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京)2012年第4期 第41-49页
论文运用参与观察法分析，认为族裔身份、宗教信仰、移民背景等是影响美国华人基督教信仰研究中研究者内部人还是局外人身份及其学术观点形成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运用参与观察法进行社会研究，观察者是内部人还是局外人往往会影响到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研究素材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结果的形成。区分参与观察者内部人还是局外人的身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种方法的情境特点以及观察结果的相对意义，也有助于从多角度分析和衡量这种方法所产生的学术作品。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尽管有自己内在的局限性，却在针对华人基督徒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美国华人人数的不断增加，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在数量上也明显增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不小的进展。①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曾被多位研究美国华人基督徒的学者用来进行个案研究。②然而，这些个案研究的学者，同时也是参与观察的主体，那么，他们的身份特点如何影响其观察关系中的身份定位及其学术观点的形成，却少见有专门论述。与专门研究参与观察法的著述不同，本文更注重参与观察法在特定领域(即华人基督徒研究)中的运用，更关注华人移民的群体特点；与诸多的独立个案研究也不同，本文选取其中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成果进行横向比较，突出参与观察者的身份特点与其学术观点之间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将参与观察这种研究方法和美国华人基督徒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区分参与观察者内部人/局外人的身份定位，分析说明参与观察过程中影响观察者成为内部人/局外人的几个重要身份特点，探究不同的内部人/局外人身份特点如何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得以体现。
本文之所以选取美国华人基督徒研究来阐述参与观察主体身份特点的重要意义，一是因为参与观察法在该研究领域的普遍运用；二是因为美国华人基督徒在民族性、宗教信仰以及移民经历等方面的特点非常鲜明，这些鲜明的特点不仅有利于了解华人移民和美国文化，还有利于突出参与观察者在观察中的身份定位，便于比较。
运用参与观察法研究特定社会群体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认可。美国社会学者Graham Harvey曾表示，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研究需要研究者积极参与和体验该群体的现实生活，与他们接触并进行真诚沟通。[1]社会学家Herbert Gans也呼吁学术界通过参与观察少数族裔的生活去发现和解决他们在美国所遭受的社会不公的问题。[2]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之一，华人的心声和生存状态也完全可以用参与观察法通过深入接触而获知。[3]国内宗教研究界也提倡研究者走出去，在实践中认识和了解研究对象。[4]关于参与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关系的远近，国内外学者也早有共识，“近”(作为内部人)与“远”(作为局外人)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不是理想距离。因此，Graham Harvey提倡观察者以不近又不远的“客人”身份走进被观察者的生活。[5]风笑天则建议观察者要先“进入角色”，成为观察对象中的一员，然后再“跳出角色”，作为局外人重新审视被观察对象。[6]本文认同距离在参与观察中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意识到把握理想距离和适时进行角色转换的难度。下文首先区别观察中的内部人和局外人，然后将多位参与观察者进行对比，重点探讨观察者的不同身份特点如何影响他们的观察结果。
一、参与观察中的内部人和局外人
参与观察法强调观察者亲自去接触被观察者并参与他们的日常活动，以求被观察者将他们最真实自然的状态、行为和思想展现在观察者面前。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眼见为实”，参与观察法就是要通过实证研究增强其客观性和说服力，但同时人们又说“仁者见仁”，揭示了这种研究方法个体性和主观性的一面。参与观察法的发展得益于学术界摈弃了对观察结果非黑即白的评判标准，即不再将主观和客观对立起来，而是承认了主客观之间灰色地带的存在，[7]允许研究主体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研究对象。[8]参与观察的过程既是一个信息搜集的过程，也是一个信息解读的过程，不同的观察者搜集的信息不同，对同样的信息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观察者能否借助于其身份特点与被观察者达成默契，成为可信赖的内部人，能够领会并表达出被观察者的心声，还是与被观察保持一定距离的局外人，往往影响着研究素材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对素材的诠释和运用。
