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福清之学审视“一带一路”语境中的东干口承遗产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李福清的求学之道和田野经历，作为一个案例生动地阐释并证明：中国回族先民不仅为沿丝绸之路的人类文明互动与交往做出了历史贡献，而且在神州大地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继元而明至清，回族先贤秉持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将之融入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仅从中亚“东干人”多元母语形成统一母语——“回族汉语”文化及其于百年承载的口头传统文献的史实，与之前土尔扈特百年东归，近现代以来各族群华侨救国图强等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践行交响。此类历史经验通过李福清的汉学之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凝聚力与传播力，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带一路”建设重任，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
从现当代国际汉学（中国学）纵观欧亚学林代表人物，就学术视野涉猎之宽广，探究中华经典与民间文化之深入，以及成就、策略和机遇而言，李福清所获得的声誉与成就，受到国际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可。从其一生的跨文化学术生涯考量，他牢固地立足于汉学研究，并获得了罕有其匹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他纵深开拓、游刃有余地将中国文化纳入平行比较研究，视线从中国国内各族群延伸至亚洲整体的汉文化圈（或曰东方学）及其相关领域，在漠北、东亚、南亚等区域性研究中不断有所创获。这种类似“差序格局”的步步推进及其与“中心文化”比较之路，对当前“一带一路”语境下有担当的中国学人来说，应具有理论与方法论等多方面的启示，其治学之道也值得品味、深思及借鉴。
李福清不愧为苏联和解体后俄罗斯的著名汉学家，在时代激流的漩涡里，竟能独树一帜地闯出20世纪苏、俄汉学方面的杰出业绩，不仅确立了其所在国对其成就的认可，荣任苏联国家总统对华文化顾问，而且中国官方与学界也授予其极具重要地位的嘉奖（中国政府、教育部及民间社团等）。他在汉学多个领域皆颇有建树，并不断开拓和推进了俄罗斯悠久的汉学传统与势力；在西方中国学发展历程中，于主、客双方都被首肯的“运气”与影响，甚至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等上一辈汉学泰斗在某些方面也不可项背。尽管他们非同代人物，且目标各异。然其学术视野的正果与权威性，难道不在海外学林中稀有的显赫之列？！
然而，正是这位成就卓越的汉学家，其举步汉学基础的启蒙乃是汉语关的扎实闯入，进而对中国文化母体的民间文学或曰口头传统所做的田野工作一举成功，竟是在当时他的祖国——苏联大地，上演了一出“秀才不出门”便旗开得胜——斩获丰硕的传奇！这是《天方夜谭》的“芝麻开门”吗？
答案无可置疑。不过，正如走进中国故事绵长历史隧道一瞥，往往在意料之中必见多彩纷繁之景象，也能有令人拍案惊奇的意外发现！李氏汉学起家的奇迹，让人惊羡之余，却也是惊而不怪的中国文化富矿之必然。若追根溯源，其成就当归因于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特征的深刻认识。“丝绸之路”的历史开凿，实在是成就了一个紧随贸易之后文化与文明的通道，“天下为公”之和平“大道”，深深渗透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她对人类的惠济是于无声处浸润的永无止境。仅这一人文生态——民族走廊的历史景观，先后羌、氐、匈奴、回鹘、乌孙、党项、鲜卑等，你进我出，我来你往，通婚交融，迁徙繁衍……常言道，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确非浅尝辄止的实用性行为所能领悟。否则，就很难理解中华民族历史上这类惊天地泣鬼神的一系列伟大“事件”。例如，早在1628 年，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人为觅新草原，大部离开塔尔巴哈台故土，越哈萨克草原，渡乌拉尔河道，游牧到其时无主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一带，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劳动生息，不仅开拓了家园，还建立了游牧封建汗国。然而，在此生活多年以后，他们遇到来自沙俄帝国的压迫，尤其是无法忍受心灵及精神的巨大压力。18世纪60年代，他们一反前愿，决心回归故土——1771年，由首领渥巴锡率领武装起义，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和大自然严酷险阻，历经千辛万苦，不惮重大牺牲，毅然返回故乡! 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为巩固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谱写下了令天下人惊呼不可思议的光辉篇章，可歌可泣。
