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这样一种习俗：当某人刚刚死去，人们会在房顶上向灵魂展示一套新的精美的服饰，而且恳求灵魂返回身体。这一仪式在一些经典文献中得到了充分证实，而且如今仍有这样的仪式，宋玉甚至以这一仪式为题，创作了一首名为“招魂”的长诗。疾病也常常是由于灵魂的逃离造成，然后巫师在癫狂中追寻它，抓住它并将它重新放回病人体内。
古代中国估计已经有几类巫师、女巫师、中介者、驱鬼师以及唤雨师等其他术士。我们尤其关注癫狂者这一类巫师。他的技艺主要在于灵魂“出窍”，换句话说就是“精神旅行”。中国的传奇历史和民俗中有大量关于“巫术飞行”的例子，我们将会看到，甚至在远古时期，见多识广的中国人就视“飞行”为癫狂的一个可塑程式。我们之后会讨论史前中国鸟类的象征意义，无论如何，如果将这一话题放到后面讲，那我们就很有必要注意下面这一点：传说中第一个获得飞翔能力的人是舜帝（根据中国纪年，生卒年是公元前2258—2208年）。尧的两位女儿女英和娥皇向舜展示了“像鸟一样飞行”的技艺。（我们顺便说一下，某一特定时间以前，巫术能力源于女性——这一细节与其他细节一同被认为是中国古老女权制的体现。）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位完美的君主必须拥有“术士”的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缔造者来说，他的“癫狂”和他的政治品质一样重要，因为这种巫术能力相当于一种权威，也就是掌管自然的权力。马塞尔·格拉内评论说，舜的继承者大禹的步伐“与导致巫师恍惚的舞蹈步伐没有差别……癫狂性舞蹈是掌控人与自然的权利的一个步骤。我们知道，这种调节能力在所谓的道教以及孔子的文章中被称为‘道’”。
因此，我们发现很多帝王、圣人、炼金术士和巫师“升入天国”。一条松狮蜥把黄帝，连同他的妻子及大臣们共七十人带入天国。但是，黄帝升天已经是一种神话，不再“巫术飞行”，中国传统可提供许多“巫术飞行”的例子。对飞行的痴迷在大量关于飞行的战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的传奇中也体现出来。在这些情况中，我们有一种众所周知的象征意义退化的现象，泛泛地说，一种在直接现实的层面上获得与内部现实相关的“结果”的现象。
不管怎样，对于巫术飞行的萨满教起源，中国也保存着很清楚的记录。“飞上天国”用汉语这样表述：“借助于羽毛，他变形，作为一个不朽之人升上天国”；“羽毛学者”或“羽毛客人”这个术语用来指那些道家的司祭。现在我们知道，羽毛是“萨满飞行”最常见的象征物之一，它出现在史前时期的中国图解中，这对于评价羽毛这种象征物的传播及其远古性意义重大，因此对评价其所假定的意识形态也十分重要。道家传奇故事中有许多升天和其他类型的奇迹，这些传奇很有可能阐释了史前中国的萨满教技艺和意识形态并将其系统化，因此相比驱鬼师、中介者以及“被附体的”人而言，我们更有理由将这些道士视为萨满教的继承者。我们稍后会讨论驱鬼师、中介者以及“被附体”的人。更确切地说，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驱鬼师、通灵者以及“被附体”的人代表反常的萨满教传统。也就是说，那些没有成功掌控“神灵”的人将会被神灵“附体”。在这种情况下，癫狂的巫术技艺仅仅变成了通灵的（巫术的）自动状态。
关于这点，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注意到“巫术飞行”和萨满舞蹈中没有提及“附体”。稍后，我们将举出一些萨满教技艺导致被天神和神灵的附体的例子；但在黄帝、永生的道士、炼金术士，甚至是“巫师”的传奇中，尽管总是提到升天和其他奇迹，关于附体却什么也没讲。我们有理由认为，所有这些都属于中国人精神性的“经典”传统，这一传统既包括自发的自我掌握，也包括完美地融入所有宇宙的节律。无论如何，道士和炼金术士都有升空的能力。刘安，又名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在大白天升入天空，而且李绍昆（公元前140—87年）夸口说他可以飞到第九级天国之外。一位女萨满在她的歌曲中唱到，“我们升上天空，拂去彗星”。屈原的一首长诗多次提到升到“天国大门”、神奇的马背之旅、乘彩虹升天等，所有这些都是萨满教民间传说熟悉的主题。中国的神话经常提到术士的伟迹，这些伟迹与托钵僧的传奇非常相似；他们飞向月亮、穿过高墙、让一棵植物顷刻间发芽并长大，等等。
