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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教区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发布时间: 2018/9/7日    【字体:
作者:刘志庆  尚海丽
内容提示:中国神职管理的教区数量,可以作为衡量天主教本地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国籍教区之设始于1923年,到1926年先后设立6个国籍教区,祝圣了首批6位国籍主教,到1949年以中国神职人员为主管理的教区达到28个,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取得一定成绩。由于许多外国传教士的反对,特别是外籍修会的掣肘,国籍教区的发展比较缓慢,严重制约了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  中国天主教 教区 本地化  
 
 
中国天主教的教区制始于蒙元时期,元朝灭亡后教区制不复存在。明末之后中国教会的传教区管理制度一波三折,经历漫长的教区制与代牧制并行之后,直到1946年4月11日才重新实行教区制(即圣统制[1]),此后再无中断。由中国主教管理的国籍教区始于1923年,到1926年先后设立6个国籍教区,任命了6位国籍主教,[2]此后国籍教区缓慢增加,到1949年发展到28个。研究中国教会国籍教区产生、发展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中国教会传教区制度发展概况
 
1307年春,教宗克雷孟五世(Clement V)下令设立汗八里总主教区,下设 5 个教区(Zaitun,Almaltgh, Caphae, Tana, Kumnk),加上汗八里共 6 个教区。[3]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统理远东教务,有简授主教及划分教区权力;非重大事件,不需请示教宗,只需承认教宗为教会领袖;并从教廷领取总主教绶带,但绶带的传袭须经教宗许可。[4]同年,教宗任命7名方济各会士为主教,命令他们到中国协助孟高维诺传教。同年7月22日,在罗马举行祝圣礼。[5]祝圣后,7位主教即率修士多人,由海道经印度前往中国,1人未曾出发,3人死于印度。1313年,哲拉德、裴莱格林、安德鲁3人抵大都,同年在大都举行隆重仪式,祝圣孟高维诺为汗八里总主教。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天主教第一次实行圣统制。
 
1622年,教廷创设传信部。1659年,传信部创立宗座代牧制,委派直属于教廷的主教,以教宗代权的名义治理传教区,其设立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抗削弱葡萄牙的保教权。“代牧区在教律上不是主教区,代牧亦非正式教区主教,而只代替教宗牧放羊群及执行职权而已。故此,教廷不需要照会葡王,而葡王亦无充分理由干涉教廷。”“代牧通常是名衔主教,领受主教圣秩,由教宗亲自任命,其职权与正式主教同;但各代牧区及各代牧主教之间无必然之从属关系”。[6] 1696年8月9日,传信部在中国已有的澳门、南京、北京3个教区的基础上,正式设立福建、浙江、江西、四川、云南、湖广、贵州、山西、陕西9个代牧区。[7]从此,中国教会进入代牧制与主教区制并行时期。代牧制本为对抗保教权而设,但并未随着保教权的废止而废止,在中国持续实行287年,代牧区由少到多、由弱及强,但却迟迟未能过渡到主教区制(即圣统制),严重制约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使得中国教会到20世纪40年代仍如温室中的幼苗,始终没有得到茁壮成长的机会。
 
1946年4月11日,教宗比约十二世(Pius XII)颁发《我们每天》谕令,在中国正式恢复建立圣统制,设立20个教省(总主教区),共有137个传教区,其中,主教区99个、监牧区38个,其时全国共有教友300多万、保守70多万,神父5000多人(其中国籍神父2000多人),修士1260人,修女6133人,全国有12座总修院。[8]
 
二、六个国籍教区的建立
 
1919年11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颁布《夫至大》通谕,明确了天主教本地化路线。1926年2月28日,教宗比约十一世(Pius XI)颁布《圣教会以往的成绩》(Rerum Ecclesiae)通谕,加强了《夫至大》通谕的力量。6月15日又颁布了《由登极初时》通谕,针对在中国的代牧主教而写,旨在确定、阐明并维护传教使命的纯正性,对建立本地教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指出:“传教区只是过渡状态,是建立本籍教会的工具。教宗责怪,为何要阻止本地神职人员的培植和成长,不让他们将来治理自己的同胞呢?”[9]
 
 
从逻辑关系而言,中国教会本地化建设需要选任国籍主教,而选任国籍主教的重要条件是要有归中国籍神职管理的教区。据杞忧《全国各教区简史》统计,1922年,中国天主教分5大传教区,设54个教区,有61位主教、1438位外籍神父、1030位国籍神父,2142516位教友。[10]之前,中国各教区分属于不同外籍修会,并无一个中国籍神职管理的教区。
 