(一)信息的搜集
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共有的某个或某些身份特点会在交流中凸显出来，使观察者受到被观察者的信赖，确立起观察者内部人的地位，这种密切关系的建立有利于最大程度地挖掘和搜集研究素材。[9]例如，Nancy Ammerman在当地一所教会进行参与观察的那段时间恰好怀孕了。在那个教会看来，一个关爱自己家庭的女人才是他们所推崇的女人，而Ammerman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已经在为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努力了，所以女人这一身份的确立，进一步拉近了她与教会成员尤其是女性成员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她参与观察的深度：
……当他们发现我怀孕了之后，一切都变了。我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我也因此能够和他们聊一些以前根本无法提及的话题，我顿时成了他们眼中一个全新的内部人。[10]
没有内部人获取深度信息的优势，那些被当作局外人的观察者也会尽可能多地去占有材料，用他们独特的视角捕捉到内部人所熟视无睹或无法分辨的信息。[11]以笔者在美国中西部的几个教会进行参与观察的经验为例：③
无论从相貌还是口音来看，我都是外国人，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很自然地成了他们传播基督福音的对象。虽然我称他们为“老外”，但我才是他们眼中十足的局外人，难以对他们所关切的事物感同身受。可是，我有着异域生活的经历，我在国内的日常生活中虽然没有教会，却有居委会。排除宗教因素，我发现美国教会有些方面和中国的居委会差不多：改善邻里关系、调解家庭矛盾、帮助困难人群等。我虽然是个局外人，但通过独特的认知渠道看到除信仰因素以外美国教会所担负的基层社会组织功能。
(二)信息的解读和处理
观察中很多信息是内部人和局外人都可以获得的，但研究者如何辨析和处理搜集到的信息则因人而异，与个人身份和成长背景等有密切的关系。还是以Ammerman为例，由于从小就对教会很熟悉，作为内部人的她对观察对象的举动习以为常，不以为然：
我大体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即使是一些不常见的圣经典故也难不倒我。我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圣歌，并能和他们一起唱……不管是看起来还是听起来我都是他们的内部人。[12]
与Ammerman相比，笔者在国内并没有去教会的经历，对美国的教会更是知之甚少，看到基督徒们一起读圣经故事唱圣歌感觉很新鲜，至于教会对其成员生活细节方面的关怀更是始料未及，所以在观察之初就注意到了，并把这些信息作为重要内容认真对待，而不像Ammerman起初那样熟视无睹。在Ammerman眼里，也许所有的教会都差不多，子女教育、夫妻关系等什么都可以管，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要让她这样一个内部人感觉到不一样则需要具有足够冲击力的事情发生，比如她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观察对象对待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三)内部人/局外人身份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
参与观察中内部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区别是动态的、相对的。一方面，人的身份特点有多重性，包括职业、种族、宗教信仰等，在特定条件下某一个或几个特点可能会凸显出来影响到内部人/局外人身份的认定，即使像上文中怀孕这种很私人的事件也能影响到观察者的身份认定。另一方面，即使是同一个观察者，观察对象变了，内部人/局外人的身份也会不同。虽然Ammerman在对美国主流教会的观察中很容易被看作是内部人，但如果观察的对象变为华人教会，虽然表面上都是教会，但族裔的不同将把她变为局外人，而笔者反倒会得益于自己的华人身份而被看作是内部人。
二、用参与观察法研究美国华人的基督教信仰
华裔社会学家杨凤岗在1992年开始研究华人宗教信仰的时候就发现，美国学术界缺乏对华人基督徒的关注，当时与之相关的学术成果仅有一本人类学著作和一些关于华人社区的只言片语，而这本人类学著作便是运用参与观察法完成的，[13]此后才陆续出现了一批有针对性的学术成果。稍稍分析一下华人基督徒这一群体便不难发现，“华人”、“宗教信仰”、“移民”等都是用以描述他们特征的核心词汇和关键要素，所以研究者本人相应的民族性、宗教信仰以及移民背景等身份特点，在参与观察过程中要比其他身份特点更加突出，与研究主题具有更强的关联性，也更容易影响到能否被观察对象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内部人，表达出他们的诉求。下文将着重分析观察者的这些身份特点，其中每一身份特点对应两位作者及其成果以利于比较。