李福清当年的汉学启蒙之路始于碎叶城，此地其时属于他的祖国苏联，但也有人认为是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出身之地；继而进入今属于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带并被称为“东干人”的乡庄——正是在这里，他开展了田野调查，并获得预设丰收。不久前，严绍璗有一段记述和点评：
从国际中国学的总体内容考察，……李福清院士在理解与继承前辈学术的基础上独具慧眼，他致力于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精神生活中探索中国文化的底部基础。①诚如本书以较大的功力，全景式地解析了李福清院士从圆园世纪缘园年代起着力于以孟姜女故事为核心的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他从当时在苏联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的东干人（中国回民西迁的一部分）采访开始，又进入中国本土进行考察，……依据自己多元实证材料实证，主张这一故事原本是集体承传的口头叙事之作，在承传中进入史传和书面文学。它体现了“李福清学术”对中国文化的“底层建构”和“民族特征”的关心和把握，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李福清学术”发掘和表述了中国文化的真正的核心与初始性价值。②
①文中所引文字中词语加粗强调及节略为本文作者所为。
②严绍璗：《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序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2 页。
二、明清时期回族诗文作品概况
严绍璗“序文”中的话，证实了三个事实：
其一，当今中俄官方和学界都了解李福清的汉语启蒙，首先是在当时苏联国内被昔时官方确认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东干人”那里开启和完成的。这就不同于欧美那些“东方学家”：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本土，或以苦行僧传教为旗帜，或以科学考察的“探险”作宗旨，费尽周折也难以预测“闭关锁国”的结果，也就势必会遭遇东西方思维的博弈。
其二，李福清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并以“孟姜女故事”为核心，但这里的“中国民间”实为“汉族民间”；但李氏的田野资料是率先从当时苏联公民“东干人”中采获的。百年前中国西北回族农民，尽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系汉文文盲，但可足以显示的是，其群体精神生活与心灵的主体，已完成了明、元以前被视为“蕃客”的先贤们认知、适应中原汉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他们构成了神州大地上一个成熟的、自觉的新族群——回族（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教为信仰的本土族群）。正因这一前提，李氏的汉语学习和“以孟姜女为核心的中国民间文学”调研，是从西迁中亚的中国回族（所谓“东干人”）中启蒙并完成的。这一事实才成为常态“悖论”不悖的可能。按李氏原话说：“这些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是东干人的祖先从中国带来的”①。其时东干人祖先“带来的”绝非元代之前各有源头的“先民”之家当：既非阿拉伯世界各地“蕃”文化的转移，也非波斯文化的输入，自然更非其时中亚各族群文化的贩运！充其量仅限于早期源自多元文化交融但最终并未形成其主体的影响因素而已；而主体早于明之前已完成，即以汉语为母语的“以儒诠经”的史实，起码对李氏这些近现代民俗学者/或可认为是民族志学家们而言，已是足可信任的实证“作业”或得到确认的案例。
其三，李氏有关“孟姜女故事”的研究成果，是对顾颉刚有关这一故事“是从典籍（《左传》中的杞梁妻传说）走向民间的论断”提出质疑后的首战捷报。换言之，李氏初始成果的价值，既是对苏、俄中国学的一个重大推进，也是对中国学界权威的成功挑战。更让中外学者颇感意外的是，李氏之“硕果”，并非直接源自历史绵延的书面文献或汗牛充栋的经典古籍，恰恰是他一反往昔，亲临现场，“独具慧眼”，从活态口头传统里发现，无需披沙拣金，而是“唾手可得”！且是在其时苏联境内非汉人的“东干人”民间“和盘托出”的。从学术史看，这项在苏联本国土壤里斩获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精神生活中探索中国文化的底部基础”；“学术发掘和表述了中国文化的真正的核心与初始性价值”。②如此学术丰收也都是事半功倍的行动所得。这仅仅是靠机遇吗？这里有没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或治学上起码存在方法论的主张呢？这里，不禁令人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李希凡和蓝翎挑战《红楼梦》研究并得到广泛支持的故事。③