1923年12月12日,在刚恒毅的努力下,第一个国籍教区——蒲圻监牧区从湖北东境代牧区(汉口)分设出来,管辖蒲圻、嘉鱼、崇阳、通城4个县。由于缺乏经验,加之外国传教士对成立国籍教区不支持,建立国籍教区困难重重。如时任湖北东境代牧主教田瑞玉[11]对在自己的传教区成立国籍教区并不积极,刚恒毅回忆,“回汉口后,我设法劝服田瑞玉主教赞成设立本籍教区之创举。他震惊之余说了几个难题后,结论说:‘中国神父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也得不到中国官员的尊重。但若罗马愿意,我们只有服从。’”所以作为第一个国籍教区,蒲圻监牧区成立过程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正如刚恒毅记载的那样,“最初,中国神父看到教友少,事业不发达,再加上外籍传教士的煽动,很不满意。不久也自愿放弃汉口,欣然加入新教区。后来在成和德主教领导下,教区颇有进展。”[12]尽管蒲圻监牧区并不完全具备成立教区的条件,但是它成立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际价值。
 
成立第二个国籍教区也颇费周折,刚恒毅回忆,“我设法再找第二个本籍教区。有人说兖州韩代牧[13]和献县刘代牧[14]思想开明。可是他二人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反而保定的富成功主教[15]帮了大忙。”1924年4月15日,河北蠡县监牧区宣告成立。如果说“蒲圻教区是在急就章的情况下选择的,实力不够雄厚。蠡县教区就截然不同了:教友多,事业发达。”[16]蠡县监牧区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
 
为了配合选圣国籍主教,在刚恒毅的大力推动下,1926年国籍教区的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当年5月至8月间,先后成立了汾阳、宣化、台州、海门4个代牧区。现将上述6个代牧区、监牧区的简况分列如下:
 
1.蒲圻教区是中国第59个传教区。[17]1923年12月12日,在刚恒毅的推动下,从湖北东境代牧区分设蒲圻监牧区,辖嘉鱼县、蒲圻县、崇阳县、通城县4县,这是鄂东南最贫困的丘陵地区,当时只有教友769人,神父仅五、六人,物资来源几乎是零,传教工作十分艰巨,湖北东境代牧区拨出10万两白银作为新教区的传教经费。蒲圻监牧区的成立在中国教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也是天主教自传入中国以来设立的第一个由中国神职人员管理的教区,是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1951年5月10日,蒲圻监牧区升格为主教区。有大小教堂19座,中国籍神父10人,教友5046人。[18]
 
2.安国教区是中国第65个传教区。1924年4月15日,从保定代牧区分设蠡县监牧区,主教座堂设在蠡县高家庄,因交通不便,1927年迁往安国县城西关。1929年7月8日升格为代牧区,并更名为安国代牧区,1946年4月升格为安国教区。1940年中国教会年鉴统计有大小教堂149座,国籍神父116人,教友34328人。[19] 1949年辖博野县、蠡县、安国县、束鹿县、高阳县、深泽县6县。
 
 
3.汾阳教区是中国第69个传教区。《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汾州有耶稣会士住院一所。[20] 1926年5月7日从太原代牧区分设汾阳代牧区,主教座堂设在汾阳, 1946年4月升格为汾阳教区。1949年辖交城县、文水县、岚县、兴县、中阳县、离石县、岢岚县、汾阳县、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石楼县、临县、方山县、静乐县15县,有大小教堂139座,神父31人(其中会籍1人),教友15618人。[21]
 
4.宣化教区是中国第70个传教区。1688年,耶稣会神父张诚(杜赫德)到宣化传教,天主教传入宣化。[22] 1926年5月10日,从北平代牧区分设宣化代牧区,主教座堂设在宣化。1927年,刚恒毅在宣化创立了第一个中国神职修会——主徒会,会院设在宣化北门外盆窑村。1946年宣化代牧区升格为主教区。1940年中国教会年鉴统计有大小教堂258座,国籍神父43人,教友36027人。[23] 1949年辖万全县、宣化县、赤城县、龙关县、怀来县、阳原县、怀安县、蔚县、延庆县、涿鹿县10县。
 