(一)族裔身份：内部人更强调本民族特点和族裔关系的影响
1.杨凤岗和Lawrence A.Palinkas
杨凤岗和Palinkas是两位较早运用参与观察法研究华人教会的学者，由于观察的对象是华人，两位观察者的族裔身份就凸显出来。身为华人的杨凤岗被教会中的同胞们当成了自己人和内部人，一直备受信赖，以至于曾经被建议留下来参与教会的日常服务。教会的一位牧师曾亲口对他说：“如果你不是个中国学者，我不会跟你解释这么多……反正说多了你也不会明白。”[14]
而与杨凤岗对本民族同胞的关切不同，Palinkas对华人基督教会的研究源于他对人类学和跨文化交流的兴趣。Palinkas在他观察的教会成员看来是“老外”，是局外人。他在书中坦言，由于他的非华人身份以及语言文化上的差异，教会里的华人都对他的学术兴趣感到很好奇。尽管教会里的华人对他的态度很友善，但当他在教会里与那些“生疏的人群”一起参加活动时，当他用磕磕绊绊的汉语和他们交流时，他感到“很紧张”。[15]
2.杨凤岗的《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和Palinkas的《言语修辞和信仰历程》
杨凤岗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深深理解华人移民在美国生活的艰辛和对归属感的渴望。他在《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中指出，尽管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在美国已经不多见了，但是种族歧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他看来，基督教虽然不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但是对生活在美国的成千上万缺乏归属感的华人来说，却能满足他们心灵上对“家”的向往和对持久和永恒的企盼。该书在解析华人基督徒身份认同和建构的同时，以民族志的形式勾画了华人在美国的奋斗历程。[16]
与教会成员略带生疏的沟通关系和迥然不同的生活经历，使Palinkas忽视了华人教会的民族特点，《言语修辞和信仰历程》将华人教会与美国其他基督教会进行了横向比较。不管移民最初来自哪个国家，Palinkas更多地是看到了他们身份中的共性，即他们都身为父母或子女，都是美国公民，生活中他们都需要工作等。对于什么是影响华人基督教信仰的主要因素，书中认为经济状况要比民族性更重要，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清一色的服务于各社会经济层次的华人民族教会可言，经济状况好一些的华人移民在他看来更容易跨越民族界限而去参加一些非华人团体组织的活动。通过对教会组织者言语措辞的研究，Palinkas认为华人教会跟美国其他社会团体一样，组织者即牧师也有他们的职业诉求，都在努力争取对下属和成员的控制和影响，以求巩固个人地位和获取社会认可，跟民族性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两部著作的主题固然不同，但从族裔特点上看杨凤岗有内部人之便，对本民族同胞有深度的了解，和他们有着相同的经历和追求，在前言部分杨凤岗坦承：“尽管预计在方法论、理论积累和自身的知识储备等方面都会遇到诸多困难，但是我深知我必须选择的课题就是研究北美华人基督徒。考虑到美国华人中基督徒的较大比例以及与其他理论研究的相关性，对美国华人基督徒的实证研究是早该进行的。然而，对美国华人基督徒问题的学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17]
很明显，杨凤岗是怀着一种历史使命感完成这部著作的，这种使命感让他更多地关注华人基督徒所特有的民族性，并在观察结果中呈现出来。Palinkas不是华人，很难体会到华人这个民族群体在美国特有的奋斗和艰辛，也无法具有杨凤岗那样的使命感。对于华人因为肤色等外表特点而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永久的外国人”，而其他欧洲移民则在经历两三代以后即被完全同化这个事实，[18]他在书中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转而强调华人基督徒和来自欧洲等地移民的相似性。④杨凤岗和Palinkas相对于观察对象的内部人/局外人身份分别可以简单表示为：
(二)宗教信仰：信仰增加了观察者的宗教视角
1.杨凤岗和Kwai Hang Ng
当研究者运用参与观察法进行宗教方面的学术研究时，本来是个人私事的信仰问题便成为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因素。信仰基督教的杨凤岗与并无该信仰的Kwai Hang Ng相比，虽然都是华人，但在对华裔基督教会的观察中，前者更容易被观察对象看作是内部人，也更容易形成宗教的视角。杨凤岗的基督徒身份无形中拉近了他与观察对象之间的距离，使他成了宗教意义上的内部人，是内部人(族裔上)中的内部人(信仰上)；而Ng是内部人(族裔上)中的局外人(信仰上)。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不管杨凤岗的观察对象是哪个华人教会，他的宗教信仰就像是一张通行证，使他能较快地被接纳，反过来他也会以内部人的眼光从内部人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他的教友，传达他们的主张和思想。Ng则不同，虽然他不仅参加华人教会组织的小组讨论，也和他们进行一对一的对话，还一起吃饭、聊天等，但教会成员始终把他当成是一个慕道者，一个被同化的对象，并试图去感召影响他，使他也变成一名基督徒。[19]
