构，主要是以传教和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回俄罗斯为主要任务，因此俄罗斯正教在华传教团也成了俄罗斯汉学的中心，出了多位俄罗斯皇家科学院院士，其编篡的俄华字典影响深远，影响了今天的汉字发音系统的建立，并发展出一套欧洲注音转写系统。
由于中国正教徒当时主要是俄裔的阿尔巴津人，但经过百余年的通婚和生活在汉语的环境中，他们已经无法用俄语交谈，所以传教团尝试用中文举行礼仪，1882年，第一位中国籍的正教神父弥特罗凡·陈吉首先用中文举行礼仪，比1964年才允许使用本地语言举办礼仪的天主教早了八十多年，接着传教团开始着手将圣经和正教礼仪经文翻译成中文，这个工作在1884年完成，使得用正教徒用中文参加礼仪成为可行。
这个中文的翻译版本被送到日本去，再翻译成日文供日本正教徒使用，在日本开教的横滨的圣尼古拉主教（Saint Nicholas of Japan）如此记录：北京传教团是日本教会的母亲，没有北京，日本人将是聋哑无知的。
这段时间，俄罗斯正教会经历了俄罗斯帝国扩张的时期，俄罗斯政府往西伯利亚扩张时，鼓励原来的土著首领信仰东正教，并给予政治和财政上的奖励，随着这波帝国的扩张浪潮，俄罗斯正教会的影响力跨过太平洋，并进入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的阿拉斯加，在俄罗斯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后，这个阿拉斯加的俄罗斯正教会依旧在美国发展直到今天，而且也是今天美国正教会的主要元素。
随着中国开放各地港口跟外国通商，俄国商人也跟着进入中国内地，尤其是武汉，光是武汉出口到俄国的中国茶叶，就占了俄国对中国进口茶叶的八成，因此武汉也被称为「东方茶港」，而这繁盛的贸易需求也让武汉的俄国人增加不少，也因此在1892年当时的尼古拉皇太子，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造访武汉，捐建这座武汉东正教堂，教堂于1895年完工。
1900年，庚子事变对中国北方的基督宗教造成了重大打击，自然也包含了正教会，教堂被焚毁、教友及神职人员被杀，上百年来累积的研究成果和藏书被焚毁，尤其中国正教会教友有半数的北京教友死于庚子事变当中。
在1901年，中国正教会迎来第一位中国主教，俄籍的英诺肯提(Bishop Innokentiy Figurovskiy)，将中国正教会的方针从照顾在中国的俄裔侨民改成强化对中国人传教，根据统计，从1897年他开始传教工作到他去世的1931年，中国籍教友从458人增加到10000人，并且开办了十余间学校，并产生了第一位中国籍的修女 。
英诺肯提主教在庚子拳乱时，曾避难于雍和宫，并在其中一间设立了一个小教堂，而雍和宫正是批准俄罗斯正教会在华传教团成立的雍正皇帝登基前的住所，在八国联军时，他为了回报雍和宫喇嘛的保护，出面跟八国联军交涉，使得雍和宫免于遭受八国联军的洗劫，事后清政府为了感谢他的义行，将一座王府赐给他，这座宅邸的位置在今天的俄国驻华大使馆区内。
1901年，在当时被日本统治的台湾，横滨的俄国正教会主教尼古拉主教也派遣了传教士前来台湾传教，是台湾地区的开教之始，台湾的正教会规模不大，主要是由日籍的神父和教友传教，教友也多为日籍和少部分的中国人，但也是中国另一个地区的正教开教之始。
正教在中国的发展和苦难
1917年，深陷一战泥沼的俄罗斯帝国崩溃了，厌战的军人和市民们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以临时政府代之，临时政府不再干涉教会，俄罗斯正教会在两百多年的牧首空位期后，于1918年的地方教会会议再度推选出一位牧首，俄罗斯正教会恢复了牧首制。
在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过程中，认为俄罗斯正教会是保守的封建残余，对其进行残酷的打压，一位牧首殉道，之后代理牧首职务的主教被处决，而在红白内战中流亡海外的俄罗斯正教徒跟神职人员则于一九二零年代在苏联境外成立了俄罗斯境外教会，境外教会召开了主教公会推举一位都主教来负责管理教会，代行牧首的职权。
由于十月革命而流亡海外的俄国人很多进入了中国，使得传教团照顾俄籍教友的责任加重，1920年起，中华传教团改隶于俄罗斯境外教会，并在1922年建立了第一个中国教区：北京教区，随之一起建立的还有天津的主教区、哈尔滨主教区以及上海、海拉尔、满州里的副主教区，走向了中国正教会自立的第一步。