所有这些神话和民俗传统的出发点都暗示着“灵魂旅行”的意识形态和癫狂技艺。从最早的年代以来，实现入定的经典方式就是跳舞。就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癫狂使得萨满的“巫术飞行”和一位“神灵”的降临成为可能。“神灵”的降临并不一定意味着“附体”，神灵也可能是来激发萨满的。对于中国人来说，穿越宇宙的巫术飞行和匪夷所思的旅程只是描绘癫狂体验的一种可塑程式，下面的文献可以看出这一点，这样的文献还有很多。《国语》中讲道，楚昭王（公元前515—前488年）一天对他的大臣说：“陈朝的作品讲到，重和黎事实上是作为使者派到不可进入的天国和大地去的；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呢？……告诉我，人是否可能升入天空？”大臣解释，这个传统的真正含义是精神性的。那些正直且能够集中精神的人可以“升到更高的天国，也可以降入更低的地府，在那里还能分辨出做什么合适”……这样的话，睿智的“神”就会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如果是一个男人，被称为“觋”；如果是一个女人，就被称为“巫”。作为神职人员，他们（在祭祀中）管理着天神的神邸、碑文的顺序、祭祀物和祭祀器具以及根据当时的季节要穿着的仪式性服饰。
这似乎表明癫狂——诱发了被描述为“巫术飞行”“升天”“神秘之旅”等体验——是神化身的原因，而非结果。正是因为一个人已经能够“升入更高的天国，下入更低的地府”（也就是，升天入地），“睿智的神才可以进入”他的体内。这种现象似乎与我们稍后会看到的“附体”的例子有很大差别。当然，“神的降临”很快会产生许多并行的体验，这些体验最终淡化在大量的“附体”中。通常不易区分癫狂的本质和用于表达癫狂的术语。据H·马斯佩罗所言，表达癫狂的道教术语是Kuei-ju，即“一个神灵的降临，”而这一术语只能根据从“巫师的附体”分离出的道家体验来解释。据说恍惚中的一位女巫师以神的名义说道：“这个身体是女巫师的身体，但是灵魂却是天神的灵魂。”为了化身为天神，女巫师用芳香的水净化自己，穿仪式性的服饰，供奉祭品；“她手里拿着一枝花，伴随着音乐、歌曲以及鼓声和笛声的舞蹈将她的旅途（寻找天神）表演出来，直到她筋疲力尽为止。此刻，天神出现并通过她的嘴讲话”。
相比瑜伽和佛教，道教在更大的程度上吸收了大量古老的癫狂技艺，尤其当我们考虑到晚期道教，它受到了巫术元素广泛的影响。尽管如此，升天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以及道教整体上平衡且健全的结构使得它与癫狂-附体不同，癫狂附体是女巫师的典型特征。在儒家思想和国教占统治地位之前，中国的“萨满教”（赫鲁特所谓的“巫术主义”）似乎主导了人们的宗教生活。我们的纪元前最初几个世纪里，“巫”司祭是中国真正的司祭。毫无疑问，“巫”与萨满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巫”与神灵合体，正因如此，“巫”成为人类和神的中介者。此外，同样在神灵的帮助之下，“巫”也是一位治愈者。女巫占绝大多数。大多数由“巫”化身的“神”和“鬼”都是逝者的灵魂。 “附体”本身正是从使鬼化身开始的。
王充写道：“死去的人会把一些活着的人带入恍惚，而死者正是通过这些人的嘴讲话；‘巫’敲击他们黑色的弦，召唤死者的灵魂，这些灵魂通过‘巫’的嘴讲话。但他们所说的都是假的。”这显然是一位反对巫术现象的作者的推断。但女“巫”的魔力并不止于此；她们可以隐身、用刀子和剑砍伤自己、切掉舌头、吞咽刀剑、喷火、像乘闪电一样驾云而去。女“巫”跳旋转舞蹈，讲神灵的语言，她们周围的物品都升上天空，撞击在一起。所有这些托钵僧现象在中国巫术和通灵界仍然很常见。要看到神灵和绝对的先知，一个人不一定要成为“巫”；被“神”附体就足够了。就像其他地方一样，通灵和“附体”有时会产生自发和变异的萨满教。
我们不必再大量列举中国巫师、“巫”以及“附体”的例子，以此来说明作为一个整体这种现象与满族、通古斯族和西伯利亚萨满教总体上的相似性，我们只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在岁月的长河中，人们越来越把中国的癫狂者与基本类型的巫师和“被附体”的人混为一谈。在某一时期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巫”与驱鬼师十分相似，以至于人们通常把他称为“巫师”。如今人们称“巫”为“师公”（sai kung），巫的职位由父亲传给儿子。女性充当“巫师”的优势似乎不复存在。经过向父亲初步学习之后，这位学习者会在一所“学院”上课，并且在一次明确的萨满教加入式之后获得“宗教首领”的头衔。加入式仪式是公开举行的，仪式的关键在于攀爬刀梯，即“剑梯”。学习者赤脚爬剑梯，来到一个平台上；通常梯子由十二把剑制成，有时还有另外一把梯子，学习者会沿着这把梯子爬下来。在缅甸的卡伦族也发现了类似的加入式，在那里有一类司祭被称为“威”（Wee），“威”可能是中文“巫”的另一种文字形式。（这里，古老的当地巫术-宗教传统有可能受中国影响，但这不一定表明加入式中使用的梯子本身是从中国借引过来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的萨满教升天仪式。）
