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宗教自由宣言，他说，“在这个国家悠久的历史中，宗教自由是我们的第一自由。在美国，我们每天都证明，宗教自由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正如川普总统多次表示的那样，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建立在信仰上的国家，宗教自由是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要理解这些话的真实价值，需要我们拓宽思想的视野。
人类的认识论是一个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我们深知正义高于人类理性，人类无法获得绝对的正义，但另一方面，人类又必须努力认识正义，处在永远的追问过程中。如果停留于第一状态，人类会懒惰；如果停留于第二状态，人类会疯狂。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允许人们自由思考，自由选择。在这个意义上，那些熟悉圣经话语的人们可能理解这一点，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旧约时代，上帝明确规定，人不能靠近上帝给定的边界，一旦靠近，人就走进死亡。但是在新约时代，上帝却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形象，让人类走进一种上帝与我同在的生活方式。这才是最伟大的二律背反现象，只有那些被上帝话语启示过的人们，才能真正理解。
韦伯的话语：“我们并不排除所谓“正义感”这样的纯粹情感因素在法律发展中的作用。但是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客观或主观利益等实用主义因素的强有力引导，“正义感”就总是极不稳定的，我们至今还很容易看到，它在突然之间就会出现波动，而且，除了若干非常一般的和纯粹形式的准则以外，它还没有其他共识性的表达方式。正因为主要是一种情感作用，“正义感”几乎不足以保持一个稳定的规范体系，毋宁说，它更多的是构成了非理性裁判的原因之一。”
韦伯的非常缜密的表达，再次激活了我对正义秩序的思考。必须得承认，韦伯这样的表述，没有几个中国知识人能理解，而且是一种从观念秩序和思维进路层面的不理解。我的粗浅的看法是：如果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如果人的行为成本为零，则正义高于人类理性之上，与人类对善与恶的判断不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森，桑德尔等一拨思想家对正义的思辨都是局部的，不稳定的。或许只有韦伯看到了深层的问题，但韦伯没有来得及构建一个关于正义的均衡模型，就去世了。所以这一块大有文章可做，如果有思想家找到了关于正义的均衡模型的表达，或许等于数理逻辑学的哥德尔找到了不完全性定理，经济学的阿罗找到了一般均衡理论。这里的关键是“行为成本”这个概念怎么定义，是否需要换成数学语言，怎么换成数学语言。等等。
而在终极的意义上，当我们讨论正义，惟一可行而且惟一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真正的正义在上帝的手上，也就是说，对于每个人而言，只有上帝的审判才是终极的，彻底的正义。如果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一点，那么这个人就不再继续思考如何在这个悲惨世界上设计和建设一种终极的正义论。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最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并不是杀手的残酷，而是那些正义论的理想国的思想者和建设者。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科学，没有发展出具有人性制衡意义和公共秩序制衡意义的宪政制度，没有发展出哲学（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作为一种科学范式的哲学）。这是一个事实。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思考为什么，而不是思考中国传统是否可以学习和容纳科学、宪政和哲学。中国人关于学习的命题，在这里不够用。孔子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应该是指完全开放的学习态度，而不是以儒学为基础，选择学习。当代学者中的一批优秀学者，试图回到三代，认为今日世界的普世价值和科学体系，三代早已有之。这是胡适的思路，余英时先生的进路。但这样的思考，背离了两个原则，第一是时间的共时性原则，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意义，都体现在现在的时间意义之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此，每个思想者的思考，都应该是从当下的问题意识出发，回应原典，而不是从原典出发，解释当下。第二，背离了知识的涌现秩序和缓慢的改进秩序。事实上，无论是印度文明，埃及文明，玛雅文明还是华夏文明，事实上都没有涌现出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事实，人们必须有勇气直面这个事实，然后才可能回到孔子的学而时习之的状态，改进和发展我们的文明。