2.杨凤岗的《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和Ng的《寻求基督的庇护》
杨凤岗和Ng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到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或隐或现的种族歧视，这也符合他们作为华人的身份特点。信仰还使杨凤岗看到了美国华人皈依基督教背后仅次于处境因素之外的宗教因素，即杨凤岗所称的“组织因素”：首先是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播福音方面的不懈努力；另外，“如果没有来自华人移民如此高涨的热情，也不会有这么多在华人中工作的基督教组织。同样，在美国，若没有华人留学生、难民与新移民的热情回应，也不会有如此多的对其传播福音的基督教组织与教会”。[20]华人基督徒在经历了生活的纷扰和艰辛之后，在基督教这个信仰里找寻到“永恒或终极关怀”。[21]杨凤岗还比较了中国传统的三教，即儒教、道教和佛教，认为儒教并不是宗教，与基督教并不冲突，但必须得到基督教的补充，同时基督徒也“欣赏道家而非道教”，[22]所以就有了“儒味的华人基督徒”，还有“道味的华人基督徒”。[23]而对于佛教，杨凤岗认为其来源在印度，信仰与实践都应该受到批评，并且规劝华人佛教徒皈信基督教。在批判佛教之前杨凤岗首先申明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文章的作者不是受过训练的神学家，而是一位普通的信众……他对佛教的看法是华府中国教会以及其他的福音派华人基督徒普遍持有的。”[24]
Ng不信仰基督教，所以《寻求基督的庇护》对华人教徒如何热情响应福音，如何通过信仰找寻永恒或终极关怀以及华人应该信什么教等内容只字未提，而是关注其中非宗教因素的影响，也就是文中所认为的华人基督教信仰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动机，认为华人基督徒在移民过程中把传统文化中对神的印象移植到了基督教的神身上。在Ng看来，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移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有物质上的，也有心理上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移民前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到美国后，面对生存困难和心理上的孤苦无依，基督教的神就成了他们的希望所在，他们希望得到神的庇护和恩赐，借助神的所谓的超现实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工作、家庭矛盾、精神孤独等。对这些华人基督徒来说，什么原罪说，什么忏悔，什么成为上帝的子民，什么基督教价值观，都不如神的保佑和恩赐来得实在和有意义。[25]
在族裔层次上，杨凤岗和Ng都是内部人，但在信仰层次上，由于Ng自己不是基督徒，恐怕对所观察的教徒因信仰而产生的一些情感和想法无法感同身受，因而更侧重于基督徒信仰里面存在的浓重的传统文化因素，强调华人移民被宗教同化的不完整性。杨凤岗则在书中加入了他在宗教方面的解读，并且对只为寻求物质利益而皈信的“吃教者”一说进行了否定，认为那不是华人皈信的主要动机。⑤杨凤岗与Palinkas、Ng的内部人/局外人身份可以表示为表2。
(三)移民背景：多代华裔观察者的视角更美国化
1.Russell Jeung和杨凤岗
目前大部分针对华人基督教信仰的学术著作关注的是以第一代移民为主的华人民族教会，也有少数学者，如杨凤岗和Russell Jeung将目光转向了多代华裔。在研究多代华裔信仰的问题上，移民背景是一个影响观察者内部人/局外人身份认定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第一代移民由于具有在国内受教育或工作的经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切身的感受和认识，他们中的基督徒通常参加华人民族教会。而被称作是ABC(American-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华人)或ARC(American-raised Chinese，在美国长大的华人)的多代华裔被美国主流社会同化的程度要高，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要低，在亚裔移民集中的地区，他们参加的是泛亚裔的多民族教会。如果研究者是像Jeung 一样的多代移民，那么他在观察由多代移民组成的多民族教会时就很容易获得对方的信任而成为内部人，观察视角也要比杨凤岗或Ng等第一代华裔更美国化。
实际上，Jeung已经是第四代华裔，他所观察的两个多民族教会成员大部分是第二、三代甚至是时间更久的移民后裔，其长辈分别来自亚洲的中国、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Jeung在书中透露，“与两个教会的教友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以及他“对亚裔教会的一贯支持”，使他在做参与观察过程中一直被当作是内部人，所以会以内部人的眼光看问题。[26]Jeung本人喜欢多元化，娶了一位韩裔妻子，他们家也经常去当地的一个多民族亚裔教会礼拜。前文已多次提到的杨凤岗是第一代移民，此次他写作《ABC和XYZ》所观察的对象是华人民族教会中的二代华裔。虽然这些二代华裔从小就随父母出入华人民族教会，对那里的环境也比较熟悉，但毕竟与父辈的成长经历不同，所以长大后有自己的信仰习惯和特点。对他们来说，也许杨凤岗在民族性和信仰方面都是内部人，但不同的移民背景和美国生活经历使横在杨凤岗和他们之间的不仅仅是代沟，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认同感。