“师公”的巫术-宗教活动属于道教仪式范围；“师公”自己使用了“道士”这个头衔，即“道教医生”。他已经逐渐被视为完全等同于“巫”，尤其因为他负有驱鬼师的盛名。他的仪式服饰充满了宇宙的象征意义；这套服饰的中间是泰山加宇宙海，等等。 “师公”通常利用一位陷入“精神错乱状态”的中介者，接着轮到他展现托钵僧的能力；他用刀子划伤自己，等等。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注意到这种现象的另外一个例子：附体之后自发地模仿萨满教。与斐济的萨满一样，“师公”指导火上行走。该仪式被称为“在火路上的行走”，在寺庙前举行；“师公”先从灼炭上走过，后面跟着比他级别低的同行，甚至是观众。类似的仪式就是在“剑桥”上的行走。人们相信仪式前的精神准备可以让“师公”毫发无伤地从剑与火上走过。正如在无数的通灵术、招魂术或其他神谕技艺的例子中一样，在这一例子中，我们会遇到一种地方性的自发假萨满教现象，很难将其进行分类，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容易性”。
我们并不声称已经追溯了中国萨满教思想和实践活动的历史，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是否可能存在这样的历史。众所周知，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学者已经对他们的古老传统进行了广泛的阐释与解读，更不用说“概述”了。我们的目的仅仅是呈现那些大量存在于中国整个历史长河中的萨满教技艺。显然，这些技艺并不属于同一意识形态或同一文化阶层。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君主、炼金师以及道士和巫师的癫狂附体或“师公”助手之间存在差别。在任何其他萨满教象征意义或技艺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内容上和精神方面也存在相同的差异。我们总有这样一个印象：人们可以在类型不同但本质相同的层面上体验萨满教图式；这种现象远远超出了萨满教的范围，并且可以在任何宗教象征系统和观念中观察得到。
总之，中国呈现了几乎所有的萨满教组成元素：升天、召唤和搜寻灵魂、“神灵”化身、掌控火以及其他的托钵僧的卓越功绩，等等。另一方面，下入地狱似乎没那么常见，尤其是为了带回一个病人或一个刚刚死去之人的灵魂的入地，尽管所有这些主题都在中国的民俗中有所记载。这样就出现了周穆王的故事，他穿行到大地的尽头，到达昆仑山或甚至更远的地方，直到走过一座鱼和乌龟临时搭建的桥，渡过了一条河之后来到西王母（=死亡）那里；西王母赐予他一首歌和一件终身的法宝。也有关于学者胡迪（Hu Ti）的传说，胡迪通过死者之山来到地狱，并看到一条河，那些正直之人的灵魂会通过一座金色的桥渡过这条河，而那些罪人要游过这条河，途中要遭到恶魔的攻击。最后，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关于俄耳浦斯神话的变异版本：佛教圣人目莲通过神秘的洞察力了解到，他的母亲在世时并没有提供救济品，因此在地狱饱受饥饿的痛苦，他入地去救他的母亲；他背着她，将她带入天国。《埃伯哈德集》中另外两个传说也表现出俄耳浦斯神话的主题。在第一个神话中，一个人下到另一个世界寻找他已逝的妻子。他在一个喷泉边找到了她，但他的妻子求他离开，因为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鬼魂。但是，她的丈夫并没有离开，而是在地府待了一段时间。最后，这对夫妇一起逃跑了，他们一返回大地，妻子就走进一所房子，然后就消失了。就在此刻，这所房子的女主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当这个孩子长大时，那位丈夫认出正是他的妻子，然后与她又结了一次婚。在第二个神话中，一位父亲下入地狱带回他死去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并没有认出他的父亲，父亲的努力失败了。但所有这些神话都属于亚洲的巫术民俗，其中的一些神话深受佛教影响；因此，从这些神话中并不足以推断出存在有关入地的固定仪式，例如，圣人目莲的故事就没有提及任何萨满搜寻灵魂的事情。如果萨满教的入地仪式以其在中亚和北亚的形式存在的话，那么在祖先崇拜被具体化之后，这一仪式很有可能就不再被采用了，这赐予“地狱”一个完全不同的宗教价值。