那么，严绍璗所言或《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一书作者张冰所提供的以上信息真实吗？我们从李氏《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里，看到的可为佐证的记述又是怎样呢？
1950 年我进入了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但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两国教育部还没有协定，所以我们没有中国老师，没有会话课，连简单的生活用的词汇，如筷子、床、桌子都不知道……
有一天，我在系里办公室见到一个像汉族的人，但好像又有一点外族味道。我小声问老师，这是什么人。回答是东干人。我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个族名。原来是在中亚吉尔吉斯与哈萨克两个加盟共和国住的甘肃和陕西的回族后代……我一听甘肃来的回族后代到现在还说甘肃话，陕西来的还说陕西话，就想暑假去那里学汉语会话。……我一个人到吉尔吉斯斯坦那里去了。来到一个东干人的农村，叫米粮川，住在一个老人家里。家里有老汉与老婆婆。老汉会一点点俄语，老婆婆一点儿都不懂。……我怕学不了多少，就去到集体农庄办公室说我要与人家劳动。他们就把我分配到建筑队。……他们用民间的方法教，如吃午饭时问我：学生，这叫啥呢？我说知不道，他们就不给我（饭）吃，还说明儿个知道呢，（就）给你（吃饭）！那这个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不让我休息，说：学生，你写我们的曲子（民歌）。我只上到大学一年级，知道的汉字不多，特别是曲子中的词汇很多都不知道，所以就用俄文字母记东干话。我也问谁会说故事，……但他马上给我讲了《姜太公卖面》，这是我听的第一个故事（故事情节与《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叙述的辽宁一带的同名传说大同小异）。后来一个集体农庄的巡查员Laimamov Harki 给我讲了韩信的传说，讲得很好。……1951 年夏天我在米粮川呆了三十五天，一般的话差不多学会了，主要的是对民间文学有了兴趣。后来三、四年级暑假（我）都自费去了东干人那里。很多中国有名的故事我都是第一次在东干人那里听到的。如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薛仁贵、薛平贵故事在东干人那里特别流行。（东干诗人十娃子还把薛仁贵的故事改写成一部小说，1940 年用俄文发表了。）
这些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是东干人的祖先从中国带来的。在这里有一个不简单的问题。这些传统民歌、谚语、谜语、传说故事是回族的还是汉族的？因为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在中国也跟汉族住在一起，所以可以说这是共同的创作。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有，……汉族与回族也是语言相同，只是宗教有差别。因为宗教不同，风俗也有差别，但是传统民间文学大多数是共同的。……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研究东干语的中国学者写中亚东干语保留了不少古汉语词汇。民间文学也一样，东干人保留了不少中国大约已经失传的作品。60 年代初我给赵景深教授写了一个东干故事内容，他回答，很像已失传的话本。的确，迁住到外国的一部分民族一般特别注意保存带来的风俗习惯与民间文学作品，有时比在他们的故乡保存的还好。……我认为东干人保存了不少西北失传的作品。几年前我在银川看了四十本青海各县收集的故事集，两年前我在兰州看了甘肃三十多个县为了三套集成搜集的民间故事，在两个省的材料里只发现了两个流行在东干那里的故事，即人人都知道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相］》与《红葫芦》……在传统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没有新的词汇，所以讲的是纯粹的甘肃或陕西话。……据说19 世纪70 年代移民到中亚的一万人中只有五个识汉字的人……50 年代我只见了三个识汉字的人……1953 年学者们在俄罗斯字母的基础上造出了新的东干字母（实际上加了几个字母），开始出版报纸和书。这些字母沿用至今。他们的文学语言（书面语言）是在甘肃方言基础上形成的。1953 年和1954年暑假再去东干那里时，我就用新的字母记录各种民间文学作品了。④