进化生物学有一个有趣的观点，说人的眼球中白的部分，是在人类合作发生之后才形成的。一开始看见这样的观点，可谓哑然失笑。但接着就意识到，事实上这样的解释框架已经被复制到很多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缘学科里，比如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是的，行为经济学近年来越来越依赖于生物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多种仿真试验获得的数据，试图解释人的行为的一般秩序，由此构建关于人的行为的数学模型，使得行为经济学成为一个稳定的科学态势。按照脑科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当科学家能够分清神经元与人类情感之间的分工秩序与关联性，则立足于这样的范畴，未来的科学家不仅可以用数学来解释人类情感，工程师也可以用数学来复制和控制人类情感，由此让人类情感服膺于科学设计，从而确保人的行为在普遍的意义上变得理性和科学，并将人类行为的交易成本降低到最小甚至趋近于零。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进路：神学意义上的人的绝对幽暗性，哲学意义上的人性复杂性，经济学意义上的人性的主观偏好，尤其是信仰意义上人类关于死亡的未知之域，最后都有可能被压缩在一个科学的数据模块里。这到底是对人的意义的准确表达，还是对人的意义的践踏，是一个问题。每次看到这些新鲜的科学思想，我承认我似乎看到了人类的可能存在的末日了，一直以来，这样的末日是由人类的一些聪明的头脑设计出来的。
从人性的普遍局面来看，人是不可能启蒙他人的。人的观念秩序和行为方式，主要来自习惯，教育和知识的影响力在这里非常微弱。而习惯的形成来自漫长的信仰仪式（宗教），以及这种仪式的缓慢的影响力。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流浪千年，没有自己的国家，但因为坚守信仰的仪式（犹太教），因而导致作为一种观念的习惯和习惯的观念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所有的价值观和所有的思维方式，全都在这些习惯里。
能意识到习惯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学者最敏锐的直觉能力了。能意识到宗教的影响力，这是一名政治家最彻底的直觉能力。这是美国这样现代化的国家一直以来总是尊重宗教自由的本质原因。具体到美国人的信仰本身，则意味着一个有信仰的人必须保持稳定的教会生活方式和在教会里稳定的敬拜仪式。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稳定教会仪式生活的基督徒，不可能成为一个习惯和观念层面稳健的基督徒，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趣味而已。而任何的文化趣味，因为依附在强大的人性之上，这种复杂而幽暗的人性就可以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洞穿文化秩序和价值秩序，表现问一个人的人性的堕落和价值观的不稳定。反过来说，能够阻止价值观的不稳定所带来的灾难的惟一有效办法，就是宗教信仰。任何其他的思想启蒙和知识教育，在这里不仅力量有限，而且很有可能完全无效。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人如果撒谎对自己有好处，为什么不呢？他的意思是说，人在顺应自己的人性的逻辑层面，向来是可以抛弃一切文化和一切价值的。这就是所谓的人性的幽暗和软弱。怎么办，最不坏的办法，就是回到信仰的仪式之中，回到教会，并且相信这种最普遍最持久的信仰仪式最终会真正影响到人性最隐秘的部分，并由此构成一种对生命有巨大建设意义的习惯的观念和观念的习惯。
比如我们讨论同情和爱，通常都认为这是人类高贵的情感，但有基督信仰的人还会继续辨析，因为人们发现，人性有时候会基于自身的幽暗情去展开同情和爱的行为。所以阿克顿勋爵说，“同情和爱会使人忽略公正，偏袒罪恶。这是最不易察觉的危险，大多数人道灾难都源于此”。
阿克顿说出这样的话，需要极高的思辨能力。要理解这样的表达，必须立足于一个前提：对人性，包括自己的人性，别人的人性，都必须绝对怀疑，不留一丝优美的空间，因为长久来看，人类无论从整体还是到每个个体，并不能理解最高的公平正义，真正的公平正义，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在基督信仰的层面彻底理解“每个人都是有罪的”的观念秩序，那么他就会在任何可能存在的地方高估他自己的同情的力量和爱的力量，把自己推到“正义英雄”的偶像位置。一旦自己把自己理解为“正义英雄”，所有的错误和所有的灾难就都会纷至沓来。这是那些事前渴望同情和爱的人们所不曾思考过的命题。
所以我说，当美国的总统在高喊宗教自由的时候，有一些国家比如伊朗却试图通过宗教管理条例限制人们的宗教自由，一种与文明有关的惊人的差距就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相比制度的差距，文化的差距，技术的差距，这种与宗教自由有关的差距才是真正的差距。人们可以用200年学习一种先进的制度，可以用30年学习一种先进的技术，用10年学习一种文化的符号，但学习宗教的自由精神，却需要几千年的时间。
转自苏小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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