2.杨凤岗的《ABC和XYZ》和Jeung的《虔诚的世代》
《ABC和XYZ》通过阐述多代华裔身上的民族特点以及华人教会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所作的各种努力，来说明华人移民在被同化过程中的选择性。文章的题目一方面说明多代华裔身份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所具有的民族特点：ABC代表的是美国出生的华人，X代表基督徒，Y是英语yellow的首字母，yellow也是华人的肤色，Z是汉语拼音zhongguoren(中国人)的首字母，这六个字母又恰好分别是英文字母表的前三个和后三个，寓意可谓丰富。杨凤岗在文中为很多二代华裔基督徒勾画出一幅很形象的路线图：他们长大后首先脱离华人教会，进入美国主流教会，发现在那里受到排挤难以融入之后又回到了华人教会，仍然难以适应之后再次脱离华人教会，最后来到了非主流的多民族教会。[27]这幅路线图也同时说明了二代华裔在多重身份面前和在多种力量的推拉过程中对归属的执著追求。他们认同华人身份，即使是已经完全美国化了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华裔，有些也会表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兴趣，但同时他们又对华人民族教会中第一代移民在教会组织和管理方面有不理解和不适应的地方，比如传统文化对个人资历辈分的强调等因素，往往容易引起移民之间的代际分歧等。[28]
与其他华裔学者一样，Jeung也提到美国社会中存在着的基于种族和肤色的偏见和歧视，所以多代华裔即使在很多方面已经美国化了，却仍难以融入主流基督教会。但与《ABC和XYZ》着眼于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多重性不同，《虔诚的世代》直截了当地避开了Jeung已经淡化甚至会感到陌生的传统文化而重点关注多代华裔的美国化。书中分析，多代华裔怀有一种突破民族界限寻求多元文化的强烈愿望，他们在受到主流教会的排斥后，在多民族的亚裔教会找到了平衡点和最终归宿。多民族教会也是福音教会，但通常有较强的包容性，不像民族教会在成员构成上那么单一。Jeung将泛亚裔教会的出现理解为是“一个代际的变化、一次宗教信仰上的创新和一种重要的美国种族概念的确立”。[29]
在对多代华裔基督徒的观察中，如果说杨凤岗是内部人(民族和信仰意义上的)中的局外人(移民背景上的)，那么Jeung便是内部人(民族性和宗教信仰方面)中的内部人(移民背景方面)，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更近一层。Jeung得益于自己的背景和美国生活经历，能够辨析多代移民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超越和对多元文化的向往。在实际生活中，Jeung也身体力行，体现了他视角中美国化的特点。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杨凤岗的言行中渗透着传统文化，他也因此能够以国际化的视野从多代基督徒身上看到他们与中华文化传统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但是让他像Jeung一样超越民族性和移民间的代际差别而去传递其他亚裔的诉求和心声，显得不切实际。至此，本文分析比较了参与观察者的民族性、宗教信仰和移民背景等特点。其实，根据观察对象和观察任务的不同，观察者的身份特点还远不止这些。表3是观察者与多代华裔观察对象之间内部人/局外人的关系总结。
三、结语
从杨凤岗、Palinkas、Ng和Jeung等几位运用参与观察法研究华人宗教的学者身上及其著作中不难看出，不管研究者是内部人还是局外人，他们的身份特点实际上已经体现在各自的学术著作中。在参与观察过程中，他们所获取的信息不同，信息量有大有小，但即使能够获取相同的信息，他们也会采取不同的处理和解读方式。作为内部人的参与观察者能够获取内部的深度信息，也较容易对观察对象的诉求产生认同感并在观察结果中体现出来。同时，作为局外人，Ng所强调的华人基督徒在信仰中功利性和实用性的一面，Palinkas对华人“去”民族性式的解读，以及杨凤岗为二代华裔基督徒所勾画出的曲折的路线图等，虽是外人之见，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华裔复杂的移民和同化过程。当然，随着身份特点不断变化，内部人和局外人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杨凤岗就是很好的例子。从族裔和信仰上来看，他是华人基督徒这个群体的内部人，但当观察的对象变为多代移民时，他便是局外人了。
同是针对华人基督徒的参与观察，不同的观察角度体现了观察者相异的身份特点，也印证了参与观察法有其主观性和个体性的局限，而且越是内部人，越容易“在看待、分析和解释人们的行为时丧失客观性、中立性”。[30]本文尊重研究者的个体特点，没有对其著作的主观/客观程度进行比较，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可供参考。而运用定性研究的学者通常也对参与观察法的不足有所准备，并不过分依赖该方法，而是辅以其他诸如调查问卷和文献研究等方法来弥补和相互印证。另外，为了突出参与观察者个体特点的对比性，也由于对参与观察者背景资料和观察过程的掌握有限，本文仅选取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成果进行比较说明，而运用参与观察法研究华人基督徒的学者还有许多，他们作为内部人/局外人的身份特点及其学术观点的形成也值得认真探讨。