根据不同的统计资料，当时在中国境内的俄国侨民有数十万人之谱，身分各异，但大多是正教徒，这些俄籍侨民群居在中俄边界或几个大城市内：哈尔滨和上海，他们大多是战争难民，除了俄罗斯正教会在华传教团之外、天主教、基督教和中国各界善心人士都对他们伸出援手，使他们得以在中国安家落户，当生活安定后，他们在行有余力状况下得以开办学校、办报纸和文艺活动，而这些俄籍侨民也在这些城市留下了难以抹灭的痕迹，像是上海的芭蕾舞和歌剧以及罗宋汤。
而这段时期，中国正教会也开始往其它地区设立教堂，在香港、澳门、广州、马尼拉都开设教堂，照顾教友和展开传教的工作。
当1937年抗战开始后，中国正教会也承受着战争的苦难，日本政府将北京主教维克托（Bishop Viktor Svyatin）召到了哈尔滨，强迫他将传教团在东北的教产和神职人员转移给哈尔滨教区管理，并强行切断哈尔滨教区跟北京教区的联系，以遂行日本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阴谋的一个环节，而残暴的日军在主教答应这些条件后，依旧在东北某些地区杀害了无辜的正教神职人员。
由于许多俄侨是属于无国籍人士，所以他们生活加倍艰辛，有的参与抗战、有的被关入集中营，剩下的也苦苦挣扎求生，中国正教会在这艰苦的环境中，依旧努力的维持其教堂和开办的孤儿院、医院等慈善事业，为在中国这块苦难中的土地上受苦的人民提供帮助。
1941年，纳粹德国侵略苏联，苏联人民起而抵抗，这就是最终使得纳粹德国覆灭的卫国战争，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开始，俄罗斯正教会就坚定的表明爱国主义立场，1943年苏联政府也一改反宗教的立场，团结全苏联人民在一起对抗侵略的法西斯军队。
当时的俄罗斯正教会的代理牧首连发二十三封号召信，号召教友参军参战并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战争，苏联政府发现，比起无神论，正教会深入人民生活并且要求信徒恪遵各种道德观点的生活方式更能抚慰人心，也对社会更加有建设性。
所以苏联政府开始解除了对正教会的各种限制和拘束，释放了大部分拘禁中的主教和神父，并举办牧首选举，选出空缺许久的莫斯科牧首和鼓励正教会开办报纸、学校和培训班，重新建立起苏联正教徒的信仰生活。
而在1944年，北京主教维克托请求回归莫斯科牧首的圣统下，而上海教区则依旧归属于俄罗斯境外教会。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经历了全世界各地经历了无数苦难的人民带来了和平。
在台湾，战败的日人全部遣返回国，台湾回归中国，正教会在台湾的教务处于空白，但没过多久，另外一批俄侨填补了这个空白。
1946年，莫斯科牧首建立一个北京都主教区(从来没有过这种都主教区，2004年君堡在南韩建立了自己的都主教区)，包含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及新疆主教区。
1949年，解放战争以国民党全面溃败暂告一段落，为了逃避战火的波及，一部分俄侨来到了台湾，他们当中有军人、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商人和孩童，他们主要落脚于台北，其中几位俄侨在台北开设了一间明星咖啡厅，这里成为了台北的俄侨的聚集地，也是当时台北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后来更成为台湾文坛的殿堂，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当时台湾并没有常驻的正教神父，所以他们的信仰生活多以聚集在一起祈祷为主，当时有美军驻台，而美军有照顾官兵信仰生活的军牧编制，所以这些在台俄侨会邀请美军军牧中的正教神父或美国及日本的神父和主教来举行重要的受洗及殡葬仪式。
新中国的正教会：中华东正教会
当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为了让新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痕迹，中国正教会准备晋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准备将中国正教会提升为自治教会。
莫斯科牧首和北京主教开始为了中国正教会的独立自主做准备，莫斯科牧首写信给北京主教希望「在短期内（不多于十年）在上帝的帮助下建立中华自治教会，并且主教、司祭、修士、传教者都必须是中国人，还需要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信徒。」最后这工作只花了六年就完成。