5.台州教区是中国第72个传教区。1867年秋,在宁波传教的傅道安神父在栅桥举行了第一台弥撒,台州开教,[24]属浙江东境代牧区管辖。1926年8月10日,台州代牧区从宁波代牧区分设,主教座堂设在海门,管辖台州府诸县教务,有教友4383人。1946年4月升格为台州教区。1949年辖临海县(台州)、黄岩县、天台县、仙居县、温岭县5县 ,玉环县原属台州教区,1949年6月划归温州教区。台州教区有大小教堂40座,神父15人(其中会籍4人),教友7618人。[25]
 
6.海门教区是中国第73个传教区。1637年,崇明新河镇医生徐启元首先奉教。1639年,徐启元邀请意大利籍传教士潘国光到崇明传教,在仙鹤镇建立教堂。1792年,耶稣会中国籍神父姚若望到海门传教,次年在长圈镇附件建造一所小教堂,称立名堂,[26]这是海门最早建立的教堂之一。在天主教被查禁期间,这一带是天主教秘密传播的重要基地。1856年,江南代牧区划为7个总铎区,海门为总铎区之一。[27] 1926年8月11日,从南京代牧区分设海门代牧区,主教座堂设在海门茅家镇耶稣圣心堂。1946年升格为海门教区,1949年辖崇明县、启东县、海门县、靖江县、南通县、如皋县、泰兴县7县,有大小教堂156座,国籍神父40人,教友38899人。[28]
 
随着6个国籍教区的设立,1926年10月28日,教廷在罗马祝圣了6位中国籍主教,从此中国教会的本地化建设得以落在实处。
 
三、国籍教区发展情况分析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1949年,以中国神职人员为主管理的教区达到28个,国籍教区的发展取得一定成绩。关于国籍教区的整体情况,笔者粗略分析如下:
   第一,为中国神职而设的严格意义上的国籍教区有24个。分布在12个教省,其中,蒙古(1个):集宁(081);东北(1个):赤峰(112);河北(5个):保定(044)、安国(065)、宣化(070)、赵县(085)、永年(088);山东(2个):临清(074)、阳谷(121);山西(2个):汾阳(069)、洪洞(116);陕西(2个):盩厔(115)、凤翔(117);江苏(2个):南京(002)、海门(073);河南(1个):驻马店(119);四川(3个):嘉定(091)、万县(095)、顺庆(096);湖北(3个):蒲圻(059)、襄阳(126)、施南(138);浙江(1个):台州(072);云南(1个):昭通(125)。甘肃、安徽、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8个教省没有国籍教区。
 
第二, 24个国籍教区成立的时间集中在1923年至1938年。具体设立时间为:1923年1个:蒲圻;1924年1个:蠡县(安国);1926年4个:汾阳、宣化、台州、海门;1927年1个:临清;1929年6个:集宁、赵县、永年、嘉定、万县、顺庆;1930年1个:保定;1932年4个:盩厔、洪洞、凤翔、赤峰;1933年3个:驻马店、阳谷、南京;1935年1个:昭通;1936年1个:襄阳;1938年1个:施南。从设立时间上看,我们不难发现,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的作用非常明显,他的任期是1922-1933年,21个中国籍教区在其任期内设立足以说明他对中国教会本地化的重视和推进。
 
第三,因中国神职被选任为主教的教区6个,我们也姑且称之为国籍教区。具体是:1931年周济世任保定(044)代牧,1936年于斌任南京(002)代牧,1937年赵振声任献县(022)代牧,1939年陈启明任正定(023)代牧,1941年张维笃任信阳(075)代牧,1951年邓以明任广州(019)主教,相应的6个教区有人也计算为国籍教区(保定、南京已统计在上述24个教区之中),事实上,在这些教区中外籍传教士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并不能算完整意义上的国籍教区。
 