我们必须再强调一点，即萨满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动物神话对阐述中国萨满教的作用，尽管在严格意义上讲这一点超出了萨满教问题的范围，但它却十分重要。禹的“步伐”和术士的舞蹈没有差别，但是禹也将自己打扮成一只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化身为熊神灵。《周礼》中描述萨满身穿一件熊皮。这样的例子很容易找到。在民族学中，人们都知道它们是“熊仪式”的例子，并且在北亚和北美都有所记载。经证实，古老的中国觉察到了萨满教舞蹈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承载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宇宙的和加入式的象征意义。在任何将人与动物联系在一起的神话和仪式中，专家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图腾主义的任何痕迹。然而这种关系却具有宇宙（动物通常代表夜晚、月亮和大地等等）和加入式（动物等于神话祖先又等于加入者）的性质。
根据目前我们对中国萨满教的了解，如何阐释这些事实呢？我们要慎用一个单一的范型来过于简化并解释所有事情。毫无疑问，“熊仪式”与狩猎的巫术和神话有关。我们知道，萨满对于确保猎物的充足和猎人的好运发挥着一种确定的作用（气象预言家，改变天气，拜访动物圣母的神秘之旅，等等）。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萨满（的确，通常是“原始人”）与动物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而且极富神秘性，而一个现代的、世俗化的精神状态很难想象这一点。对原始人而言，穿上一只动物的皮毛，就变成了那只动物，感觉自己变成一只动物。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已看到，萨满相信他们可以将自己变成动物。我们记录萨满穿动物皮装扮自己，也几乎不会获得任何信息。重要的是他们化装为动物时的感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巫术的变形导致一种“走出自我”，这种“走出自我”通常表现在一次癫狂体验中。
模仿一种动物的步态或穿上它的皮毛就是获得一种超人类的存在方式。根本不存在退化到纯粹的“动物生活”这样的问题；萨满认同的那种动物已经承载了一个神话，事实上，这是一个神话动物，即祖先或造物主。通过成为这样的神话动物，人变得比自身更加伟大和强大。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实存在和宇宙更新的中心是一种神话存在，将自己投射成这样一种神话存在物能产生一种愉快的体验，这种体验展示了萨满的能力，并将他融入宇宙生活之中，并最终以癫狂结束。“萨满教”体验仍然萦绕于我们对古代中国人的记忆中，而要意识到这种“萨满教”体验的精神丰富性，我们只需回顾一下道教神秘技艺中某些典型动物所发挥的作用。忘记人类的限制和虚假的标准，一个人就可以恰当地模仿动物的行为——它们的步伐、呼吸、号叫，等等——这样他就找到了一种新的生命维度：自发性、自由、感同身受所有宇宙的节律，还有由此获得的赐福和永生。
在我们看来，从这个角度看，那些特别像“熊仪式”的仪式揭示了它们的神话价值，能够使我们理解怎样通过对一种动物的舞蹈模仿以及通过一支模拟升天的舞蹈萨满可以同样好地实现癫狂；无论是对动物的舞蹈模仿还是模仿升天，灵魂都“自己脱离出来”飞走了。这一巫术飞行用天神或神灵“降临”来表达，这有时仅仅是个术语使用的问题。
转自民族史
推荐到抽屉
网易微博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搜狐微博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6807号 技术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网络科技公司