以上，我们从人类学民族志视角，或直引、或摘引了李福清自述的治学经历及其学术著述的片段，并将其叙述看作是描写中亚东干人民间文学真貌的“口述史”，意在用其身体力行的田野工作历程对接在特殊时代形成的文化迁徙，并作为民族志叙事阐释案例，从两个向度实证中国历史国情之特征：向内映射历史过程中的多元一体民族-国家之形成；向外则见证丝路古道文明交流的“美美与共”之中华传统。当今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但她的悠久历史，处处都闪烁着自古以来多族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创造力；在时空交错的格局里，族群间你来我往的互动，总体上历史地结成了彼此相依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中华文化的DNA 特征何在？各族群的文化基因与中华文化谱型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想以上的双向演绎，用真切无伪的事实，解开了中亚他称“东干人”，而从始至终自称“中原”“老回回”，从百多年前的祖先到当今第四、五、六代子孙的文化基因及其根脉！这就是——通过多元族群在历史进程中的不断交道、交往和交流，在中华文明不同层面上形成了“一体”的认同，互有碰撞，又存交融，共同生息，繁殖成长。按李福清实证结论便是“可以说这是共同的创作”。
在中国沧海桑田的历史进程中，因时代局限，加上历代当政者的统治需求与“谋略”，族群间的碰撞、冲突，甚至流血、离散、内外迁徙等世态，并非绝无仅有！但正如民谚所言，中华民族是“砸碎了骨头连着筋”的命运共同体。东干人流落中亚，但他们把祖先所传承的汉语陕甘方言，自称为“父母语”“亲娘语”，而且西迁后在主流俄语的压力下，处在中亚多种族群语言四面八方的“夹击”中，却众口一致，千方百计如同护命、追魂一般捍卫自己的母语“汉语”；又为生存、生活而兼学周围当地不同民族的语言。在中亚，东干人秉承先贤遗风，都是能操几种语言又坚贞于母语的勤劳公民。在他们身上，一脉相承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共有的博大精神与胸怀！“天下黄土都埋人”的生存理念受到当地族群的称羡。
李福清正是在亚欧大陆桥的中亚“异国他乡”大地上，发现了晚清时代中国甘、青方言“飞地”，那里活态地传承、传播着可从“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精神生活中探索中国文化的底部基础”的“很多中国有名的故事”。他采用实证方法从东干人那里直接发掘、记录了几乎是从其祖先（1877 年始被迫进入俄境的第一代，至其第二、三、四代人）的记忆里珍藏下来的中国民间文化瑰宝。因此，他从俄属国土，径直地走进了中国学的殿堂之门。
①李福清：《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年，第4 页。下文李福清相关论述均出自此著，除大篇幅引文外，不再另注。
② 严绍璗：《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序文”，第2-3 页。
③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 年第9 期。两位作者当年可谓初出茅庐，但勇于对学术权威俞平伯的观点提出批评，并在全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④李福清：《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第1-49 页。为节省篇幅，笔者对相关内容作了摘要式的减缩。
三
其实，谜底本已大白于天下。所谓东干，即清末大西北各地回民后裔。“东干人”一称，实为新疆与中亚各地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族群对“回回”的称谓，后来成为俄语对中国回回人的一种惯称（其来源仍可探究）。但被称为“东干人”的群体从始至今，都以“中原人”“老回回”“回民”自称；来自陕西的东干人也有“大清国人”“回族人”之自称。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最后确定以斯拉夫字母为他们“父母语”的新表音文字后，作为其书面语在非族内、针对公众表述时，才有了不得已的“东干人”之书写。
风雨飘摇的晚清，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陕甘宁青农民面对严酷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而举旗起义。失败后因清兵穷追不舍，他们被迫拉家带口，以惨烈的生命代价逃亡中亚……那么，一百多年前，当初俄国学者对其时东干人的初识印象是什么呢——