第四,国籍教区都是从历史比较悠久的老教区中分设,都有外籍修会背景。24个国籍教区中,有方济各会背景的8个(蒲圻、汾阳、临清、盩厔、洪洞、凤翔、襄阳、施南),遣使会5个(安国、宣化、台州、赵县、保定),巴黎外方传教会4个(嘉定、万县、顺庆、昭通),耶稣会3个(海门、永年、南京),圣母圣心会2个(集宁、赤峰),米兰外方传教会1个(驻马店),圣言会1个(阳谷)。虽然经常有人批评外籍传教修会对中国教区的把持,但在这里我们还是要为上述7个外籍修会点赞,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支持,国籍教区才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第五,国籍教区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总体实力很弱。 1949年全国设县(含县级单位)2031个,[29]中国教会有中外神父5000多人,教友336.16万人;24个国籍教区管辖210个县市,占全国县市总数的10.34%;有神父917人,占中国教会神职总数的18.34%;教友606567人,占中国教会教友总数的18.04%;国籍教区之间发展也不平衡,神父最多的安国教区达到116人,赵县教区102人,集宁教区64人,而蒲圻教区、昭通监牧区分别只有神父10人,施南教区13人。教友人数最多的永年教区达到50031人,赵县教区有45635人,海门教区有38899人;教友人数较少的3个教区分别是,蒲圻教区5046人、昭通监牧区6354人、台州教区7618人,教友人数均未上万,教会经济力量薄弱,发展严重受限。
国籍教区分布示意图
 
四、对国籍教区发展历史的反思
 
第一,许多外国传教士对成立国籍教区持反对态度。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外籍修会把持了中国绝大多数传教区,因利益原因他们不愿分割条件较好的堂区给中国籍神职,致使大部分国籍教区地位低下、教友人数少、经济状况差。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宣化教区分设的经历。1926年刚恒毅提出拟从北京代牧区划出宣化代牧区由中国籍神职管理。从现有资料看,这已经是一个折衷的方案。其实北京代牧区当时已经具备划归中国神职管理的条件,刚恒毅自己了解到,“北京教区教友三十万,为什么还没有划分本地教区的意思呢?其中一定有人作祟。……北京教区的法籍司铎仅有23位,而中国司铎则有103位。”[30]中国神职已经占了教区神职的绝大多数,为什么不把北京代牧区交给中国神职管理呢?其中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法国遣使会不愿把教区地位极高又非常富裕的北京代牧区拱手让给中国神职。不但如此,北京代牧区助理主教富成功还反对将宣化从北京代牧区分离出去,他甚至对刚恒毅发出威胁,“如果新划分的代牧区能让少数司铎(大约14名)满意的话,那么,在一个可以轻松施行圣事和休息的地方,其结果对于教区委员会,少数欧籍传教士和一大部分本地神职将是不大愉快的,因为,这部分神职将有被剥夺履行圣职的可能。”[31]当时,宣化有14名中国籍神职,而外籍神职只有4名,成立国籍教区的条件已经成熟,但却费了不少周折才宣告成功。宣化代牧区辖9县,有教友27033人,虽然经济条件尚可,但相对于北京代牧区而言,其经济实力、影响力均不如北京。极端的例子肯定是蒲圻教区。1923年,成立第一个国籍教区——蒲圻监牧区时,美国籍方济各会士竟然为宗座驻华代表设计了一个骗局,当刚恒毅到达蒲圻时,“从车站到教堂里,沿途人山人海,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场面可谓热闹之极。他们把交通并不十分发达的蒲圻说成是“地处南北交通要冲,铁路可直达汉口,每日有轮船往来嘉鱼,水陆交通极为便利”,[32]结果,蒲圻监牧区分管的4县只有可怜的1281名教友、9位神父,而武昌等较为富裕的6县则交给美国方济各会管理。中国籍神职对这一划分大为不满并上书教廷,后来形成中国教会史上一大事件,加大了中外神职之间的矛盾。虽然刚恒毅后来也意识到被欺骗,但木已成舟,第一个国籍教区蒲圻监牧区成为鸡肋,其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除。
 
第二,国籍教区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受外籍修会制约。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外籍修会对中国传教区的建设、教务的发展确实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刚恒毅在中国大力推动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外籍修会对中国教区建设与发展的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外籍修会不愿放弃自己管辖的教区特别是富裕的堂口是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一些教区的外籍传教士与国籍传教士矛盾重重,即使出现教区分立之局面,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的推进并无多大意义,如河南驻马店教区、陕西盩厔教区等即是如此情形。[33]早期来中国传教的个别外籍修会是认同本地化的,如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章程中明确规定,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必须全心全意地去培养一个教士阶层。当这个教士阶层形成,当地教会能够自主,不再需要外籍传教士的指导时,那么在征得教廷同意的情况下,他们应心甘情愿地引退,到别处工作。”[34]他们付诸实际行动,向教廷积极建议任命多明我会会士、中国籍神父罗文藻为主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外籍修会力量的日益壮大,修会对教区发展的负面影响日益加重,刚恒毅曾尖锐地指出,“教会初期只有教区,没有修会,让位比较容易。现在请传教修会让位就困难多了。”“传教区不是外籍会士的专有物,应视为建立本地教会过渡时期的产物。传教区不是为传教士而设的,而传教士应该认同教区。”“传教区不得视为某一修会的私产。修会不是教会,更非教会中的教会。”[35]据统计,到1949年,在中国的27个外籍修会管理的教区仍然多达113个,占当时中国教区总数(144)的78.47%。修会大都跨省管理教区,这和圣统制所要求的数个教区组成教省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直接冲突的。因为有修会的影响,中国的总主教、教省在管理传教区时遇到诸多困难与挑战。这一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外籍传教士出境之前一直没有能够得到解决,其后果可想而知。
 