在正教会的体系中，有自主教会和自治教会之分，自主教会是最高级别的独立教会，每个自主教会均自主管理自己教会内的事务，不受其它教会干涉，最早的五 个自主教会就是君士坦丁堡教会、亚历山大教会、安提约基亚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俄罗斯正教会，而自治教会是当自主教会下的地方教会成长到足以自立之后，可以提升为自治教会，自治教会仅对自己的自主教会礼貌上的知会自己的主教人选，若发展的更加茁壮之后，可以在原有的自主教会同意后，成为自主教会，就像母亲照顾孩子到成人，然后孩子自己成家立业一样。
1954年，在莫斯科牧首主持下，圣主教公会取消了俄罗斯在华传教团的编制，代表传教团作为中俄两国文化桥梁的历史性任务告一段落，将全部教堂和教产转移到1946年建立的北京都主教区。
为了达到牧首的希望以及中国正教会的自圣自养，中国正教会在1950年祝圣了九位神职人员，并在莫斯科牧首的驻地圣三一—谢尔盖修道院祝圣了中国第一位中国主教西蒙·杜润臣担任天津主教，后调任上海主教，在1957年祝圣了另外一位瓦西里˙姚福安为北京主教，并且正式将中国正教会提升到自治教会，正式的名称是中华东正教会。
而新中国建立后，原本作为中国正教会信徒比例非常高的俄籍或俄裔教友大量移民，有些前往海外、有些回到苏联，这使得中国正教会迅速的转变成中国人为主的教会。
依照教会传统，瓦西里˙姚福安，本应该被选为中国自治教会的首领，而且随着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这个会议一直都没有办法召开。
之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波及，正教会亦不能独善其身，由于大量的俄侨离开冲击最大的正是东北的教务，，一座又一座教堂因乏人照顾被关闭，1958年，哈尔滨主教座堂圣母领报教堂被关闭，移为民生跟经济用途，1962年，北京主教去世，1964年北京主教座堂关闭、1965年上海主教去世，上海主教座堂也关闭，哈尔滨最后一位女院长离开后，新中国境内最后一座修道院也关闭，中国正教会也跟其它宗教一样，进入了一个寂静的时期。
新时代的到来：正教会的复兴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正教会又再次恢复信仰生活，各地的教堂恢复启用，教友们也得到了信仰上的牧养，并加速了两方的交流。
1981年，哈尔滨的圣母帡幪教堂恢复举行礼仪，到了1986则正式恢复使用，198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将圣诞节及复活节定为俄罗斯族的休假日，并于1991年在乌鲁木齐、2000年在伊宁、2008年在塔城建立起新的正教教堂。
1997年，俄罗斯正教会圣主教公会指出，由于当前中国正教会缺少首席领导者，依照教会法法典，中国正教会由其母会的首席主教—莫斯科牧首代为照顾，俄罗斯正教会国外事务部将负责协助中国正教会宗教生活的恢复，并将此决定告知中国政府及国家主席。
2003年俄罗斯正教会重新派遣波兹德尼亚耶夫神父恢复香港的圣彼得圣保罗教堂，除了香港的传教工作之外，还投入协助复兴中国正教会的任务，并开始积极投入正教会书籍的翻译及出版工作。
2006年，中国宗教各界领袖参与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宗教领袖高峰会，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带团参加，并与莫斯科牧首及教会国外事务部部长会面，讨论中国正教会状况正常化的步骤。
2007年，俄罗斯正教会和1920年分裂的俄罗斯境外教会合一，结束了俄罗斯正教会自俄国内战后因政治因素的分裂，完成了教会的统一。
2007年，纪念中华自治正教会的建立，俄罗斯牧首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华正教会驻莫斯科会馆。为发展并扩大向华人的传教和牧灵工作。
2009年则祝圣在北京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区内的圣母安息教堂，并因俄罗斯总统普京于访中时前来祈祷而广为世人知悉，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则于同年前往俄罗斯参加新任莫斯科牧首的升座大典并邀请俄罗斯政府及俄罗斯正教会组成的代表团参访哈尔滨、北京和上海的正教堂，并在北京举办了中俄两国宗教合作的谈判，以落实2009-2012两国元首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