东干人的语言，他们的信仰，许多风俗习惯和一切生活方式，从耕地到务落（劳）菜园，甚至饲养动物，这一切纯粹是中国式的。除汉语以外，其他语言东干人不懂，除阿訇、满拉马马虎虎能读《古兰经》的阿文版外。后来到谢米列奇耶他们已经学会了吉尔吉斯语，当然那只是根据需要。所有田间地头使用的劳动工具的名称，它们的形制种类，东干人自己盖的房子，东干人的衣服和披物，头部所有的饰物，食品及其制作方法以及芬芳的调味品都是中国式的。与所有当地的伊斯兰教教徒相反，东干人不吃马肉，也不饮马奶子酒，不吸烟，不吃动物和鸟的头脑，也不爱吃鱼，不常喝牛奶。……东干人的历法和纪年也是中国式的。除了伊斯兰教经名，每个东干人还叫中国名字。除过阿訇和满拉以外。从外表来看东干人和那些汉人们是一样的……他们与汉人不同的是：东干人绝对健康，面部红润，肌肉发达。他们在体力上一般来说绝对超过汉人。因为他们不吸食鸦片，不饮用任何酒精饮料。①
离开故土的中亚回族后裔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他们离乡背井的同时把视为“父母语”的陕甘汉语乡音被迫固化在清代那一时期，用命根子保住了中原文化的根与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还把中华民间文化遗产用多种语文——俄文、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等沿古丝路一带的中亚族群语言文字加以表述和呈现，将自己的“东干文”、农艺、手工、表演艺术等，自豪而有效地传播给亚欧大陆桥的各族民众；有的还通过俄文转译而远播欧美地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起，东干人便办起了自己语言的报纸；直至当今，东干语文报刊、印刷品和音声传媒仍在延续和发展。苏联时期东干研究属于汉学范畴；东干文学及其遗产自然被定位为世界华文文学。但“在世界华语文学中，象东干文这样独特的文字，是绝无仅有的”；“用拼音文字写汉诗，是东干人的一大创造”。②
我们提供的“李氏个案”，从纵向证实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里，蕴含着最富有民众性的那些饱含心灵与精神的鲜活“材料”；这是世界文明史里惟一从没间断的社会文化结构与意义的“特有”，这是异于西方社会文化史的文明累层。与此同时，也从横向真实地映照出中国绵长历史进程中，各族群多维互动中所形成的文化层面上密切交织的“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这小小的一个切口，却给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乃至“中亚历史”“世界文化”以启迪。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近年来习近平在几次讲演中一些话语片段及其深意：
我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一带一路”合作由此发端。4年来，共建“一带一路”逐渐从倡议转变为行动，从理念转化为实践，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③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取得了众多建设成果。实践证明，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提供了新平台、注入新动力。④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这是交流的魅力、互鉴的成果。
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
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段历史表明，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⑤
以下笔者基于东干人的口头传统，用他们表音的东干语文字，信手举出其日常富有哲理的一组民间谚语，他们称之为“口歌儿”或“口溜儿”。这组民间谚语除其文字外在形式外，语音、语义及语用诸方面，与当今汉语西北方言的陕甘宁青新各地区口语形态基本是一致的。除语言本体的语音特色外，更多的是口语语法的叙述特点。尽管自从到达新居地开始生存，东干人的母语便连续受到新环境的主流语俄语连同周围族群语言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及乌兹别克语口语的不断影响乃至“干扰”，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尚未解体以前的所谓“东干语”，不啻是晚清汉语西北方言及其文化的活化石，其内所蕴含的民间文化精髓，更是弥足珍贵的一笔重要遗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干诗人、作家、艺术家、学者在口头传统基础上进行书面创作，如亚塞尔·十娃子声名遐迩，他们被视为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其实闻名中亚并已被公认为人类共享的英雄史诗《江格尔》《玛纳斯》《格萨（斯）尔》等口头文化表现形式，不都是由中华各兄弟民族共同传播和弘扬而引起世界各地民众广泛关注和欣赏的生动见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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