第三,任命国籍主教是教区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主教是合一共融的标记,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这是教会内部的共识。但是,由于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国籍主教的任命非常困难,尤其是面对20世纪40年代末巨烈动荡的中国政局,教廷没有想方设法积极培养选任更多的中国籍主教,特别是没有重视新升格的一些主教区、新成立的一些监牧区的本地化建设,丧失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外籍传教士一撤离,教区随之失去主心骨,成为一盘散沙。1946年中国实行圣统制,这本应是大力培养和选任中国籍主教的机遇,但是绝大部分外籍主教都不愿给中国神职让出主教位。一个正面的例子是北京教区的满德贻主教,[36]1946年成立圣统制时主动让位于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太少了,如果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外籍主教全部出境,国籍主教管理自己教区只能是一种奢望。据统计,1946年4月实行圣统制时,健在的中国籍主教有25人,具体是:总主教(3人):于斌(南京)、田耕莘(北京)、周济世(南昌);主教(19人、18个教区):孙德祯(安国)、朱开敏(海门)、胡若山(台州)、王文成(顺庆)、张弼德(赵县)、崔守恂(永年)、刘锦文(汾阳)、王泽溥(万县)、樊恒安(集宁)、王道南(凤翔)、张润波(宣化)、余郁文(嘉定)、易宣化(襄阳)、王增义(安国)、赵振声(献县)、陈启明(正定)、袁克治(驻马店)、张维笃(信阳)、牛会卿(阳谷);监牧主教(3人):赵庆化(赤峰)、李荩臣(临清)、高正一(盩厔)。以上共涉及传教区24个(总主教区3个、主教区18个、监牧区3个),国籍教区仅占当时中国传教区(138)的17.39%。1947年中国进入三年内战时期,许多教区的传教事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本地化进程迫在眉睫,遗憾的是由于教廷对中国政治走向把握不准,没有认识到加快选任中国主教的重要性,丧失了深入推动本地化进程的最后机遇,1944年至1947年12月底没有选任中国籍主教,1948年1月至1949年7月仅仅选任了9名中国籍主教,而绝大部分教区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外籍主教手中,今天看来,这批主教有突击选任的意思,尽管如此,培养选任的力度还是小了,而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各教区的本地化建设也暂时陷入了停滞。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天主教教区的历史沿革与现状研究”(13BZJ027)阶段性成果。
[1]  圣统(Hierarchy)一词字面意思是“圣的来源”或“神圣秩序”,是指教会内神职界的排序,包括教职体系、教会管理体制两个层面,教职体系包括三个品位:主教、神父、助祭(执事);管理体制则基于教职体系,上级对下级逐层行使管理权,权力的顶层是教宗,“更确切地说,教宗是主教团的首领,是平等者中的首席,而作为罗马主教继承伯多禄的职位,掌管普世圣职服务。”(参见迈克尔·格拉茨等编,赵建敏等编译:《现代天主教百科全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782页。)
[2]本文中的“国籍教区”、“国籍主教”是中国天主教会的习惯称呼,前者指以中国籍神职人员为主管理的教区,后者指中国籍的主教。
[3]  赵建敏:《中国教会教区划分的框架性历史沿革》,会议论文,2016年,郑州,“中国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史论坛(2016)”。
[4]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
[5]  顾卫民著:《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6]赵庆源著:《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台南:闻道出版社,1980年,第6页。
[7]罗光:《中国天主教历代分区沿革史》,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台北:光启出版社、征祥出版社、香港真理学会联合出版,1967年,第304页。
[8]《成立中国教会正常体制命令》,载《圣心报》1947年710期,第80-82页。
[9]《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北:天主教主徒会,1992年,第135页。
[10]《圣教杂志》1934年23卷1期,第32页。
[11]田瑞玉(Gratianus Gennaro,1863-1923),意大利人,方济各会(O.F.M.)会士。1863年9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的Isola Vicentina,1892年4月2日晋铎。1906年8月25日任湖北东境代牧区助理主教,领衔Hiericho主教,同年12月8日祝圣。1909年7月24日接任湖北东境代牧区正权主教。1923年12月19日去世,终年60岁。
[12]同注9,第106-107页。