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尽管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却在针对华人基督徒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区分参与观察者内部人还是局外人的身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种方法的情境特点以及观察结果的相对意义，也有助于从多角度分析和衡量这种方法所产生的学术成果。
注释：
①据美国民间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http://pewresearch.org)结合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在美国的华人已达到400万，是第一大亚裔族群(www.pewsocialtrends.org)，其中约有31%信仰基督教(www.pewforum.org)。针对华人基督徒的研究是近年来随着华人学者的增多而兴起的，其间也有非华裔美国学者的参与，重要的学者包括早期有神学院背景的Pang Wingning(彭永宁)、James Chuck(卓家俊)和Timothy Tseng(曾祥雨)等，后来有人文社会学专业背景的Fenggang Yang(杨凤岗)、Nanlai Cao(曹南来)、Carolyn Chen、Russell Jeung、Kwai Hang Ng以及非华裔学者Lawrence Palinkas、Kenneth Guest和Andrew Abel等。
②除文中出现的杨凤岗、R.Jeung、K.H.Ng、L.Palinkas等学者及其成果以外，运用参与观察法对华人基督教会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有Erika Muse的The Evangelical Church in Boston's Chinatown(New York:Routledge,2005)、曹南来的"The Church as a Surrogate Family for Working Class Immigrant Chinese Youth:An Ethnography of Segmented Assimilation"(Sociology of Religion,Vol.66,No.2,pp.183-200,2005)、Carolyn Chen的Getting Saved in America:Taiwanese Immigration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K.Guest的God in Chinatown:Religion and Survival in New York's Evolving Immigrant Communit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3)，等等。
③笔者2007-2008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对当地多家美国基督教会以及华人教会进行了实地参与观察。
④Kenneth J.Guest也曾经对华人基督教会进行过参与观察，之后出版了《上帝在唐人街》(God in Chinatow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3)一书。与Palinkas相似，Guest也是一个民族意义上的局外人，他在书中更关注华人基督徒具体的经济与社会适应能力，并认识到属于同一个民族的华人间的巨大差别。由于大部分观察对象来自于福建农村或小城镇，有的甚至是非法移民，他们到美国后困难重重：语言不通、受教育程度有限、就业困难、经济紧张、文化不适等，因此，他们把皈信基督教看作是一种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本。Guest指出，这些华人基督徒的贫苦一方面来自于具有剥削性的大的经济环境，同时也来自于本民族同胞的压榨，因为他们中很多人都在唐人街的餐馆、建筑工地或制衣厂工作。
⑤杨凤岗著，默言译：《皈信同化 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第113页。除Ng的文化替代观点以外，Andrew Abel的文章Favor Fishing and Punch-Bowl Christians:Ritual and Conversion in a Chinese Protestant Church(Sociology of Religion，Vol.67，No.2，2006，pp.161-178)认为华人皈信基督教并不是由于宗教原因，而是由于传统文化所讲究的礼尚往来的原则，基督教会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发展新成员。对于华人来说，一旦接受了教会或教徒的实际帮助或赠与，就会感觉有所亏欠，也就从此与教会有了关系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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