当年由俄罗斯正教会的赤塔-后贝加尔湖教区赠送了一批教堂圣器及礼拜祭服予1990年建立的内蒙古额尔古纳正教堂，并邀请上海的米哈伊尔．王泉生神父祝圣，将此教堂祝圣，这是中俄两国正教会一个完美的合作典范。
2010年上海的尼古拉教堂也恢复举行礼仪，在这个正教徒留下许多影响的城市，又再度让正教会教堂的钟声响起，正教徒们也有了一个得以朝拜信仰的地方。
2012年起，由莫斯科牧首派遣艾西里尔神父前来恢复台湾的台北举扬十字架教堂，艾神父除了恢复台北的教堂外，并在台北之外的新竹、台中、高雄等城市建立起祈祷所，供居住在当地的教友使用并举办侍奉圣礼。
2013年俄罗斯正教会首领，莫斯科及全俄罗斯至圣牧首首次访华，此次历史性的访问最重要的行程即是与中国政府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宗教事务局局长、上海市及黑龙江省领导层和宗教界人士见面，并就建立中国正教会正常化的各种渠道进行交流，希望尽快补充中国正教会如今最缺乏的神职人员、在现在开放的正教会教堂内恢复定期的礼仪，并且牧首在北京、上海、哈尔滨都举行了事奉圣礼，并有中国正教会的神职人员参与牧首的共祭，这是一次温馨如家人团聚般的会面。
牧首再次阐述俄罗斯正教会对于中国正教会问题的态度，并提到两国加强宗教界的联系对于两国关系的正面作用外，也强调俄罗斯正教会绝不干涉中国的内政问题，但不会对中国的教友置之不理，并提到现今已有中国公民在俄罗斯教会的神学院学习，是让中国正教会再度复兴的重要一步，让中国再次出现本国司祭，是对中国正教会团体信仰生活步入正轨不可或缺的一步。
2016年，自俄国学习神学回国的亚历山大·遇石神父，成为二十一世纪第一位中国籍正教会神父，并于当年复活节在哈尔滨的圣母帡幪教堂举办东正教弥撒。
正教对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传播热情没有一天冷却下来，但在现代却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和艰辛，尤其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在各方面都经过剧烈的转变，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对基督徒最重要的圣经，正教会在十九世纪末期曾经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但经历过白话文运动和简化字的改变后，当时翻译的繁体文言文版本对现代人来说是艰涩难懂的，必须要重新翻译，这是一个浩大且需要谨慎及细心的工作，必需要有通晓初代教会常用语言像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深厚神学知识及对信理有正确认知的人来主持，也需要一批同样优秀的人才襄助，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工作，这个志业已经开始，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另外中国正教会现在也缺乏神职人员，将自己奉献于终身侍奉上帝的神职当中，除了要有热情之外，坚强的信心和不屈不饶的毅力是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正直的人品和对信仰的忠诚，还要经历一段扎实刻苦的神学教育，虽然现在能够培育的神职人员不多，但正教会仍不放松培育神职人员的要求，尽力培养优秀的神职人员来牧养教友。
不论是中国或是俄罗斯的人民和教会，在上个世纪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苦难时代，回顾这百余年历史，殉道和苦难遍布整个历史的篇章之中，死亡是如此的常见，使得我们几乎习以为常，为主致命的殉道之多，让其它人甚至无法详实记录下来，但我们坚信我们所信仰的天主耶稣基督，必会让这些为他而牺牲的人得以享见他光辉的圣容，并在天国的殿里与他同受钦崇、同享光荣。
转自天瓯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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