[13]韩宁镐(Angustin Henninghaus,1862-1939),德国人,圣言会(S.V.D.)会士。1862年9月11日出生于Paderborn Menden。1879年入圣言会传教修道院,1885年加入圣言会并晋铎。1886年到山东传教。1904年8月7日任鲁南代牧区代牧,领衔Hypaepa主教,同年10月30日在兖州由山东东境代牧主教常明德(Schang)主礼祝圣。1935年6月退休,1939年7月20日去世,终年77岁。
[14]刘钦明(Henri Lécroart,1864-1939),法国人,耶稣会(S.J.)会士。1864年11月4日出生于Lille。1883年11月28日进耶稣会,1897年8月28日晋铎。1910年12月5日来华,任河间府总铎。1917年7月30日被任命为直隶东南代牧区助理主教,领衔Anchialos主教,1918年2月2日在上海由江南代牧区代牧主教姚宗李(Paris)主礼祝圣。1919年12月23日接任直隶东南代牧区代牧主教。1922年12月改任献县代牧区代牧。1936年8月6日获准退休,1939年8月19日去世,终年75岁。
[15]富成功(Joseph Fabrègues,1872-1928),法国人,遣使会(C.M.)会士。1872年11月26日出生于埃罗省(Henault)的蒙佩利耶(Montpellier),1890年10月6日在巴黎加入遣使会,1894年6月13日发愿,1896年5月30日晋铎,同年10月1日到达上海,被派往北京传教。1910年2月19日被任命为直隶中境代牧区首任代牧,领衔亚拉利(Alali)主教,同年5月22日在保定由直隶北境代牧区主教林懋德(Jarlin)主礼祝圣。1923年6月12日改任直隶北境代牧区助理主教,1924年12月改称北京代牧区助理主教。1928年10月远赴梵蒂冈述职,在鄂木斯克(Omsk,西伯利亚)附近的铁路上因心脏病突发,同年11月24日去世,终年56岁,葬于鄂木斯克。
[16]同注9,第107页。
[17]“第59个传教区”是指该教区的成立时间在中国所有传教区中排在第59位,以下的表述同此,教区后面括号中出现的数字及表格中的“编号”也均为此意。此排列办法为笔者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使用的编排方法,非教廷和中国教会官方规定。
[18]  同注6,第290页。
[19]  同注6,第272页。
[20]  汾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汾阳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年,第895页。
[21]  同注6,第277页。
[22]  张家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家口市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第1872页。
[23]  同注6,第272页。
[24]  台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台州地区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04页。
[25]  同注6,第297页。
[26]  海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海门县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945页。
[27]  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通市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
[28]  同注6,第282页。
[29]  傅林祥、郑宝恒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6页。
[30]  刘国鹏著:《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3页。
[31]  同注30,第267页。
[32]  同注30,第139页
[33]驻马店教区从南阳教区分设是因为米兰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与国籍神职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而致。盩厔教区从西安教区分设是因为外籍方济各会传教士与中国籍方济各会神职之间产生矛盾而致。
[34]转引自郭丽娜著:《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活动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294页。
[35]同注9,第120页,第130页。
[36]  满德贻(Paul-Léon-Cornil Montaigne,1883-1962),法国人,遣使会(C.M.)会士。1883年8月29日出生于北方省的泰尔德盖姆(Terdeghem),1901年9月3日在巴黎加入遣使会,1904年3月25日发愿,同年9月2日到达上海,旋即赴直隶北部传教。1907年5月25日成为遣使会神父。1910年直隶中部创建新代牧区时,他留在代牧区作神父。1923年9月任保定代理主教,1924年12月18日被任命为保定代牧区代牧,领衔西地玛(Sidyma)主教,1925年4月19日在保定由刚恒毅总主教祝圣。1930年1月25日调任北京代牧区助理主教,1933年1月27日接任北京代牧区正权主教,1946年4月荣休,让位于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1962年1月9日去世,终年79岁。
 
转自天主教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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